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學與經濟社會傳統與現代的交響

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相關研究的深入，作為湖南地域學術文化代名詞的湘學被賦予了更多意涵，人們期待通過對這一具有千年傳承史的地域學術的進一步研究，發掘其背后的精神內容，為當代湖南的經濟社會建設服務，并在此基礎上，為當代中國的發展貢獻湖南力量。2019年，學術界在發掘傳統湘學當中所蘊含的現代因子的基礎上，就如何利用、轉化好傳統湘學進行了許多分析，為湘學研究架起了一座溝通傳統與現代的橋梁。一區域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選擇近年來，伴隨著地方學研究的興盛，如何在繼承原有傳統的基礎上開掘新的研究議題，成為區域研究和地方學研究者們共同關心的話題。以湘學研究為例，進入21世紀以后，以湖南省湘學研究院的成立為契機，以往側重傳統學術史、思想史意義的“湘學”概念得到了拓展。2013年，湖南省湘學研究院在北京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提出要“把弘揚湘學傳統作為加快發展步伐的‘加速器’、擴發發展規模的‘倍增器’，激發發展動力的‘助推器’，提升發展質量的‘轉換器’，使歷史文化與現代文化交相輝映、湖湘文化和國際文化互動交融，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比翼齊飛”。[1]正體現了新時期湘學研究突破傳統議題窠臼、向縱深化發展的努力。2019年，在以往探索的基礎上，學者們對如何進一步推進區域文化研究進行了進一步分析。《南京社會科學》雜志邀請了來自湖南、湖北、吉林、江蘇等地的四位文化史研究領域的資深專家，從區域文化與城市文化、話語建構與概念辨析、不同區域文化的交流與聯系、優秀地方傳統文化與當代人文精神建構等不同層面，對如何推動區域文化研究走向深入進行了探討。湖南學者周秋光認為，區域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區域文化研究不僅有助于對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他認為湖湘文化存在三大個性特征和四大歷史缺陷，指出區域文化研究要特別注重弘揚傳承各自區域文化的優良傳統，并構筑當代地方人文精神。[2]這一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將學術領域的湘學研究與當代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結合起來，頗具現實意義。作為一門具有悠久歷史的地域傳統學術，推進湘學研究在現代社會的發展，離不開對湘學傳統中現代因子的發掘和當代價值的估計。換句話說，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好地弘揚和發展湘學，除了繼續進行以往文史研究意義上的湘學研究外，還要分析傳統湘學中的現代因子，發掘傳統湘學的當代價值，以期古為今用。（一）湘學中的現代因子2019年，學術界對傳統湘學中的現代因子進行了一系列發掘工作。鄭佳明先生回顧了先秦以來湖湘文化的發展歷程，認為湖湘文化雖總體上比較保守，卻由于繼承了經世致用、趨時更化的精髓，故而能夠引導近代中國的變革甚至革命，特別是湖南人“心憂天下”，心系家國社會，又主張以誠修身，實事求是，都是當前工商業創業守業、創新創造十分需要的好觀念、好品質。隨著當今社會互聯網、高速公路、高鐵的普及，各地區交通通信條件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小，思想文化資源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將會越來越突出。湖南應深入發掘湖湘文化中的工商業因子，實現現代性轉換，創新性發展，梳理湘商歷史、研究湘商文化、傳承湘商精神、服務湘商發展。[3]作為湖南學術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王夫之研究在湘學研究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已形成一門單獨的顯學——“船山學”。2019年是王夫之誕辰400周年，湖南省內開展了一系列紀念活動，相關研究成果亦頗為豐富，其中不乏對船山思想現代因子的發掘。王興國先生長期致力于船山學研究，2019年又出版了《王船山與近現代中國》一書，該書分《船山思想對近現代中國的影響》《近現代中國對船山學發展最有貢獻者選介》上下兩篇，被學術界認為“提供了迄今最新的船山學案”。[4]上篇對100多年來船山學發展演變的歷史脈絡進行了梳理，著重分析了船山民族主義思想在近代的影響、船山《黃書》與近代尊黃思潮的興起等問題。研究表明，百余年來船山學的演變脈絡，除了具有學理上的意義外，還與時代變遷息息相關。近代以來，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正是在深入閱讀船山著作的基礎上，結合各自所身處時代的不同需要，發掘出了船山思想的不同面貌。也正是這些“現代因子”，使船山思想能夠超越時空，給近代以來一代又一代先進知識分子觀察時代和思考國家命運提供世界觀、方法論指導。[5]除了從學術史意義上梳理不同歷史時期船山學的現代意義，2019年，學者還從不同具體側面發掘了王夫之思想的現代因子。衡陽師范學院謝芳副教授對王夫之治吏思想中的現代因子進行了分析，認為“王夫之治吏思想非常注重官員自身的綜合素質，其中德、才、情等三個方面的素質是考察官員是否將有所作為的根本標準。事實上，如果我們對德、情、才作一個新時代的詮釋，那么這三個標準在今天仍然適用”。[6]（二）湘學的當代價值在發掘湖湘文化現代因子的基礎上，2019年，學術界對湘學的當代價值進行了評述，這其中，既有對傳統文化當代價值的分析，也有對紅色文化現代意義的探討。