國家創新體系研究評介及啟示

國家創新體系(nationalinnovationsystems,NIS)這一概念由FREEMAN[1]于1987年首次提出。他認為，歷史上技術領先國家從英國到德國、美國再到日本，這種追趕和超越是一種國家創新系統演變的結果。自此，NIS理念得到了眾多學者的支持，如BALZAT等[2]指出，NIS思想是建立在組織內部互動以及組織和機構之間互動的基礎上的，該思想拓展了有關創新活動的研究思路，跳出了微觀產品和工藝創新的研究范圍，從更廣泛的企業、公共部門以及學習過程、激勵機制等影響創新的因素之間互動關系的角度開展研究。本文試圖從NIS的定義出發，歸納出國外有關NIS的研究視角和所取得的成就，并在此基礎上從內部系統化和外部縱向一體化2個維度提出我國NIS建設的對策和建議。1NIS的定義和創新體系研究回顧1.1NIS的定義根據FREEMAN[1]的觀點，NIS是在國家內部系統組織及其子系統間的相互作用下，在公、私領域內形成的一種機構網絡，其活動目標是啟發、引進、改造和擴散新的技術。在此基礎上，LUNDVALL[3]進一步指出，創新體系是由生產、擴散和使用新的、經濟上有用的知識的主體之間相互聯系作用構成的復合體，因此，NIS即為整個國家內部相關要素和關系構成的系統。在此之后，關于NIS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①NELSON[4]從行業角色的角度出發，認為NIS是一系列通過相互作用影響整個國家企業創新績效的機制或機構的總和；②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5]認為，NIS由參加新技術發展和擴散的企業、大學和研究機構組成，是一個為創造、儲備，以及轉讓知識、技能和新產品而相互作用的網絡系統；③BALZAT等[2]提出，NIS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子系統，由各種在開展創新活動過程中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組織和機構組成；④鄭小平等[6]認為，NIS是對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技術創新體系進行專業化再造的過程。盡管至今為止尚未形成一個公認的NIS定義，但是隨著NIS研究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其界限越來越明確：①NIS以國家作為研究層面，即從宏觀的角度探討創新問題，而非從行業中觀或企業微觀的角度出發。②熊彼特[7]的創新理論始終以技術創新為核心，NIS也仍以技術創新和知識創造與生產作為主導，因此，與熊彼特的創新思想一脈相承。③NIS中的“體系”不僅體現了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思想，以及突出影響創新過程各要素之間相互聯系作用的關系，更體現了創新過程中宏觀與微觀層面之間錯綜復雜的相互影響關系，即宏觀結構為微觀動態提供了條件，反之，微觀過程則形成新的宏觀結構[8]。1.2創新體系研究文獻回顧創新體系研究是一個較為龐大的系統，NIS只是該系統的一個分支。除了NIS，創新體系研究還包括生命周期理論、技術體系、區域創新體系、部門創新體系、網絡價值或生態體系以及產業集群等。為了進一步明確NIS的研究視角及其在整個創新體系研究系統中的地位，本文列出NIS以及其他研究分支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觀點，以便進行比較，見表1。上述理論均以創新體系為研究重點，彼此間存在重疊和相互鏈接的關系。幾乎所有的理論都強調創新體系的動態性，將創新視為一個集體作用的過程，提出創新并非單一要素作用的結果，而是多要素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同時，這些研究分支有著共同的理論淵源，即熊彼特[7]的創新經濟學理論。區域創新體系和部門創新體系則更是NIS的延伸。經比較發現這些研究分支與NIS間又存在明顯的區別；①研究視角和范圍不同。NIS從國家層面出發，即站在宏觀的視角探討國家內部各要素對創新的影響，而其他理論均從中觀即行業或區域的視角出發，審視某行業或區域內各要素對創新水平和績效的影響，如區域創新體系的范圍受地區的限制。②研究內容和側重點不同。