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 . 群體思維理論的發展與其實證研究綜述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優秀創新研究群體基金項目（7012001）；國家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專項項目（A 2.9-GL）.作者簡介：畢鵬程（1974），男，XX人，博士生.畢鵬程，席酉民，王益誼（交通大學管理學院， 710049）摘要：本文首先對群體思維理論的發展過程進行了簡要回顧。然后重點對其自1971年提出以來所進行的實證研究，包括案例分析和實驗檢驗，進行了比較詳盡的總結和評述。并對這兩種研究的方法、容和結果進行了比較。最后提出了一些群體思維理論研究下一步應該關注的問題。關鍵詞：群體決策；群體思維；案例分析；實驗檢驗中圖分類號：C9340 引

2、 言從Janis 1971年提出群體思維（groupthink）概念與其理論框架1到目前為止，其發展過程大致經歷了概念模型構建與其直接驗證、理論模型擴展和理論模型重構三個階段。其研究模式主要有三種。一種是案例分析，主要是將Janis的群體思維理論用于解釋一些失敗的群體決策事件。研究者們通過分析這些決策事件的發生過程和結果，以與群體思維理論的主要方面，包括前提條件、群體思維表現、決策缺陷等在這些決策過程中如何表現和演化，從而達到驗證群體思維理論的目的。案例分析的特點是由決策的結果反向推至群體思維的前提條件，并將注意力放在事件的發展過程上；另一種是實驗檢驗，即利用實驗室模擬群體思維發生的各種環境來

3、檢驗Janis理論的各個方面。實驗檢驗的特點是先控制某幾個前提條件變量，并設定相應的因變量（一般與決策結果有關），然后考察他們對因變量的影響，與案例研究的推理過程正好相反。在現有的群體思維理論研究中，絕大部分都屬于這兩種模式。此外，還有一種研究模式，就是理論模型的完善和修正。主要是針對群體思維理論模型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增加一些額外的研究變量，或刪除一些無關變量，或對變量關系進行重新修正?？偟膩碇v，前兩種研究模式屬于實證研究疇，而后一種則屬于理論演繹疇。本研究首先對群體思維理論的發展過程進行一個簡要回顧。在此基礎上，重點對群體思維理論自1971年提出以來所進行的實證研究，包括案例分析和實驗檢

4、驗，進行了比較詳盡的總結和評述。并對這兩種研究的方法、容和結果進行了比較。最后提出了一些群體思維理論研究下一步應該關注的問題。1 群體思維理論與其發展和其他許多新理論的發展過程一樣，群體思維理論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2。首先，是概念的產生和理論模型的構建，這一階段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模型的直接檢驗。其次，是對理論模型的進一步擴展和完善，主要針對最初的理論模型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進行更符合實際的擴充和修正。最后，是理論模型的重新構建，提出了許多新的概念或理論模型來替代原有的群體思維模型。1.1 模型的直接檢驗群體思維理論提出后，包括案例分析和實證檢驗在的大多數研究，都是針對該模型的直接驗證。最初

5、的案例分析主要針對一些典型的政治、軍事決策事件3，4。實驗檢驗則主要考察和檢驗該模型的一些關鍵變量，其中研究最多的是群體凝聚力（group cohesion）。此外，群體中的領導風格也得到大量研究。不過，由于群體凝聚力變量的構建方式不統一，因而研究結果差異較大。相反，領導風格則取得了比較一致的研究結果。另外，新的案例分析不斷出現，同時，最初的一些案例又得到了重新分析，試驗檢驗也在不斷增加?？偟膩碚f，這兩類研究模式只是提供了對群體思維模型模棱兩可、甚至自相矛盾的支持。這種狀況招致了對該模型的許多批評，并引發了對該模型的進一步修正和完善5，6。1.2 模型的完善和擴展由于找不到對群體思維模型完全的