傳統文化方面。黃淵基、匡立波對湖南道縣人，北宋哲學家周敦頤的廉潔思想及其當代價值進行了分析，認為周敦頤為官為學一生，公正廉明，豁達開通，用實際行動踐行儒家成人成圣的理想和廉潔文化的要旨，努力實現主靜立誠、知行合一的高尚人生價值追求，顯示出偉大的榜樣力量，留給我們諸多精神財富。當前，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推進，加強廉潔文化宣傳教育，完全應當也完全可以從周敦頤那里汲取理論營養和實踐啟示。[7]侯克娜分析了湖南戲曲文化的當代價值，認為湖湘戲曲作為一種高雅文化，將其融入高校的人格教育體系中，可以在培養大學生戲曲審美趣味的同時，提高他們的民族認同感、歸屬感，增強大學生的愛國主義意識，培養大學生的道德人格和審美人格，達到人格塑造的最終目標，即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8]趙嵐對湖湘舞蹈文化的當代價值進行了研究，認為隨著當代觀眾群體審美情趣的改變，外來服飾文化的影響逐漸加深，弘揚湖湘舞蹈文化，有助于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提升德育層次、提高當代學子對外來文化服飾的抵御能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文章還進一步探討了將湖湘舞蹈文化融入高校校園精神文化建設的路徑，以進一步開創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的新局面。[9]紅色文化方面。2019年，學術界既對以毛澤東、劉少奇等為代表的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進行了進一步研究，也對五四精神、韶山精神等進行了探索，分析其當代價值，成果頗多。毛澤東研究方面。程水棟對毛澤東管黨治黨思想中的當代價值進行了分析，認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特別重視執政黨的建設，把加強黨的建設作為一項偉大工程來抓，尤其是在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方面進行了大膽探索，積累了豐富經驗，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管黨治黨思想體系。這些彌足珍貴的思想財富和實踐經驗，對于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增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提高黨的建設質量，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啟示價值。[10]許浩對毛澤東反官僚主義思想的當代價值進行了研究。[11]于慧穎等分析了毛澤東民生思想及其當代價值，認為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民生思想與中國特殊的國情和中國人民的民生狀態相結合，解決了當時關乎廣大群眾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民生問題，凝練和總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民生思想。在新時代條件下，深入研究和思考毛澤東民生思想，對我們更好地認識毛澤東民生思想的歷史地位、貫徹習近平關于民生問題的重要論述等具有重要價值。[12]王可園將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強調社會主義具有優越性，包括真正的社會主義有利于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有利于解決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社會主義有助于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二是描繪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包括經濟領域，社會主義社會將會采用公有制，但仍會按勞分配；政治領域，民主將會有所不同，矛盾仍然存在；社會領域，社會主義將促進人的個性解放。三是論述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前途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包括中國必然會走社會主義、中國走向社會主義必須經過民主主義階段、中國共產黨應致力于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認為深刻理解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有助于我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助于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還有助于我們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13]劉少奇研究方面。