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漢詩在中國日本漢詩在中國南山大學南山大學 蔡毅蔡毅內容提要內容提要： 在中日文學交流史上，中國古典詩歌對日本漢詩的巨大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反之“學生”的習作，也曾擺上“老師”的案頭；“支流”的活水，也曾對“主流”有所回饋這種日語稱之為“逆輸入”的現象，因其數量甚少，作用甚微，迄今似乎無人問津。本文擬從文化交流雙向互動的視點出發，對日本漢詩傳入中國的歷史軌跡作全方位的掃描和評述：1、日本漢詩人的在華足跡及其創作活動；2、日本漢詩人為實現作品跨海西傳所作的努力；3、日本漢詩對中國詩歌反轉性影響的可能性及其所蘊含的文化意義。通過對這種“逆向反饋”文學現象的解讀，揭示東亞漢文學史上罕為人知的一個側

2、面，并為中國文學的開放性、包容性，提供一個重新認識的嶄新視角。關鍵詞：日本漢詩、逆輸入 問題緣起問題緣起 江戶末期釋月性江戶末期釋月性將東游題將東游題壁壁： 男兒立志出鄉關，學若無成不男兒立志出鄉關，學若無成不復還。復還。 埋骨何期墳墓地，人間到處有埋骨何期墳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青山。第一章、日本漢詩的西傳軌跡第一章、日本漢詩的西傳軌跡中國人中國人對對日本日本漢詩漢詩的最早的最早評評價：價： 日僧空海在唐日示劍南惟上離合詩： 磴危人難行， 石險獸無升。 燭暗迷前后， 蜀人不得過。 空海性靈集序：和尚昔在唐日，作離合詩贈土僧惟上。前御史大夫泉州別駕馬總，一時大才也，覽則驚怪，因送詩云：何乃萬里

3、來，可非炫其才。增學助玄機，土人如子稀。空海離合詩創作由來：空海離合詩創作由來： 唐貞元十九年（803）秋，以所謂新臺閣詩人權德輿為首的文人唱和集團，掀起了一陣小小的離合詩以及其他游戲詩體的創作熱潮。其成員為權德輿、張薦、崔邠、楊於陵、許孟容、馮伉、潘孟陽、武少儀等八人，被離合的文字為“思張公”、“私權閣”、“詠篇”、“效三作”、“好”、“五非惡”、“詞章美”、“才思博”。這些作品收于權載之文集卷八，全唐詩則分隸于各人名下。空海離合詩的歷史價值：空海離合詩的歷史價值： 1、唐朝是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文明國家。對于空海等遣唐使來說，其最高的文明成果，不是當今時代的科學技術，而是中國文化的瑰寶，唐代達

4、于巔峰的文學樣式漢詩。空海竭盡全力搜羅整理的漢詩作法大成文鏡秘府論，就是他對這一文明巔峰崇拜景仰的結晶。離合詩也許是因為初露崢嶸，當時的詩論家還未及予以關注，文鏡秘府論對之沒有道及，但“反音法”，“回文對”等細微的文字錘煉功夫，已為空海所矚目。當然，離合詩只不過是一種文字游戲，故向無佳作，但對剛剛接觸漢字文明、剛剛嘗試漢詩創作的當時的日本文人來說，這無疑是漢字構造和漢詩藝術的最巧妙的組合，具有無窮的魅力，它極為困難，也極富挑戰性。空海勇敢地接受了挑戰，并獲得了成功，因而受到唐代文人的高度贊賞，使他們對這位來自文明后進國的文化使者刮目相看。這份光榮，無異于當今時代的一個小國選手在奧運會上奪得了金

5、牌。正緣于此，空海到晚年還念念不忘，告之于弟子真濟，并使其書之于自己文集的序言。 2、從日本漢詩對中國詩歌接受的歷史來看，空海的離合詩也具有特殊意義。如江村北海在日本詩史中所指出的那樣，日本漢詩的流行詩風，往往比中國本土滯后二百年左右，例如相當于唐代后期的平安時代前期，流行的還是六朝詩風。而空海此作，卻感應著當時最時髦的文學風氣，表現出與時代同步的創新能力。盡管空海在平安時代漢詩人中，顯得頗為“另類”，比如他不像其他詩人那樣一味專寫近體詩，而垂青于日本漢詩人并不擅長的古體詩、特別是七言歌行，對當時幾乎無人知曉的李白等盛唐詩人的作品也有所眷顧，因此離合詩之于空海個人，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獨特性，

