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蘇軾的以詩為詞試論蘇軾的以詩為詞試論蘇軾的以詩為詞xxx公司試論蘇軾的以詩為詞文件編號：文件日期：修訂次數：第1.0次更改批準審核制定方案設計，管理制度試論蘇軾的以詩為詞摘要：在詞學史上，蘇軾無疑是一個英雄。他繼前人之后，對詞進行全面改革，主張“以詩為詞”，拓寬了詞的表現領域，突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格局，改善了詩尊詞卑的文壇現狀。本文主要就是圍繞他的“以詩為詞”的詞學主張來展開論述的。關鍵詞：以詩為詞艷科詩詞同源“以詩為詞”一語原出自陳師道的《后山詩話跋》，原文如下：“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后，人們便將“以詩為詞”概括為蘇軾詞學觀的重要內容之一。對于蘇軾的以詩為詞，后人褒貶不一，王輝斌教授他的在《唐宋詞史論稿》中是持否定態度的。他認為，蘇軾以詩為詞，對書寫離情相思的本色詞深惡痛絕，要求詞和詩一樣，結果使詞與詩在藝術技巧、題材內容等方面幾乎完全等同，這是對詞體藝術的一種破壞，對詞的發展主要產生了負面影響。在這里，我對王教授的看法不敢茍同。在我看來，蘇軾主張以詩為詞，主要含義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以詩的標尺來衡量詞的得失高下；第二，主張詩詞同源；第三，改革詞風，突破詞為艷科的局限，開發詞體的抒情功能，開拓詞的表現疆域，使詞如詩歌一般，“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以詩為標尺來衡量詞的得失高下，是蘇軾以詩為詞的詞學觀的重要體現。他在《與蔡景繁書》中說：“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晚即面呈。”在《書張子野詩集后》中說：“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余技耳。……”趙令畤的《侯鯖錄》卷七也有相關記載：東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語于詩句不減唐人高出。胡仔的《苕溪魚隱叢話·前集》卷四二引《王直方詩話》中有：東坡常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曰：“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蘇軾自己在《與鮮于子駿書》說：“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以上言論都顯示出一個共同趨向：即以詩為參照，在與詩的比較中來判定詞的優劣。詩詞同源，是蘇軾以詩論詞的思想基礎和基本出發點。在蘇軾看來，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異，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該是一致的，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其實這并不是蘇軾一時興起偶然為之的，而是針對當時不如人意的詞壇實際，去有意為之的。詞自晚唐五代流為“艷科”，功用狹窄，地位低下。入宋，已被士林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人們認為，詞只適宜于表現兒女之情、閨閣之思，作用無非是“析酲解慍”、“為一笑樂”而已，因此一些名公世卿于公私宴集、酒酣耳熱之際，雖亦搦管填詞，但都把它當作是花間樽前的“謔浪游戲”，并往往隨之“自掃其跡”，唯恐有損名譽。在宋初文人眼中，詞的作用和地位，“方之曲藝，猶不逮也”。宋真宗時期的西昆體詩人錢惟演就公然宣稱：“平生唯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欲閱小詞。”詞在宋初士大夫文學家心目中的地位之低下，由此可見一斑。即便是文學泰斗歐陽修，對詞也只是抱著“趕陳薄技、聊佐清歡”的游戲態度。魏泰《東軒筆錄》卷五還有記載：“王荊公初為參政，閑日看晏元獻（殊）小詞而笑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這是王安石對詞的態度。由此可以說，詞為“艷科”、“小道”是宋初文人頭腦中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然而詩在那時的人們心中，是崇高的是主流文化中的“大道”。蘇軾主張以詩論詞、詩詞同源，就是為了破除詞卑這一觀念，使詩詞同道河流，進而推尊詞體，提高詞品。在那個封建王朝時代，詩就像是皇親國戚，是高高在上，神圣崇高的，而詞只是市井布衣，地位卑微，為公卿所鄙夷。蘇軾提倡詩詞同源，認為詞乃詩之苗裔，就等于是讓市井布衣與皇親國戚沾上血緣關系，從而提高市井布衣的地位，讓人們對其刮目相看，進而推尊之。蘇軾提出詞為詩裔，是為了把詞由“艷科”“小道”提高到與詩并駕齊驅的正統地位而正本溯源，提供其歷史依據。由于特殊的時代背景，蘇軾想使詞的地位與詩同高，既需要一定的理由來說服眾人，也需要一定的時間來獲得人們的接受和認可，所以蘇軾選擇了一條捷徑，就是讓卑微的詞與尊貴的詩直接攀上關系。既然人們如此看重詩，那么作為與詩同源的詞，也自然會引起他們的注意和重視，從而改變詩尊詞卑的觀念。因此蘇軾主張的詩詞同源，對改變當時詞為“小道”的詞壇現狀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雖然今天有很多人說蘇軾認為詞是詩之苗裔，是貶低了詞的地位，但這只是在今天詩詞可以相提并論、同日而語時我們的看法。我們不能以今度古，站在當今的時代來苛責古人。不管怎樣，詞在后來地位的逐漸提高，與蘇軾的努力是截然不可分開的。蘇軾主張以詩為詞，旨在突破花間婉約之傳統，改革詞風，打破詞為艷科的局限，從而開拓詞的表現疆域，擴大詞體功能。在蘇軾看來，詩的表現疆域是無比開闊的，只要是“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等一切外界事物，只要為詩人“耳目之所接”，并且“雜然有觸于中”，就都可以“發于詠嘆”。那么作為與詩同源的詞，也應該如此。蘇軾對于當時詞為“艷科”的界定很不滿，竭力想要打破這一束縛。他對敢于超越世俗偏見，打破詩詞界限者欣然贊許。他在《跋黔安居士漁父詞》中說：魯直作此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處，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其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詞漁父無乃太瀾浪乎他對黃庭堅詠漁父的《浣溪沙》詞不寫“玉肌花貌”而寫“水光山色”，認為其詞深得古人《漁父詞》之遺風真傳，而對黃詞仍以“新婦”、“女兒”模擬山水，未脫脂粉氣，持批判態度。詞為“艷科”包括兩方面的意思：一是內容上只寫艷情，而是風格上獨尚婉媚。蘇軾在這兩方面都作了一定突破。蘇軾在詞的題材、內容上身體力行地突破“艷科”的圍墻。現存的東坡詞中，凡敘事繪景、言志抒情、詠物記游、懷古傷今、贈別悼亡乃至談禪說理、滑稽戲謔，都應有盡有。正如其詩，是“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在這里，蘇軾徹底沖破了詞為“艷科”的牢籠，把詞從相思眷念、兒女情長的樊籬中解救了出來，將其引向更廣闊的表現空間。劉辰翁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劉熙載也說：“東坡詞如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在風格上，蘇軾不贊同詩莊詞媚的界定，他為詞的風格不應該獨尚婉媚，而應該像詩一樣剛柔并濟，因此他突破婉約界限，而寫了一些有豪放風格的詞，如《念奴嬌﹒赤壁懷古》、《江城子﹒密州出獵》等。俞文豹在《吹劍續錄》中說：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歲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公為之絕倒。這段話鮮明地指出了蘇詞豪放詞風的特點。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蘇軾革新詞風，贊賞豪放之詞，并不等于就要反對或否定婉約詞，他只是要改變婉約風格獨占詞壇的局面，從而使詞的風格由一元向多元發展，形成婉約、豪放等多種詞風共存并榮的格局。蘇軾在《與子由論書》中曾說：“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孫莘老求墨妙亭》也說：“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所以蘇軾對于文藝的審美追求并不偏于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