2019年，中央財經大學王一喆以“劉少奇民主集中制思想及其當代價值研究”為題撰寫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文章認為，劉少奇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當代價值是多方面的，于馬克思主義而言，劉少奇民主集中制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并將其創造性地運用于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之中，從而指引和啟發了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于中國共產黨而言，劉少奇民主集中制思想對新時代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啟示作用；于國家戰略而言，劉少奇民主集中制思想對新時代貫徹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產生了重要的借鑒價值；于世界意義而言，劉少奇民主集中制思想打破了西方民主政治“天然合理”的壟斷話語權，為世界無產階級政黨堅持和加強民主集中制樹立了學習和借鑒的模板。[14]肖光榮、李明等人研究了過渡時期劉少奇統一戰線思想的當代啟示，社會主義過渡初期，劉少奇對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進行了理論和實踐的探索，初步闡述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邏輯起點、建構路徑和制度設計，形成了較為系統和完整的思想。這些寶貴思想對于我們今天愛國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對于凝聚全國人民的力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15]其他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研究方面。周波對胡耀邦的廉政思想及其當代啟示進行了研究，認為湖湘文化、革命實踐、先進思想、領導教誨鑄就了胡耀邦廉潔自律、公道正派、從嚴治黨、高壓反腐、以民為本等廉政思想。新時代，學習和傳承胡耀邦廉政思想，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執政為民、清正廉潔、勤勉務實、忠誠擔當，為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貢獻力量與擔當。[16]吳一敏等對譚政思想政治工作進行了研究，認為《譚政報告》是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后，我軍政治工作的又一歷史性文獻，其關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思想和基本原則，對當前我軍的思想政治教育仍有著重要啟示。[17]李斌、沈裕謀、王洪喜等人對長征中犧牲的第一位紅軍師長陳樹湘烈士的事跡和精神進行了研究，認為當前弘揚陳樹湘烈士精神事跡，有助于廣大黨員干部接受思想政治洗禮，發揚革命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為實現黨的十九大繪就的宏偉藍圖努力拼搏。[18]田修勝、胡樹祥對湖南革命老區紅色文化的現實價值進行了分析，認為湖南革命老區紅色文化作為中國紅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底蘊厚重，內涵豐富深刻，具有獨特的育人優勢，在高校立德樹人實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價值，是培育時代新人的重要資源，對當代大學生堅定理想信念、錘煉意志品質、開展自我教育、培育實踐能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二湘學與當代湖南：可供利用的資源寶庫作為湖南地域學術思想、地域文化的結合體，湘學植根于湖湘地域幾千年傳承演進所形成的悠久文明，是當代湖南走向未來所不可忽視的歷史基礎。對湘學進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整合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為地方社會發展服務，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既是湘學研究本身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所有地方學研究的時代使命。（一）湘學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2019年1月，湖南省湖湘文化交流協會、湖南省社科聯、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會聯合舉辦了“湖湘文化與新時代歷史使命”學術研討會，就湖湘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研討。湖南師范大學周秋光教授認為，新時代弘揚傳統湖湘文化，要傳承其優良傳統與人文精神，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時代，湖南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建設新湖南的新征程中，要將弘揚傳承湖湘文化優良傳統、人文精神與克服其歷史的缺陷、補齊發展的短板相結合。湖湘文化歷史的缺陷是重政治、軍事、農業而輕經濟、商業、工業；發展的短板是區域輻射與協調發展極不平衡，并就傳承、克服歷史缺陷與補齊發展短板提出了三點意見。一是統籌區域協調發展格局，整體提升區域發展水平。二是優化營商環境。三是重點對接粵港澳大灣區。[20]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文化研究所李斌所長認為，實現新時代湖湘文化的歷史使命，必須堅持和貫徹“兩創”方針。