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哈貝馬斯的行動理論是德國理性主義哲學和社會學傳統(tǒng)與米德符號互動理論以及當代語言哲學與批判理論的綜合。這種綜合的目的是克服現(xiàn)代世界中生活世界與系統(tǒng)的分裂。而建立在生活世界概念基礎上的普通語用學，在哈貝馬斯看來，是現(xiàn)代人走向自由的必要手段。哈貝馬斯是當代德國最負盛名的社會學家、哲學家和思想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當代思想家中，像哈貝馬斯那樣致力于龐大的理論構建、在那么多領域作出深刻思考的人，幾乎沒有了。哈貝馬斯的影響遍及社會學、哲學、法學、歷史學等各個 領域。90年代在國際漢學界引起廣泛討論的中國市民社會”問題，其中最重要的理論動力之一就是來自哈貝馬斯。哈貝

2、馬斯學說的特點，一是它的系統(tǒng)性，在西方社會理論界，在帕森斯以后，他可能 是唯一致力于大理論構造的人；二是它的對話性”，哈貝馬斯的所有作品都是在與近代和當 代著名學者的對話中展開的。他的最主要的對話”伙伴除了韋伯與馬克思外,還有德國的伽達默爾，法國的列維施特勞斯和德里達，美國的整個社會學派和當代 實用主義哲學（分析哲學）學派。兩卷本的交往行動理論（第一卷：行動的合理性，德文版 1981年；第二卷：功 能主義理性批判，德文版 1984年。中文版：洪佩郁、藺青譯，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是哈貝馬斯思想的最系統(tǒng)的表達，使之成為一個具有內(nèi)在思想邏輯的框架。在本書中，“哈貝馬斯以理論建設與對經(jīng)典思想家的思

3、想進行歷史重建相結合的方式”1 展開自己的思想。這本書對馬克思、韋伯、迪爾凱姆、米德、盧卡奇、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和帕 森斯的著作進行了分析，實現(xiàn)他自己思想的邏輯與歷史的統(tǒng)一。?一、行動的概念在交往行動理論第一卷中，哈貝馬斯先比較簡單地對行動與合理性概念進行規(guī)定，然后在對韋伯與盧卡奇、法蘭克福學派的分析中詳細展開了他的關于行動與合理性的思想。他區(qū)分出四種行動類型。2第一種是目的性行動，又稱作工具性行動。這是一種目標取向的行動，在比較、權衡各種手段以后，行動者選擇一種最理想的達到目的的手段。哈貝馬斯認為，在韋伯與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中，所謂合理的行動，主要指這種行動。 但這種對理性的規(guī)定太過狹窄，并

4、且把批判理論導入一個概念陷井：如果手段一目的的合理性行為是使現(xiàn)代社會得以發(fā)展的力量（韋伯），那么當它對人類處于壓抑狀態(tài)時，還能否提供另一個合理性方案呢因此應該對合理性概念進行擴展。第二種是規(guī)范調(diào)節(jié)的行動，即一個群體的受共同價值約束的行動。規(guī)范控制行動嚴格遵守 那些由個體組織起來的群體所具有的價值期望。第三種是戲劇式行動，它指行動者在一個觀眾或社會面前有意識地表現(xiàn)自己主觀性的行動。這種行動重在自我表現(xiàn)，通過自我表達達到吸引觀眾、聽眾的目的。行動者在觀眾面前，以一定方式進行自我表述，想讓觀眾看到并接受自己。”3第四種是交往行動，它是行動者個人之間的以語言為媒介的互動。行動者使用語言或非語 言符號作

5、為理解其相互狀態(tài)和各自行動計劃的工具，以期在行動上達成一致。 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動的核心，而語言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四種行為側重于世界的不同方面。工具性（目的論的）行動主要考慮客觀的或外在的世界；規(guī)范控制的行動對應于社會世界。這個世界從本體論上說雖由行動者個人組成，但規(guī)范關系才是最重要的；戲劇行動與主觀及外部世界相適應；在交往行動模式中，行動者從他們自己所解釋的生活世界的視野 ”，祠時涉及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中的事物，以研 究共同的狀況規(guī)定。”4因此，交往行動比其它行動在本質(zhì)上更具合理性，因為它考慮 了所有這三個世界。交往行動組成的世界也是由日常語言支撐的世界。這個世界哈貝馬斯 有一個專

