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AGE 10 -學海堂刻書考嘉慶末年，阮元（17641849）仿詁經精舍之例，在粵開設學海堂，將江南考據學風引入嶺南。此后，廣東興起考據風尚，漢學逐漸取代性理之學，成為學術的主流。隨著經史古學影響范圍的擴大，廣東書籍匱乏的問題愈發凸顯。徐信符（18791947）在廣東版片記略一文中提出：“文化事業，首在圖書，圖書流布，端賴印刷?！庇纱丝梢姡瑫逃〔痪?、流通不廣，嚴重制約了廣東學術的發展。阮元督粵期間，力倡刻書，又培養實學人才從事校勘。阮元離粵后，學海堂學長主持教學、刻書事宜，編輯出版了大批校勘精善的書籍。經古之學的發展與刻書質量的提高，漸漸改變了廣東文化閉塞、學術滯后的面貌，也使長久以來價

2、廉質劣的刻書業轉向價廉質精。學海堂作為嶺南地區古學研究的中心，在引導地域學風方面成就顯著，是清代中晚期廣東最具象征意義的文化符號和地域標識。一、學海堂刻書活動明代廣東刻書業發展迅速，刻印質量雖不甚精良，但價廉工速，頗有優勢。入清以來，廣東刻板因訛舛較多，備受學者詬病?？滴跄觊g，顧嗣協（16631711）出宰新會，重刻白沙子全集，稱粵板不精，囑咐其弟顧嗣立（16651722）雇江南良匠開雕。盡管如此，廣東出版業憑借費用低廉的優勢，依然能夠吸引省外的書商和學者。乾隆年間，浙江書商周學先入粵翻刻國朝詩別裁集，并將板片帶回江南刷印發賣；袁枚（17161797）聽聞廣東刻工不佳，但工價便宜，考慮在廣東刊

3、印自己的志怪小說集子不語。嘉慶三年（1798），阮元主持纂修的經籍籑詁編成，囑托總編臧庸（17671811）赴粵刻板；嘉慶二十二年（1817），阮元總制兩廣，任職期間開雕江蘇詩征揅經室集兩浙金石志等著作。其幕僚江藩（17611830）也刊印了國朝漢學師承記隸經文國朝宋學淵源記等著作。之后，阮元開局重修廣東通志（1818），延攬了一批廣東名儒，又創設學海堂（1820），培養經史人才?；浿袑W風為之一變，通經學古者蔚然而起，士人亦以典籍為重，書籍?？薄⒖贪宓馁|量大幅提升，學海堂生徒的梓人詩云，“即論梓匠亦絕好，要與異地爭矜奇。勾挑點畫少差錯，貼零排疊無瑕疵”，“北人為車南人梓，吾粵剞劂天下無江浙書坊

4、甲五都，坊板半出南方沽”。道光以降，廣東刻書之風大興，官刻私刻日漸繁多，出版了皇清經解嶺南遺書粵雅堂叢書海山仙館叢書廣雅叢書等多部大型叢書。諸書之中，以阮元主持編纂、學海堂刊刻的皇清經解影響最為廣泛。書院刻書較之官府刻書更為靈活，較之書坊刻書更為精嚴，顧炎武（16131682）云：“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于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1學海堂兼具學術研究、圖書收藏、書籍刊印的職能，創建初期并無實地，僅在廣州城西文瀾書院虛懸一扁，師生膏火全賴阮元所捐廉俸；道光四年（1824）新堂于粵秀山落

5、成，道光六年（1826）堂側筑成文瀾閣，用以貯存書籍、庋藏書板，又有田租息銀充作經費。與省城三大書院粵秀、越華、羊城相比，學海堂的經費最少，但刻書最多。據容肇祖（18971994）學海堂考、周康燮學海堂志補編考證，學海堂于道光至光緒年間刊書41種3276卷。阮元督粵前，粵中書院多課時文，士子競習帖括，崇經尚古者寥寥。書坊售書以科舉用書為主，省內少有經史子集書板，販自外省的書籍售價昂貴，寒素之士無力購買。為了解決書少價昂、學者治學不便的問題，學海堂大量刊輯圖書，經史子集四部悉備。其中，經部有皇清經解春秋大事表等5種，史部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學海堂志等16種，子部有阮元文集、學海堂課藝集等17種，集

