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詞解釋左傳概述《左傳》原名為《左氏春秋》，漢代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是春秋末年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而作《左傳》既是中國古代史學名著，也是文學名著《左傳》是中國古代最早一部敘事詳盡的編年體史書，共三十五卷。與《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左傳》既是一部戰略名著，又是一部史學名著。相傳是左丘明所著。《左傳》是我國現存儒家“十三經”之一左丘明是中國傳統史學的創始人。史學界推左丘明為中國史學的開山鼻祖。被譽為“百家文字之宗、萬世古文之祖”。左丘明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在當時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左傳》對后世的影響首先體現在歷史學方面。它不僅發展了《春秋》的編年體，并引錄保存了當時流行的一部分應用文，給后世應用寫作的發展提供了借鑒。本書在我國的文學界也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對史學也有巨大的貢獻！倫理思想《左傳》有鮮明的政治與道德傾向。其觀念較接近于儒家，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歷史資料。可以看出這是春秋戰國時代一種重要的思想進步。作者要求擔負有領導國家責任的統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從整個統治集團和他們所擁有的國家的長遠利益考慮問題，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左傳》本不是儒家經典，但自從它立于學官，后來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漸被儒者當成經典。主要內容《左傳》是記錄春秋時期社會狀況的重要典籍。取材于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左傳》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它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它補充并豐富了《春秋》的內容，不但記魯國一國的史實，而且還兼記各國歷史；不但記政治大事，還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賬式的記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統、有組織的史書編纂方法；不但記春秋時史實，而且引征了許多古代史實。就著成了中國古代第一部敘事詳盡的編年史，這就大大提高了《左傳》的史料價值。作品評價《左傳》在史學中的地位被評論為繼《尚書》《春秋》之后，開《史記》《漢書》之先河的重要典籍。《左傳》代表了先秦史學和文學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對后世的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對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由于它具有強烈的儒家思想傾向，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歷史資料。《左傳》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史學巨著。不僅是歷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著作，長于記述戰爭。其聲律兼有詩歌之美，言辭婉轉，情理深入，描寫入微，是中國最為優秀的史書之一敘述方式作為編年史，《左傳》的情節結構主要是按時間順序交代事情發生、發展和結果。但倒敘和預敘手法的運用，也是其敘事的重要特色。文學色彩《左傳》對后世的《戰國策》《史記》的寫作風格產生很大影響，形成文史結合的傳統之一。《左傳》雖是歷史著作，但與《尚書》《春秋》有所不同，它“情韻并美，文彩照耀”，是先秦時期最具文學色彩的歷史散文。其文學特點可概括為：第一，文學性的剪裁和歷史時間的故事情節化。第二，刻畫人物性格神形畢現，有立體感。第三，生動的場面描寫和傳神的細節描寫。第四，擅長敘寫外交辭令，理富文美。后世影響《左傳》是我國最早最詳備完整的編年史書，同時也是一部長于修辭的文學作品，對后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總之，這部搜羅廣泛，豐富多采的史學巨著，對后世史學、散文乃至小說、戲劇的發展，都有重大的影響。地位《左傳》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左傳》不僅是歷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著作，歷來研究者常把它和《史記》并稱，尊為歷史散文之祖。《左傳》在史學中的地位被評論為繼《尚書》、《春秋》之后，開《史記》、《漢書》之先河的重要典籍，這是中華文明的瑰寶！屈原屈原（約公元前340-前278），中國古代偉大的愛國詩人。出生于楚國丹陽，名平，字原通常稱為屈原，又自云名正則，號靈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雖忠事楚懷王，卻屢遭排擠，懷王死后又因頃襄王聽信讒言而被流放，最終投汨羅江而死。屈原是中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也是我國已知最早的著名詩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開創了“香草美人”的傳統。戰國時期楚國貴族出身，任三閭大夫、左徒,兼管內政外交大事。他主張對內舉賢能，修明法度，對外力主聯齊抗秦。后因遭貴族排擠，被流放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一舉攻破楚國首都郢都。憂國憂民的屈原在長沙附近汩羅江懷石自殺，端午節據說就是他的忌日。他寫下許多不朽詩篇，成為中國古代浪漫主義詩歌的奠基者，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創造了新的詩歌體裁楚辭。主要作品有《離騷》、《九章》、《九歌》等。在詩中抒發了熾熱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表達了對楚國的熱愛，體現了他對理想的不懈追求和為此九死不悔的精神。他創造的“楚辭”文體在中國文學史上獨樹一幟，與《詩經》并稱“風騷”二體，對后世詩歌創作產生積極影響。屈原-主要作品九章: 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九歌: 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其他:離騷?天問?遠游?卜居人物簡介是中國最早的浪漫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偉大的愛國詩人。他被世人稱為“詩歌之父”。他的出現，標志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唱的新時代。屈原自幼勤奮好學，胸懷大志。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常與懷王商議國事，參與法律的制定，主張章明法度，舉賢任能，改革政治，聯齊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國國力有所增強。為人性格耿直，卻因在修訂法規的時候，不愿聽從上官大夫的話與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懷王的令尹子蘭、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寵妃鄭袖等人，受了秦國使者張儀的賄賂，不但阻止懷王接受屈原的意見，并且使懷王疏遠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對楚懷王與秦國訂立黃棘之盟，但是楚國還是徹底投入了秦國的懷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懷王逐出郢都，開始了流放生涯。結果楚懷王在其幼子子蘭等人的極力慫恿下被秦國誘去，囚死秦國。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繼續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國大將白起帶兵南下，攻破了楚國國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滅，對前途感到絕望，雖有心報國，卻無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懷恨投汨（mì）羅江自殺。老百姓聽到噩耗很悲痛，爭先恐后的來打撈他的尸體，結果一無所獲。于是，有人用葦葉包了糯米飯，投進江中祭祀屈原，這種祭祀活動一年一年流傳下來，漸漸成為一種風俗。定于農歷五月初五為端午節（是關于端午節其中的一種說法）。其作品文字華麗，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內涵深刻，成為中國文學的起源之一。著作屈原是個詩人，從他開始，中華才有了以文學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稱“騷體”），被譽為“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游》《卜居》《漁父》各1篇。據《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1篇。有些學者認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游》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屈原作品，共流傳下來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離騷》、《天問》、《招魂》各一篇。大體說來，《離騷》《天問》《九歌》可以作為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九章》《遠游》《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其內容與風格可與《離騷》列為一組，大都是有事可據，有義可陳，重在表現作者內心的情愫。《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全部創作的重點。《天問》是屈原根據神話、傳說材料創作的詩篇，著重表現作者的學術造詣及其歷史觀和自然觀。