NIS偏重非企業組織和制度對創新的作用和影響，為國家制定政策服務，而其他研究分支均把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以及企業與其他組織之間的互動性視為主要要素，為產業和區域政策制度及企業實踐服務。2NIS研究綜述最初，NIS只是用來揭示工業化國家創新過程的機構及主要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由此，早期有關NIS的研究并沒有正式的結構和固定的對象[2]。由于NIS觀點鮮明、視角新穎，加上近年來在創新模式和創新要素方面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以及其對國家經濟發展能有很好的詮釋，使其迅速成為一種系統研究方法。根據相關文獻，有關NIS的研究主要從以下4個方面進行。2.1NIS特征橫向比較研究早期的NIS研究主要集中在美、英、法等富裕國家和極少數新興工業化國家，主要是從歷史、政治和文化背景角度考察國家特有的創新模式，目的在于揭示創新過程和創新要素。在此基礎上，有學者開始對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創新體系進行橫向比較，揭示各國創新模式的相似之處和區別。PORTER[10]考慮到各國在實踐和歷史等方面的差異，對各國國家創新系統的優勢和劣勢進行了實證分析。盡管PORTER沒有采用創新體系概念，而是從國家競爭優勢和劣勢的角度著手，但兩者仍存在較大的相似性。SOO等[11]從政府政策和創新路徑角度對韓國和法國2個國家的NIS進行了對比研究后認為：①在全球化壓力下這2個國家的NIS都高度重視國家、科研機構和企業之間的相互合作和協調，國家內部機構變革和公司重組也與政府政策保持互動，且高科技產業發展和投資直接受政府政策和基金項目的指導；②盡管這2個國家的NIS都基于相似的機構安排，但政府政策范圍、方法和側重點不同，導致兩者的創新路徑完全不同：韓國政府強調通信部門的發展，而法國政府則力推生物技術的發展。他們還進一步指出，觀察和研究不同國家之間協調機制過程和結果的差異將成為NIS研究的一項核心內容。DREJER[12]比較分析了OCED四大成員國德、英、日、美的NIS結構及其內部產業依賴性問題，指出各國機構因素影響其產業發展以及產業之間的相互依賴性。他認為，英國、日本和美國同時存在2類相對獨立的產業集群，即化工產業和通信電子產業；德國則只以化工行業為主，通信電子行業發展較弱。此外，在英國、日本和美國之間由于創新體系的差異，產業依賴方式也存在明顯的區別。WEST[13]從投資流動性、資本分配和風險管理、基礎研究布局以及專業勞動力市場等多方面對比分析了美國、日本和新加坡3個國家的NIS，指出技術、機構和組織三大要素缺一不可，并為進一步發展和完善NIS建設提出了7項建議。2.2NIS績效比較模型研究由于NIS的早期研究基本上以某一具體國家作為研究對象，描述其創新結構和發展，缺少統一的方法和創新指標，因此，學者們紛紛嘗試探索各種分析模型來比較不同國家或情境下創新績效的差異。例如，LIU等[14]提出了NIS描述性模型用來分析NIS的構成和績效。該模型從研究、生產、使用、聯系和教育5個方面分析比較NIS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績效，突出計劃經濟階段與市場經濟階段國家在創新系統制度、組織和績效等方面存在的差異[15]。為比較不同國家創新體系的績效差異，NASIEROWSKI等[16]采用結構方程從投入、產出和中間變量等多方面確定國家的創新能力，并通過聚類分析將國家分為技術領先國家和基于技術引進而取得技術進步的新興國家[15]，其本質就是對各國NIS績效的衡量和比較。FURMAN等[17]則提出了國家創新能力概念(nationalinnovationcapacity,NIC)。該概念代表一個國家創新技術開發和產品商業化的能力，它與國家創新基礎設施、產業集群的創新環境以及兩者之間的聯系強度相關。他們就基礎設施、集群條件和聯系強度各方面選取了一系列變量進行測量，以l7個工業化國家為調查對象，通過建立NIC回歸方程模型進行績效實證研究。在此基礎上，PORTER等[18]借鑒NIC的概念和方法，對75個國家的NIC進行調查研究，并根據結果對創新能力進行排序。由于NIS是一個涉及多方面多要素的復雜體系，增加了其績效衡量的難度。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有必要建立適合我國NIS實踐的績效衡量模型，這樣不僅可以規范我國NIS的結構和構成，還可以與其他國家的NIS績效進行橫向比較，并在NIS建設實踐中隨時關注我國NIS的運行狀況及其不足之處，及時做出調整和改進。