6、門的概念，即生活世界。交往行動也是一種言談行動。言談行動又分為三種有效的斷言（陳述）： 在 命題內(nèi)容”或涉及外部或主觀世界方面， 陳述是真實的；在關于現(xiàn)存的規(guī)范關系或社會界方面，陳述是正確的；在表明經(jīng)驗者的意圖與其主觀感受方面，陳述是真誠的。在現(xiàn)實的交往活動過程中， 這三種有效斷言能被提出、接受或被反駁，說明了交往行為比其它行為更合理。哈貝馬斯在文化與理解之間建立了聯(lián)系。他說，理解過程 發(fā)生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預先理解之背景中。這一背景毫無疑問是作為整體延續(xù)的；知識儲備中只有行為參與者在特定 時間里使用和陳述的那一部分才被檢驗。在由參與者自己所作的環(huán)境定義內(nèi)，這個生活世界中的（被檢驗的）陳述部分

7、是由參與者們以對自我更新的環(huán)境定義的協(xié)調(diào)來處理的。”5因而，在通過交談活動而獲得有效性要求的過程中，行為者使用現(xiàn)存的環(huán)境定義或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規(guī)定其社會關系之秩序的定義。這種定義既成為它們生活世界中知識儲備的一部分， 又成為據(jù)此提出、接受或反駁有效斷言的標準。由此，在通過交往活動所達到的理解過程中，生活世界用來判定有關客觀世界，主觀世界和社會的有效斷言的一個參照點。這樣，在哈貝馬斯看來，真正的交往互動過程比工具型行動中包含著更多的合理性。他說：我們有以下四個概念總結了達到理解過程的合理的結構特征，第一，行動者的三個 世界關系和相應的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概念；第二，命題真實、規(guī)范正確和真

8、誠可靠的斷言；第三，在合理的動機之上達成的共識，第四，達到理解的概念，即認為理解是對環(huán)境之共同定義的合作性協(xié)商的概念。”6二、互動生活世界與系統(tǒng)過程哈貝馬斯首先繼承德國社會學與哲學傳統(tǒng)，他認為，交往概念沒有確立，是近代德國學術 史的一個局限。理解是德國哲學（解釋學傳統(tǒng)）與社會學（韋伯的行動理論到法蘭克福學派 批判理論）的中心概念，但是，韋伯的四種行動的理論，行動主體始終是孤立的個體，即使 在其社會行動理論中，也不例外。而德國的理性主義哲學，從黑格爾到伽達默爾，都將理解視為片面的，抽象的個體過程。理論的局限導致了對現(xiàn)代世界的不同展望，例如，韋伯與法蘭克福學派對物化的理解， 導致了對現(xiàn)代資本主義無

9、能為力的悲觀主義。因此，必須建立一種在理論上更加合理的， 可以把現(xiàn)代人從悲觀主義中解放出來的交往理論，就必須在理論上重溯源頭。這個源頭來是米德的符號互動學派。在哈貝馬斯看來，由于米德把理解視為一種面對面的、相互理解的互動過程，從而在行為理論中實現(xiàn)從孤獨的合目的性向社會互動的視角的轉變”；由于米德否認理性范式為孤立的意識，因此他比任何一個當代學者更進一步 把理性范式設計為交往行動，并闡述它在人的解放過程中的作用，也因此，他的思想必然被包括在任何一種社會重建的方案中。哈貝馬斯特別注意到米德理論的兩個方面。第一，米德強調(diào)了作為個體的人與高踞于其上 的社會和社區(qū)價值（理想、理性）的互動關系，而不像韋伯