《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的痕跡。《離騷》一組，《九歌》一組，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作品風格屈原的作品充滿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其主要表現是他將對理想的熱烈追求融入了藝術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反映了屈原在現實中對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問》等還采用大量神話和歷史傳說為素材，其想象之大膽、豐富，古今罕有。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還以一系列比興手法來表情達意。如他以鮮花、香草來比喻品行高潔的君子；以臭物、蕭艾比喻奸佞或變節的小人；以佩帶香草來象征詩人的品德修養。這種“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使現實中的忠奸、美丑、善惡形成鮮明對照，產生了言簡意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是浪漫主義詩人的杰出代表。作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愛國志士，屈原愛祖國愛人民、堅持真理、寧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來感召和哺育著無數中華兒女，尤其是當國家民族處于危難之際，這種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顯。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屈原的出現，不僅標志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了《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將《楚辭》與《詩經》并稱為“風、騷”。“風、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同時，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還影響到漢賦的形成。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敬仰和崇拜的詩人。蘇軾蘇軾（1037～1101），宋代文學家。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漢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嘉祐（宋仁宗年號，1056～1063）進士。曾上書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詩諷刺新法而下御史獄，貶黃州。宋哲宗時任翰林學士，曾出知杭州、穎州，官至禮部尚書。后又貶謫惠州、儋州。多惠政。卒謚文忠。學識淵博，喜獎勵后進。與父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其文縱橫恣肆，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夸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并稱“蘇辛”。又工書畫。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是宋代著名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和其父蘇洵，其弟蘇轍并稱“三蘇”。]蘇軾生性放達，好交友，好美食，創造許多飲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黃庭堅稱他“真神仙中人”。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奮”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用功甚勤。1056年（嘉祐元年），虛歲二十一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1061年（嘉祐六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其母在家鄉病故。1069年（熙寧二年）服滿還朝，仍授本職。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1079年（元豐二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就因為作詩諷刺新法、以“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入獄，史稱“烏臺詩案”。蘇軾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時期在太祖趙匡胤年間既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1084年（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于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準。當他準備要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常州一帶水網交錯，風景優美。他在常州居住，既無饑寒之憂，又可享美景之樂，而且遠離了京城政治的紛爭，能與家人、眾多朋友朝夕相處。于是蘇東坡終于選擇了常州作為自己的終老之地。[17]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四個月后，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后，升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1101年，蘇軾卒于常州，留下遺囑葬汝州郟城縣鈞臺鄉上瑞里。次年，其子蘇過遵囑將父親靈柩運至郟城縣安葬。風格思想一、詩蘇軾一生創作了大量詩篇，流傳于后世的有2700多首。他的詩有一個最突出的主題：同情人民、關心生產。蘇軾的寫景詩和理趣詩也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并膾炙人口。如《游金山寺》、《望湖樓醉書》、《望海樓晚景》、《飲湖上初晴后雨》等，就細致地描繪了長江的夜色、江南的晴雨和西湖的勝景。《百步洪》、《登常山絕頂廣麗亭》、《登州海市》等作品則逼真地描寫了江北的地方風物和名勝。他不但善于觀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特點，還能寫出農村環境的清新樸厚。蘇軾善于從日常的生活和普通自然的小景中領悟新意妙理，從而寫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詩，如《琴詩》、《題西林壁》、《泗州僧伽塔》等就是即景寄意。還有一些詩滿含爽朗樂觀的情趣，體現出不畏逆境的精神。二、詞蘇軾的詞恰似北宋詞壇的一陣清風，既影響了當代，又為詞體的發展開拓了道路。從現存的300多首詞來看，蘇軾詞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不僅用來寫愛情、離別、旅游等，還用來描繪農村生活、報國壯志、貶居生涯等。他用筆刻畫出鮮明的人物形象以寄托自己立功報國的壯志豪情，如《江城子》中的“老夫聊發少年狂”，并在詞中更多地傾入了自我個性。如《滿江紅》“江漢西來”就是一篇即景懷古的詞，《定風紗》“莫聽穿林打葉聲”則是借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處的生活態度。在徐州，他寫的五首《浣溪紗》則以清新雋秀的語言描繪了白叟、黃童、采桑姑、繅絲娘、賣瓜人等不同的農村人物。蘇軾擴大詞的內容，抒情寫景、說理懷古、感事等題材，無一不可入詞。蘇軾提高詞的意境，擴大和開拓詞境，提高格調，豪放詞以外，也有清曠飄逸、空靈雋永、以至纏綿嫵媚之作。[蘇軾詞風豪放（王國維曰“東坡之詞曠”），將詞“詩化”，筆力雄健，個性鮮明，展現出作者曠達、爽朗的個性，多毫情壯語，意氣昂揚，感情奔放，想像豐富奇特。體裁和音律上，蘇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詞的文學生命重于音樂的生命。蘇詞作品往往有序，闡明詞的內容，或作詞的原委、時間、地點，事實分明。三、議論文蘇軾散文中的議論文汪洋恣肆，記敘文結構謹嚴，如《石鐘山記》、《放鶴亭記》與《赤壁賦》、《后赤壁賦》等一同被傳誦為名篇。蘇軾與歐陽修并稱為“歐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學思想強調“有為而作”，力求擺脫束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蘇軾在文學創作方面傾注了畢生的精力，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反對“貴華而賤實”，強調作者要有充實的生活感受。在《答謝民師書》中，主張為文應“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文理自然，姿態橫生”，更要敢于獨創。他比較重視文學創作技巧的探討，《答謝民師書》中寫道“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事物了然于心”，這就觸及到了文學創作的規律。他的創作實踐也體現了他的文學觀，致使他在詩、詞、散文等方面具有獨到的成就。四、書法蘇軾擅長寫行書、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并稱為“宋四家”。他曾經遍學晉、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長，再將王僧虔、徐浩、李邕、顏真卿、楊凝式等名家的創作風格融會貫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稱：“我書造意本無法”、“自出新意，不踐古人”。黃庭堅稱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這說明蘇軾一生屢經坎坷，致使他的書法風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賦》、《黃州寒食詩》和《祭黃幾道文》等帖。五、繪畫蘇軾擅長畫墨竹，且繪畫重視神似，主張畫外有情，畫要有寄托，反對形似，對以后“文人畫”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圖卷》、《瀟湘竹石圖卷》等。宋高宗，追贈蘇軾為太師，謚為“文忠”簡答簡述我國先秦歷史散文的發展軌跡先秦是指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大致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初期三個社會形態。