由此，可借鑒NASIEROWSKI等[19]的研究，開發一個測定NIS組成和績效的數據包分析模型，也就是進一步將指標細化量化，形成一個完整的測量體系。在實踐領域，由于尚未形成一個可行的考核指標體系或模型，目前國內的NIS組成和績效考核仍停留在較粗略、定性的層面。2.3創新體系縱向比較研究除了對不同國家之間橫向比較，目前有關NIS的另一個重要研究視角就是將NIS與區域創新體系、部門創新體系等新概念進行縱向比較。NIS與這些概念之間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CHATURVEDI[20]以印度生物制藥行業的迅速發展為例，從政策制度的視角分析指出NIS和部門創新體系之間存在互動關系，國家在制定創新政策的時候必須充分考慮部門創新的要求。同時，生物制藥部門創新政策的各種要素和機構必須與國家創新政策保持一致。兩者之間缺少合作將導致資源的浪費和損失。FROMHOLD[21]從NIS、區域創新體系和國際創新體系的定義出發，揭示三者在研究范圍上的重疊之處，指出三者不可能獨立發揮作用，而是彼此依賴形成一個系統共同作用，并由此提出超國家創新體系(SNNI)的理想模型。2.4非工業發達國家NIS研究近年來，除了美國、日本等工業發達國家，中國、拉丁美洲等非工業發達國家的NIS也逐漸受到關注。與發達國家NIS的研究相比，有關非工業發達國家NIS的研究特別強調不同國家之間系統的差異性，尤其是所處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不同特征，因此，其更突出NIS方法的基本假設和各國家特有的創新結構。這部分研究不僅關注非工業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相應的創新系統機制，還討論了NIS方法的適用性[15]。此外，這些研究還強調工業發達國家的NIS經驗對非工業發達國家的啟示，提倡非工業發達國家在NIS建設實踐中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如趙樹寬等[22]在比較了美國、日本、韓國和印度四大典型NIS的基礎上，對我國NIS建設提出了建議和對策；RADOSEVIC[23]在研究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創新組織變遷的過程中指出，這些國家快速追趕和成長直接受益于創新系統的興起，但NIS在這些國家并未成形，因此，無法判斷NIS方法是否適合描述這些國家的技術變化。VIOTTI[24]以巴西和韓國為例研究技術落后國家創新的特征，得出發展中國家的創新過程與發達國家截然不同，因此，NIS方法不適合分析技術落后國家及其創新過程，而主張用國家學習系統代替NIS。類似地，ALCORTA等[25]以拉丁美洲非工業發達國家為對象，研究這些國家創新成功的根源，發現其過程和規律性與發達國家存在相似之處，因此，對NIS方法在非工業發達國家的應用持支持態度。由于非工業發達國家NIS實踐至今沒有取得顯著的成績，因此，很少有研究直接探討非工業發達國家NIS實踐特點和績效，而更強調這些國家今后NIS建設的對策。綜上所述，不同工業發達國家創新體系的結構特點、產業選擇和績效差異等的比較研究仍是目前NIS領域的研究熱門。與此同時，有關NIS研究正朝著2個方向延伸，即縱向延伸和向非工業發達國家延伸。3對建設中國特色的NIS的建議與對策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N1S理論研究和實踐建設方面起步較晚，盡管近年來已經做了不少嘗試，也成為非工業發達國家NIS研究的一個重要對象，但不可否認，我國NIS建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仍非常明顯，且亟待改進和完善。考慮到我國特有的國情和社會經濟發展背景，并不能照搬其他國家的成功模式，只能在借鑒經驗的基礎上，吸收其精華并結合我國具體實踐，建立自身獨特的NIS。本文主要從2個方面探討我國NIS的建設：①NIS內部的系統性及系統成員分工合作問題；②在加大部門創新體系、區域創新體系和產業集群等各層級創新體系構建力度的基礎上，與NIS形成一個縱向鏈接的多層次互動創新系統。3.1明確NIS組成部門的職責和定位，實現內部系統化NIS特征橫向比較顯示，盡管每個國家在NIS建設方面都體現出不同的特征，取得不同程度的成效，但成功的NIS表現出某些共性，最突出的是將NIS構建成一個內部分工有序緊密合作的有機系統。