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詩經·王風·丘中有麻這首詩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來并不復雜，但是對于詩的內容以及詩中人物的姓名，卻仍有爭議，迄無定論。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毛認為是“思賢”詩，箋、疏并無異議。1傳的故訓由于最接近于詩經時代，大體上是可信的。但是，對于“國風”中某些詩篇的詩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歡女悅的情愛詩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牽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說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數可考者，如鄘風·君

2、子偕老、邶風·新臺、齊風·南山、齊風·載驅、陳風·株林，但大多數情愛詩篇，往往是詩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何可考耶？竊以為丘中有麻就屬于此類民歌。對于這些詩歌，只能就詩論詩，味之以文情，審之以辭氣，衡之以語法，核之以訓詁，來探索其主題。朱喜作為一個理學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詩集傳尚能遵循就詩論詩的原則，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認為是一首愛情詩，其說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說亦有瑕疵。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國亦男子之字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評點曰：“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

3、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來乎？”2果如朱子所言，婦人私會二人且二人均贈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雖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確是夠大膽的了，縱有，當事人也不會形之于詩，即使作詩人未必詩中人，亦不會如此津津樂道地賦之于詩。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引崔述讀書偶識駁那些認為齊風·東方之日是諷刺詩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詩經中確有刺淫刺穢之詩，如新臺、南山、載驅、株林，但決非當事人自作或以當事人口吻所做。株林刺陳靈公，作為一國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終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弒。

4、朱子評曰：“靈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2。真正有傷風化、有悖人倫之事，旁觀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風·墻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由此觀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婦人歌詠與兩個情人茍且之事。詩經注析認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說的這位女子和子國、子嗟父子有私情，而這二人在丘中有麻處又為新歡所留。”詩經注析認為朱子和方玉潤都將“留”解釋為挽留之留，致有此誤。竊以為誤則誤矣，因為倘若“留”解釋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5、語句不順，但朱子并沒有說子國、子嗟是父子，齊襄公淫乎其妹，實有其事，而這首民歌，查無史據，父子聚麀，有悖天倫，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學，斷不會作如此主觀臆測。方玉潤詩經原始亦誤解了朱子，他說：“子嗟、子國既為父子，集傳且從其名矣，則一婦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圖先賢亦為是論，能無慨然？惟是序、傳亦有所疑，子嗟、子國既為人名，則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駁姚際恒“嗟”、“國”皆為助辭說，曰：“嗟為助辭可也，國亦為助辭乎？”方氏主張嗟為助辭，國即“彼國”之“國”，猶言彼留子于其國，其國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張此詩為招賢偕隱之詩，云：“丘中有麻招賢偕隱也，周衰，賢人放廢，或越在他邦，或

6、互相招集，退處丘園以自樂。”4竊以為詩中看不出招賢偕隱的痕跡，更何況“彼留子嗟”、“彼留子國”、“彼留之子”明顯為同一種句型，而按方氏說，獨獨“彼留子國”要在“國”前加“于”才能解通。高亨的詩經今注認為丘中有麻是“一個沒落貴族因生活貧困，向有親友關系的貴族劉氏求救，得到一點小惠，因此作詩以述其事。”5傳以為子國為子嗟父，而高亨以為子國是劉氏家族的另一個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釋為“那劉氏的人們”。竊以為這種解釋值得商榷，因為詩經時代人稱代詞固然無單復數之分，但是“子”是名詞，無論是用來替代第二人稱代詞還是作為偏正結構的中心語，“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這樣的用法恐怕沒有，此種情況，先民是用加數詞

7、的方式來表示的，如邶風·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沒落貴族救助于劉氏，劉氏施與一點小惠，恐怕還不至于“貽我佩玖”。竊以為贈玉不外乎以下三種情況，或是主恩浩蕩，或是朋友之間因有深情厚誼而分手脫相贈，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戀人或夫妻之間情到深處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筆者認為此詩按第三種情況來理解更顯得貼切、自然，把詩理解為女子的口氣更為吻合。正因為“貽我佩玖”是愛情成熟的標志，故女主人公反復詠嘆之，此所謂“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詠也。引文見大序）。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的說法令人耳目一新，他們認為：“這是一位女子敘述她和情人定情過程的詩。首先敘述他們二人