先秦是我國散文發展的最初階段，是散文中各種文體產生和源頭，無論是思想上，還是文學是都對后世文學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夏商時期的政權在文化壟斷除了巫之外，還有“史”。凡是祭祀、征伐等等，巫在貞問之后，將結果刻在甲骨上，交由“史”保存。一、商朝中期到商周之交：歷史散文產生和萌芽階段這一時期作品有甲骨卜辭、鐘鼎銘文、《周易》甲骨卜辭是我國最早的散文，產生于商代中期以后，廣泛地反映了商代生活的各個方面，主要是狩獵、農業、祭祀、戰爭等大的方面。它不成篇，最長不過百余字，但使用了虛詞、語氣表達情感，具備了散文的樸素形式。如：已未卜，亙貞：逐豕，隻？意思是說，已未日占卜，名叫亙的巫卜問道：“追趕野豬，捉得到嗎？”最后一句僅一個“獲”是疑問句，語氣分明，句子精練簡短，強化了詞的語法功能，用較少的詞表示了更豐富的意義。鐘鼎銘文產生于商周二代，由簡到繁反映了散文的發展。商代的鐘鼎銘文文字較少，從幾個到幾十個字，到了周代，鼎保存下來的較多，銘文也較長。最著名的是宣王時《毛公鼎》，共計499字，堪稱當時的長篇巨制。《周易》產生于商末周初，是我國最早成形的一部書，繁衍了散文的進一步發展。其語言精煉、生動形象，有抽象說理，更多的是形象敘事。與卜辭相比，有了許多修飾詞、限制語，語言準確形象、富有文采，出現了雙聲、疊韻、重言等。二、商朝中期到春秋末期：歷史散文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代表作是《尚書》、《春秋》《尚書》是我國第一部歷史散文文集，收集了商朝中期到春秋中期官方文誥，以記言為主，有少量記事，開始有了成篇的文章。現存《尚書》共33篇，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個部分，其中虞書41篇、夏書2篇、商書7篇、周書20篇，據后人考證，商書、周書比較可靠。《尚書》中《盤庚》三篇最為可信，盤庚是商代第二十位君主，曾三次遷都，盤庚在遷都前后三次向臣民講話，要說服他們，甚至是威脅。史官記了這三次講話內容，就是《盤庚》三篇。《盤庚》三篇文句古奧難懂、言辭尖銳、感情充沛。韓昌黎《進學解》曰：“周《誥》殷《盤》，詰屈聱牙”，但頗能傳示講話人口氣、態度、情感。從內容到形式，保留了較多的本來面目，其中不乏形象生動的比喻，如“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尚書》中最晚的文章是周書里面最后一篇《秦誓》，這是秦穆公自責之辭，文辭扼要生動、語意懇切、感情沉痛，運用了對比手法，標志著散文有了進一步發展。《春秋》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記史自魯國隱公元年（前722年）至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止，共十二公，歷時242年。《春秋》記事方法與特點是以年、時（季節）、月、日、事為記史順序，在我國歷史上首次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記史系統。《春秋》在語氣上的特點比較突出。特別重視用詞的準確與含義的深刻。通過詞語的準確動用來表明記錄者的不同態度和評價，形成了“《春秋》筆法”，即后人所說的“一字褒貶，微言大義”，但作者不輕易用一詞，用一詞則表明作者的態度。《春秋》語言平易含蓄，記事具有了四要素：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是我國記事文之祖。三、戰國初期：歷史散文的成熟階段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是《左傳》、《國語》《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又名《左氏春秋》，產生于戰國初期，是我國第一部史傳文學的杰作，是言事相參的產物，到了春秋時期，諸候各自為政，社會斗爭十分的復雜。簡單的用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方式不足以記載反映歷史的現狀。為適應歷史的需要，《左傳》的作者創造了言事相參的方法，通過人物的語言、行動，組成一系列故事情節，以人物為中心，反映歷史，是我國歷史是第一部寫人的作品，它標志著散文的成熟。《左傳》是我國第一部史傳文學，刻畫了許多性格鮮明的歷史人物形象。作者善于利用多種敘述方法（順敘、倒敘、插敘、補敘、預敘），通過人物說的話、行動組成一系列故事情節，相對集中地記載了一個人物的重要事件。展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增強了事件的戲劇性。《左傳》善于描寫復雜的戰爭。描寫大大小小的戰爭有三四百起之多，是我國軍事史的寶貴資料，同時也為軍事文學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后來的軍事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統治者提供了借鑒。《左傳》戰爭描寫具有以下特點：1、從戰前寫起，寫交戰雙方的政治、外交準備，政治上是否取得人心、民心，外交上盡量分化孤立敵國盟友，拉攏自己的盟友，如《左傳·城濮之戰》。2、戰中正面描寫很簡單，有時甚至一筆帶過。如《左傳·長勺之戰》，寫戰爭過程只有四個字：“齊師敗績”。3、最后進行戰后經驗教訓總結，為統治者提供借鑒。《左傳》善于寫行人辭令。行人辭令，即外交辭令，春秋時期，諸候國因政治需要，外交活動頻繁。在外交活動中，一方面要顧到“禮”，另一方面要把自己真正用意表達出來。《左傳》語言簡煉含蓄而富有文采。《左傳》從文章的結構到語言的藝術，都是后世“古文”的典范之作，唐宋古文諸大家提到學習古文時，多推薦此書。《國語》是我國第一部國別體史書，產生于戰國初期，共二十一卷，分別記載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的一部分史實，共七萬多字，以記言為主，故名《國語》。《國語》不如《左傳》系統全面，記史也繁簡不一，其中晉公子重耳之亡占到了整本書的四分之一。就整體而言，其思想性、文學性亦不及《左傳》，但《國語》長于記言，言辭言簡意賅，富有哲理，具備了議論文的特點，為后代諸子散文提供了借鑒。語言古樸簡煉，有不少生動的比喻四、戰國末期：歷史散文的進一步發展階段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是《戰國策》《戰國策》是一部承上啟下的作品，它上承《左傳》、《國語》，下啟《史記》，標志著先秦歷史散文有了長足的發展。《戰國策》是繼《國語》之后又一部分國記事史書。《戰國策》共十二國三十三卷，主要通過對戰國初期縱橫家及策士言行的記錄來反映他們的人生觀和道德觀。戰國時期，七國爭雄，辯士云涌，士階層特別活躍，也日漸壯大。尤其是縱橫家，他們在政治舞臺上非常活躍，到處游說來推行他們的政治主張，同時善用計謀詭計，利用矛盾以求私利。《戰國策》在寫作上往往截取一事件片斷，以一個歷史人物為中心，以其它人物為配角，從而反映歷史，為傳記文學開了先河，提供了借鑒。《戰國策》大量運用鋪排、夸張的手法，大量運用寓言，形成了整本書“鋪張揚厲”的藝術風格，語言在《左傳》、《國語》基礎上有了很大的發展。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晰看到一條先秦歷史散文發展的軌跡，從最初甲骨卜辭只言片語到史傳文學杰作《左傳》再到分國史書《戰國策》，歷史散文的發展日趨成熟，在歷史上書寫了輝煌的一頁，同時對后世的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簡述我國先秦諸子散文的發展概況諸子散文的形成說理散文蓬勃發展于春秋戰國時期，從根本上說，是由當時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的發展所決定的，而其直接原因是士的階層的形成和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具體原因：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需要人才，并且能夠產生人才的時代。當時社會激烈動蕩，兼并戰爭頻繁。到了戰國，諸侯間的存亡斗爭更為激烈，奮發圖強就能捷足先登，掃滅群雄，統一全國；不圖強則必然削弱萎縮，最終滅亡。面臨這種嚴峻局面，各國統治集團在展開政治經濟軍事斗爭的同時，也展開了智力資源的競爭。他們紛紛禮賢下士，爭相延攬人才，人才的價值空前升值。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事情的另一個方面是，當時的歷史提供了人才產生的條件。春秋時期，社會動蕩，禮崩樂壞，分封制度解體，打破了貴族對文化教育的壟斷。一部分貴族隨著貴族身份的喪失，淪為平民，把他們的文化知識帶到民間；而更為重要的是學府下移，民間聚徒講學之風興起。比如說孔子，本為殷商苗裔，但至孔子時已經從貴族降到一般平民。他早年受到了比較全面的文化教育，也從事一些平凡的工作，有短暫出仕經歷，后周游列國，率不得志，晚年整理文獻，教授生徒。孔子首開私人講學的先河，開創了儒家學派；墨子聚徒講學，組織成頗有紀律的集團，形成墨家學派。戰國之際，私人講學之風更盛，孟子、荀子等都曾是同輩中的老師巨擘。這種局面使社會下層人民獲得了接受教育，學習文化的機會，從而極大的開發了人才源，使得人才源源不斷地以空前的規模生產出來。促成了“士”這一特殊階層便迅速崛起。時代的變革，歷史的發展，需要新的思想和理論，對社會現實做出解釋，對社會未來作出設計。于是，大家紛紛拿出自己的學說講學授徒，相互之間也展開了激烈的論難，從而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散文是見道明志，論難說理最便捷的文體，于是，以探討哲理人生，研究社會為主要內容的諸子散文便勃然興起。諸子百家的分類按學術思想流派劃分，司馬談把他們分歸為六家，即，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而劉歆又分其為十家：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陰陽家、農家、縱橫家、雜家、小說家。諸子中影響最大的是道家、儒家、墨家、和法家。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莊子，代表性的著作有《道德經》、《莊子》。儒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孔子、孟子、荀子，代表性的著作是《論語》、《孟子》、《荀子》。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代表性著作是《墨子》，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韓非子，代表性著作有《韓非子》等。先秦諸子散文的發展概況先秦諸子散文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老子》和《論語》（產生于年齡末期制戰國初期）。文章多為語錄體，或為簡要的議論斷章。第二階段是《孟子》和《莊子》（產生于戰國中葉）。《孟子》基本上還是語錄體，但已有明顯的發展，形成了對話式的論辯文。圍繞一個主題而設立，以論說為主體，初步具備駁論性質。《莊子》則突破語錄體的形式而發展為專題議論文。