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土地—經濟城鎮化的時空耦合協調實證研究,城市社會學論文城鎮化是促進大城市帶動農村的戰略舉措，當下，我們國家經濟發展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新型城鎮化被當做經濟增長的新源泉。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可見，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正有力地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但是，我們國家城鎮化存在的一些主要問題是城鎮化質量不高，如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為52.57%，這是根據城鎮常駐人口計算，但扣除1.6億尚未融入城鎮的農民工，真正實現城鎮化的只要35%，與2018年世界52%的平均水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同時，人口城鎮化也遠落后于土地城鎮化，2000年至2018年，城市建設用地面積擴大83.41%，城鎮人口僅增長45.12%，城市用地增長率與城市人口增長率之比達1.85，均遠遠高于國際公認的合理閾值1.12。我們國家亟需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提高城鎮化質量。實際上，城鎮化是區域社會經濟經過的時空演化，它以人口集中、產業集聚和空間擴展為其主要特點，并主要具體表現出在人口、經濟、空間和社會等方面。經濟城鎮化推動人口向城鎮集中，而城市土地是城市活動的載體。因而，在城鎮化經過中，經濟發展是基礎，人口變化與空間擴張是表現，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最終結果和目的。而經濟、人口、土地協調發展才是真正健康的城鎮化發展之路。隨著我們國家城鎮化的發展，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等都對城鎮化問題進行了深切進入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鎮化動力及其發展機制、城鎮化與人口的非農化、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城鎮化與工業化等方面，也有學者對人口、土地與經濟城鎮化之間進行了研究。但以上研究都是從單一或兩個角度對它們之間的協調程度進行評價，在方式方法上比擬單一，并且，也沒有文獻牽涉人口、土地、經濟城鎮化三者之間的耦合協調發展程度及時空規律，使得當下在評估城鎮化質量方面有所偏頗。本文則從城鎮化健康發展的內涵出發，對城鎮化水平和質量進行綜合評價。耦合與協調是有本質區別的兩個概念，協調主要側重于系統間的良性關系，而耦合則指各系統之間的關系是互相促進或相互毀壞。互相促進是協調發展的表現，互相毀壞則是不夠協調時產生的眾多問題。由于我們國家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水平存在差異，故城鎮化步調也不一致，十分是有的地方片面追求城鎮數量和面積，造成人口城鎮化大大低于土地城鎮化的現象，引起失地農民不滿和社會不穩，有些地區則是土地城鎮化走在了經濟城鎮化的前面，造成過快的農地非農化和土地低效利用。為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有必要進行時空耦合協調性分析，以便為城鎮化健康快速發展提供參考根據。基于此，本文利用各省際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中國及三大區域研究人口土地經濟城鎮化之間的耦合協調規律及程度，為我們國家城鎮化發展提供有益參考。1、評價指標、數據來源與研究方式方法1.1評價指標構建在遵循科學性、系統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層次性原則的基礎上，參考已有的評價指標［15－16］，結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從數據可獲取性和便于量化的角度，重點凸顯城鎮化的人口、經濟、土地三個維度的特征，構建城鎮化耦合協調發展評價體系(表1)。1.2數據來源、處理與各子系統指數評價本文所用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1999～2020)、(中國統計年鑒〕(1999～2020)及其他相關文獻。采取極差標準化法對各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并利用加權平均法［17］計算人口城鎮化指數f(x)、土地城鎮化指數g(y)和經濟城鎮化指數h(z)，其公式如下：式中:f(x)、g(y)、h(z)分別為人口城鎮化指數、土地城鎮化指數和經濟城鎮化指數;x，i、y，i、z，i分別為各指標標準化處理后的標準值;ai、bi、ci分別為各指標權重，各指標的權重采用均方差的方式方法［18］確定。i=1，2，()n為指標個數。1.3耦合協調發展模型構建利用容量耦合系數模型，拓展得到多個系統(或要素)互相作用的耦合度模型，即:由于耦合度僅顯示各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強弱，并不能顯示系統間的協調情況。所以，借鑒其他文獻，構建合適本文的耦合協調發展模型，其基本公式如下:式中:C為耦合度;D為耦合協調度;T是人口－土地－經濟城鎮化綜合評價指數;、、為待定系數。由于在城鎮化經過中，經濟發展是基礎，因而待定系數的取值為=0.3，=0.3，=0.4。