眾多研究者指出，NIS并不是政策或制度的簡單疊加，并非意味著政策和制度制定得越多效果就越好[13]，而應該是一個內部緊密相連的系統。NIS的本質是將國家、各種機構和企業等聯合形成網絡系統，推動創新能力和績效的提升。WEST[13]將NIS比喻為一只鳥，只有各個部位的密切合作才能得以飛翔，任何一個部位的缺失都將嚴重影響系統效力。一個成功的NIS應具備以下2個基本條件：①系統的組成部分具有強大的實力并且充滿活力；②系統組成部分之間發生著廣泛而建設性的相互作用。創新主體間密切有效的聯系與合作能夠使創新資源在主體間高效流動，有利于降低創新風險，減少創新成本，加快創新速度，提高創新效益，從而提高國家創新系統的整體效率[26]。由此，在構建NIS的過程中，需要明確其構成要素以及每個要素在系統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各構成要素的系統作用。中國科學院借鑒國外對NIS研究的成果和實際經驗，結合我國的國情，提出了關于中國NIS的概念，即“NIS是由與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相關的機構及組織構成的網絡系統，其主要組成部分是企業（以大型企業集團和高技術企業為主）、科研機構（包括國立科研機構、地方科研機構和非營利科研機構）以及高等院校等；廣義的NIS還包括政府部門、其他教育培訓機構、中介機構和起支撐作用的基礎設施等”。根據該定義，我國的NIS強調的是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并舉，而沒有將重點放在NIS的系統性及內部合理協調和分工問題上，尤其是沒有突出政府的核心作用。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1)突顯政府政策的核心作用早在1962年，ARROW[27]就指出，完全競爭市場中的競爭體系并不能保證創造發明獲得足夠的資源。也就是說，由于創造發明的結果存在不確定性，市場內部機制分配用于創造發明的資源遠少于其需求。對此，ARROW認為，“需要政府或其他非營利性機構為研究和發明提供資助”。發達國家的實踐顯示，成功的NIS都為企業在研究和發明方面的投資不足時提供了相應的補充機制。如美國等國家為大學等研究機構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性研究。FURMAN等[17]對17個工業化國家的創新結果及相關因素的調查研究發現，政府政策對教育和研究的支持和投入起著關鍵的作用，如增加1%的教育投入能提高11%的創新產出。教育部門研發績效越高的國家，專利生產力也越高，尤其是近年來在創新能力方面快速發展的日本、德國、瑞士和芬蘭等國家，均實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勵科技工程類人力資本的投資。具體而言，政府在我國NIS建設中的作用應包括：①制定科學而先進的創新政策，引領創新方向。我國政府干預市場宜采取直接干預和間接干預2種方式相結合的辦法，將一成不變的指令性的監管變為積極的引導，通過完善市場的基礎設施和體制建設來促進創新的發展[28]。同時，應根據市場變化和當前技術動態，以及中國實際情況，制定重點產業和創新發展戰略，提高核心行業和關鍵領域的自主創新能力，并帶動其他行業和領域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②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基礎研究投入對國家創新產出和整體發展的作用非常顯著。一方面，加大對基礎研究、戰略性研究項目和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對增加研究開發投入或應用新技術開發新產品的企業以及產學研合作等給予稅收優惠。此外，改變現行的由創新項目承擔單位提供配套資金的做法，改為政府對企業的創新項目給予補貼[28]。③加強產學研之間的聯系。借鑒日本和韓國的經驗，將大型科研項目由“產學官”聯合開發，突顯“產、官、學的密切聯合”及“政府的強干預”特色。此外，參照澳大利亞政府的“合作研究中心”做法，將政府、企業和大學等創新主體有機聯系起來，以提高技術創新的能力。我國應發揮政府的協調組織功能，推動產學研結合，建立富有我國特色的科技創新體系，如企業委托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進行科技開發，或高校和研究機構與企業共建科技創新中心等。