第三階段是《荀子》和《韓非子》（產生于戰國末期）。《荀子》和《韓非子》的文字基本上是議論文的語言，抽象說理的部分增加，邏輯周密，結構復雜而嚴謹，標志著議論性散文體制的成熟，反映了先秦說理文的最高成就。先秦諸子散文的主要特征最先面世的是老子《道德經》。也叫作《老子》，其最主要的內容是對“道”及其規律的論述。老子以天之道來推論人之道，主張社會的規則應效仿自然規律。老子用“上善若水”來說明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樣，澤被萬物而不爭名利。老子還以大自然中的水為例子，說明“以柔克剛”的道理，從而引申到“以退為進”“甘居下流”“不為民先”的處世觀與政治觀。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對于中國的思想文化發展至為深遠，對于世界思想文化也產生了并正在產生著極大的影響。這是我國哲理性著作《易經》的文體的嬗變，也蘊含著《詩經》的風韻，是老子獨創的一種文體。作為議論文，《老子》采用了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相結合的方法，顯示出獨特的魅力。老子以道為學，以詩為文，并把它們有機的結合起來，開創了我國散文以神理為體，以形文為用的文章體制。《論語》比老子稍晚。它的體制與《老子》全然不同。這是一部語錄體著作，主要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多是些敘說性文字或斷語，篇幅短小簡約，還未形成結構完整的單獨篇章。但是，這些語錄也具備了散文的基本特征，表現提供對話的語境以及出了與《老子》不同的藝術特色。首先，《論語》刻畫了較為鮮明的人物形象，通過提供對話的語境以及富有很強表現力的任務舉止言談，取其，展現任務的性格特點和情感世界。其次，《論語》的語言也很有特點。它以口語為文，親切自然，而又生動傳神。語言平實而含義深刻，表達含蓄而意味深長。《論語》注重實用而又文質彬彬的文風深刻地影響到后世散文的創作，成為先秦說理文的主要形態。總之，春秋時代的散文，在論說文的體制、表現方法、語言等各方面都表現出了高度的藝術性，并且形成了不同的風格，從而奠定了諸子散文的基礎。《孟子》的文章在語錄體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有些章節依然是《論語》式的片言只語的記錄，而有的章節則出現了圍繞一個中心進行反復論證的對話體文體。文章的篇幅明顯的增長了。有時為了論述一個問題，可以使用多達數千字的篇幅。《孟子》發展了辯論藝術，善用比喻，寓言說理，使得文章生動活潑，富有情趣。《孟子》語言的文采和表現力遠勝《墨子》，而其文章體制卻不如《墨子》成熟，這也許與孟子墨守儒家家法，作文模仿《論語》有關。《莊子》的散文極富創造性，首先，它運用了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來撰述說理文。文章很少使用邏輯方法進行辯論，而是多用寓言故事連綴成篇，用形象直接說理，理隱事中，意在言外。從文體是看，《莊子》基本擺脫了語錄體，文章具有專論體的傾向，但依然保留著對話體的成分。《莊子》還表現出了極高的藝術技巧。千百年來深刻的影響著中國的文學創作。老子發軔于前，莊子繼軌于后，共同創造了散文藝術極品，在先秦諸子中獨放異彩。《荀子》與《韓非子》的出現，標志著議論性散文體制的成熟。《荀子》的散文，大都是一些長篇大論，文章具有標題，且論點明確，論據充分，結構完整，成為成熟的專論體議論文。此后，這種文體成為我國說理散文的主要形式。《韓非子》發展了《荀子》的議論文，極富表現力與說服力，把議論文的寫作水平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還收集、整理、創制了大量的寓言故事，使寓言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諸子在散文發展的過程中，各具特色，各有建樹，但是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它們又表現出一些共同的特點。第一，關懷人生，關注社會，貼近現實。他們為社會而立說，“文章合為時而筑，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文學傳統提供了范例，奠定了基礎。第二，議論中傾注了濃烈的情感。諸子具有深切的人文關懷，著文自然就把感情傾入文章之中了。第三，象喻式的表達方式，形象地說理方法。使議論文變得生動活潑，，使抽象的理論變得具體形象。豐富了漢語的表現力，直接影響了后代的語言修辭。諸子論著都是學術著作，它們以其深邃的思想，宏博的理論，奠定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基礎，影響了中國一代代的知識分子。同時，它們又以其華美的詞章，瑰麗的形象，多彩的風格，高超的技巧，豐富的想象，成為精美的文學作品，鑄就了我國散文發展的黃金時代。簡述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概況魏晉南北朝文學，上起漢獻帝建安元年（196），下迄隋朝建立（489），前后約400年。這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分裂、大動蕩時期，戰爭頻仍，軍閥割據，朝代更迭，同時也是一個思想異常活躍、文化環境較為寬松、文學藝術極為活躍的時期，是中國古代文學大轉變，且極富創造性時期。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軌跡：詩歌是這一時期文學成就最高的領域。我們從三個線索予以表述：（1）時代線索：建安詩歌是中國詩歌史上文人創作的第一次大豐收，其代表人物有“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詩歌，其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賢”，而真正代表正始詩歌成就的是阮籍、嵇康；太康詩歌，作家眾多，有所謂“三張”、“二陸”、“兩潘”、“一左”，除左思外，成就不太高；永嘉詩壇，代表人物有劉琨、郭璞與玄言詩人許詢、孫綽等；晉宋之際，陶淵明是成就最高的詩人；齊、梁永明體詩，代表人物有謝朓、王融、陰鏗；梁、陳之際的宮體詩；北朝文學以庾信成就最高，庾信是南北朝詩歌的集大成者。（2）內容線索：建安詩歌，悲傷離亂，慷慨蒼涼，梗概多氣，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被稱為“建安風骨”；正始詩歌繼承建安詩歌的傳統，由于環境險惡，變慷慨用世為憂生嗟嘆；太康詩歌重模擬、頌功德，重形式傾向明顯，而左思則是建安風骨、正始之音的繼承者。其《詠史》詩，借古諷今，抒寫懷抱，筆力矯健。其后，鮑照《擬行難路》和《擬古》之作，情感抑郁、體氣豪邁；庾信《擬詠懷》抒發悲憤，開綺艷、清新、老成的詩風。在玄言詩盛行之際，陶淵明可謂獨樹一幟，他以平淡自然之風開田園詩歌一派。謝靈運和謝朓完成了由玄言詩向山水詩的轉變，開山水詩一派。梁、陳時期的宮體詩風靡一時，這是詩風的一股逆流。（3）體裁線索。曹操四言詩，曹植五言詩和建安七子的文人五言詩彬彬其盛，蔚為大觀。永明體新詩的出現為唐代近體詩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七言詩也得到了開創和發展。曹丕的《燕歌行》，標志著七言古詩的成熟；鮑照對七言詩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創制了以七言為主的歌行體；曹操以樂府舊題寫時事，發展了樂府詩；以四言寫樂府，使四言詩出現中興。南北朝民歌是繼周民歌和漢樂府民歌之后又一次集中的民間口頭創作。艷曲興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南朝民歌風格清麗柔弱，代表作為《西洲曲》；北朝民歌風健質樸，代表作為《木蘭詩》。散文一改兩漢史傳、政論獨盛的局面，向多樣化方向發展。與漢代散文相比，有四個特點：一、敘事言情的書信和山水散文興起，用書信的形成寫自然山水是魏晉南北朝散文的獨創；二、歷史傳記逐漸獨立于史書之外，成為文學傳記；三、抒情成分增多；四、文章趨向駢儷。駢體文形成并臻于鼎盛。文章四六句型已成常規，追求精致的對仗、諧調的聲律、使事用典、雕飾辭采、駢文創作盛極一時。辭賦由漢大賦演變為抒情小賦，并向駢化和律化方向發展。小說，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產生的新的文學樣式，是我國小說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主要有志怪小說《搜神記》和志人小說《世說新語》。文學意識的自覺和文學創作的自由，帶來了文學理論發展和文學批評的繁榮。曹丕的《典論·論文》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文學批評專論，它對文學的社會地位與作用、文學批評的態度與方法、文體的區分、文風與作家的關系等重要問題提出了看法，標志著文學批評進入了新時期。陸機的《文賦》是一篇用駢體文寫成的文論著作，闡述了相當完整的創作論，它第一次把創作動機、過程、方法、形式、技巧等問題歸入文學批評范疇。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一部體大思精的文學理論巨著，是對前代文學理論的總結和發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學史觀，既重視文學發展與世風的關系，也重視文學自身發展中的繼承與革新，較全面地說明了作品的內容與形成之關系，總結了創作過程中各個環節的經驗和教訓，初步建立了文學批評的方法論。鐘嶸的《詩品》是我國第一部詩論著作。《詩品序》是全書的總論，論述了五言詩的起源和發展，對詩歌的某些創作方法及詩歌的抒情達意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對某些作家品評失當，對聲病說盲目排斥，在探討詩歌傳承關系時顯得簡單化，但它無疑是研究漢魏六朝詩歌的重要參考材料。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發展，逐步使文學創作置于其影響與指導之下。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同步發展，二者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密切關系，對當時和后世的文學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中國文學史上，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醞釀著新變的時期，許多新的文學現象孕育著、萌生著、成長著，透露出新的生機。一種活潑的、開拓的、富于創造力的文學沖動，使文壇出現一幕接一幕新的景觀，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魅力就在于此。這種新變總的看來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文學進入自覺的階段，文學創作趨于個性化；玄學的興起和佛教的傳入為文學創作帶來新的因素；語言形式美的發現及其在文學上的運用。