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談民事實施權威的加強 具體而言，民事執行權威的基本要義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闡釋：（1）民事執行權獲得來自國家正式制度的肯定性、全面性確認。人們評價某一社會法治水平或社會秩序的狀況，其基本依據并不在于該社會沖突發生的頻度和烈度，而在于糾紛解決機制的健全程度及其對現實社會沖突的排解能力和效果。18-9從理論和實踐兩個角度看，“合法性危機”是所有的政治國家在任何階段都必須認真面對并力求破解之法的棘手問題，合法性逐漸喪失的政治國家往往都難以避免滅頂的命運，政治國家的合法性實質上在于它能否獲得民眾的認可與承認；合法性不是一種狀態，而是一種過程，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要不斷的獲得民眾的認可與承認，政治國家需

2、要持久的多方面努力。面對人類社會物質性和精神性利益的相對有限性與人的欲求的無限性之間的永恒緊張所導致的不可避免的糾紛，設立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便是政治國家的這種努力之一。國家設立民事訴訟制度，旨在提供一種可供民眾選擇的、具有最強規范性和最終效力性的糾紛解決機制。民事審判以確認權利為自然之責，民事執行以實現權利為天然使命，二者共同構成民事訴訟的整體面貌。與民事審判無異，民事執行之于民事訴訟，如輪之于車、翼之于鳥，緊密相系、不可缺失。因此，從法制層面對民事執行權進行肯定性、全面性的確認成為現代國家的主動選擇和普遍作法，且已成為評價現代國家之合法性與正當性的主要標準之一。（2）民事執行根據得以有效實現。

3、由于實際情況復雜、多樣，民事執行根據的有效實現與完全實現并不等同，二者之間往往存在距離。以民事執行根據的完全實現作為民事執行權威是否貶損的標尺，不僅有苛刻之嫌，而且會徒增悲觀情緒和消極氣氛。民事執行權獲得制度性確認使得民事執行權威的維系具備可能性和潛在力，民事執行根據得以有效實現使得民事執行權威的維系具備現實性和實在力。有效實現民事執行根據的過程與民事執行權獲得公信力和民眾認同的過程具有并發性和同質性，而公信力和民眾認同是民事執行權威的固有內涵與本能憑借。由此可以底氣十足的說，決定民事執行權威之實際狀況的力量主要來自民事執行根據有效實現的程度，而不是主要來自民事執行根據的公正程度。置言之，只要

4、民事執行根據得以有效生成，在實現層面應原則上禁止對其實體公正性和程序公正性進行質疑，正所謂“執而不疑，疑而不執”。 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東西也都不會再有力量。2164民事執行是法律保持力量的主要途徑，民事執行權威是法律權威的關鍵載體。在當前轉型中國，民事執行權威的貶損為不爭之實，久已成弊，大有積重難返之勢。于是，尋找強化民事執行權威的現實進路，力彰法律的力量，可讓高速前行與問題重重的國家在面對風起云涌的糾紛時不至捉襟見肘、疲于奔命或難以應對，也可讓民眾對法治中國的嘗試充滿信心與耐心，實現有序與和諧。 從現實的情境來看，筆者認為，至少以下所及諸項為強化民事執行權威所必需、所可為。 （一

5、）提高民事執行法律淵源的位階 從形式上看，民事執行的現有法律淵源主要是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稱民訴意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以下稱執行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以下稱查扣凍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拍賣、變賣財產的規定（以下稱拍賣變賣規定）。2007年10月28日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關于民事執行的規定為30條（第207條至236條），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關于民事執行的規定為34條（第201條至234條）。而民訴意見、執行規定、查扣凍規定和拍賣變賣規定則有256條之多，其中

6、執行規定就有137條。位階較低的司法解釋在條目數量上取得了絕對優勢，在司法實踐中更是如此。考慮到民事訴訟法制定時的情勢、施行后的新變化和至盡仍在奉行的“宜粗不宜細”的立法政策，這一現象可以理解，但理解不等于可以對其導致的消極后果視而不見。如下兩個很少被提及但相當嚴重的消極后果需要被關注：（1）阻礙正式立法的社會化。民事執行過分依賴司法解釋很容易導致正式立法成為補充，而司法解釋成為一般規范，進而造成正式立法與社會現實生活的脫節與疏遠，引導人們對司法解釋更為關注，漠視或擱置正式立法。（2）阻礙法律職業共同體內部的良性互動。法學知識和法律理性是形成法律職業共同體的邏輯起點與基本前提。形成中的現代法治