6、支持，研究者們開始探索一些新的群體思維過程變量2。例如，文7研究了權力動機（power motivation）對群體思維結果的影響。文8, 9研究了成員的責任感和性別對群體思維的效果。而文10則考慮了決策規則如何影響群體思維癥狀和過程。這一階段的研究再一次表明群體思維各變量間關系的錯綜復雜，試圖找到對該模型的完全支持將是一個漫長而艱巨的過程。1.3 模型的重新構建考慮到最初的群體思維模型得不到理論與實證的很好檢驗，在接下來的研究探索中，研究者們開始考慮重新構建新的模型來取代原有的模型2。例如，文11提出了集體樂觀（collective optimism）和集體規避（collective avo

7、idance）概念來取代最初的群體思維概念。文12通過對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失事事件的研究強調了群體思維過程中時間選擇的重要性。文13使用了社會身份維持（social identity maintenance）概念來考察群體思維。文14研究了發生群體思維的群體決策過程中風險的地位和選擇轉移（choice shift）現象，而文15則考慮了在群體思維決策過程中的從眾效應（conformity）和順從壓力（compliance pressures）。文16還用集體功效（collective efficacy）概念取代群體凝聚力來重新解釋群體思維，等等。2 群體思維案例分析Janis最初的研究中分析了四

8、個決策失敗案例3，包括：(1) 1941年“珍珠港事件”中Admiral Kimmel與其智囊團做出的導致被偷襲的決策；(2) 1950年Truman總統與其智囊團做出的發動朝鮮戰爭的決策；(3) 1960年約翰.肯尼迪總統與其智囊團做出的入侵古巴的決策；(4) 1964-1967年間約翰遜總統與其智囊團做出的發動越南戰爭的決策。通過將這些失敗決策案例和另外兩個成功決策案例（戰后歐洲旨在復興經濟的Marshall計劃和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進行比較后，Janis歸納總結了群體思維的癥狀以與一些前提條件和造成的后果。隨后，Janis又在文17的研究中分析了一系列在“水門事件”中由尼克松總統與其

9、智囊團做出的決策。由于想利用這個案例來證實群體思維模型的一般性，因此他對這個案例做了比較系統的分析。不僅評價了群體思維的前提條件和癥狀，還進一步分析了群體思維對決策過程與結果的影響。最終結論認為群體思維是導致“水門事件”的主要原因。并認為這個案例可以作為群體思維的最好例子。通過對“水門事件”的分析，他又提出了兩個新的前提條件成員背景、價值觀的相似性，以與來自于外部威脅的壓力，試圖使群體思維理論模型更加完善。上述這些案例又被其他研究者重新分析了很多次4,15,18,19。例如，文4通過分析上述案例中關鍵決策人物所做的一些公開演講容，來檢驗基于群體思維癥狀的一些假設。他發現，由于群體思維案例中的領

10、導人與非群體思維案例中的領導人對決策的態度不同，從而影響了群體對決策的看法。文15也調查了上述案例中發生在決策群體的社會影響過程。他認為古巴導彈危機實際上包含了兩個決策。首先，在事件之初，決策群體當即決定必須立即采取一個直接的軍事回應。在這個決策過程中發生了群體思維；其次，決策群體仔細地考慮了應該采用的軍事措施形式，并最終決定實施海上封鎖。在這個決策過程中沒有發生群體思維。文15的分析認為，這些案例中有兩個（豬灣事件和越南戰爭）包含了順從現象（compliance）（即群體成員對決策表面上接受，但心卻反對），而另外的四個案例中則包含了部化現象（internalization）（即群體成員對決策

11、完全接受）。這個結論是對群體思維理論的一個重要拓展。因為Janis似乎也認為部化現象是群體思維的一個主要影響過程17。此外，文18通過一些新的證據重新研究了“豬灣事件”和越南戰爭，發現這些新證據并不完全支持群體思維過程。特別指出群體凝聚力并不是造成決策失誤的主要原因，而肯尼迪和約翰遜總統對決策方案的分析和解釋才是影響決策過程的關鍵因素。文19也重新研究了“豬灣事件”和“水門事件”，并認為導致群體思維出現的關鍵因素在于極化效應，從而使決策出現了過分冒險現象。文20的研究是目前為止最詳細、深入的案例分析，在Janis原有的七個案例基礎上，又增加了三個。他們的研究結果證實了群體結構和決策程序缺陷對群

