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信息透明度衡量方法述評摘要：會計信息透明度是上市公司發展的基石。如何準確合理的衡量會計信息透明度已成為國內外各組織機構和專家學者研究的熱點問題。筆者在回顧國內外關于會計信息透明度衡量方法的基礎上，對相關衡量指標進行了述評，并指出適合我國上市公司的衡量會計信息透明度的方法。關鍵詞：會計信息透明度；透明度衡量方法；信息披露質量目前，關于上市公司會計信息透明度衡量方法的研究，概括起來主要有兩個方面：國際相關組織建立的衡量指標和國內外研究者（機構）建立的衡量指標。一、國際相關組織建立的衡量指標（一）普華永道的“不透明指數”普華永道于2001年1月發布了一份關于會計信息“不透明指數”的調查報告，指數值越大，說明信息披露質量越低，即會計信息透明度越低。該報告從腐敗、法律、政府宏觀與財經政策、會計準則與實務、政府管制等五個方面對包括中國在內的35個國家或地區的信息披露質量進行調查，然后對不透明指數進行評分和排名。雖然這一排序具有客觀性，但仍會存在權重設置的主觀性?！安煌该髦笖怠笔峭ㄟ^調查各個國家會計的整體情況，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國家整體會計信息透明度差異，但它還不能確切地區分各國家公司之間的信息透明度情況，原因在于它沒有基于公司水平上的調查。（二） 標準普爾的透明度和披露評價體系“標準普爾透明度與披露研究報告”中指出評價公司的會計信息透明度的98項指標，共3個層面：董事會、管理層結構和程序的披露程度，包含于所有權與投資者兩者關系的透明度，財務與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提供了該種信息就給予記分，最后得出總體的透明度與披露評分，即通過T&D評級評分。該評價體系重點關注的是公司是否提供某類信息，而不注重其信息的質量，以披露數量作為會計信息透明度替代變量的代表性指數。（三） CIFAR公布的披露評分CIFAR指數是由國際財務分析和研究中心所發布的，它用于評價各國公司的信息披露數量。該指數的度量標準主要是參照事先篩選出90個重要的披露項目在公司年報中披露數量，CIFAR指數的大小與披露數量呈正比關系，即披露數量越多，則指數越大，所衡量的會計信息透明度就越高。Bushman和Smith（2003），Piotroskian和Smithe（2004）使用該度量方法對各國公司的信息披露情況進行了評價。這種衡量會計信息透明度的評分方法廣泛使用于投資界和理論界，但該方法只關注公司信息披露的數量，而忽略了信息的可靠性、準確性和及時性等信息質量特征。二、 國內外研究者（機構）建立的衡量指標隨著對會計信息透明度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對會計信息透明度的衡量通過自行構建指標進行，通常先建立在理論基礎上構造出指標的框架，然后根據研究的主題和目的逐步篩選所需考察的項目，最后形成適用的評價指標體系。這種方法能夠根據具體的研究對象和特定的研究目的來設定相應的評價體系，能夠提高指標的可信度和研究目標的相關性。（一） 國外相關研究在國外現有的研究中，代表的有Bushmanetal.和Bhattacharya自行構建會計信息透明度指標。Bushmanetal.（2003）構建會計信息透明度指數評價體系應該包括公司報告的數量和質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實性、計量原則、及時性和可信性等幾個方面。通過對機構投資者、財務分析師和公司內部人實現的公司私有信息的生成和傳遞狀況、信息傳遞質量的研究，構建了自己的會計信息透明度指數［1］。Bhattacharya（2003）從理論模型的角度出發，選擇了盈余激進度（EA）、盈余平滑度（ES）、總收益不透明度（OEO）等聯合指標構建替代信息披露程度來判定公司的會計信息透明度高低［2］。這兩種方法的科學性較強，被我國很多學者所采用，但該方法穩定性不足，如果選取的指標不同，最終的研究結果也會不同。（二） 國內相關研究南開大學公司治理研究中心課題組（2004）在其建立的公司治理評價體系中建立了分別從完整性、真實性、及時性3個方面對公司信息披露進行評價信息披露評價子系統［3］。崔學剛（2004）對會計信息透明度的衡量標準進行了相關研究，自行構建了一個信息披露評價體系，主要涵蓋了41個自愿披露信息條目，其中的信息披露指數是通過對上市公司進行評分得到的［4］。深圳證券交易所對我國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進行考評是從及時性、準確性、完整性、合法性四個方面出發，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四個等級（優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年度考核結果來衡量會計信息透明度。此外，張翼和林曉馳（2004）、王建峰（2004）、鐘偉強和張天西（2006）等在研究如何衡量會計信息透明度時也建立了各自相應的自愿披露評級體系。三、 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透明度的衡量方法從以上國內外各類度量會計信息透明度的指標考慮，會計信息透明度不能簡單的以個別指標信息披露的質來代替信息披露的量，更不能以公司部分信息披露情況代替公司整體的信息披露情況。在權重設置上，避免不了主觀性的存在，客觀性還需要進一步提高。部分研究者利用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標又存在較嚴格的前提假設，與我國資本市場的實際環境不相符合。雖然國內外權威部門的披露指數是很好的評價指標，但是在我國由于不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公司之間強制信息披露質量的差異較大，我國的制度背景不同于其他國家，會計信息透明度的特征也不同，不能把國外的方法拿來照搬，因此這些方法都不能有效地衡量會計信息透明度。基于以上分析，考慮到我國證券市場的特殊情況，衡量我國會計信息透明度的方法要立足于我國的實際情況?，F階段會計信息披露的質量已成為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透明度的根本問題。深交所從2001年起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辦法》對在深交所上市滿6個月的公司進行信息披露評級，根據上市公司該年度每一次信息披露行為，一個考核期間為一年，對公司會計信息質量披露的考核也包括在內。所以筆者認為采用該監管機構的考評結果作為會計信息透明度的衡量標準，可以避免研究者的主觀臆斷，具有一定的客觀性、綜合性和代表性。這樣，可以加強對信息披露質量評價體系指標的構造，使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透明度的衡量更有客觀性和說服力。參考文獻：BushmanR.M,SmithA.J.,Transparency,FinancialAccountingInformationandCorporateGovernance,EconomicPolicyReview,April2003:65-80.Bhattacharya,U.,H.Daouk,andM.Welker.TheWorldPriceofEarningsOpacity[J].TheAccountingReview,2003,78:641-678.南開大學公司治理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