就文體的發展看來：五言古詩繼承漢樂府的傳統，增強了詩人的個性，得到長足的發展并達到鼎盛；一種詩化的散文即駢文的興盛，成為這個時期重要的文學現象，中國文學增添了一種新的、抒情性很強的、可以充分發揮漢語語言形式美的文體；在漢代盛極一時的大賦，演變而為抒情小賦，并因駢文的興盛而增加了駢儷的成分，駢文、駢賦在梁陳兩代進入高峰；七言古詩在這時確立起來，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鮮氣息，刺激著詩人進行新的嘗試，再加上其他因素，到了唐代絕句便繁榮起來；小說在這時已初具規模，奠定了中國小說的基礎，并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說和志人小說。以393年的時間醞釀這些新變，雖然顯得長了一些，但和漢代大約四百年文學的收獲相比，不能不說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成就是相當可觀的。如果沒有這段醞釀，就沒有唐詩的高潮，也就沒有唐代文學的全面繁榮了。簡述唐代文學繁榮的原因參考一：1、唐朝有力地鞏固了隋朝達成的尚未穩固的國家統一，使民族文化的融合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對外文化交流也異常活躍。這種多元文化融合的大背景成為唐代文學大繁榮的文化基礎。2、唐代延續了隋朝開創的詩文取士政策，并予以發揚光大。這也就成為唐代文學繁榮的制度原因。3、唐朝（公元618年～907年）是一個跨度近三百年，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社會長期相對安定，經濟繁榮。如此長的歷史，如此龐大的人才礦床，如此穩定的文化建設環境；文學沒有理由不繁榮。4、唐文學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魏晉南北朝已經開創的文學自覺局面。如果說魏晉南北朝已經開創以來《詩品》、《文賦》、《文心雕龍》等著作標志了這一時期文學在理論上的自覺的話，那么，唐代文學的繁榮則充分實現了文學自覺由理論到實踐的成功跨越。唐詩是最好的表現追問能不能在詳細點回答:唐代文學的繁榮，與唐代社會的發展有密切的關系。唐朝建立不久，經濟就從隋末的大破壞中恢復過來，并迅速得到發展，至天寶中上升達于頂點。國力的強大，為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環境。唐朝的立國者，對外來文化采取兼容的政策。去華夷之防，容納外來的思想與文化。唐代建立者一視華夷的心態，整個唐代，廣泛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從文學藝術到生活趣味、風俗習慣，都可以看到這種影響。唐代婦女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男女較為平等。婦女在行為上也較不受約束。的這種較為開放的風氣，對于文學題材的拓廣，文學趣味、文學風格的多樣化，都有重要的意義。唐代士人對人生普遍持一種積極的、進取的態度。國力日漸強大，為士人展開了一條寬闊的人生道路。唐人入仕，較之前代有更多途徑。開科取士，唐沿隋舊，而更加發展成熟。唐代開科，分常選與制舉。常選有秀才、明經等12科，其中明經又分為七；制舉的確切數目已難了解，但據唐宋人的記載，當有八九十種之多。科舉之外，尚有多種入仕途徑，如入地方節鎮幕府等。入仕的多途徑，為寒門士人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一批較接近廣闊社會生活的寒門士人進入文壇，使文學離開宮廷的狹窄圈子，走向市井，走向關山與塞漠，這對文學的發展也是意義重大的。由于國力強大，唐代士人有著更為恢宏的胸懷、氣度、抱負與強烈的進取精神。唐人恢宏的胸懷氣度與對待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態，創造了有利于文化繁榮的環境。史學、書法、繪畫、雕塑、音樂、舞蹈都有很大的發展。唐初設立史館，出于以史為鑒的目的，修《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五史。后又以太宗御撰的名義修《晉書》和以私修官審的形式修《南史》和《北史》。八史的修撰，提供了豐富的修史經驗，不久便有劉知幾的《史通》出來，廣泛地論述史學問題，反映了一種求實的思想傾向。這種思想傾向，與文學潮流的發展同步。初唐的文學潮流，逐步的向著反偽飾、求真情的方向發展，與初唐詩風朝著合南北文學之兩長，旨深、調遠、辭巧，聲律風骨兼備的方向發展不無關系。音樂和舞蹈的繁榮，與文學發展也有著密切的關系。在唐代，燕樂的發展產生了一種詩歌的新形式：詞。燕樂用詩于歌唱，從絕句開始，后來才因調填詞。其實，古體當時也可用于歌唱。參考二：一、經濟繁榮為詩歌興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質條件.經濟繁榮，交通便利，社會安定為唐詩的興盛發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良好的社會環境。這正是李白、杜甫等詩人能夠恣情漫游祖國名山大川，王昌齡、王之煥等得以等閑進行“旗亭酬唱”的特定物質條件。二、全國空前統一為唐詩繁榮提供了現實基礎。我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自漢代始，多民族的統一體已經形成。后來，由于統治階級的腐朽，再現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結束了南北分裂的紛擾混亂，唐使多民族的統一體得到了恢復與發展。為加封邊疆的治理，唐統治者極為重視邊功并大加封賞。這就刺激了時人赴邊從戎的積極性，特別是一些文人，紛紛奔赴邊塞，投佐幕府，隨主將馳聘疆場。“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男兒一丈夫”。建功立業，獲取功名成為一種時尚。邊塞的征戎生活、異域的奇麗風光，增長了他們的見識，開闊了他們的視野，激發了他們的創作熱情，一大批寄情于邊塞的詩人應運而生。據統計，《全唐詩》收錄以邊塞為題材的詩歌有兩千余首。邊塞詩的興盛為唐詩的繁榮增添了異彩。三、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推動著文人對詩歌的學習研究。唐初社會經濟恢復迅速，庶族地主勢力不斷上升，為廣泛吸收庶族地主參政、唐承隋制，取消了魏晉六朝保護士族特權的九品中正制，實行科舉考試。唐科舉取士分常舉和制舉兩類。制舉由皇帝主持，科目臨時設置，不常舉行。常舉每年一次，分秀才、明經、進士、明法等六科。考生集中在秀才、進士兩科。進士重在詩賦，雖難及第，但及第后仕途廣泛，頗易晉升，尤為士人所重。“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科舉考試的應制詩多為點綴升平、雕字琢字之作，但以詩取士的科舉制度刺激了時人發憤學詩，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于詩歌創作，這有利于詩歌藝術形式的不斷完善和創作經驗的廣泛傳播。四、統治者的個人愛好、提倡有助于全社會重視詩歌風氣的形成。唐代君主，很重視詩歌，也大都能詩。太宗先后開設文學館，弘文館，招延學士，編纂文書，與之唱和吟詠。高宗、武皇常自制新詞以入樂。玄宗本人就是詩人，自述每運筆賦詩，輒“樂以忘憂”。文宗特制詩學士七十二人。武皇宴集群臣，宋之問賦詩最佳，曾獲御賜錦袍。帝王的愛好、倡導提高了詩人的聲譽，有助于形成全社會重視詩歌的風氣。五、文禁松馳，是產生大量抨擊權貴、真實反映底層生活詩歌的前提。文學藝術的高峰，總是出現在思想比較解放的時代。唐朝統治者清明大度，敢于招賢納諫。唐太宗能用直言敢諫的魏征；武則天重用賢臣狄仁杰；唐玄宗對于那些直刺自己的詩歌也不犯禁。“遭逢圣明主，敢進興亡言”唐代詩人在一個較為自由的思想空間里直抒己見。李白：“奸臣欲竊位，樹黨自成群。”杜甫：“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這些大膽揭露權貴的不朽詩篇，只有在文禁松馳的社會環境里，才能一經問世就得以廣泛流傳。文禁松馳的政治氣氛，使民族藝術的創造力得到解放，使詩人無所顧及地追求藝術的創造力得到解放，使詩人無所顧及地追求藝術的創造與完美。六、“安史之亂”豐富了詩人的創作素材.社會的巨變刺激著詩人的靈感，也為詩人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杜甫、元結、顧況等詩人對黑暗現實做了痛苦的觀察與冷靜的思考，從而創作了大量揭露階級矛盾、反映民生疾苦的優秀詩作。七、中外文化交流和各種藝術的發展也對唐詩的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唐帝國經濟繁榮，國力強盛，水陸交通發達，極大地促進了國內各民族及中外文化的交流，給傳統的唐文化注人了新的內容，新鮮的活力。做為詩歌姐妹藝術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等也受到了其它民族文化的沖擊和影響。從杜甫的《畫鷹》、高適的《畫馬篇》、白居易的《胡旋舞》、韓愈的《聽穎師彈琴》等描寫音樂、舞蹈、繪畫方面的詩歌，可以看出唐代詩人很善于吸收其它藝術的養料滋補自己，也可以看出唐代詩人們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時代精神。八、文學發展的自身規律，則是唐詩繁榮興盛的內在因素。任何一個時代的任何一種文學形式的發展，一方面有對以往文學藝術的繼承，一方面有其自身的變革和發展，唐詩也是這樣。從先秦到漢魏六朝，詩歌的發展經歷了一個長遠的歷史發展的過程。五言、七言古詩已經成熟，律詩、絕句也基本上跨越了試驗階段，無論是創作方法、文體特征、藝術技巧，還是聲律的運用、語言風格的創造，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唐詩的發展提供了值得借鑒的財富。唐朝的詩人們博采眾長，不僅繼承和發展了從先秦到六朝文學上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傳統，而且發展了各種形式和技巧的藝術傳統。難能可貴的是唐代詩人對待文學藝術遺產，并不是簡單地拿來，而是采取了批判繼承、推陳出新的科學態度。初唐詩壇是齊梁浮艷詩風的延續，“綺麗婉媚為本”的上官體占據著統治地位。初唐四杰用實踐把詩歌從宮廷引向市井，從臺閣移到江山和塞漠。擴大了詩歌題材的領域。陳子昂痛斥詩壇“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提倡“漢魏風骨”、“風雅五寄”，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一掃齊梁遺風，為唐詩健康發展開辟了道路。盛唐詩人李白，一面認為“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一面學習楚辭，樂府創造了獨特的浪漫主義詩風，完成了詩歌革新的使命。他追求理想，要求自由的精神，恣肆縱放、雄奇飄逸的風格，為唐詩繁榮打開了局面。杜甫明確提出：“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既批判又繼承，既注意思想內容，又注意聲律形式。杜詩以深刻的內容、沉郁雄渾、敘事嚴謹的風格把現實主義詩歌推向了高峰。王維、孟浩然歌頌山水田園的靜謐，高適，岑參描繪邊塞風光的雄奇。眾多的流派，以各自的風格創作了大量的作品，迎來了唐詩紛繁的局面。唐文化的繁榮表現在哪些方面（文人詞，小說，詩歌，古文運動）

“有容乃大”的文化氣派：

（一）寬松的文化政策使唐文化兼收并蓄

1.