12、體思維發生的重要性。但卻沒有發現群體凝聚力和外部環境對群體思維的作用20。除了上述這些發生在政治、軍事領域的案例分析外，還有越來越多的案例分析開始關注其他一些組織領域，如企業組織21,22，教育組織23和體育組織24?？偟膩碇v，群體思維的案例分析采用了各種各樣的方法，最常用的是傳統的定性分析方法。此外，文20, 25都曾采用過定量分析方法。文20重點檢驗了群體思維癥狀，采用的是一種稱為Q sort的定量研究方法，從群體動力學角度比較了10個案例的各個方面。而文25則驗證了群體思維理論的所有前提條件和影響后果。群體思維的案例分析為未來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這些案例分析的最大貢獻在于發展了群體思維

13、理論。通過對現實中已經發生的一些群體決策進行分析，也增強了群體思維理論的實際應用性。但同時也應注意到，盡管案例分析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這些研究的精確性仍然令人懷疑。因為到目前為止，案例研究的很多結論和Janis的模型假設尚有一定出入。以前提條件為例，很多研究者通過案例分析發現群體凝聚力和群體思維的關系并不是像Janis所假設的那樣密切15，20。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除了各個研究者的分析方法有差異之外，各個群體事實上的唯一性和無代表性、研究者的偏見以與在對群體決策案例進行描述回顧時的不精確性都減少了案例分析結果的可靠性。因此，案例分析的結果雖然在總的方面和一些事實相符，但仍然不能夠作為群體思

14、維發生的主要證據。表1給出了較全面的群體思維案例分析總結。表1 群體思維理論的案例分析作者，時間案例研究容結果Janis, 1972豬灣事件、朝鮮戰爭、珍珠港事件、越南戰爭、馬紹爾計劃、導彈危機通過案例分析發展和驗證了群體思維理論。研究了四個前提條件（凝聚力、隔絕、領導方式、決策程序）和八個群體思維癥狀表現以與七個決策失誤表現四個案例（豬灣事件，朝鮮戰爭、珍珠港事件，越南戰爭）中發生了群體思維，另外兩個沒有發生Raven, 1974水門事件研究了兩個前提條件（凝聚力和隔絕），六個群體思維表現（除了合理化和刻板化思維）尼克松以與智囊團并沒有表現出團隊精神，成員是通過對總統的忠誠而凝聚在一起Tet

15、lock, 1979豬灣事件、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導彈危機、馬紹爾計劃對主要決策者的公開演講容進行了分析。群體思維案例中的主要決策者在考慮所面臨的任務和自己的群體時過分樂觀，而對對手的評價則比較消極結論支持群體思維理論三個假設中的兩個Janis, 1982水門事件+最初的六個案例分析了四個前提條件（凝聚力、隔絕、領導方式、決策程序），與新增的兩個前提條件（成員的同質性和外部壓力），還研究了除合理化之外的全部群體思維表現和所有的決策失誤表現回應Raven 1974年的研究，認為在決策時，該群體的五個核心人員是凝聚的/具有團隊精神的，并增加了“群體的低自尊”作為最后一個前提條件（在水門事件中沒有出

16、現）Manz, Sims, 1982三個自治的工作群體描述性研究。每個案例中都出現了兩到三個群體思維癥狀主要提供了群體思維理論在實踐中的應用Snith, 1984伊朗人質解救行動描述性研究。所有的八個群體思維癥狀均出現沒有考慮前提條件和決策過程缺陷Hensley, Griffin, 1986Kent州體育館事件研究了所有七個前提條件、七個群體思維癥狀以與四個決策失誤表現（不完全的備擇方案調查、不重新評價方案、信息收集不完全、信息處理過程的選擇性偏見）提出了三個新的決策過程失誤：沒有和對手保持聯系，缺乏和仲裁人的合作，沒有延伸最后期限Herek, Janis, Huth, 19871947-19