6、或許屬于一種例外，但惟其如此，也就益發顯示出它的可貴。 3、唐代中日文人之間的漢詩往來作品，多達一百二十九首，而其中真正的唱和之作，僅此二首。性靈集序云“兼摭唐人贈答，稍舉警策，雜此帙中，編成十卷”，但第八、九、十卷均已散逸，這些“唐人贈答”的實情，已無從知曉。因此，空海和馬總的離合詩，就成為一千多年來中日漢詩人豐富多彩的唱和往來詩中現存最早的作品，同時也是現存最早的中國文人對日本漢詩的評價記錄，大輅椎輪，垂范可謂久矣。明代對日本漢詩的集中著錄：明代對日本漢詩的集中著錄： 鄭若曾鄭開陽雜著、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王昂滄海遺珠，乃至清代錢謙益列朝詩集、朱彝尊明詩綜、以及御選明詩等總集中，都辟有專欄，

7、收錄日本漢詩。這些作品因為缺少日方資料的佐證，目前尚難遽斷真偽，但其如此批量登場，無疑是需詳加考察的課題。清末的日本漢詩編選：清末的日本漢詩編選： 19世紀后半，以俞樾編選東瀛詩選為代表，日本漢詩作為一個東亞漢文學的整體存在，被正式納入中國文人的視野。該書收作家548人，詩5297首，不但是中國研究日本漢詩的奠基之作，在日本也是規模空前的一部總集。其編選所用日人詩集多達163種，堪稱日本漢詩最大規模的西傳。作為晚清大儒，俞樾對日本漢詩的平章月旦，現在已成為研治此業者的必備參考。但有違俞樾初衷的是，由于他的選材局限于日商岸田吟香所提供的資料，在詩人和作品的入選上與日本一般認識多有乖違，所以當時在

8、日本并未引起太大反響。其實，真正的第一部中國人編選的日本漢詩集，應為旅日文人陳曼壽所編日本同人詩選。該書出版早于東瀛詩選，但因編者屬無名之輩，內容也限于陳氏“同人”，故罕有人言及。其他如李長榮海東唱酬集、葉煒扶桑驪唱集、聶景孺 櫻花館日本詩話，也都是晚清文人對日本漢詩在華傳播所作的有益嘗試。清末詩話所收日本漢詩：清末詩話所收日本漢詩： 清末詩話類作品中也屢見日本漢詩的身影。如當時尚屬罕見的具有赴德任教經歷的潘飛聲，因在柏林與日人多有交往，其在山泉詩話中不僅收有多首日本漢詩，還記錄了他對這些作品的評價，其間隱含了對東西文化沖突的隱憂，頗具時代特色。下面介紹一則可略發史實之覆的實例： 孫橒馀墨偶譚

9、正集卷五“日本詩人斷句”條云： 日本詩教甚盛。近有詞人江戶百戶藤順叔（宏光），不遠數萬里，航海至柳堂從李子虎光祿問詩，自稱海外詩弟子。其別子虎有句云：“他日倘尋江戶宅，白蓮秋水夕陽邊。”亦殊有美思也。 藤順叔，實名八戶宏光，字順叔（“百戶”當為“八戶”之誤，而“藤”之姓，則應為順承江戶文人習慣，把自己的姓氏臨時改為單字，以獲取中國文人的親近感）。小小結結： 總之，由唐至清，一千多年來日本漢詩在中國的流布，雖不能說觸目皆是，卻也斑斑可考，不絕如縷。這些史實的廓清，顯然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把握中日漢詩往還乃至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全貌。第二章、日本漢詩人的西傳努力第二章、日本漢詩人的西傳努力 日本漢詩人在