[21]湖南省委黨校周正剛教授就新時代推進湖湘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實踐路徑進行了探索。一是在理想信念建設上植入湖湘文化之夢。二是在核心價值觀引領上體現湖湘文化之魂。三是在文化事業和產業發展上扎實湖湘文化之根。[22]除了研討會上的集中探索，其他學者也對湖湘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進行了研究。陽素云、彭忠信認為湖南人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凝練出了兼容并蓄、敢為人先、經世致用的品質以及忠誠、擔當、求是、圖強的精神，這種品質和精神支撐湖南共進、自信、開放、致遠發展。在新時代要秉承人民共富使命，拓寬開放發展視野，彰顯強大文化底蘊，形成科學生態理念，進一步傳承和弘揚湖南精神，推動湖南不斷向前發展。[23]唐永芳分析了湖湘文化與工匠精神，認為二者同屬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又各具特色，在深入分析湖湘文化與工匠精神耦合機理的基礎上，從內生動力的一致性、社會變遷的使命感和家國情懷的人才觀三個方面研究二者耦合同構的關鍵要素，探究實現二者耦合的內容、原則和途徑，為文化傳承創新和湖南制造提供借鑒。[24]（二）如何在當代湖南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實踐中利用好、弘揚好湘學在論證了湘學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現實需要和實現路徑之外，2019年，學術界對如何在當代湖南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實踐中利用好、弘揚好湖湘文化進行了許多研究，提出了不少細致具體的看法。對于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地發展湘學，具有一定意義。一是發揮湖南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彭文忠、鄭佳明認為，湖湘文化對湘商發展的影響無時無處不在。新時代湖南要實現產業升級、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需要培育“新動能”，而湖湘優秀文化具有引導、聚力和激勵等作用，故成為新動能的重要來源。我們應深入發掘、整理和研究湖湘文化的發展歷程、價值理念和鮮明特色，深入闡釋湖湘優秀文化的現實價值與時代意義，增強湘商的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25]長沙、株洲、湘潭是湖南政治、經濟、文化核心圈，長株潭一體化是振興湖南經濟的重大舉措，是實現中部崛起的戰略部署。袁紹恒就發揮湖湘文化在長株潭一體化建設中的作用進行了探索，認為經濟一體化必須以先進文化為指導，長株潭要成為湖南經濟“增長極”，文化必須成為活力磅礴的“核心圈”。深入挖掘并大力弘揚長株潭區域文化精華，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獲得強大的“造血”功能，成為經濟優質高速發展的不竭動力。長株潭只有形成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環境，才能賦予經濟發展以新的生命力。[26]二是提升湖南旅游業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何純認為，湖湘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促進湖南省經濟社會發展的寶貴財富，也是湖南省發展文化旅游產業的核心競爭力。[27]王錫財提出，湖湘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三湘大地所承載的革命傳統和革命精神是湖湘文化的突出表征，充分挖掘其獨特優勢和價值，不僅能助推湖南紅色旅游蓬勃發展，還能為新時代湖湘文化的弘揚和創新發展開辟更寬廣路徑。當前，應著重破解湖南省紅色旅游中存在的湖湘文化內涵發掘不夠充分、形式較單一、文旅融合不自然、精品較少、人才缺乏等問題，下大力氣打造以湖湘文化為內核的紅色旅游新高地。[28]湖南工業大學馬雅麗以湖南韶山紅色旅游企業品牌形象設計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了如何在湖南地區紅色旅游品牌形象設計中利用好湖湘文化的問題。文章首先對紅色旅游相關的人文地理歷史背景、國內外的現狀進行調研，發現現有市場上存在的紅色旅游企業品牌形象設計存在品牌定位模糊、經營理念滯后、視覺元素簡單的問題，認為未來紅色旅游品牌形象設計應基于地域文化和紅色文化開展多元化設計和樸素化設計。[29]長沙旅游產品豐富，長沙棕編、湘繡和菊花石并稱“三絕”。冷益苗對如何在長沙非遺棕編旅游商品品牌包裝設計中利用好湖湘文化進行了研究，發現不同地區市場上的棕編旅游商品品牌包裝設計普遍存在包裝材質粗糙、包裝結構缺乏規范性、視覺元素不夠鮮明、品牌識別性較差等問題，并就如何以旅游商品品牌包裝設計原則和非遺棕編商品自身藝術特征為依據和總要求，依托湖湘優秀傳統民族文化，結合湘西蠟染的圖案表現手法和棕編技法以及符號美學進行長沙棕編品牌包裝設計研究和實踐進行了分析，同時，還對運用數字媒體藝術進行品牌推廣進行了探索。[30]三湘學與當代中國：匯聚動力的精神力量湖湘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中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一朵奇葩。近代以來，伴隨著一代又一代湘籍人物在歷史舞臺上大放異彩，作為湖南地域學術、文化核心的湘學精神，逐漸引起了人們的注意。