在政治上。實行“開明專制”2．在文化政策上，積極鼓勵文藝創作的多樣化

3．在意識形態上，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4.以博大的胸襟廣為吸收外域文化

風采輝煌的藝術成就

唐代文化顯示出一種階段性集大成式的燦爛風采，其輝煌的成就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達到了顛峰狀態。

1

中國的文學首唱是詩，而中國詩的輝煌巔峰則在唐朝；

2

與中國詩的歷程幾乎一致，中國書法在魏晉六朝開始走向美的自覺，在唐代也達到一個高峰，這一時期篆書圓勁，草書飛動，行書縱逸，楷書端整。

3

唐代是詩歌與書法的黃金時代，也是繪畫的極盛時期，出現了畫圣吳道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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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散文也有豐碩成果，其領袖人物便是韓語、柳宗元，他們所發起的古文運動，對以后幾個世紀的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論述試述盛唐詩歌創作概況參考一：（關鍵注重盛唐）唐詩的發展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1]初唐是唐詩的開創時期。唐初詩壇承襲齊梁的浮靡詩風，流行宮體詩，能夠擺脫宮體詩浮靡詩風影響的詩人是王績，他推崇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和詩歌風格，主要描寫田園風光和個人的田園生活，詩風疏淡質樸。“初唐四杰”是指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位詩人，他們的主要貢獻是破壞和改造了宮體詩，奠定了五律，發展了七言歌行。繼“四杰”之后使律詩定型的兩位詩人是沈佺期和宋之問。唐代第一個舉起詩歌革新大旗的作家是陳子昂。他推崇漢魏古詩，提倡“漢魏風骨”、“風雅興寄”，他以復古為革新，掃除了宮體詩的浮靡詩風，端正了唐詩的發展方向，為盛唐詩歌高峰的到來鋪平了道路。[2]盛唐詩歌代表了唐詩的最高成就。盛唐的兩大詩歌流派是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和以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派。邊塞詩派的重要詩人還有王昌齡、王翰、王之渙、李頎、崔顥等。李白和杜甫是盛唐雙峰并峙的大詩人，他們的詩歌代表了唐詩乃至中國古典詩歌的最高成就。張若虛與賀知章、張旭、包融和稱“吳中四士”。[3]中唐前期詩歌創作處于低潮，后期重有出現繁榮景象。唐代宗大歷年間在詩壇享有盛名的十位詩人合稱“大歷十才子”。中唐前期元結、顧況注重反映現實民生，是杜甫開創的即事名篇的新題樂府到以白居易為首的新樂府運動中間的過渡性詩人。中唐前期的劉長卿和韋應物以山水詩見稱，是王維、孟浩然的余緒；盧綸、李益的邊塞詩，是高適、岑參的余緒。中唐后期的兩大詩派是新樂府派和韓孟詩派。中唐新樂府運動，以白居易、元稹為代表的一批詩人，自覺發揚杜甫的寫實精神，從生活源泉中覓取詩材，寫下了大量賦詠新題材、運用新語言、標以新詩題的樂府詩，掀起了一場新樂府運動，新樂府運動的中堅詩人還有張籍、王建、李紳等。韓孟詩派與新樂府派幾乎同時出現，以韓愈、孟郊為代表。他們標榜“陳言務去”，尚古拙，求奇險，藝術上避熟就生，因難見巧，刻意求新，形成奇崛險怪的風格特色。在兩大詩派之外，能夠獨樹一幟，成就較突出的詩人有劉禹錫、柳宗元、李賀等。[4]晚唐是唐詩的夕陽返照時期。詩壇的整體狀況是感傷氣息濃重，雕琢風氣盛行。晚唐前期極負盛名的詩人是被稱為“小李杜”的李商隱和杜牧。他們也是晚唐最有成就的詩人。晚唐后期出現了以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為代表的一批詩人，發揚中唐新樂府派的創作精神，注重反映社會民生，但藝術成就不高。原因：（綜合上一道題）唐詩之所以能取得這樣高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封建經濟與政治的發展變革，促使整個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而為詩歌創作開拓了新的源泉，提供了新的材料。唐詩突破了六朝后期詩作大多束縛于玄言、山水、宮體，或抒寫個子失意苦悶的的小圈子，廣泛反映了社會階級矛盾和民生疾苦，朝廷政事與地方動亂，邊塞戰爭及民族習俗，都市生活同田園風光，以及禮教、門第、愛情、婚姻、商人、手工工人的情況等，其概括的廣度和表現出來的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封建經濟和政治的變革，把庶族寒門推上了歷史舞臺，他們成為政治生活中最活躍的力量，也是唐詩的主要創作群。庶族文人一般來說視野比較開闊，其中部分文人由于社會地位的低下和生活的困頓，同廣大勞動人民有著比較近接觸和聯系，并在詩歌創作中反映出來。唐詩的繁榮，同唐代社會思想比較解放也有密切的關系。唐代統治者對自己的統治抱有一定的自信，同時又需要協調內部矛盾以利于長治久安，所以在意識形態方便采取了比較開放自由的政策，對儒、釋、道各派思想兼容并蓄，有時還允許和鼓勵人們對時政展開批評；這對于解除時人的思想束縛，促進詩歌創作的自由發揮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唐詩的興盛，也是唐代文化藝術普遍繁榮的產物。當時文化的相對普及和詩歌群眾基礎的擴大，給詩歌創作帶來新的生命力。唐代各種文藝形式的充分發展，也給予詩歌多方面的影響。古文運動、傳奇小說以及佛經、變文里的故事，促成了中唐以后詩歌的散文化、故事化和玄怪等特殊傾向，而曲子詞的興起，又給晚唐溫、李一派詩歌開拓了用新境界，還有詩賦取士制度的推行，自然會作用到詩歌身上。唐代的巨大成就，還是唐代詩人們多方面地批評繼承文學遺產，推陳出新的結果。我國古典詩歌的發展，從《詩經》開始到唐代，已經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歷史，前人豐富的創作經驗，無不為唐詩所充分吸收，體現了唐詩集大成者的風貌。當然，唐代詩人對待文學遺產，并非一味的兼收并蓄，于其中仍有所揚棄。對六朝詩歌中某些偏重形式、忽視內容的傾向，尤其是對齊梁陳宮體詩的不良影響，唐初百余年間的幾代詩人進行了長期的斗爭，終于基本上掙脫了舊的束縛，開拓了新的局面；不過在否定和改造舊風氣的時候，也不排斥其中有用的文字技巧；這也是唐詩能夠跨越傳統大步前進的重要原因。參考二：（關鍵注重盛唐）唐代是我國詩歌發展的黃金時代。強大的國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與豐厚的文化積累，為唐詩的繁榮準備了充足的條件。眾多偉大、杰出的詩人把我國詩歌藝術的發展推向高峰。初唐：唐代初期，詩歌創作仍受南朝詩風的影響，題材較為狹窄，追求華麗詞藻。待到被稱為“四杰”的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出現，才擴大了詩的表現范圍，從臺閣走向關山和塞漠，顯示出雄偉的氣勢和開闊的襟懷。他們無淪寫邊塞，還是寫行旅、送別，都有著這樣的情思風貌。在詩的體式上，這時完成了五七言律體的定型。律詩屬于近體詩，是相對于古體詩而言的。古體分四、五、七言和雜言，平仄沒有限制，也不求對偶。近體詩平仄和押韻有一定的體式，也要求對偶。律體的定型，對我國詩歌的發展影響深遠，它成了我國古代詩歌的一種主要體式。在初唐的后期，出現了兩位重要詩人：陳子昂和張若虛。陳子昂主張詩應該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詩，就是這一主張的實踐。但他寫得最好的詩是那首《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抒寫不遇的悲愴，但其中蘊含的是自信和抱負，情懷壯偉，有一種得風氣之先而不被理解的偉大孤獨感。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寫月夜春江明麗純美的境界，融入濃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轉的音調，無窮的韻味，創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陳子昂和張若虛藝術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詩歌行將到來的信息。盛唐：盛唐是唐詩發展的高峰。此時詩壇群星輝映。王維和孟浩然善于表現山水田園的美，表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那種寧靜平和的心境。王維的山水詩融詩情畫意于一體，把人引向秀麗明凈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著蓬勃生機。《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白可留。”雨后的松林間月色斑駁，流泉琮琮。