8、的關系，是由請子嗟來幫忙種麻認識的。后來又請他的父親子國來吃飯。到明年（應說第二年）夏天李子熟的時候，他們才定情，子嗟送她佩玉，作為定情的禮物。”3這種說法，筆者大體贊成，但仍有疑問。首先，這種說法固然解釋了詩中何以出現兩個男人的名字，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為，子國既為子嗟父，女主人公直呼戀人父，就顯得不恭。據我所知，詩經中沒有直呼戀人名字的詩篇（一般用代稱），更何況連姓帶字，更何況稱戀人之父連姓帶字？其次，筆者認為此詩作為敘事詩欣賞還不如作為抒情詩欣賞，因為作為抒情詩欣賞不須那么多猜測，我主張，“丘中有麻”、“丘中有麥”、“丘中有李”首先應作為起興手法來理解，這是國風多數詩篇常用的表現手法，其

9、次詩經的起興雖說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但并非與所詠之事毫無關聯，恰恰相反的是往往是有所關聯，如這首詩的起興，就反映了季節的變換，“丘中有李”寓意愛情的成熟，“貽我佩玖”是愛情成熟的標志，正如衛風·木瓜所寫：“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非報也，永以為好也。”丘中有麻是一首愛情詩，聞一多先生信之不疑。他認為“將其來食”之“食”是性欲的廋語，古謂性的行為曰“食”，如株林“朝食于株”，而“將其來施施”，顏氏家書·書證：“江南舊本單為施”，聞氏認為施指天施地生之施，亦是性欲的廋語（見風詩類鈔）6。果真如此，施與食對文同義，全詩皆為四字詩句。這是極有可能的，從風格上來說，詩經里不乏

10、大膽、潑辣的愛情詩篇，從結構上來，全詩唯一的五言詩句“將其來施施”在詩中也顯得不相稱。可能是因為古人誤解了施字之義，故又加一施字，這樣一來，“將其來施施”就有語法問題了，因為他處不再有“來施施”的說法，按上古漢語語法，只能說，施施而來，或曰其來施施，或如孟子言：“施從良人之所之”、“施施從外來”，置于介賓短語前。從口氣、語法、結構、古訓等方面全面權衡，筆者認為丘中有麻作為一首愛情詩，最無疑義。既然丘中有麻是一首愛情詩，那么詩中所歌詠的男子如是二人甚至是父子二人，那是不可思議的。即使不是一首愛情詩，也同樣令人費解，“貽我佩玖”者是誰呢？故姚際恒、方玉潤有“嗟”為語助說，立意彌合這一矛盾，而黃焯先

11、生有互足說，立意解決這一問題。毛詩鄭箋平議焯案：“首章傳云：丘中磽確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傳統三章為言，則次章之麥，卒章之李，皆以為子嗟所治也。其知子國為子嗟父者，以卒章稱子嗟為彼留之子，明次章子國為子嗟父矣。詩有重章互文以足意者，此篇次章言子國，蓋下省之子之語，末章言之子，蓋上承子國為言，意皆謂彼劉子國之子，而為子嗟之變文耳。”7黃氏發明毛傳，指出名字不同其因在于變文以協韻，是正確的。不過，竊以為不必如此征實也，子嗟、子國無非是女主人公戀人名字的代稱而已，正如鄭風·山有扶蘇之子都、子充，無非是美男子的代稱而已。傳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竊謂嗟、國、都、充是常用字，可