10、，把這種關系僅視為一種體現(xiàn)或 實現(xiàn)的因此本質(zhì)上是被動的關系。米德說：我所一直嘗試做的是使合理性回到某種行為類型上來，這種行為類型中，個體使自己置身于他所屬的整個社區(qū)態(tài)度之中。這意味著整個群體都介入了某種有組織的活動，”個人的行動需要其他有機體的參與。當一個有機體對所涉及的其他有機體的態(tài)度作出自己的反應時，我們稱為理性的東西產(chǎn)生了當他這樣做時，我們就稱之為 管理性的，從歷史觀點來看，理性根于社區(qū)之中，它一出現(xiàn)，就會轉變社區(qū) 生活本身。因為按照米德的說法：當進化過程在社會控制下完成時，它不僅變成了自我意識，而且變成了自我批判的。7也就是說，理性重新評價各種價值，合理地解決社會沖突， 而且盡力改進它

11、的從中產(chǎn)生的整個社會秩序：對沖突的合理解決需要重建各種習慣與價值，而這包含著對社區(qū)的超越， 社區(qū)成員們在特定的時空中可以置自己于社區(qū)現(xiàn)存的各種價 值之外，并且同意已經(jīng)變更的行為習慣，和對各種價值的重新表述。因此，合理化秩序建立一種思想在其中起作用的秩序，它的要求就是理性的要求。 它是一種把任何合理性都包含在內(nèi)的社會秩序”第二，米德用符號互動理論強調(diào)語言在人類活動中的作用。在哈貝馬斯看來，符號互動者 們已詳細探討過使人類的同一性得以形成的各種以語言為媒介的互動，因而擴展了我們對生活世界的交往基礎的理解。生活世界與系統(tǒng)過程是交往行動理論的第二個重要概念。在哈貝馬斯看來， 生活世界有三種解釋模式，分

12、別是關于文化或符號系統(tǒng)的、關于社會或社會制度的、個性導向或自 我本體的。關于第一方面，行為者內(nèi)在地具有和共享有關文化傳統(tǒng)、價值、信仰、語言結構 及其在互動過程中運用的知識庫。關于第二方面，行動者知道如何組織社會關系，知道哪些協(xié)調(diào)互動的方式或模式是正確的和適當?shù)摹ｊP于第三方面，行動者理解人們想要什么，人們?nèi)绾涡袆樱裁词钦Ｅc異常的行動。三種模式對應于社會的三種功能需要：通過交往行為達到理解以實現(xiàn)傳播、維護以及更新 文化知識的目的；互動的交往行為的協(xié)調(diào)以滿足社會整合和群體團結的需要；交往行動的社會化以形成個人認同。因此，生活世界的三個組成部分，即文化、社會、個性，通過交往行動的三個方面，即尋求理

13、解、協(xié)調(diào)互動和社會化來滿足社會文化再生產(chǎn)、社會整合和個 性成長的需要。他說：為了達到人對其環(huán)境的理解，交往行動的參與者置身于一種他們既 運用又更新的文化傳統(tǒng)之中；在通過對有效斷言的主觀認識來協(xié)調(diào)其行動，他們依賴于自 己在群體中的成員資格并加強他們之間的合作；通過與能力者的互動，他們發(fā)展了童年所 內(nèi)化的價值取向并獲得一般化的行動能力”在現(xiàn)實的社會中，生活世界與系統(tǒng)過程是相互聯(lián)系的。經(jīng)濟、 政治、家庭及其他制度聯(lián)系中 的活動依賴于生活世界的各個方面：文化、社會與個性，不過進化的趨勢是，生活世界分化為各自分離的文化， 社會與個性的知識庫，而系統(tǒng)分離為彼此區(qū)別的制度群，如經(jīng)濟、 國家 與法律，這種分化