10、對中國詩歌學習的漫長過程中，從最初的單純模仿，到有所創新，再到自成一體，經歷了艱辛甚至痛苦的蛻變過程。江戶中期以降，日本漢詩開始了“日本化”的探索，即在遵守漢詩基本規范的同時，也力求體現島國風情，東瀛特色。這一動向，與當時日本開始增強文化自信、倡導國粹思想的潮流，是一致的。而在漢字文化圈的總體框架下，文化宗主國的認可，便成為周邊各國爭取對等地位的重要前提。具體就漢詩世界而言，則是力求獲取中國文人對自己作品的評價。1 1、偽偽造沈德潛等人造沈德潛等人贈詩贈詩事件。事件。 據東條琴臺先哲叢談后編卷五、原田新岳詩學新論卷中等書的記載，其大致梗概為： 沈德潛于乾隆十八年（1753）為吳中七位詩人編定的

11、七子詩選（共十四卷，王鳴盛、吳泰來、王昶、黃文蓮、趙文哲、錢大昕、曹仁虎各二卷），不久就傳到了日本。長崎漢詩人高彝（1718-1766，實姓高階，字君秉，號旸谷）對之加以節選，各人二卷刪為一卷，仍名七子詩選，復刻于日寶歷七年（1757）。高彝向來自負詩才，以此為契機，便欲托人請沈德潛為自己的旸谷詩稿作序。他找到了來往于長崎、自稱可出入沈德潛之門的杭州人錢某、尚某，以重金請他們轉交自己致沈德潛的一封長信、五首七律，以及分別題贈七子的七首七律。二人歸國后，謊稱高彝為“侯伯執政者”，攜厚禮叩訪沈德潛，卻被沈以華夷有別、日本入清以來未作朝貢、商賈之人不得私與其事為由，嚴詞指斥，拒之門外。對此沈德潛歸愚

12、詩鈔余集卷五日本臣高彝書來乞作詩序，并呈詩五章。文采可觀，然華夷界限不應通也，卻所請而紀其事詩以及自訂年譜乾隆二十三年（1758）條均有明確記載。 碰壁之后，錢、尚二人苦于無計，杭州一老商以“日本人資性愨實易欺”，建議他們請寄寓杭州的落魄文人龔某作偽。龔某乃與五六學究合伙炮制沈德潛答書、和詩以及吳中七子次韻之作七首，鈐以朱印，精心裝裱，由錢、尚帶回長崎。高彝得之，自然欣喜若狂，不僅重謝二人，還把偽沈氏詩中“才調能勝中晚唐”一句刻成印章，大肆炫耀。可惜好景不長，數年后沈德潛詩鈔傳日，其他長崎清客也紛傳錢、尚欺詐之事，騙局終于敗露。 偽偽沈德潛和沈德潛和詩詩二首：二首： 奉題瓊浦君秉高先生詩集并志

13、遙注 昭代聲華四表光，國風十五大文章。 尚教人杰鍾旸谷，猶遍歌謠譯越裳。 萬里銀濤飛錦字，百篇玉戛奏笙簧。 元音自是盈天地，酬唱相思嘆望洋。 大雅如林今古芳，原無人不可登堂。 文鳴得似東西漢，才調能勝中晚唐。 讀到君詩堪擊節，誰言我論示周行。 多緣四海同心理，渺渺鍾情憶大方。 歸愚沈德潛草（鈐印二方：“沈德潛印”，“歸愚”）這些偽造的沈德潛及吳中七子詩原件，兩年前赫然現身于日本古董拍賣網。2 2、賴山陽、賴山陽日本樂府日本樂府的快速西傳。的快速西傳。 賴山陽（1780-1832）夜讀清諸人詩戲賦： 吹燈覆帙為大笑，誰隔溟渤聽我評？ 安得對面細論質，東風吹發騎海鯨。 日本樂府六十六首文政十三年（

14、1830）冬刊行，一年多后就得到了中國文人的評論，在日本漢詩的西傳史上，這也許是最快的一例。其傳送何以如此之速？數年前在長崎發現的清朝客商江蕓閣、沈萍香的書簡，可以為我們破解這個秘密。 書簡現藏長崎縣立美術博物館，共52通，雖有部分破損、蠹蝕和缺頁，但近兩百年前的中國普通商人的書信文稿被如此妥為保存，仍不能不使人對日本人珍惜文物的熱情肅然起敬。江蕓江蕓閣閣致水野媚川致水野媚川1313號號書簡書簡： 今春所托評閱賴樂府，攜歸即送晚香主人。奈伊即日起程往浙江兒子署中去矣，此書帶去未還，且待伊歸向索也。沈萍香沈萍香1616號號書簡書簡： （水野）：日本樂府赍歸乞翁先生雌黃一件，深為拜托。 翁先生、榕