浣紗女踏著月色從竹林間喧鬧著歸來；漁人正分開荷葉搖舟遠去。山村之夜，如詩如畫。他還有一些詩，寧靜中帶幾分禪意。在唐代的重要詩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響最為明顯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詩人，有些詩寫得慷慨激昂，有的詩表現出濃烈的人間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寫出了人們深情惜別時的普遍感受，后來被編人樂府，成為離筵上反復吟唱的歌曲《陽關三疊》。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凈的筆墨，寫山水田園的秀美。《過故人莊》寫做客田家的喜悅，恬靜的農舍，真摯的友情，充滿濃郁的生活情趣。《春曉》寫春日那種明媚靜美舒暢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個字，便寫出了無盡的情思韻味：“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暮煙籠罩中的一抹樹林，一輪水中月影。在這朦朧而明凈、深遠而靜謐的境界中，彌漫著一縷淡淡的鄉愁。孟浩然的許多詩，都這樣以極儉省的文字，表現多重境界和情思。這時和王維、孟浩然的詩歌風格相近的還有常建、儲光曦等人。盛唐有一些詩人，善于寫邊塞生活，如王昌齡、高適、岑參、祖詠等。他們大都到過邊塞，領略過邊塞的壯麗景色，向往邊塞立功。在他們的詩中，祖國山河的壯美與保家衛國的豪邁情懷表現得淋漓盡致。王昌齡寫了二十幾首邊塞詩，最有名的是《出塞》《從軍行》。他的邊塞詩有一種深厚的歷史感和清剛的風格。其他題材的詩他也寫得很好，七言絕句有極高的藝術成就。高適的詩風趨于雄壯慷慨：“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土，一經何足窮!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從這首詩里我們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俠氣質。邊塞詩人的代表，還有岑參。他寫邊塞風物的雄奇瑰麗，寫軍人的豪雄奔放。荒漠與艱苦，在他筆下都成了充滿豪情的壯麗圖畫。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風貌、代表盛唐詩歌高度藝術成就的，是偉大詩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邁、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業的詩人，他的詩充分表現了盛唐社會士人的自信與抱負，神采飛揚，充滿理想色彩。他的詩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極大地豐富了古體詩的表現技巧，把樂府詩的寫作推進到—個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絕句和王昌齡的七言絕句一起被后世推為唐人七絕的代表作。他的詩有著鮮明的藝術個性：爆發式的抒情、變幻莫測的想像和明麗的意象。他把樂府和歌行寫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噴涌而出時，如黃河之水，奔騰千里，一瀉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著盛唐昂揚的時代精神，晚年又親眼看到唐代社會的衰敗，理想和現實之間產生巨大反差。他的詩里既有建立不世功業在指顧之間的信心，又常常有憤慨不平和對于朝廷黑暗的抨擊。他的詩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處。前人評他的詩，說是“發想無端”，《蜀道難》《夢游天姥吟留別》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帶著夸張的成分，寫愁生白發，說是“白發三干丈”；寫廬山的五老峰，說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寫黃河，說是“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詩人，他的詩常常帶著強烈的主觀色彩。又由于他性格開朗豪放，他的詩意象明麗清新、色彩鮮艷。他純然是一位天才的詩人。當時另一位偉大詩人，是被后人稱為“詩圣”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歲，兩人的深厚友情成為千古傳頌的文壇佳話。杜甫的青年時代，和許多盛唐詩人一樣，都有過“裘馬輕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動是在安史之亂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有“致君堯瞬”的抱負，一生卻窮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體驗到民眾的疾苦。安史之亂給唐代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半個中國淪為丘墟。杜甫在戰火中流離轉徙，寫下了《北征》《三吏》《三別》《兵車行》《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一系列表現民生疾苦的詩作。戰爭中的許多重大事件、戰爭帶來的破壞、戰火中百姓的心態，在杜詩中都有極為生動的反映。唐代沒有任何一位詩人，像他那樣深廣地反映安史之亂的歷史，因此他的待被稱為“詩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對百姓的苦難往往感同身受，發為歌吟，家國之痛與個人的悲哀也就融為一體。《春望》《登樓》《登岳陽樓》都是這樣的詩。“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國之悲，已經很難分開了。唐詩到杜甫是一大轉變，題材轉向寫時事、寫底層百姓的生活；寫法上采取敘事和細節描寫，在敘事和細節描寫中抒情。為便于寫時事，他多用古體，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詩。在他—千四百多首詩中，律詩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詩的成就，主要是拓寬了表現范圍，盡力發揮律詩這—體式的表現力，既嚴格遵守格律規則，又打破格律的束縛。變化莫測而又不離規矩，寫得出神人化。像《春望》《春夜喜雨》《登高》等詩，都是例子。有時為了更完整地表現一個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組詩的形式。用組詩寫時事，是杜甫的創造。律詩，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詩，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藝術手法和藝術風格上，杜甫與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噴涌而出，杜是反復詠嘆；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寫實；李是奔放飄逸，杜是沉郁頓挫。—般認為，在中國的詩歌發展史上，杜甫帶有集大成的性質，對于后來者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中唐：唐代中期，詩歌的發展走向多元化，出現了有明確藝術主張的不同流派。韓愈、孟郊和他們周圍的一些詩人，在盛唐詩歌那樣高的成就面前，另尋新路。他們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觀，常常打破律體約束，以散文句式入詩。在這—派的詩人里，李賀是一位靈心善感、只活了27歲的天才詩人。在他的詩里，充滿青春樂趣的五彩繽紛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與過早到來的遲暮之感交織在一起。他的詩，想像怪奇而豐富，意象色彩斑斕，而且組合密集。在這個詩派里，他的詩有著特別鮮明的風格特征。這時的另一個詩派，以白居易、元稹為主。他們主張詩應有為而發，應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元、白都寫有新題樂府，表示了對于國家的關心、對于黑暗現象的抨擊和對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樂府，有寫得好的，如《賣炭翁》等。在藝術表現上，白居易主張要寫得通俗易懂，趣味與韓、孟詩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寫有大量的諷喻詩，也寫了不少閑適詩，而藝術上最成功的，是長篇歌行《長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詩人還有柳宗元和劉禹錫，他們的藝術趣味既不同于韓、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著自己的特點。