6、部有廣博物志北溪字義數學精詳3種。不僅如此，學海堂還向外出租書板，擴大了圖書的流通范圍，推進了經典教育的普及。學海堂最早出版的學海堂初集與皇清經解是由阮元組織輯刻的。道光五年（1825）正月，阮元選編的學海堂初集刻成，收錄了他與方東樹（17721851）等5位省外學者的詩文，以及97位學海堂學者的課藝之作；八月，阮元開始纂輯皇清經解，弟子嚴杰（17641843）總司編輯，阮元之子阮福（18011878）以及學海堂學者吳蘭修、何其杰收掌監刻，學海堂生徒擔任?？?，出身鹽商之家的李秉綬（17831842）、李秉文（1788？）兄弟捐資刊刻，歷時4年刻竣。道光六年（1826），阮元移督云貴，行前訂立學

7、海堂章程，實行學長制，此后學海堂由學長負責料理季課，管理刻書事宜。阮元離粵后，學海堂學長謹守阮元成例，不尚時文帖括，專課經史詩文，依照學海堂初集之例選刻二集三集四集，編入堂中300余位師生的課作。皇清經解匯集了清初至嘉道年間73位學者的183種解經著作，不僅豐富了廣東士人的閱讀資源，改善了治學條件，還廣為印行，供全國學者使用，甚至傳入朝鮮，極大提升了學海堂的影響力。咸豐七年（1857），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兵據粵秀山，學海堂、文瀾閣被毀，藏書蕩然無存，皇清經解刻板毀失大半。咸豐十年（1860），兩廣總督勞崇光（18021867）籌措經費8000余兩白銀，在城西設局補刊皇清經解，聘嶺南學者鄭獻甫（

8、18011872）、孔廣鏞，學海堂學長譚瑩（18001871）、陳澧（18101882）為總校，于翌年刊成。同治二年（1863），學海堂重修告竣，皇清經解等書板存貯于新建的啟秀山房。學海堂的刻書活動主要圍繞教學展開，同時也注重輯存鄉邦文獻。光緒年間，學海堂出版了游粵學者方信孺（11771222）、杭世駿（16961772）書寫嶺南風物的著作，以及15位學海堂學長、1位理學家朱次琦（18071881）的撰作。這些著述的刊行，推動了嶺南文化與學術的傳播。二、學海堂刻書活動興盛的原因清代中期，廣東經濟繁榮，私家藏書漸成風氣，推動了刻書業的繁盛。廣州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一口通商”的政策，成為中西貿易

9、的中心。行商獨攬對外貿易，積累了巨額的財富，因此有“邊錢堆滿十三行”之說。行商對廣東文化、教育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以潘、盧、伍、葉四大家族為例，嘉慶十六年（1811），潘有度（17551820）首發倡議，十三行巨賈捐資，于城西創建文瀾書院，潘、盧、伍、葉四家遞年輪值管理；嘉慶二十五年（1820），阮元在文瀾書院倡辦學海堂，獲得了伍秉鑒（17691843）提供的1600余兩白銀作為辦學資金；道光六年（1826），阮元捐銀4000兩，交文瀾書院董事四家生息，以充經費。藏書方面，葉夢龍（17751832）的風滿樓，潘仕成（18041873，潘有度堂侄孫）的海山仙館，伍崇曜（18101863，伍秉鑒

10、子）的遠愛樓、粵雅堂，皆聚書宏富。除了熱衷聚蓄書籍，行商還致力于出版事業，潘仕成輯印海山仙館叢書、伍崇曜匯刻嶺南遺書粵雅堂叢書，均延請譚瑩校訂，這三部叢書卷帙宏富、?？睂徤?，使粵中學者“不出門而坐擁百城”2。學海堂學長之中，富于藏書者頗多，吳蘭修的守經堂、曾釗（？1854）的面城樓、黃培芳（17781859）的嶺海樓、張維屏（17801859）的聽松廬、梁廷枏（17961861）的藤花亭、譚瑩的樂志堂、陳澧的東塾書樓、陶福祥（18341896）的愛廬、譚宗浚（18461888）的希古堂、林國賡（18491897）的軥錄庵，都是聞名嶺南的藏書樓。私家藏書的盛行，為學者從事考證工作、刊印圖書提供了

11、有力支撐。學海堂學長不僅重視收藏圖書，還積極參與地方志的修纂。阮元重纂廣東通志時，吳蘭修、曾釗、吳應逵、熊景星（17911856）、儀克中（17961838）皆被延入志局。學海堂設立后，多位學長編修志書，積累了豐富的?？苯涷?。學海堂學長藏書、修志的經歷，對于圖書刊輯大有裨益?？虝?，關鍵在于書藏、資金、校者。顧廣圻（17661835）云：“嘗論刻書之難有三，所據必善本而后可，一難也；所費必多貲而后可，二難也；所校必得人而后可，三難也?！?張之洞（18371909）亦云：“刻書必須不惜重費，延聘通人，甄擇秘籍，詳校精雕?！?道咸以降，廣東藏書家聯翩而起，所藏之書不乏珍本、善本，可資輯佚校勘；官