為更好地刻畫我們國家人口、土地與經濟城鎮化之間的耦合協調狀況，結合本文研究目的，并參考相關文獻，特制定如下耦合協調度評價標準(表2)。2、人口土地經濟城鎮化的時空耦合協調實證分析2.1耦合協調度時空分析由于我們國家幅員遼闊，區位因素、資源稟賦及經濟發展水平都存在較大差異，因而，將我們國家整體劃分為東、中、西部，并衡量各自的耦合協調程度。利用1999～2020年各省統計數據，測算中國東、中、西部人口土地經濟城鎮化的耦合協調度，結果見表3。我們國家東、中、西部的人口土地經濟城鎮化的耦合協調程度都在向積極的方向轉化，大都從中度失調狀態逐步過渡到勉強協調甚至中等協調的狀態，這講明我們國家經濟城鎮化早期更多的是以土地城鎮化為基礎，對人口城鎮化考慮較少，暴露了經濟發展以大量土地投入為基礎的粗放型發展形式，沒有注重城鎮化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對于東部區域而言，1999～2003年期間內，耦合協調狀況主要為中度或輕度失調，2004～2020年期間內，情況得到了改善，處于中等協調水平，這講明隨著我們國家東部區域的經濟發展及發展理念的變化，經濟增長形式由原來的資源投入型向技術創新型發展形式轉變，但其土地、人口與經濟城鎮化之間的協調程度還沒有到達良好的狀態，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而在中部區域，1999～2005年期間內，人口土地經濟城鎮化的耦合協調程度處于輕度失調狀態，2006～2020年期間，發展狀況稍有改良，處于勉強或中度協調階段。中部地區早期的經濟城鎮化也依靠土地城鎮化的帶動，同時，由于中部地區大部分屬于我們國家的糧食主產區，因而，耦合協調程度比東部地區稍差。對西部區域而言，1999～2006年期間，人口土地經濟城鎮化的耦合協調程度狀況主要表現為中度或輕度失調，2007至2020年則基本為勉強協調狀態。這是由于西部經濟相對落后，土地、經濟城鎮化率相對較低，但隨著中西部的大開發，其經濟和土地城鎮化也在加速，但人口城鎮化并沒有與之相適應。2.2耦合協調發展的收斂性分析由表3可知，中國各區域的人口土地經濟城鎮化耦合協調狀況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為進一步詳細分析這些差異的特點，有必要對其進行收斂分析檢驗。本文采用常用的收斂。假如t+1＜t，則講明存在收斂，表示清楚各區域人口土地經濟城鎮化耦合協調度之間的差距呈縮小趨勢。檢驗公式如下:Xm(t)表示第m個省份在第t年的耦合協調程度;N(N=31)則表示省份個數，詳細測算結果見圖1。從測算結果可知，在考察期內，全國層面的人口土地經濟城鎮化之間的耦合協調度的值呈現了一種先下降而后逐步平穩的態勢。這華而不實大致以2005年為分界點，2005年以前基本呈現收斂的態勢，而在2006年以后則主要呈現了平穩的態勢。對于東部區域而言，考察期內的人口土地經濟城鎮化之間的耦合協調程度有較大的變化，但在2005年以前基本都呈現逐步遞減的趨勢，而從2006年以后，該遞減趨勢發生變化，出現了增減交替情況，但從整體來看，東部區域的值還是顯示出了收斂態勢。對于中部區域而言，其值則呈現U型變化態勢，其底點大致出如今2004年。西部區域的值比全國的要略低，但變化走向與全國整體變化類似。3、結論與政策建議研究結果表示清楚:從總體上看，我們國家東、中、西部的人口土地經濟城鎮化之間的耦合協調程度顯示了積極改善，但在各區域之間還存在比擬明顯的差異。收斂性檢驗則表示清楚:從全國整體來看，耦合協調度的變異系數較小，收斂趨勢明顯;從我們國家東部、中部、西部的各個部分和整體來看，其耦合協調度的變異系數也較小，且都有著逐步收斂的發展趨勢。事實上，我們國家的城鎮化發展還處于不完全的城市化階段。由于盡管有大量農民工進城務工并定居，但他們并沒有享有與城鎮人口平等的待遇，如在就業、社會保障、子女入學、住房以及就醫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所以，為進一步提升城鎮化健康發展水平和質量，還要繼續從下面幾方面改良:首先，要轉變當下城市發展形式，從依靠資源投入，十分是依靠土地投入轉變為走內涵發展之路，通過構造優化實現理性發展。加快中小城市建設，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產業構造，提高其產業和人口聚集能力，并引導農民就近市民化。第二，逐步消除人口城鄉遷移的障礙，尤其是戶籍制度的阻礙作用，改變人口城鎮化滯后于土地城鎮化和經濟城鎮化的局面。應逐步放開中小城市戶籍限制，剝離附著于戶籍的各種福利，能夠以教育、醫療等為突破口，逐步對進城定居的農民給予身份認同，實現居民城鄉自由遷徙，最終實現完全城鎮化。第三，當前的城鄉二元土地制度應盡快改變，著手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構建通暢的城鄉要素交換渠道，通過制度政策層面的詳細設計，使農村生產要素和資源具有介入市場平等交換的權利。華而不實，最重要的是推進征地制度的改革，縮小征地范圍，規范征地程序，控制農地過度非農化，促進土地城鎮化與經濟和人口城鎮化相協調。以下為參考文獻：［1］遲福林．推進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的轉型［J］．中國井岡山學院學報，2020(3):19－22．［2］陳春．健康城鎮化發展研究［J］．國土與自然資源研究，2008，(4):7－9．［3］王建軍，吳志強．城鎮化發展階段劃分［J］．地理學報，2018，64(2):177－188．［4］陳波翀，郝壽義，楊興憲．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動力機制［J］．地理學報，2004，59(6):10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