17、73年期間19個涉與國際危機的決策研究了七個群體思維癥狀和決策結果間的關系。結果顯示當更多的癥狀出現時，決策更有可能減少對美國的利益，并增加國際危機支持群體思維理論中的一個因果關系，即不良的決策過程將會導致不良的決策結果Esser, Lindoerfer, 1989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失事利用失事報告中的一些述作為證據研究了群體思維前提條件、癥狀和結果三種類型的述：證據、事實和觀點。但由于這些包含群體思維因素的述相對有限，造成研究結果的保守McCauley, 1989豬灣事件、朝鮮戰爭、珍珠港事件、越戰、水門事件、馬紹爾計劃、導彈危機對Janis曾經分析過的七個案例進行了重新分析，并將“導彈危機”

18、分為兩個決策，分別指出在這些案例中有多少個前提條件出現認為能夠最好地預測群體思維發生的前提條件是群體結構缺陷：與外界隔絕、領導風格以與成員的同質性t Hart, 1990與伊朗的對抗事件描述性研究。三個前提條件（凝聚力、隔絕、領導風格）和所有的八個群體思維癥狀均出現。決策過程不良，特別是沒有意識到風險其案例分析證明了其改進的群體思維模型。并認為成員對領導的強烈依附產生了“預期的順從”Moorhead, Ference, Neck, 1991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失事基于調查報告的描述性研究。研究了三個前提條件（凝聚力、領導風格、隔絕）和八個群體思維癥狀，以與五個決策失誤表現提出將時間和領導風格作為群

19、體特性和群體思維癥狀之間關系的影響變量Neck, Moorhead, 1992DeLorean審判描述性研究。分析了五個前提條件（除了領導風格和決策程序），但是沒有出現群體思維癥狀和不良決策結果群體思維避免的主要原因在于決策方法程序的影響Sims, 1992Beeth-Nut, E.F.Hutton, Salomon Brothers認為群體思維癥狀、決策缺陷和失敗的決策結果在這三個案例中都出現了，但沒有提供具體分析群體思維對于理解商業組織中的非倫理行為是很重要的工具Tetlock, Peterson, McGuire, Chang, Feld, 1992朝鮮戰爭、豬灣事件、珍珠港事件、越南戰

20、爭、水門事件、馬紹爾計劃、導彈危機、納粹平息、伊朗人質解救利用Q sort方法將這些案例和理想的群體過程進行了比較，發現二者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利用LISREL驗證了群體思維模型的因果鏈，沒有發現凝聚力、環境背景和一致性尋求之間的關系證實了Janis于1982年研究的五個群體思維案例，認為水門事件是最好的一個群體思維案例，建議簡化群體思維模型，忽略凝聚力和外部環境這兩個因素Esser, 1995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失事研究了六個前提條件（除同質性）、五個群體思維癥狀（除無懈可擊的錯覺、道德合理化和刻板化思維）以與所有的決策缺陷。Kramer, 1998豬灣事件、越南戰爭對群體思維假設提出25年后所出

21、現的有關這兩個政治決策事件一些新證據進行了重新分析指出很多新證據并不支持群體思維過程，特別指出群體凝聚力并不是造成決策失誤的主要原因，而肯尼迪和約翰遜總統對決策方案的分析和解釋是影響決策過程的關鍵因素Raven, 1998豬灣事件、水門事件對這兩個決策事件進行了重新考察和比較在兩個事件中，均出現了失控的極化效應，從而使決策中出現了過分冒險現象。Eaton, 2001英國航空公司，英國Marks & Spencer公司對與這兩家公司在二十世紀90年代中所進行的全球性戰略有關的所有報道和記錄進行了容分析導致兩家公司全球戰略決策失敗的根源在于決策中的群體思維Koerber, Neck, 20