12、吏、商人提供大量資助，保障了學海堂經費充足；學海堂學長大多具備深厚的經史、小學根柢，加之長期從事?？被顒?，實踐經驗豐富，保證了書籍出版的品質。除此之外，學海堂刻書活動的發展還得益于完備的制度。學海堂依靠阮元制訂的章程以及后任督撫、學長的不斷完善，維持近百年，篤學好古之士代有承續，共同發揚了刻書傳統。學海堂專門制定藏板章程文瀾閣章程，對書板的貯藏、修補、刷印做出了詳細規定，如“書坊有愿刷印者，先具領到堂，交納板租，然后定期開工。其板片甚多，不能搬遠，該匠人等每早到文瀾閣下刷印，薄暮散歸”5，“每印經解各書，某日發板，某日收板，俱要依期，不得隨便多發，亦不得過期不收”5。規范的管理有助于保存書板、

13、加快書籍流通，也確保了書院刻書的正常運轉。三、學海堂刻書活動的影響學海堂是江南考據學風向嶺南傳播的重要媒介，從嘉慶二十五年（1820）成立到光緒二十九年（1903）停辦，一共匯聚了600余位學者研治古學。他們形成交流網絡，引領學術風潮，使得廣東的學術面貌大為改觀。在學海堂學者的努力下，學海堂成為經古書院的典范，發展水平不遜于其最初效仿的對象詁經精舍，黃以周（18281899）云：“近時賢大夫之崇古學者又思矯其失，而習非成是，積重難返。不得已別筑講舍，選高才生充其中，專肄經史辭賦，一洗舊習。若吾浙江之詁經精舍，廣東之學海堂，其較著者也?！?學海堂在嶺南地區頗具示范意義，陳澧主講菊坡精舍，考課經史

14、文筆一如學海堂成法，張之洞創立廣雅書院，“直欲駕阮傅學海而上之”，均吸取了學海堂的辦學經驗。學海堂的出版活動以滿足教學之需、存揚本土文化為目的，不追求商業利益，改變了廣東地區缺少經史典籍的情況，使廣東士人能夠接觸到大量校刻精審的書籍，有益于書籍流通與學術研究，也推進了文化整合的進程。學海堂刻印學長著述和生徒習作，不僅促進了學術交流，贏得了嶺南以外學者的認同，還為后世保存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學海堂之后，菊坡精舍與廣雅書局廣印書籍以惠學者，為廣東地區的學術傳承貢獻良多。同治六年（1867），廣東巡撫蔣益澧（？1874）、鹽運使方浚頤（18151889）于粵秀山建成菊坡精舍，聘學海堂陳澧為掌教。陳澧依

15、據學海堂學規，制定菊坡精舍章程，又仿照學海堂課士之法，專課經史古學。陳澧頗重刻書，有詩云“教士有良法，首在多刻書”，又謂生平得意之事在于刻書，故而樂此不疲。除了陳澧，學海堂還有40余位學者進入菊坡精舍，其中10位選為學長。出身學海堂的學者促進了菊坡精舍的發展，而承傳學海堂實學宗旨的菊坡精舍，又擴大了廣東漢學的陣地。菊坡精舍刊書13種，以經部為主，進一步推動煽衍了考據之風。光緒元年（1875），張之洞在四川學政任上撰書目答問，所列之書就有學海堂的刻本；光緒十三年（1887），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上創辦廣雅書院，課程分經學、史學、理學、經濟四門，旨在培養博古通今、明習時務的人才，又開設廣雅書局，繼承阮元志業，大力編刻圖書。廣雅書院與廣雅書局聚集了多位學海堂與菊坡精舍學者，他們成為張之洞在粵興行教化的重要推動者。廣雅書局規模宏大，章制嚴密，承擔了廣雅書院的刻書職能，刊印書籍數量居全國書局之首。廣雅書局刻書共362種6254卷，四部皆備，其中史部對清代撰述網羅殆盡，足與皇清經解媲美。晚清興起的官辦書局專司刻書，集編輯、印刷、發行于一體，提高了出版行業的專業化水準，一些書局不僅注重保存舊學，還積極傳播新知，以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然而在知識轉型、教育改制的沖擊下，不僅舊式書院被裁改，官書局也快速走向沒落。作為清代嶺南地區第一家經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