在此過程中，政府承擔著重要的協調管理工作，可掃除合作和網絡協作中的障礙，促進大學、研究機構和企業間的高效合作。④在各政府機構之間進行統籌協調，更好地為創新能力提升服務。要按照技術創新的客觀規律，形成支持企業技術創新過程鏈的服務和支持體系，包括孵化器、公共研發平臺、風險投資、圍繞創新形成的產業鏈、產權交易、市場中介、法律服務和物流平臺等。⑤加強創新風險管理：一是對于國家重點產業，應調動潛在資源，積極為創新行業承擔風險；二是為不同類型的創新型企業尋找分散風險的途徑。對于眾多分散風險或獲得資金的途徑，每個國家的NIS存在不同的偏重，如英、美兩國側重風險投資，歐洲大陸國家則青睞政府和銀行投資，而日本等國則偏向大型企業投資[13]。我國目前仍然有很多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嚴重缺乏風險分散的途徑或缺乏資金，因此，在NIS建設中需要明確風險分散的偏向，為不同類型的企業指明分散風險的途徑，并開辟相應的資金渠道，如創新型中小企業可通過吸引風險投資來分散風險，重點創新型產業由政府投資，一般性企業則通過銀行貸款獲得資金等。(2)強化企業創新主體作用企業創新能力直接決定國家創新能力，因此，在整個NIS中，企業無疑是主體，而提升企業創新能力也成為NIS建設中的主要任務。企業作為合格的創新主體，不僅要有強烈的創新意識，還要擁有人力、物力和財力等創新實力。企業創新主體作用的體現有2個途徑：①自主創新；②主動加強同高校、科研機構以及政府部門的合作，以便獲取知識成果以及獲得有利于創新的多方面支持。企業自主創新的實現可通過原始創新，即通過自身努力獲得更多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或進行集成創新，使各種相關技術有機地融合起來，形成有競爭力的產品或者產業；或采取在引進、消化的基礎上再創新等方式。目前，我國企業技術創新路徑大部分屬于第三者，更有一大批企業根本沒有自主創新。為強化企業創新環節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作用，除了政府的政策引導、支持和協調外，企業自身更需要做出努力。進行思維創新克服思維惰性和能力剛性[29]是目前我國很多企業首先面臨的問題。我國部分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產生忽視持續思維創新及惰性的現象。已經擁有一定技術能力的企業則容易產生技術剛性，在企業實際發展過程中缺乏足夠的操作彈性，這便需要加大企業R&D投入。技術研發是提升技術能力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最直接途徑，技術研發投入的增加和研發數量的積累，直接影響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事實上，大多數中國企業對研發的投入嚴重偏低，遠不如發達國家企業。除了加大研發投入提高我國企業的研發能力外，還需要積極提升企業的綜合創新能力。這是因為自主創新能力是一種有效融合各種資源實現知識和技術開發的能力，不單指企業研發能力，還包括選擇能力、集成能力和學習能力等[30]。這就要求企業增強搜集和監測技術與市場信息的能力，增強選擇市場機會和技術的能力，對市場、產品、技術以及結構做出創新性選擇；增強組織內部資源和整合外部資源以及集成外部技術的能力；根據環境變化進行調整，增強采取應對舉措的能力，不斷提高企業活力和效率。(3)增強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基礎性作用和推動作用高校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作用表現為創新型人才培養和基礎科學研究2個方面，如在美國NIS中，大學除了擔負人才培養的重要任務外，還承擔了國家主要的基礎研究任務，通過技術轉移，有力地推動了高科技產業發展。日本的“產官學聯合”也是一種在政府的支持下充分利用大學強大的科研隊伍和企業的經濟實力，開發新技術新產品，增強企業競爭力的體系。日本大學的基礎研究為技術開發提供了雄厚的理論基礎，而新技術新產品推向市場后又為基礎研究換來大量經費，從而形成一種基礎研究和技術開發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環。目前，從我國的實際來看，高校的基礎性作用亟待加強。除了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為社會培養和輸送更優秀的創新型人才，高校還需要為國家基礎研究做出貢獻。