22、03美國棒球職業大聯盟裁判協會（MLUA）對美國棒球職業大聯盟裁判協會于1999年進行的集體辭職決策進行了基于Whtye16群體思維模型的分析證實了Whtye16所提出的群體思維模型注：部分引自EsserJK.Alive and well after 25 years: A review of groupthink research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8,73(2/3): 116-141.3 群體思維實驗檢驗在群體思維理論的實驗檢驗中，為了證實模型中的假設，研究者們設計了一些實驗方案，在實驗

23、室中模擬群體思維發生的一些背景條件，通過控制某些變量來達到檢驗群體思維理論的目的。這些研究目前主要是針對群體思維的前提條件，通過控制前提條件的存在與否，來考察群體思維是否發生（通過觀察其表現和決策后果）。和案例研究一樣，實驗檢驗中研究最多的也是群體凝聚力。在實驗室中凝聚力是一個很不好控制的變量。一般都是通過以下的一些方法來實現：按照群體成員態度或個性的一致性而給予一些反饋26；給做的最好的群體一定的獎勵7；按照朋友或陌生人來構造群體27；選用具有在一起共事經歷的群體28；或者是讓群體成員討論他們的共同之處并佩帶一樣的群體標記13，等等。由于模擬方式的不同，使凝聚力研究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例如，

24、文13的研究發現，和群體思維模型一致，凝聚的群體對他們的決策更有信心、更愿意冒險。文26的研究利用群體成員就他們自己關于凝聚力的認識進行了一個部分析，其結果支持群體思維模型。文29關于群體凝聚力的實驗研究表明，和原來的假設相反，不凝聚的群體比凝聚的群體表現出更多的群體思維癥狀。文30則區分了社會情感凝聚力（socio-emotional cohesion）和任務導向凝聚力（task-oriented cohesion），并認為前一種凝聚力才是群體思維發生的重要前提條件。上述這些研究結果只提供了部分或者沒有提供對群體凝聚力和群體思維癥狀之間關系的支持。不過，群體凝聚力在群體思維的產生中所起的作用

25、這個問題仍然值得進一步研究?，F在這些研究結果不能證實最初假設的原因，可能是在每個實驗中這個變量的構建有問題。文13認為在已經做過的實驗中所構建的群體凝聚力變量，和群體思維一般模型中所定義的并不一樣，并沒有達到成員將其視為群體一員這個要求。除了群體凝聚力之外，還有群體與外界的隔絕、群體的領導風格、群體決策程序等，也得到了一定的研究26,27,29。事實上，實驗研究基本證實了群體領導方式和群體思維之間的關系，即存在命令式領導風格的群體都容易產生群體思維。此外，還證實了決策程序的缺乏和群體思維之間正相關的關系。對于這兩個前提條件來說，一方面容易在實驗中模擬和控制，另一方面已經有大量的研究結論支持他們

26、與群體思維之間的關系。因而盡管在各種實驗研究中對這兩個前提條件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設計標準，但其結論仍然是可信的。文31一共總結了11個群體思維實驗研究，加上文30, 32的研究，截至目前共有13個群體思維實驗研究。但是，在這些研究中，還沒有哪一個式可以作為檢驗群體思維模型的標準式。幾乎所有的實驗研究都采用了不同的決策任務，并且這些研究中的前提條件、自變量以與因變量的設計都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更進一步講，正如文33所提到的，每個研究都只是驗證了部分的群體思維前提條件，以與部分的群體思維影響效果。文32是目前為止最全面的一個實驗，考察了Janis模型中的所有24個變量。研究結果顯示，原群體思維模型中四