7、國家猶如茫茫大海中的一艘巨輪，法學家負責指引前行的方向，法官負責掌舵，檢察官負責添加燃料和提供動力，律師負責減慢速度?！巴钡男蜗笮揶o展現了法律職業共同體內不同分工承擔者之間良性互動的必要與意義。民事執行過分依賴的執行規定等司法解釋讓法官群體成為事實上的強勢立法者和傲慢、自負、反智等貶義語詞的形容者，這除了反映其自身法學知識的虛無和法律理性的低下外，還促生了其他群體尤其是法學家群體的反感、不滿、不屑，這些情緒及伴其而生的主動性遠離，傳染性的使法官群體失去了來自法律職業共同體內部的起碼認同與尊重。起碼認同與尊重的缺失，實現法律職業共同體內部的良性互動也就難以談及。 立法權是國家的心臟,行政權則

8、是國家的大腦,大腦指使各個部分運動起來。大腦可能陷于麻痹，而人依然活著。一個人可以麻木不仁地活著；但是一旦心臟停止了它的機能，則任何動物馬上就會死掉。國家的生存絕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權。2113在保持其他變量大致恒定的前提下，民事執行權威的實然狀態與民事執行正式立法的社會化程度和法律職業共同體內部互動的狀況成正比例關系，即民事執行正式立法的社會化程度越低，法律職業共同體內部互動的狀況越差，民事執行權威的境地越不理想。所以，提升民事執行法律淵源的位階、祛除民事執行過分依賴司法解釋的現有瑕疵是強化民事執行權威的首要任務，至于民事執行正式立法的名稱、體例和構造等形式理性方面的內容則是該首要任務

9、的具體展開。 （二）力守民事執行開始的被動性 作為民事司法權的有機構成，民事審判權本質上是一種判斷權，民事執行權本質上是一種強制權。本質上的不同并不能使民事執行與被動性自然的完全割裂開來。相反，民事執行開始奉守徹底的被動性乃強化民事執行權威之必然。其理在于，“主動”意味著先入為主和價值判斷、利益衡量的已然發生，難以避免客觀上的“攜私”，無法與“中立者”的角色期待形成真正親和。而民事執行開始時的中立是民事執行獲得公信力和民眾認同的必要條件，公信力和民眾認同是民事執行權威的固有內涵與本能憑借。此外，達瑪什卡教授指出：當一個國家開始接近于實現其最充分的能動主義潛質的時候，司法與行政便開始融合。如果說

10、在一個徹底的“無為而治”型國家中，所有的活動，包括行政活動，都帶有一定的審判色彩的話，一個完全的能動型國家的所有活動，包括審判活動，便都帶有一定的行政色彩。3132移送執行制度中官方保留啟動程序之權力的作法帶有強烈的能動主義色彩，司法行政化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發生，民事執行權的獨立性便在一定程度上消失，而民事執行權威的狀況與民事執行權的獨立性狀況之間存在著正比例關系。由此，民事執行權威的強化與移送執行制度形成互斥性的緊張關系。在強化民事執行權威的語境中，移送執行制度的生存土壤應不復存在。 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12條和執行規定第19條第2款的現有規定，對于發生法律效力的具有給付贍養費、扶養費、扶育費

11、內容的法律文書、民事制裁決定書，以及刑事附帶民事判決、裁定、調解書的執行，可以由審判員直接移送執行員主動進行。 明顯且可判斷的弱勢不可以根據弱勢一方的作為而發生顯而易見的擴大或縮小的弱勢群體為固有型弱勢群體；明顯且可判斷的弱勢可以根據弱勢一方的作為而發生顯而易見的擴大或縮小的弱勢群體為演變型弱勢群體。4贍養費、撫養費、撫育費的追索者通常是老人和未成年人，他們在勞動能力和其他經濟來源方面往往處于困難境地，屬于固有型弱勢群體；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通常是被害人或其近親屬，他們往往因犯罪侵害而在物質和精神方面趨于劣勢，可歸入演變型弱勢群體。在民事訴訟法中對弱勢群體進行傾斜性保護具有堅實的法理基礎，但

12、總體上必須恪守對程序正義的底線堅持和對實體正義的最可能追求的立場。法官中立、程序開始的被動性、程序公開、程序理性、及時終結性等是程序正義的最基本要素，已成共識。使民事執行開始時的被動性蕩然無存的移送執行制度貌似吻合保護弱勢群體的宏觀設計，實則與程序正義的底線要求相背離，進而淪為名不符實的偽制度。此外，在司法過程中，也有一個“兩手抓”的問題：法官不僅要對國家法律，同時也應該對社會效果負責；它的實質是，法官不僅要對立法者負責，也要對社會公眾、特別是社區民眾負責。通過這樣的司法過程，法官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立法者與民眾之間的對話、妥協與平衡。5211因此，為緩解、消除立法文本中的“一般正義”與現實

