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國出口退稅多元政策目的的內在矛盾與選擇7000字 摘要院我國出口退稅政策自上世紀50 年代施行以來，政策目的逐漸多元化，已成為我國宏觀經濟調整的重要工具之一。然而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我國出口退稅屢遭貿易伙伴國的調查與指責，政策效果廣受爭議。我國出口退稅應如何調整，多元目的該如何協調問題顯得尤為重要。本文以我國出口退稅的歷次調整出發，分析了出口退稅多元目的間的內在矛盾，并在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議。關鍵詞院出口退稅；多元目的；內在矛盾出口退稅是出口商品退免稅的簡稱，是指全部或局部退還出口貨物在國內消費流通過程中繳納的間接稅，使國內出口商品以不含稅或局部含稅的價格進入國際市場的稅收制度。出口

2、退稅制度可以防止國際間重復征稅，減少貿易摩擦，表達了WTO 非歧視性待遇原那么、促進公平競爭和公平貿易原那么和降低市場準入條件原那么，是國際通行的做法。然而，我國的出口退稅政策卻屢遭貿易爭端發起國的調查與指責，被認為是提供出口補貼、變相貶值的工具；出口退稅的頻繁調整、多元政策目的也引發了各方爭議。一、我國出口退稅政策目的調整的開展過程我國出口退稅制度最早可追溯到50 年代，一開場就有對出口貨物退還已繳納貨物稅的規定，之后我國出口退稅制度經歷了1957年廢止、1966 年再次施行、1973 年再次廢止的曲折。1950年-1985年這段時間，我國出口退稅的施行一直處于斷斷續續的試驗階段，出口退稅政

3、策尚未成型，政策施行很不穩定。改革開放后，1985年，國務院?關于對出口產品征、退產品稅或增值稅的規定?的發布，標志著我國出口退稅制度的正式確立，最初出口退稅的政策目的可以概括為鼓勵企業出口創匯、增加國家外匯儲藏;。但此時，與出口退稅政策相適應的稅收體制尚未建立，1994年，我國進展了稅收制度重大改革，增值稅成為主要稅種，出口退稅實行應退盡退;的中性原那么，即堅持征多少，退多少，未征不退和徹底退稅;，平均出口退稅率達16.13%，并完全由中央財政負擔。該政策極大的推動了我國對外貿易的開展，1994-1995年，我國出口商品總額增長率分別為32%和23%。但對外貿易快速增長的同時，巨額的出口退稅

4、給財政造成了重大負擔，1994年當年出口退稅總額達450.2億元。為了減輕中央財政的退稅壓力，1995-1996 年我國屢次下調出口退稅率，并規定了年退稅指標額度，超過指標局部結轉下年度退稅，1996年我國綜合退稅率一度下降至8.29%。1998-1999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外部經濟環境迅速下滑，我國政府堅持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在亞洲其他國家貨幣紛紛貶值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優勢下降。在外部需求羸弱和我國產品競爭力下降的雙重影響下，我國外貿出口增速大幅下滑，對此，為緩解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國家先后8 次上調了出口商品退稅率，促進出口貿易持續開展；1998年，我國綜合出口退稅率上調

5、至15.11%，但另一方面，中央財政負擔再次加重，從2001 年起全國出現大面積欠退稅問題。進入21世紀后，一方面外部經濟環境逐步恢復，另一方面中國正式參加WTO的影響，我國出口貿易呈現爆發式增長，貿易順差不斷加大，貿易摩擦增多。伴隨著對外貿易迅速開展，巨額外匯占款問題和中央財政欠退稅問題逐漸成為宏觀政策調控的阻礙。2022年開場，出口退稅的政策目的開場轉變，自1994 年開場出口退稅的中性原那么;逐步轉變為構造性差異退稅的非中性原那么;。2022年10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結合發布?關于調整出口貨物退稅率的通知?，公告自2022 年1 月1日起對出口退稅政策進展構造性調整，根據出口貨物的不