15、園先生同學人。 （沈）：翁海村，知不足。 我有微物，未曾檢出，正月內奉贈，乞恕之。 翁公本來相好，榕園卻不認識。當到吳門訪托，勿負見委。 （水野）：所賜科場書，看過畢瞭然。多謝。 （沈）：緩日我尚有事奉托。 花月樓小集重刻否？ （水野）：已告成，他日應上呈。 游記山陽批徑電覽否？ （沈）：緩日我再要做跋。 （水野）：敝邦一佳話也。翁廣平（1760-1842），字海琛，號海村，江蘇吳江人。吾妻鏡補，中國第一部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之作。日本樂府序，載其聽鶯居文鈔。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收入太宰純校古文孝經孔氏傳等書。榕園，吳應和，編選浙西六家詩鈔。錢泳（1759-1844）錢錢泳泳題題詠詠日本日本樂樂府

16、府： 沈君萍香嘗游長崎島，于市中得日本樂府一冊，持以示余，為題其后二首： 文教敷東國，洋洋播大風。傳來新樂府，實比李尤工（自注：謂李賓之、尤西堂也）。稽古聯珠璧，斟今考異同。天朝未曾有，還擬質群公。 詩才真幼婦，史筆表吾妻。日月無私照，風云漸向西。雄文標玉管，彩筆敵金閨。聞說扶桑近，高攀未可躋。 道光十二年十月廿四日，句吳錢泳題。吳吳闿闿生生評評日本日本樂樂府府： 吳闿生晚清四十家詩鈔選蒙古來、罵龍王二首，評曰：“此二詩絕高古，不似日本人口吻。意朱舜水之徒為之潤色者歟？”小小結結：上述二例告訴我們，江戶時代的漢詩人為了突破鎖國的封鎖，獲取彼岸賢達的只言片語，曾付出了怎樣艱辛曲折、甚至走火入魔的

17、努力。正因為有他們持續不懈的隔海訴求，這一時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才得以桴鼓相應，蔚為大觀。第三章、日本漢詩西傳的文化意義第三章、日本漢詩西傳的文化意義 首先，它再次印證了漢詩作為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共同紐帶，是怎樣把語言互異、國別不同的人們緊密地連接在一起的。歷史上朝鮮文士訪華時留存的燕行錄、朝鮮通信使與江戶文人的唱和往還，已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美談。但中日間直至明治時期之前，這種文士們的大規模同場競技、一爭短長的壯舉，可惜并未出現。正緣于此，上述日本漢詩通過不同渠道的回流，哪怕只有一星半點，也如同空谷跫音，彌足珍貴。它說明文化交流盡管有主從、高下、強弱之分，但同時也是彼此滲透、雙向互動的。特別是在強

18、勢一方已被充分認識之后，對弱勢一方積極回饋的確認，便非惟拾遺補闕，更可相得益彰。 其次，它對過去中國人的日本認識，也起到了相對正面的作用。自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倭人”條迄于近代，中國人的日本認識，大致經歷了蒙昧鄙野（魏晉南北朝）知書識禮（唐宋元）兇殘暴虐（明、清代前期）文明開化（清末）的嬗變過程。其間雖因時勢遷移、歲月流轉而屢有變化，但日人能詩這一印象，始終使中國人能以溫情的目光，注視著遙遠東海中那塊神秘的土地。因為“華夷之辨”的基本準則，并非地域人種，而是禮樂文化，如韓愈原道所說：“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吟詩作賦，則文野判然可別，史不絕書的中日之間的漢詩贈答，即其明證。 此外，