27、組變量間的因果關系僅僅部分正確，當考慮到單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作用時，在23個關系中僅有2個證實了Janis的預期。總的來講，和群體思維概念和理論的流行相比，目前的實驗研究的確還不足以對每一個前提條件和群體思維之間關系進行精確評價，更不用說為整個模型提供支持。對于還沒有得到驗證的一些變量和關系，還需要更多的實驗來檢驗。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每一項實驗研究僅僅分析了模型的一個部分，所以只能從局部來解釋群體思維的發生。因此，要全面地解釋群體思維現象，僅靠實驗檢驗是不夠的。表2給出了較全面的群體思維實驗檢驗總結。表2 群體思維理論的實驗檢驗作者，時間自變量因變量結果Flowers,1977凝聚力（低

28、/高）領導（命令/非命令）提議方案的數量提到事實的數量只有領導風格起作用：在非命令式的領導作用下，產生更多的方案和事實Courtright, 1978凝聚力（低/高）決策程序（限制/自由/無指示）提議方案的數量“一致同意”的數量“不一致”的數量高凝聚力+限制的決策程序下，群體產生的異議最少Fodor, Smith, 1982凝聚力（低/高）領導需要的權利（低/高）提到事實的數量考慮到的建議的數量對道德的關注只有領導因素起作用，領導的權力需求越高，所考慮的事實和建議越少Callaway, Esser, 1984凝聚力（低/高）決策程序（有/無）“一致同意”和“不一致”的數量決策時間、決策質量，對

29、決策的信心群體希望造成的影響群體實際造成的影響對最終群體決策的接受最初的分析無明顯效果。再次分析得到三種水平的凝聚力效果：中等凝聚力水平的群體做出了質量最高的決策，而且對最終的決策結果接受度最高。高凝聚的群體最自信。在高凝聚、無決策程序的群體中決策質量最低，對最終決策接受度最低Callaway, Marriott, Esser, 1985控制（低/高）決策程序（有/無）同上+焦慮狀態 高控制下的群體做的決策相對好、感受的焦慮少、決策的時間長、“同意”和“不同意”的數量多、希望和實際造成的影響多Leana, 1985凝聚力（凝聚/不凝聚）領導（命令式/非命令式）提到事實的數量決策前后所提事實數量

30、提出方案的數量討論方案的數量討論風險的數量決策后提出方案的數量在不凝聚的群體中提到更少的事實具有命令式領導的群體提出和討論更少的解決方案并接受領導的解決方案，不過，對領導的方案真正從心接受的不多Moorhead, Montanari, 1986對三個前提條件（凝聚力、隔絕、領導）、四個群體思維癥狀（無懈可擊的錯覺、道德合理化、自我抑制、異議）、兩個決策過程缺陷（備選方案、專家）以與決策質量進行了路徑分析高凝聚力導致更少的自我抑制、異議和更多的備選方案討論與外界隔絕導致更少的無懈可擊的錯覺、更多的專家利用、更少的方案討論和低質量的決策Kroon, t Hart, van Kreveld, 199

31、1責任感（個體/集體）對兩種類型的群體思維癥狀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了決策過程、風險和決策質量的10個相關方面個人的責任感導致更難達到一致，更多的個人影響，更平等分布的實際影響，更好的決策和更少的冒險Kroon, van Kreveid, Rabbie, 1992責任感（個人/集體）性別（男/女）對從眾壓力的問卷調查和對決策過程兩個方面的調查決策質量責任感導致對群體功效的更低估計，有責任感的男性群體認為他們在更多的信息幫助下能夠做得更好，并且更平等地實施影響力，但沒有責任感的女性群體實施的影響力最平等，責任感能夠增加討論時對決策過程的警惕Tuner, Pratkanis, Probasco, L