14、產(chǎn)生了將系統(tǒng)與生活世界再平衡再整合問題，正是在這些問題中，存在著現(xiàn)代社會的危機。三、對現(xiàn)代社會的批判繼承德國哲學傳統(tǒng)，哈貝馬斯認為，理性化或社會合理化的進程，或人類的進步歷程不是線性的，而是充滿矛盾的。如何看待這些矛盾， 如何構想出解決方案， 是哈貝馬斯不同于他 的大多數(shù)德國先驅(qū)者的地方。在他看來，韋伯雖然首先引進意義概念作為行動理論的基礎概 念，但他不是根據(jù)語言意義的模式來說明意義，而是根據(jù)一個最初幻想地想象出來的主動主體意見的意圖來說明意義的。這種軟弱的立場使韋伯遠離交往的行為理論不是以通過語言理解的、至少兩個有語言能力和行動能力的主體之間的個人內(nèi)部關系作為基礎，而是把一個孤立的行動主體的

15、目的活動作為基礎。”8由于韋伯把工具性理性作為理性的全部，而不像哈貝馬斯那樣， 把工具理性作為四種理性之一，所以，當工具理性過于發(fā)達， 金錢和政治干涉人的主觀世界，動搖人的意義感時，韋伯對整個理性化過程也失去信心，成了悲 觀主義者。韋伯的悲觀主義影響到整整第一代批判理論。哈貝馬斯作了兩點努力。第一，他把理性概念擴充為四種， 而把交往理性遠遠置于其它理性之上；第二，他認為應該在現(xiàn)實的交往過程中尋找出路。這點同樣受符號互動理論的影響。哈貝馬斯的基于其交往理論的對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其整個理論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在他看來，官僚化、法律化、中介化等等，是合理化的另一面。由于受制于資本主義市場的 種種

16、律令，合理化進程產(chǎn)生的消弱交往的合理性基礎，消弱了公眾話語，引起了社會的系統(tǒng)障礙。由于每一價值領域都按其自身的邏輯演化，所以變得孤立隔絕，從不考慮其他領域 的價值，結果：技術問題與道德脫節(jié)， 倫理要求與表達要求分離，個人進程與社會進程相沖 突。他說： 如今，討論作為一種 事務已經(jīng)形式化了；論證與反駁必須服從某種預定的法 則：關于公共事務的共識差不多成了多余。”9按照哈貝馬斯，問題不是現(xiàn)代性和理性化本身，而是破碎的現(xiàn)代性和片面的理性化；走出困境，必須打破使各個價值領域分離的壁壘而又不破壞每個價值領域所特有的洞見。也就是說，問題在于如何證明道德批判和審美批判的觀點而又不威脅到真理問題的首要地位。”

17、10如果這能夠做到，那么就可以通過公眾話語，盡力彌補潛在于我們交往之中的有效性要求，遵循普通語用學所闡明的 種種規(guī)則。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或系統(tǒng)對生活世界的侵入”是哈貝馬斯對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著名批判。交往行動理論的最終目標可以理解為對生活世界的拯救或重建系統(tǒng)與生活世界的關系。在哈貝馬斯看來，生活世界是通過語言組織起來的，在這個世界里，我們能在由語言表達的文化同一性意義上實現(xiàn)自我認同。這種文化同一性既包括小規(guī)模的家庭、面對面的群體，又包括一些公眾領域。在公眾領域，我們可以通過公眾言論互相參與和交換看法，以便在地區(qū)、國家和全球水平上產(chǎn)生一致意見。哈貝馬斯所說的系統(tǒng)，主要是現(xiàn)代社會的經(jīng)濟與政治。它們與生

18、活世界之區(qū)別，首先在于它們不是靠日常語言組織起來的，而是靠貨幣與權力的中 介組織起來的。本來，貨幣與權力應該為生活世界服務，即使人們能更有效地獲得物品以 支撐生活世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避免對生活世界造成控制和侵犯以及由此而引出的生活世界非理性互動 的種種后果，哈貝馬斯指出我們必須做到使系統(tǒng)重新定位安居于生活世界之中。這意味著，我們必須造成法律與道德的強制手段，使市場與權力服從于人們的需求，而不是支配人們的需求。四、普通語用學怎樣使系統(tǒng)再服務于生活世界呢受符號互動論的影響，哈貝馬斯提出了他有名的商談倫理 學。貨幣與政治權力無所不在，意義感的喪失，這是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的生活狀況。 現(xiàn)代的大