6、同退稅率調節為17%、13%、11%、8%和5%五個檔次，對國家鼓勵出口的產品比方高新技術產品、農產品退稅率不降或少降，對一般出口產品的退稅率適當降低，局部取消國家限制出口產品和一些資源性產品的退稅，綜合出口退稅率下降至12.16%。并與2022、2022年分別屢次構造性下調了出口退稅率。與此同時，2022年還進展了出口退稅負擔制度進展了改革，從原先的中央財政全部負擔，改為與地方按比例分擔。自2022年開場的出口退稅率調整，從統一的出口退稅率轉變為差異性構造化的出口退稅，政策目的也逐步轉變為：改善和進步出口退稅的使用效率，優化出口商品產業構造，抑制高污染、高消耗、資源型;產業的出口和開展，鼓勵

7、高新技術、新能源產業的開展。另一方面，自2001年以來，我國對外貿易順差的快速增長，也遭致了各類反補貼、反傾銷調查，國際貿易糾紛和摩擦不斷，適當降低局部易引起貿易摩擦商品的出口退稅率也成為出口退稅調整的一個方向。2022年下半年開場，美國次貸危機涉及全球。人民幣匯率仍保持堅硬的背景下，為促進對外貿易穩定和復蘇，緩解全球經濟危機給國內企業帶來的壓力，保障經濟增長和就業，2022-2022年，我國先后7次上調出口退稅率。隨著外部環境逐步穩定，產業構造調整重新成為我國出口退稅政策的主要目的，繼續促進出口產品構造晉級，推動產業構造優化。2022年7月，我國取消了局部鋼材、有色金屬、農藥等406種產品的

8、出口退稅，主要抑制兩高一資;產品出口。2022年底，進步局部高附加值產品退稅率，取消含硼鋼出口退稅。2022年-2022年，就航天發射、影視等效勞出口施行增值稅免征免退。同時，出口退稅負擔機制進一步完善，2022年起出口退稅由中央全部負擔，地方財政按2022 負擔的基數，定額上解中央。綜上所述，由于出口退稅的國際通行性、宏觀調節功能、施行靈敏便利等優點，我國出口退稅政策在歷史上逐漸被賦予貿易促進、產業調整、應對貿易摩擦、匯率互補手段等多項政策目的，已成為我國政府一項重要的宏觀調控工具。二、我國出口退稅政策目的選擇中的內在矛盾一出口退稅多元政策目的間的關系分析通過上述對出口退稅演變歷程的回憶，我

9、們總結了我國出口退稅政策歷次調整的主要目的：貿易促進、產業構造調整、應對貿易摩擦、匯率互補手段以及財政支付限制。在此根底上，進一步分析了不同情形下，我國出口退稅多元目的的內在關系。首先，貿易促進和產業構造調整這兩個政策目的的是出口退稅多元目的的核心。貿易促進作用是我國出口退稅的最初目的，也是根底目的，是選擇其他各政策目的的前提條件。這兩個核心目的又根據經濟環境不同，搭配使用：當對外貿易開展過熱時，強化產業調整弱化貿易促進，而對外貿易遇阻時，強化貿易促進弱化產業調整。1985-2022 年時期，出口退稅政策均是圍繞出口貿易增長的目的指定的。在兩次在危機期間，當國民經濟受到外部沖擊時，貿易促進也是

10、最優先選擇政策目的。而2022 年以來的歷次出口退稅調整，對于不鼓勵出口的兩高一資;產品屢次下調甚至取消退稅，而高附加值、高技術產品那么持續鼓勵。這與我國產業構造調整目的一致。其次，應對貿易摩擦、匯率互補手段是出口退稅的次要政策目的。應對貿易摩擦方面：在產業調整目的為主的時期，主要采取下調退稅，緩和摩擦；而在貿易促進目的為主的時期，主要采取上調退稅，保護國內產業。出口退稅作為匯率的互補手段，主要與貿易促進的目的相協調。主要表如今金融危機時期，我國維持匯率政策穩定，進步出口退稅率以刺激外貿增長，局部替代了匯率功能。最后，財政支付才能是出口退稅政策執行的限制條件，一旦出口退稅額的增長超出了財政的相