19、我們還可以舉出諸如傳遞信息、增進了解、刺激想象等社會學、文化學、比較文學的相關話題。然而萬變不離其宗，即日本漢詩的西傳，對中國文人來說，充其量不過是一種認知的材料，以致難脫搜奇獵異、以助談資的畛域。筆者在這里想提出的問題是：日本漢詩可曾對中國詩歌產生過直接影響？ 先說結論：筆者認為，與當時大量“日制漢語新詞”回饋華夏故土，促進中國早期啟蒙運動的時代氣運相呼應，晚清“詩界革命”的代表人物黃遵憲在清光緒三年（1877）至光緒八年（1882）任清朝首批駐日使館參贊期間，也曾受到明治時期“文明開化新詩”的影響。黃遵憲黃遵憲與與晚清詩界革命晚清詩界革命 眾所周知，黃遵憲是晚清詩界革命創作成就最為顯著者。

20、其新體詩的一大特點，即梁啟超飲冰室詩話所評：“能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他使英時寫的今別離四首，分詠輪船火車、電報、照相和東西半球時差，當時就得到了詩壇大家的交口稱贊。陳三立評之曰：“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舊格，質古淵茂，隱惻纏綿，蓋辟古人未曾有之境，為今人不可少之詩。”。森春濤編森春濤編東京才人絕句東京才人絕句 明治八年（1875）出版，匯集了明治初期題詠“文明開化”的代表性成果。川田甕江序云：“昔者詠物，花鳥風月；而今則石室電機、汽車輪船。耳目所觸，無一非新題目。”“森翁此編，作詩史讀，可也；即作文明史讀，亦無不可。”且略舉其詩題、內容及作者如下： 航西雜詩 詠“倫敦”等 成島柳北 夏

21、日病中作 詠“中外新聞”等 鈴木蓼處 橫濱雜詩 詠“瓦斯燈”等 關根癡堂 雜詠十題 詠“女學校”等 藤堂蘇亭 贈新聞記者某 （如題） 鈴木半云 博覽會 （如題） 八木萃堂森春濤主編森春濤主編新文詩新文詩雜志：雜志： 鈴木蓼處題風船圖： 西人技術亦奇哉，舟在青空盡溯洄。 見得謫仙詩句是，孤帆真個日邊來。 芳川越山明治九年十二月設海底線于阿波州，竣工有作： 非因要害礙樓船，一鎖投來萬信傳。 休道相思南北隔，偷從海底兩情牽。小野湖山評小野湖山評上野博覽會雜詠上野博覽會雜詠： 明治十年（1877）八月上野博覽會開幕，新文詩別集第9號為之特辟專號上野博覽會雜詠，其詩題全部直接標舉展示名目，依次為：制絲機

22、器，谷種，礦種，漆器，陶器，釀造品，織造品，文房三具，寫真翁媼匾額，寫真女子匾額，洋法畫匾，盆松。和洋雜陳，琳瑯滿目，新鮮事物的誘人魅力，撲面而來。對此當時詩壇泰斗小野湖山有一個精辟的論述，他在評松岡毅軒上野公園博覽會開場詩時說： 事新，則字面亦不得不新。能用新字面以作穩雅詩，非毅軒翁決不能也。 這里的“能用新字面以作穩雅詩”，和陳三立所說的“以新事而合舊格”、梁啟超所說的“能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如出一轍。面對來勢洶涌的西方文明大潮，東瀛西陸漢字文化的子孫們為拯救祖傳家業開出的藥方，竟然如此不謀而合，實在是意味深長。當時的新體詩熱潮：當時的新體詩熱潮： 到黃遵憲抵日后，這一熱潮依然有增無減

23、。新文詩第30集卷末載“皆笑社月課文題”，即明治十一年（1878）該詩社的每月共同課題，四月為“氣球船喻”，八月為“電線說”，而不是慣例的賞櫻、玩月，追新逐奇風氣之盛，不言而喻。而這一年，正是黃遵憲開始與明治漢詩人廣為交流的重要年份。 綜上所述，在黃遵憲赴日前以及在日期間，日本漢詩壇以新文詩為中心，正勁吹著一股“文明開化”之風。以“采風問俗”的“古之小行人、外史氏”自任的黃遵憲，面迎這一古典詩歌王國前所未聞的巨變，怎么可能視而不見、無動于衷呢？黃遵憲對新體詩的興趣：黃遵憲對新體詩的興趣： 其實，黃遵憲在日期間，對這種新體詩可以說已經初嘗鼎臠。日本雜事詩第53、175、178、181首分詠新聞紙