究其原因除了高校自身的機制問題，還存在國家在基礎研究中投入過低的問題，特別是政府對高校基礎研究支持的力度不夠，使得高校基礎研究薄弱、原始性創新不足，而原始創新是國家間科技乃至經濟競爭成敗的分水嶺，決定國際產業分工地位的基礎條件，也是基礎性研究的靈魂、科技創新能力的重要基礎和科技競爭力的源泉。目前，我國有限的創新資源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3個方面的配置不盡合理。基礎研究力量薄弱，原始性創新不足，難以形成自主知識產權與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長此以往，會使我國高新技術發展受到制約，影響我國技術結構升級，也不能有效消化、吸收世界先進技術[31]。由此，首要問題是明確高校在我國NIS中的基礎研究主力軍作用，然后才能采取增加投入、提高人員素質等措施。與高校相比，科研機構更偏向應用性研究和試驗發展。在NIS中，國家科研機構的主要任務就是知識創新，推動科學進步和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地方科研機構的任務則偏重于技術創新與技術轉移，與企業保持更緊密的聯系，更加面向市場需求。目前，我國科研機構存在研究效率低、產量低以及定位不明確兩大問題。前者產生的主要原因是科研機構內部機制問題。加快科研機構改革和改制的步伐是解決其效率低下的主要途徑。目前部分機構已經實現機構改制成為市場機制的主體，在經濟創收能力、科研項目競爭能力、人才激勵、科研投入能力和科研產出能力等各方面進行全面改進。定位不明確表現在其與高校之間的分工合作不明確，以及與企業研究之間的界限不清晰2個方面，導致高校、研究機構和企業之間工作重迭。為此，在明確各研究機構的研究領域實現各自專業化的基礎上，明晰高校、研究機構和企業三者的研究重點，減少重疊之處，使三者處于不同的研究層面，聯合之后形成一個完整互動的統一體，共同推動國家創新水平的提升。如高校偏向基礎性研究，主要靠政府投入；科研機構偏向前瞻性、戰略性、綜合交叉性和社會公益性的重大科學研究，并著力于研發核心技術和共性關鍵技術，發揮骨干和引導作用，資金來源除了國家，還可實現市場化運作；企業偏向具體技術創新和應用研究，依賴企業直接投資或國家扶持補貼。總之，從內部系統性的角度而言，我國的NIS必須在明確政府、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各自地位和作用的基礎上，形成一個以政府為核心、企業為主體、高校為基礎、科研機構為引領的彼此互補互動的系統。3.2在加大各層級創新體系構建力度的基礎上實現創新體系縱向一體化從縱向角度而言，一個國家的創新體系，除了NIS，還包括部門創新體系、區域創新體系和產業集群等不同層面的體系。不同層面的創新體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應該與國家創新體系形成一個縱向體系，才能在發揮個體作用的基礎上實現整體效力。部門創新體系作為主要針對產業創新發展的概念，已經在主要發達國家的產業創新政策中得到了應用，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然而，在國內，部門創新體系還是一個較新的概念，目前只有孔欣欣[32]在評述了部門創新體系的源起、構成要素和動態演進的基礎上認為，部門創新理論在OECD國家的應用情況為我國部門創新體系的建設提供了一個構建全方位產業創新政策體系的有用框架，有助于充分認識制定差別化部門創新政策的重要性。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產業政策的目標指向正在經歷從技術水平向創新能力提升的重要轉變，但由于鼓勵企業創新的政策并沒有建立在產業維度上，而產業政策又以結構調整等經濟目標為主，故沒有體現部門內不同行為主體參與創新的特征，真正意義上針對不同部門的產業創新政策仍然存在缺失[32]。也就是說，并沒有形成真正的部門創新體系。相比較而言，區域創新體系在國內較早受到關注。如馮之浚[33]認為，區域創新體系由某一地區內的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以及中介服務機構和地方政府構成。趙樹寬等[22]在借鑒美國、日本等NIS典型經驗的基礎上，指出我國需要圍繞產業集群的建設構建區域創新體系。陳琪[34]分析了中部地區區域創新體系建設的現狀特征和主要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