19、多數(shù)社會理論家也都在考慮如何從公眾的公共行動的角度，改善這種狀況。在哈貝馬斯看來，企圖從政治行動上解決問題，那是就系統(tǒng)解決系統(tǒng)。解決問題的根源應該是生活世界，即用交談組織起來的世界。換句話說，哈貝馬斯提出的是一個關于人類生活狀況之改 變的話語、言談途徑。讓所有處于某一個情境中而對情境不滿的人，自由地進入討論這個問題的言談之中，從而可以得出一致的結論，這就是問題的關鍵。共識是關鍵，這就是 普通語用學”。首先，普通語用學是關于理想的話語環(huán)境的學說，在理想的話語情境中：所有參與者無保留地追求加強語義的語言目標，以便達成共識，為各人所追求的行動計劃能一致協(xié)調(diào)奠定基礎。”11共識的范圍越寬，合理性就越大

20、。商談倫理學要求那些參與合理話語的人應該 以 說服普通聽眾并取得對一般言論的普遍贊同的意向”為目標。10那些拒絕參與正在形成的合理共識的人， 無視在自由的交談中表現(xiàn)出來的有效證據(jù)的人，以及不盡力陳述自己的觀點并說服所有其他人最大限度地接受自己觀點的人，都破壞了商談倫理學的規(guī)范。第二，普通語用學是 普通的”話語學說。哈貝馬斯頭腦中的語用學是普遍的”，它的目標是揭示在人類話語中支配合理性交往的最一般標準。通過批判韋伯的理論，哈貝馬斯分離出三種最基本的話語形式或價值形式，這些形式在歷史的合理化進程中逐漸變得自主。這三個領域是：理論領域一一科學領域、道德領域 一一實踐領域、表現(xiàn)領域 一一審美領域。在

21、這三個領域中，交往都圍繞著一個特定的有效性要求運轉：理論話語涉及我們命題的真實性，實踐話語與我們行動的公正性相關，而審美的話語著重在我們能真誠地表達我們的情 感。從分析的角度，可以把人類的交往形式歸結為這三種話語，但是，哈貝馬斯補充道，在 現(xiàn)實的人類交往活動中， 這三種話語是交織在一起的，真實性要求雖然是科學話語中起決定作用的要求，它在道德、 審美的領域也是存在的，同樣的道理也應用于其它兩個領域。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按常規(guī)斷言事實，訴諸規(guī)范，表達真摯，也就是說，我們提出并一再確定我 們關于真理、正義和坦誠的有效性要求，通過這樣做不斷復制、延續(xù)著我們的規(guī)范的、文化的、私人的世界。這三個世界是我們意

22、義的根源，也是科學、道德、法律、藝術的母體。在說明這些有效性要求時，哈貝馬斯認為，它們都是未主題化的。要使它們主題化，與其 說要通過理性和論證，倒不如說要通過策略性行為并求助于習慣。對這些非反思的要求提出質(zhì)問并且用合理的方式解決它們，就是普通語用學的任務。普通語用學闡明了管理性的程序概念”、死證的實用邏輯”，從而達到 理解的過程的合理性 ”。普通語用學的基本前題是： 任何以達到理解為目的的交往行動都包括潛在的、不受語境制約的、要求迫切的社會標準； 要想交往行為完全合理，必須達到這些標準。它們是：第一，理想的語言情境向每一個感興趣的主體開放，使之可以參與話語并為自己的觀點辯 護；第二，它能擺脫強制、統(tǒng)治、權力游戲等純粹工具性和策略性的動機;第三，它能把那些潛在于我們的斷言中的認知性的、規(guī)范性的、表現(xiàn)性的三種有效性要求 區(qū)分出來，并且僅僅通過辯論達到這種區(qū)分；第四，它能使人們自由地就民主意志之形成、政策連續(xù)的基礎達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