晚唐：晚唐詩歌又一變。中唐的那種改革銳氣消失了，詩人們走向自我。這時出現了大量寫得非常好的詠史詩，杜牧、許渾是代表。杜牧是寫詠史詩的大手筆，對于歷史的思索其實是對于現實的感慨，歷史感和現實感在流麗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蒼茫的嘆息中融為一體，《江南春》《泊秦淮》等詩都是詠史佳作。晚唐藝術成就最高的一位詩人是李商隱。唐詩的發展，到盛唐的意境創造，達到了意象玲瓏、無跡可尋的純美境界，是一個高峰。杜甫由寫實而走向集大成，是又—個高峰。中唐詩人在盛極難繼的情況下，另辟蹊徑，或追求怪奇，或追求平易，別開天地，又是—個高峰。詩發展至此，大有山窮水盡之勢。李商隱出來，以其深厚的文化素養、驚人的才華，開拓出—個充滿朦朧、幽約的美，讓人咀嚼回味的詩的境界，達到了新的高峰。他是一位善于表現心靈歷程的詩人，感情濃烈而細膩。他的愛情詩深情綿邈，隱約迷離，刻骨銘心而又不易索解。他的不少詩(特別是無題詩)情思流動是跳躍式的，意象組合是非邏輯的，意旨朦朧而情思可感，往往可作多種解釋。他的藝術技巧，達到了出神人化的境界，極大地擴大了詩的感情容量，為唐詩的發展作出了最后的貢獻。晚唐后期的詩人們，有的走向華麗，有的走向淡泊，而成就不大，已經無法和他們的前輩相比了。試述宋詞創作概況參考一：宋詞的發展共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晏殊、張先、晏幾道、歐陽修等承襲“花間”余緒，為由唐入宋的過渡；第二個階段，柳永、蘇軾在形式與內容上所進行的新的開拓以及秦觀、趙令畤、賀鑄等人的藝術創造，促進宋詞出現多種風格競相發展的繁榮局面；第三個階段，周邦彥在藝術創作上的集大成，體現了宋詞的深化與成熟。這三個階段在時間上非截然分開,而是互相交錯在一起的。宋詞發展的基礎宋代立國推行厚待官吏的政策，加上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民間財富被搜刮集中到都城及其他幾個大城市，為統治者寄情聲色、歌舞作樂提供了物質條件。宋詞的初期極盡艷麗浮華,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間,像曾因寫過"且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而得罪了當時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連于歌坊青樓之間,給歌妓們寫寫詞,所謂"凡有井水飲處,必有柳詞"之說，以及宴殊等宋代的文人也頗多，在這其中李清照她的詞有一種超凡脫俗的清新淡雅之感。這與她個人的情感經歷是密不可分的，前期的與夫分離相思的個人情感，后期的悲涼的人生況味都為她詞風的形成提供的感情基礎。而她最擅長的細節描寫，也成為其獨特的藝術表現手法（如怕見也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話）。而從整體來看，詞在宋代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確是發展成為宋一代的代表文學的原因所在。關于蘇軾詞風與柳永的不同，宋人有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俞文豹《吹劍續錄》）的說法。“大江東去”即《念奴嬌??赤壁懷古》，與此相類的還有《江城子??密州出獵》、《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后世以“豪放派”概括蘇軾的詞風，大抵正著眼于這一部分作品。其實蘇軾作詞，剛柔相濟，所著《東坡樂府》，其中婉約詞亦不少。不過就文學史上的影響而言，最能代表蘇詞的，還是清雄之作。蘇軾作詞，以意為主，常常突破詞律的束縛。這一點曾引起恪守傳統詞法的后起作家如李清照等人的不滿。在當時，他的門人、著名詞家秦觀（1049－1100）也沒有走他所開辟的道路。從秦觀到李清照，一般被認為是婉約派詞風的正宗。秦觀有《淮海詞》傳世，代表作如《踏莎行》（霧失樓臺）、《鵲橋仙》（纖云弄巧），聲情并茂，語工而美，繼承了柳永贈妓之作的遺風，而詞品比他要高。李清照曾撰《詞論》，力主詞“別是一家”之說。傳世的《醉花陰》（薄霧濃云愁永晝）、《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寫深閨中的寂寞和年輕女子惜春的心情，具有反對封建禮教束縛的社會意義；晚年避亂江南所作的《聲聲慢》（尋尋覓覓），通過個人流離生活的描寫，反映當時的民族災難，以傳統詞風抒寫深沉的愛國情懷，均是婉約詞中思想價值較高的佳作。北宋后期的重要詞人還有周邦彥（1056－1121）。周邦彥精通詞律，能自度曲，宋徽宗時曾主持過中央音樂機關大晟府，是兩宋注重音律一派詞人承先啟后的主要代表。著有《清真集》，以“本色”、“當行”盛行于世。南宋前期主盟詞壇的代表人物是著名愛國詞人辛棄疾。作為時代的歌手，辛棄疾一生寫了大量的詞，有《稼軒長短句》六百二十多首，著名的如《破陳子??為陳同父賦壯詞以寄之》、《鷓鴣天》（壯歲旌旗擁萬夫）、《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等，表現了當時重大的抗戰、愛國主題，抒寫了在把持朝政的投降派的排斥下，壯士報國無門的憂憤心情。從藝術上講，稼軒詞繼承了蘇軾開創的豪放詞風，將“以詩為詞”進一步發展到“以文為詞”，使宋詞的思想和藝術都取得了空前的杰出成就。后世以“蘇、辛”并稱，但辛棄疾又自成特色，一時仿效或傾慕者如張孝祥、韓元吉、陸游、陳亮及稍后的劉過、劉克莊等，世稱辛派詞人。南宋后期于辛詞外別立一宗的是姜夔（1155？－1221?）。姜夔上承周邦彥，下開格律詞派。著有《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多自度曲，如《揚州慢》等自度曲十七首，均旁注音譜，是現存宋人詞集中僅見的完整的詞曲譜。其時及稍后詞壇較有影響者如吳文英、史達祖、王沂孫、周密、張炎等人，均遠紹周邦彥，近師姜夔，以音律之講究、辭句之精美為權輿，重形式而輕內容，與辛派詞人走了相反的道路。倒是宋末愛國詩人文天祥以及劉辰翁（1232－1297）的一些詞作，成為辛棄疾、陸游等愛國詞的嗣響。參考二：概述：詞是一種音樂文學，它的產生、發展，以及創作、流傳都與音樂有直接關系。詞所配合的音樂是所謂燕樂，又叫宴樂，其主要成分是北周和隋以來由西域胡樂與民間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種新型音樂，主要用于娛樂和宴會的演奏，隋代已開始流行。而配合燕樂的詞的起源，也就可以上溯到隋代。詞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間，《敦煌曲子詞集》收錄的一百六十多首作品，大多是從盛唐到唐末五代的民間歌曲。大約到中唐時期，詩人張志和、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等人開始寫詞，把這一文體引入了文壇。到晚唐五代時期，文人詞有了很大的發展，晚唐詞人溫庭筠以及以他為代表的“花間派”詞人以李煜、馮延巳為代表的南唐詞人的創作，都為詞體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風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詞終于在詩之外別樹一幟，成為中國古代最為突出的文學體裁之一。進入宋代，詞的創作逐步蔚為大觀，產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詞人，名篇佳作層出不窮，并出現了各種風格、流派。《全宋詞》共收錄流傳到今天的詞作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將近兩萬首，從這一數字可以推想當時創作的盛況。詞的起源雖早，但詞的發展高峰則是在宋代，因此后人便把詞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學，與唐代詩歌并列，而有了所謂“唐詩、宋詞”的說法。宋詞是繼唐詩后的又一種文學體裁，它兼有文學與音樂兩方面的特點。每首詞都有一個調名，叫做“詞牌名”，依調填詞叫“依聲”。詞別名“長短句”（在宋代以后，可以說長短句是詞的別名，但是在北宋時期，長短句卻是詞的本名；在唐代，長短句還是一個詩體名詞）。宋詞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蘇軾（豪放派）、柳永（婉約派）、陸游、李清照，人們說的“蘇辛”指的是蘇軾和辛棄疾。發展：宋詞以描寫艷情為主。宋詞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第一個抒寫艷思戀情的專門文體，“詩言志詞言情”、“詞為艷科”都是宋詞這種創作主流傾向的歸納。宋詞的題材集中在傷春悲秋、離愁別緒、風花雪月、男歡女愛等方面，與“艷情”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被后人推尊為“豪放詞”開山祖的蘇軾，其絕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