32、eve, 1992實驗1：威脅（低/高），凝聚力（低/高）實驗2：考察凝聚力的控制與其有效性實驗3：威脅（低/高/高且群體分心）五個群體思維癥狀和七個決策缺陷的自我報告決策時間決策質量高外部威脅導致更多群體行為合理化高凝聚力導致更少自我抑制和更多冒險傾向在高外部威脅-高凝聚力和低外部威脅-低凝聚力的情況下，決策最差高外部威脅與低外部威脅和高外部威脅且群體分心相比，決策質量要差Bernthal, Insko, 1993社會情感凝聚力（高/低）任務導向凝聚力（高/低）群體思維癥狀低社會情感凝聚力高任務導向凝聚力將導致最低的群體思維癥狀出現幾率；處于高社會情感凝聚力的群體比處于高任務導向凝聚力的群體

33、更容易陷入群體思維Richardson, 1994領導（命令式/非命令式）從眾傾向（低/高）八個群體思維癥狀的問卷調查，七個決策過程缺陷的觀察，決策時間、決策質量非命令式的領導導致最小的群體思維發生概率、更少的自我抑制和無意識，提到更多的事實，決策時間更長Park, 2000所有24個群體思維模型變量（8個前提條件、8個群體思維癥狀、8個失敗群體決策癥狀）模型中四類變量組（前提條件、群體思維癥狀、群體決策癥狀、決策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Janis在群體思維模型中所預言的因果關系僅得到部分證實注：部分引自EsserJK.Alive and well after 25 years: A review

34、 of groupthink research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8,73(2/3): 116-141.4 案例分析和實驗檢驗的比較由于研究的目的和所采用的方法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案例分析通常是用來發展理論或是證明理論的可行性，而實驗研究則是用來檢驗理論的一部分，所以要全面比較群體思維的案例分析和實驗檢驗尚有一定困難。但是，由于兩種研究都是為了驗證同一種理論，所以，比較他們的研究結果還是可行的31。首先，兩種研究模式都認為群體凝聚力，特別是當其被視為成員間的人際吸引或是團隊精神時，并不是引

35、起群體思維的一個關鍵因素。在文201992年對10個案例進行的綜合研究中，發現群體凝聚力和群體思維之間的關系很微弱。同樣，文15的研究認為，盡管在其討論的8個案例中都包括了凝聚的群體，但只有6個案例發生了群體思維。所以，群體凝聚力現在是否能夠作為群體思維模型中的關鍵變量，還需要更多的證據。文34的研究認為，他所分析的群體思維案例中，群體成員并沒有表現出團隊精神，充其量不過是對領導的忠誠而已。在實驗研究中，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研究結果與模型中的假設一致，其他均不同程度地和原假設有些出入。其次，兩種研究模式都認為群體的結構和程序缺陷能夠預測群體思維的發生。文20的研究將這些前提條件

36、結合起來分析了10個案例，發現他們與一致性尋求之間的強相關關系。文15則認為在其研究的8個案例中有三個前提條件群體與外界隔絕、命令式的領導方式和群體同質性能夠很好地預測群體思維的發生。前面曾提到，實驗研究已經驗證了三類前提條件群體與外界隔絕、領導風格和決策程序。其中除了文28在對群體與外界隔絕的研究中沒有提供其與群體思維的強相關關系之外，其他的實驗研究都認為這三類前提條件和群體思維之間存在著很強的正相關關系?？偟膩碇v，兩種研究模式盡管有差異，但其結果大體上是相互支持的。并已經呈現出逐漸收斂、趨同的趨勢。5 群體思維理論研究下一步關注的問題群體思維理論自產生以來，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找到充分的

37、證據來驗證它。盡管研究者在這方面作了很多的努力，但現有的證據和群體思維概念本身所引起的廣泛注意比較起來，還遠遠不夠充分35。證據的不足，直接導致群體思維理論在解釋現實群體決策過程時的能力缺乏，從而影響了該理論的有效性。同時，由于對原有理論模型構架缺乏一個比較一致的認同，直接導致各種研究模式與其結果間的相互矛盾，從而尚要在模型的整合方面做進一步探索。此外，關于群體思維理論的實際應用問題，一直因為理論基礎的薄弱而沒有得到很好的關注。不過，很多研究者和實踐者已經開始關注群體思維理論下一步的發展動向。例如，文36, 31分別提出了群體思維研究在未來應該關注的一些方向。文37也就群體思維理論的一些待研究