11、對支付才能，勢必會出現退稅率的回調。二產業構造調整與貿易促進的矛盾近年來，我國出口退稅的長期目的主要表現為國家的產業構造調整。貿易促進主要表現為應對金融危機期間的退稅率暫時上調。從出口退稅政策對產業構造調整的作用途徑上看，退稅率調整直接影響的是出口商品構造，間接影響產品所屬產業。我國出口商品構造仍面臨著低端鎖定，技術含量較低的問題。在該目的的驅使下，出口退稅需要逐步下調和取消我國出口商品中較低端、低附加值、資源性的產品。而一旦出現貿易增速下滑，貿易促進成為首要目的。由于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本來已享受了較高的出口退稅，僅進步此類產品就很難到達保增長;的目的；而上調較低端、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稅那

12、么會造成政策的反復。這就說明貿易促進與產業構造調整目的之間存在矛盾。筆者總結發現，出口退稅率的前后反復調整主要出如今紡織服裝、輕工、鋼鐵、有色金屬、石化等行業。以紡織服裝行業為例，由于出口附加值較低，紡織服裝并不是我國產業構造晉級所鼓勵的行業；但同時作為我國出口貿易的傳統優勢行業，往往是貿易促進政策的施行對象。1995 年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退稅率從13%下調至10%；并隨后在1996 年下調至6%。而1998年，出于應對金融危機的短期目的需要，紡織品服裝出口退稅率重新上調至11%；1999 年1月進一步上調至13%；同年7 月紡織品退稅率上調至15%，服裝退稅率上調至17%；2001 年更是將

13、棉紗、棉布、棉制產品出口退稅率由15%也上調至17%。危機影響過后，紡織服裝產品出口退稅率重新下調：2022 年1 月1 日起，紡織品、服裝出口退稅率由15%、17%下調至13%。2022-2022 年，紡織品、服裝出口退稅率由13%下調至11%。2022 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外貿出口下滑，紡織業服裝出口退稅率由11進步到13。后危機時代，紡織服裝出口的持續低迷，2022-2022 年出口同比增速分別為-10%、24%、21%、2%、11%、5.6%。在此期間，紡織服裝出口退稅率屢次上調。至2022年，局部紡織服裝產品出口退稅已提升至17%，實現足額退稅。可見，對于紡織服裝業而言，出口退稅以貿易

14、促進為目的與以產業調整為目的的調整方向不同，出口退稅政策前后反復。三相機抉擇與貿易摩擦的矛盾出口退稅制度作為國際慣例，本身是建立在中性原那么;上，為防止雙重課稅而建立的。根據WTO?補貼和反補貼協議?的規定，出口退稅額只要不超過已征或應征的間接稅，就不是出口補貼，因此我國出口退稅制度本身是完全符合規定的，本不應引發貿易摩擦。但我國的出口退稅通過相機抉擇、差異化退稅的方式，勢必造成退稅率的頻繁調整，并成為貿易摩擦的誘因。以貿易促進為目的時，出口退稅上調形成的短期價格優勢易引發貿易伙伴國國內廠商的不滿；以產業構造調整為目的的差異化的退稅率調整，易引導消費從退稅率下調的產品向同類未下調的產品轉移，將

15、導致該替代產品出口量大增，從而引發該替代產品的貿易摩擦。2022 年，6 家美國焊接標準鋼管消費商和美國鋼鐵工人結合會針對中國鋼管共同提出雙反申訴，在申訴書中認為：該出口退稅措施是隨意的、額外的，中國政府以此為其出口產品贏得了優勢。2022年，加拿大對華無縫鋼制油氣套管雙反案中，申訴方認為油氣套管13%的出口退稅，遠高于其他鋼鐵產品5%的出口退稅程度。2022 年美國對華環狀焊接碳素鋼管雙反案的美方調查中也提到：中國政府通過對熱軋帶鋼及其他焊接收線管產品征收15%的出口稅，而對出口的環形碳素管線管給予13%的出口退稅，來鼓勵環形碳素管線管產品的出口。可見，頻繁調整、差異化的出口退稅政策，易造成