20世紀初，學者陳獨秀曾撰寫《歡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稱贊王船山是“何等艱苦奮斗的學者”，稱贊曾國藩、羅澤南等一班人是“何等的扎硬寨、打死戰的書生”，稱贊黃興、蔡鍔是“何等堅忍不拔的軍人”。21世紀初，哲學家方克立先生曾對“湘學精神”進行過深入分析，認為湘學雖然主要產生、傳承、發展于湖南，但它不只是一時一地之學，周敦頤、胡宏、王船山、魏源、曾國藩、譚嗣同其人其事其學，是中國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絕不能僅以一種地域文化視之。湘學雖然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一部分，但經過方向正確的批判繼承和現代轉換，它也可以為新時期中國先進文化的建設做出重要的貢獻。[31]21世紀以來，學術界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從湖南在當代中國經濟社會建設中的作用入手，對作為湖南地域學術文化之精神核心的湘學精神進行了許多有價值的分析。而2019年，學術界對湘學精神的研究，既有總體上的研究，也有以其中杰出人物如屈原、雷鋒等為切入點的分析。唐浩明先生對“湖南精神”進行了定義，認為學術界對湖湘文化的種種表述，如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經世致用、堅忍不拔等，都依附在一種精神底色上，而這種精神底色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拙誠”。[32]李倩對2018年岳麓書社出版的蔡鎮楚《湖南人的精神》一書進行了評述，認為該書將湖南人的精神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可以說是湖南人精神的深度開掘。[33]陽素云、彭忠信對湖南精神如何在新時代實現發展進行了論述。他們認為，湖南精神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凝練出了兼容并蓄、敢為人先、經世致用的品質以及忠誠、擔當、求是、圖強的精神，這種品質和精神支撐湖南共進、自信、開放、致遠發展。新的時代，要秉承人民共富使命，拓寬開放發展視野，彰顯強大文化底蘊，形成科學生態理念，進一步傳承和弘揚湖南精神，推動湖南不斷向前發展。[34]總體來看，2019年，通過對代表人物的分析來探索湘學精神，仍然是湘學研究的重點之一。一是屈原精神研究。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民族精神的歷史傳承和創新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曾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屈原，贊嘆其心憂家國、情牽百姓、勇于探索、清正高潔的人格魅力和思想精髓，并多次引用屈原詩歌中的名句來闡述思想，寄情言志。例如，2018年6月12日至14日在山東考察時，就曾引用了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2019年，學術界對屈原精神的研究也很豐富。張立群、韓隆福主編的《屈原精神的價值與傳承》一書，從“屈原出生尋蹤”“屈原資源發掘”“屈原精神傳承”三方面論述屈原精神的來源和去路，認為屈原精神作為中華優秀傳統精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在熱愛祖國、親民愛民、保持節操、砥礪品性、以物言志等具體層面，其中，愛國主義是屈原精神的核心。[35]郭曉春對新時期如何弘揚屈原精神進行了探索，認為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愛國詩人，他的詩篇和精神影響中國2000多年，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屈原精神與中華民族精神一脈相承，我們應該更好地傳承屈原精神，弘揚愛國主義，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36]陳振會等人對當前屈原文化傳承中問題與對策進行了分析。認為屈原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但在地方傳承發展中面臨研究出現學術斷層、精神提煉乏善可陳、紀念民俗活動舍本逐末、文化產業發展舉步維艱等重大困境。由于屈原其人其事考證難度大、作品深奧難懂、屈原精神提煉中融入現代元素不夠、政府缺乏足夠有效的介入等原因，當前屈原文化傳承面臨種種問題，建議屈原文化的傳承發展從開發相關教材、課程和影視作品，建好屈子文化園核心景區，打造屈原文化品牌民俗活動，配套相應文化產業等方面入手，以逐步解除困境。[37]王澤應將屈原與賈誼的憂樂精神一并進行分析，認為湖南自古被稱為“屈賈之鄉”，屈賈憂樂精神鍛鑄了湖湘倫理文化的優秀品質和精神風骨，也為中華倫理文化注入了一種憂國憂民的倫理品質和民族精神。新的歷史時期，弘揚屈賈憂樂精神對于我們弘揚中國精神，砥礪中國品質，培育中華德操，提升整個中華民族的倫理意識和文化軟實力，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和價值。[38]二是雷鋒精神研究。湖南長沙人，22歲即因公殉職的雷鋒雖然英年早逝，短暫的一生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以其名字命名的雷鋒精神，經過不斷豐富和發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2019年，學術界對雷鋒精神進行了進一步研究。2月28日，在雷鋒的第一故鄉——湖南長沙望城區召開了主題為“讓雷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