12、以想見是當時的男子取字的常用字，如子產之父就叫子國，至于子都，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也”，春秋鄭大夫公孫閼即字子都，都，美也，詩曰：“洵美且都”（見鄭風·有女同車），充亦有美的意思，古人認為充實而有光輝，是美也，嗟，嗟嘆之，以上諸字，以其常見，故詩人信手拈來作為美男的代稱或情人的代稱，故子國、子都與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并無多少關聯。同樣，鄘風·桑中亦更換所思者之名以協韻，詩是以一個男子的口氣寫的，首章云：“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次章換云“美孟弋矣”，卒章更言“美孟庸矣”。朱子曰：“姜，齊女，貴族。”陳風·衡門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孟姜為美女的代稱，用來稱

13、呼情人。孔穎達疏陳風·東門之池“彼美淑姬”曰：“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后，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1陳奐詩毛氏傳疏考訂，“淑”為“叔”之誤，陸德明經典釋文本作“叔”8，叔姬如孟姜也，孟（伯）、仲、叔、季為排行，古代女子無名無字，故稱之排行和姓。孟姜、子都為代稱，大家不會懷疑，孟弋、孟庸、子充根據文理，亦為代稱，是不必去考證也無法去考證是否實有其人的。同理，子嗟之名亦不可考。如承認山有扶蘇、桑中換名以協韻，則丘中有麻換名以協韻，極有可能。綜上所述，我們可知，這類男歡女悅之詞，多半以男女一方的語氣寫出，詩中主人公的情人名字均為代稱，并非實

14、名。后世猶有此風，如孔雀東南飛、樂府民歌陌上桑里的“羅敷”即為美女的代稱。總而言之，筆者認為傳以子國為子嗟父，并無實據，不過是從下文“彼留之子”猜測出來，其實“子”在詩經指男子或女子比指兒子更為常見。筆者認為，“之子”，是子也，有如東方之日“彼殊者子”之“者子”。王引之經傳釋詞曰：“之，是也。故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之”為“者”之借詞，說文曰：“者，別事詞也。”不過，之字在周南·桃夭“之子于歸”中顯然是指示代詞，“彼留之子”、“彼殊者子”中的之字、者字指代意義已虛化最后，筆者想從文學語言的角度，通過對詩的修辭以及句法研究，對丘中有麻“留”通“劉”說予以獻疑。如果“留”通“劉”作

15、為姓氏，“彼留子國”、“彼留子嗟”、“彼留之子”這樣的句子不僅無文采可言，實在不象詩句，而且詩經也沒有這樣的句型。“留”本可通“劉”，如大雅·常武“不留不處，三事就緒”，陳奐詩毛氏傳疏：“留，古劉字。武，傳云：劉，殺也。處，猶安止也。傳意以誅其君，釋經之留。吊其民，釋經之處。兩不字，皆發聲也。”8留也是姓氏，廣韻·尤韻：“留，姓。出會稽。本自衛大夫留封人之后”，一說即古劉字。我認為這是可信的。但我認為丘中有麻中的“留”通“劉”，就詩之本事而言，傳并無實據，故朱熹、姚際恒、方玉潤不從傳說。如上文所述，稱人以字，表示尊敬，再加上姓氏，則有畫蛇添足之嫌，若是晚輩稱長輩，還顯得不恭

16、。更重要的是，留作為姓氏，“彼留之子”語句不順，有點類似的句子有陳風·東門之枌“子仲之子”，但后者流暢一些，詩人何不曰彼留氏之子或彼子國子？竊以為“留”可通“懰”，因為陳風·月出“佼人懰兮”之懰字，經典釋文本作劉，劉當是詩經原字，心旁為后人所加，說文無懰字，懰亦作嬼，埤雅：“嬼，妖也。”廣韻：“嬼，美好。”妖亦美好也。表示殺的意思，說文有鎦字，古書亦借用留字，如荀子·議兵：“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按理，表示美的意思，古書自然也可能借用留字、劉字，因為劉、鎦皆從留得聲。聲符相同，古多通假，之所以如此，有兩種情形，一、聲符是古字，后人加意符，形成形聲字，許多古今字