24、、照相、博覽會、人力車，就已顯示出他駕馭此類題材的嫻熟功力。日本國志里日人新創的西文譯語，即所謂的“和制漢語”，更是紛至沓來。 明治十一年（1878）出版的石川鴻齋編芝山一笑，收有清朝駐日欽差副使張斯桂的觀輕氣球詩，對這“泰西氣球新樣巧”的新奇事物，作者發出由衷的感嘆。石川自己也和了一首戲次其韻，其詩中有云： 聞說洋人始新制，圖敵瞰營施奇計。 或歷宇內撿廣狹，又閱輿地極微細。對此黃遵憲評曰： 奇思異想，真入非非。亦廣大，亦精微，是不可思議功德也。駐日公使館的新體詩唱和：駐日公使館的新體詩唱和： 按黃遵憲在來日前作于同治九年（1870）的香港感懷中，已提到了“氣球”，若論人境廬詩草用新名詞，這也

25、許可算作最早的一例。而詠贊氣球的張斯桂，也是一個自稱“心地尚若少年，意欲縱觀天下奇形怪狀一切事情”的好事之人。因此，在他們治下的清使館中，便不時有此類“新詩”的具體實踐。如使館之首何如璋，在一次與黃遵憲以及日人的共同唱和中，就曾以當時最摩登的電話為題： 近西人有電器名德律風，足以傳語，故以此為戲： 何須機電詡神通，寸管同摻用不窮。 卷則退藏彌六合，好揚圣教被殊風。黃遵憲對新體詩的嘗試：黃遵憲對新體詩的嘗試： 黃遵憲自己也并非徒作旁觀。戊寅筆話記大河內輝聲在新買的一把“洋傘”上題詩，并請黃遵憲也題一首，黃乃作戲作四言銘： 亦方亦圓，隨意蕭然。 朝朝暮暮，可以游仙。 替笠行露，伴蓑釣煙。 舉頭見此

26、，何知有天？ 日本國志禮俗志敘日本女子所持之傘，“傘仿西洋制，名蝙蝠傘，謂張之其翼如蝠也”，日本雜事詩第103首自注亦云日女子“出則攜蝙蝠傘”，足見其對這一舶來生活用品的注意。這首詩雖然屬于“戲作”用語也純然古風，但既然題在洋制“蝙蝠傘”上，也就可以視為黃遵憲“奇思異想”的一種嘗試。黃遵憲對新體詩的猶豫：黃遵憲對新體詩的猶豫： 那么，為什么黃遵憲使日四年有余，上述新潮詩人可謂時相過從，新事新語也幾乎每日耳濡目染，卻始終沒有寫出今別離那樣的杰作呢？對此我想試作以下三點解釋。 首先，黃遵憲如其日本雜事詩定本自序所說，對明治維新從一開始因危懼傳統漢學消亡，常作指責譏議，到知其乃大勢所趨，理所必然，有

27、一個認識深化的過程。同樣，對明治初期的“文明開化新詩”，作為一名年輕時就主張“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革新派詩人，他自然會深感興趣，備受啟發，甚至躍躍欲試，但真正操刀染指，卻尚需時日，有待觀察。而在當時日本漢學界，保守勢力仍居統治地位，黃遵憲就自稱“余所交多舊學家，微言刺譏，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這些舊學宿儒出于對維新事業的抵觸，視漢詩中闌入新名詞為淺薄庸俗，詰難非議也時有可聞。明治十三年（1880）城井國綱編明治名家詩選，就秉承其師村上佛山遺愿，有意不選這類“新詩”。五年前對森春濤東京才人絕句的“耳目所觸，無一非新題目”稱揚備至的川田甕江，這時也不得不韜光養晦，三緘其口，川田序引村上之語云：“近日作者投時好，如氣球、電機、輪船、鐵路，爭入題詠，奇巧日加，忠厚日亡，今而不救，恐有流弊不可勝言者。”黃遵憲也應邀為這部詩選作序，聽到如此痛心疾首的呵責申斥，不會不有所避忌。何況他作為中華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