38、的問題和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基礎上，本文認為，在群體思維理論接下來的研究工作中，還應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5.1 群體思維理論模型的整合問題前面曾經提到群體思維理論的幾個發展階段，其中最近的一個階段應該是對現有的群體思維理論進行重新構建，使之更加完整、綜合。很多研究者都希望通過增加額外的變量或者用其各自所提出的新概念模型代替群體思維模型來達到對該理論的整合。本文認為，就目前的群體思維研究現狀而言，簡單地增加變量，或者用新概念替代舊概念都不算是理想的理論整合途徑。因為群體思維現有理論本身尚有許多變量與其相互間的關系沒有研究清楚。以群體思維的前提條件變量為例，目前研究重點一般都集中在群

39、體凝聚力以與領導風格、決策程序這幾個變量上，而對其他的前提條件則沒有給予充分的研究。為了達到最終整合該理論的目的，合理的做法應該是先將現有模型中的各種變量與其關系研究清楚，然后再根據需要對模型進行進一步修正，或者提出新的替代性理論。5.2 群體思維理論的效度問題任何理論都存在一個效度（validity）問題。群體思維理論如果僅僅只能解釋一些特定的決策群體與其決策事件，而不能說明一般性的群體決策問題，說明其還缺乏有效性。根據本文對群體思維案例分析和實驗檢驗的分析和對比，發現案例分析中的群體和實驗檢驗中的群體類型是截然不同的。在幾乎所有的案例研究中，所涉與決策群體都具有很高的社會與政治地位，而且是

40、非常正式的群體。而實驗檢驗中的群體，則往往是由學生樣本組成的普通非正式群體。這個差別應該說對群體思維研究結果的影響很大。但遺憾的是，這個問題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本文認為，除非群體思維這兩種研究模式都能夠注意到這個問題，從而相應地擴大其各自所研究群體的類型圍，才能夠在增加群體思維理論對失敗群體決策過程解釋能力的同時，增加其效度。此外，將文化變量引入群體思維理論，也可以進一步增加其效度，這方面，已經有研究者提出38。5.3 群體思維理論的應用問題群體思維理論盡管已經提出30余年，但是更多的注意力仍舊放在理論本身的完善和修正上。作為一個來自于現實決策背景的理論，其應該如何應用自然是所有關注該理論的

41、研究者和實踐者比較感興趣的問題。目前這方面已經有一些初步的嘗試，比如在實際應用中，已經有專門針對群體思維模型而開發的管理培訓錄像教程。這些教程不僅幫助受訓者認識組織中的群體思維現象，評價其群體思維傾向，而且還提供各種關于如何防群體思維的培訓31。但是和該理論所受到的關注和期望程度相比，這些還遠遠不夠。本文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將群體思維理論與現實中不同背景、類型的決策群體聯系起來，例如政府的高層決策群體11，企業組織中的自我管理團隊（self-managing teams）39和高層管理團隊（TMT）40，以與非營利組織中的工作小組等等，分別研究在這些不同類型的決策群體與其所在的特定

42、環境背景中，群體思維現象是否存在、表現如何以與如何防等問題，將會逐步提高群體思維理論的應用圍。6 結束語本文對群體思維理論30余年的發展歷程進行了簡要回顧，并對其實證研究容進行了比較詳盡的總結和評述。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些群體思維理論研究下一步應該注意的問題。本文認為，現在就對群體思維理論是否有效、模型是否需要修正、或者該理論是否應該放棄等問題簡單地下結論，還為時過早。在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之前，尚需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群體思維理論目前的最大貢獻，并不是簡單地提出了一種群體決策行為理論，而是引發了更多對群體決策的關注，同時提出了大量有待驗證的關于群體決策研究的問題。參 考 文 獻：【1】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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