16、貿易伙伴對我國出口退稅政策不透明、隨意性、產業補貼性質的認識，不利于對外貿易的長期開展。四政府宏觀調控與企業微觀決策的矛盾在以上的分析中，我們更多是站在政府的角度來考慮出口退稅的宏觀調控目的。然而，消費出口的實際參與者-企業，才是政策目的是否可以到達的實現主體。通過分析我們發現，政府的出口退稅調整的宏觀調控目的與企業的微觀決策之間也是存在矛盾的，政府所關注的標對應的經濟數據向好，貿易摩擦減少，而對于微觀企業來說，關心是企業利潤，如何在調整后實現更多利潤。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可能造成對市場信號的錯誤認識。典型的例子是15 年含硼鋼材的案例。我國普通鋼材出口退稅已根本取消，而出口特殊合金鋼

17、材產品仍可享有相應優惠政策，退稅率在5%-13%，其中就包括含硼鋼材。國內鋼鐵產能過剩的背景下，鋼企通過在普鋼中參加最低限度的硼元素0.0008%以到達合金鋼要求從而獲取退稅。2022鋼鐵出口大幅增長創出新高，而當年1-11 月，含硼的棒材、線材、中板、分別占其大類品種出口的72.2% 、90.5% 和76.9%，對普通鋼材替代效應明顯。國際市場反傾銷壓力及政府對低端鋼材出口的不鼓勵，最終促成了2022年1月1日起，含硼鋼材的出口退稅取消。但這并不意味著替代消費的完畢，鋼企紛紛研究添加新的元素(例如鉻)以繼續獲得退稅優惠。2022年全年，含硼合金;鋼材出口746.5 萬噸，同比下降75.2%；

18、而其他合金;鋼材出口4211.6萬噸，同比增長587.2%。政府的政策目的與企業的消費決策相去甚遠。三、完善我國出口退稅制度的政策建議一出口退稅應放棄短期、頻繁的稅率調整方式在上文的分析中，我們發現，出口退稅政策的頻繁調整、短期稅率的來回調整可能在短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具有刺激作用，卻并不利于我國對外貿易的長期開展。事實上，我們通過分析發現，出口退稅短期、頻繁的調整方式易引發貿易摩擦增加、企業過短期逐利、資源配置扭曲等問題。而長期、穩定的出口退稅政策，一方面有利于企業明確政策意圖，從而將企業的消費調整與規劃更多地著眼于產業晉級與長遠利益，有利于政策目的的實現；另一方面穩定的出口退稅政策也有利于進

19、步貿易伙伴對我國政策的信任度，從而改善我國對外貿易環境，在長期增強我國外貿競爭力。因此，我們建議出口退稅政策應放棄短期、頻繁的稅率調整方式，在不斷完善中走向穩定，在長期中促進我國產業與外貿實力的提升。(二) 出口退稅應有利于促進產品構造晉級出口退稅的應以出口商品構造晉級、國家產業構造優化為長期政策目的。一方面出口退稅多個目的之間存在內在矛盾，不利于政策的持續性與穩定性。另一方面，根據丁伯根法那么，多元目的的出口退稅難免與其他政策產生不協調問題，從而影響政策有效性。由于我國出口商品低端鎖定、產業構造失衡的現狀，促進外貿構造晉級，并進一步促進國內產業構造的晉級應為我國貿易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現階段出口退稅仍應施行差異化退稅率制度，以較低退稅或取消退稅抑制兩高一資;產業產品，而對于高技術、高附加值、新型環保的產品出口應盡量施行足額退稅。同時，也應注意差異化的稅率類目不宜過細，稅率調節趨于長期，以減少企業短期逐利行為。三我國出口退稅應致力于促進出口貿易從量;向質;的轉變在新的國內國際經濟形勢下，我國對外貿易需要完成從貿易額增長到消費率進步的轉變，從以低價取勝的戰略到國際競爭力進步的轉變。基于此，出口退稅政策應注重防范出口盲目擴張，從傳統的以進步退稅來換取出口商品價格比擬優勢，轉變為從產業晉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