17、就是如此形成的；二、當時古人以字代詞時，不可能像今天這樣有規范化的要求，更何況，匆促之間也來不及深思熟慮，求其音同音近可矣，故聲符相同者而多借用現象。加之，國風是民歌，采風者記下來苛求其字字本字，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今天采風，也做不到，因為現在的民歌，也像古代的民歌一樣，有些詞，是本無其字的。故詩經中一篇之內尚且本字、借字同現，何況是不在同一篇呢？古書中劉、鎦、榴、瘤、鶹皆有借用留10的現象，最初本無其字也；又劉，為木名，字亦作榴（與石榴有別，見爾雅·釋木），文選左太沖吳都賦“ 榴御霜”，榴，一本作劉；古“瀏亮”亦作“溜亮”，流亦通留，因為劉、留、流同音也。文選潘安仁的笙賦：“懰檄糴以

18、奔邀，似將效而中匱”，李善注引埤蒼：“懰，留宿也”，懰自然是留的借字。由此觀之，留與劉、懰本可相通。劉或懰字表示美貌，詩經中僅月出一例，似乎是孤立的用例，但如果我們把與其音同音近的一系列詞聯系起來來看，它是不孤立的。月出用劉字，不過是借音，毫無疑問，當時有這樣一個詞表示美的意思，與留、劉同音，其本字當為僚也，說文：“僚，好皃”（即美貌）。月出首章僚字、卒章燎字，與懰字互文同義，陳奐曰：“燎，當作嫽。方言、廣雅云：嫽，好也。”說文：“嫽，女字也。”8，嫽與嫽音義同，因嫽是美好義，故女人用做表字。此三字同聲同為來母，上古韻部同為幽韻，好亦幽韻字。竊以為僚、懰、燎三字民歌本為一詞，載之于書，寫成了不

19、同的字。從留得聲的字，多有美的意思，應該不是巧合，留，流也，詩經·鄭風·溱湋“瀏其清矣”，水以清而流動為美，人們常以行云流水以喻文章流暢之美，馬跑得快，今人猶說“跑馬溜溜”，亦并非無因也，溜溜本是形容流水的，形容馬，行云流水意也，故古俊馬曰騮；瑠，琉璃，流光溢彩，故曰瑠、琉；琉實際上也是從流得聲，旒亦如此，旗之飄揚似流也，故古之冕飾或垂玉，造字為上下結構，上為流字，下為玉字，徐鍇說文解字系傳曰：“自上而下，動則逶迤，若水流也”，字亦作鎏，經典借用旒字，鎏還可指美金也；柳字得聲之由亦如此；璙與留、流同音，系傳曰：“金美者謂之璙，然則璙亦美玉也”10；榴為安石榴的簡稱，本是外語

20、借詞，古人借用留然后造榴字，不為無因，因為石榴子光溜溜的。綜上所述，從古人用字的習慣上來說，丘中有麻“留”可與月出“劉”（懰）相通，而皆為“僚”之借字。如上所述，“留”作為姓氏，“彼留之子”義有不安，但如通“懰”（從共時的角度應該說通“僚”），表示美貌，如此句型，則詩經中不顯得孤立，如月出“彼姝者子”。竊以為“彼留之子”與 “彼姝者子”不僅結構完全相同，而且意思也相同。詩經中結構相同的句子還有秦風·黃鳥“彼蒼者天”，而苑柳“有苑者柳”，小宛“有漼者淵”之類的句子句前用詞頭“有”，竊以為此處“彼”已虛化，與“有”并無實質差別，這種句型可以表示如下：彼（有） 形容詞 之（者） 邏輯主語。亦有不用詞頭者而形容詞重疊者，如四牡“翩翩者鵻”，皇皇者華、菁菁者莪、裳裳者華、漸漸之石（首句與標題同）。亦有“彼”置于形容詞之后者，如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信南山“信彼南山”。大體相同的句子還有上文提到的“彼美淑姬”、鄭風·有女同車“彼美孟姜”以及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此三句與“彼留子嗟”、“彼留子國”同。由此觀之，丘中有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