13、案件中的“具體正義”之間經常發生的沖突，司法活動在追求法律效果的同時，也要實現對社會效果的追求。移送執行制度中，法院對于發生法律效力的具有給付贍養費、扶養費、扶育費內容的法律文書可以在沒有執行申請的情況下主動執行，這樣的制度設計暗含民事執行這種司法活動需力求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的意圖。然而，司法活動追求社會效果是有諸多必要條件的，法院的中立便是其中之一。推而論之，民事執行開始時的中立則是民事執行追求社會效果的必要條件，對民事執行開始時的中立任何程度的偏離都可能使民事執行追求社會效果的預期落空。移送執行制度的如此設計很可能“有好心，無好報”，甚至是“好心做壞事”。 民法通則第134條第3款規

14、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除可以單獨適用或合并適用該條第1款所列舉的十種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外，還可以予以訓誡、責令具結悔過、收繳進行非法活動的財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規定處以罰款、拘留。民事制裁以該款為實體法依據，是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審理階段，在訴訟請求之外迫使不主動履行民事義務的當事人承擔民事責任的懲罰性措施。它是國家本位主義和法院萬能主義無孔不入于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的典型例證，因涉嫌侵占行政制裁的作用領域、促生法官恣意、違背“不告不理”原則、混同“追訴者”與裁判者的二重角色而備受指責。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完善和國家公權與公民私權關系的理順，隨著司法理性的確立，它將很快走向消失，近些

15、年的司法實踐中難見其蹤影的事實也在印證這一點。審視與反思之后，為強化民事執行權威，必須盡快敲出宣告移送執行制度壽終正寢的聲音。 行政權能無法依靠一己之力解決城市拆遷和農村征地等極為棘手之問題的當下，為強化民事執行權威，民事執行開始的被動性需要刻意奉守與維護。應禁止以任何理由讓法院參與政府或其職能部門組織的“拆遷綜合工作組”、“征地聯合行動辦公室”等機構，因為民事執行權威與民事執行權的作用范圍并不存在正比例關系，恰恰與之相反，民事執行權作用范圍的不當擴張則是導致民事執行權威不斷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任何刻意維護民事執行開始的被動性的外在作法都值得歡欣鼓舞和珍惜，2007年春天的重慶“釘子戶”

16、事件中法院或政府單獨召開新聞發布會即為一例，因為在一個過去和現在行政強迫一切、政府劫持國家都經常發生的國度，對于民事執行權威的強化，行政的克制或自覺已經是一種難得的可貴與操守。 （三）消除執行通知與強制執行之間的時間間隔 強制執行制度作為一種舶來的東西，自清末變法以來幾度被試圖移植到中國社會里去，但真正得到較穩定的制度化并開始在我們的社會土壤里扎下根，不過是近一二十年來的事情。6新中國成立以后，“經過耐心說服教育仍然無效才能采取強制執行措施”在實踐中一直被法院系統作為倡導性規范加以對待?？赡苁窃凇皥绦须y”的巨大壓力下，為了避免民事執行的強制特征和實際效果被說服教育所抵銷，1991年通過的民事訴

17、訟法沒有以立法的形式確認“說服教育與強制執行相結合”的基本原則地位，但其第220條和1992年的民訴意見第254條則直截了當的創設“執行通知制度”，對“說服教育與強制執行相結合”進行了具體制度化。最高人民法院從2003年開始對執行通知確定的期限內自動履行的案件占執行案件的比例進行年度統計，說明其對“說服教育與強制執行相結合”原則的認可與肯定。 依民事訴訟法第216條和民訴意見第254條規定，當事人拒絕履行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執行根據的，人民法院應向當事人發出執行通知，在執行通知指定的期間被執行人仍不履行的，應當強制執行。如此一來，通常情況下，民事執行程序啟動后，通知被執行人自覺履行成為強制執行的

18、前置程序，強制執行不能首先進行。有執行通知未必有強制執行，但有強制執行必有執行通知。2007年10月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被執行人不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并有可能隱匿、轉移財產的，執行員可以立即采取強制執行措施”（民事訴訟法第216條第2款）。在邏輯結構上，這一新增的法律規則采取“可為”之行為模式，使得法院不經執行通知程序而直接采取強制執行措施具有選擇性而不具有強行性；在適用范圍上，其將“可能毀損、處分財產”的情形排除在外，而“毀損、處分財產”比“隱匿、轉移財產”更容易造成民事執行的被動或落空，如此的設計不能解釋為“舉輕以明重”，是立法粗陋與草率的表現。在判斷標準上，“可能隱匿、轉移財

19、產”屬于主觀性標準，證明起來比較困難。這三方面的原因使得法院不經執行通知程序而直接采取強制執行措施不具有常態性，只能作為例外存在。由此可以說，民事訴訟法這一新增規定不會對現有的執行通知制度形成顛覆性的否定，在絕大多數情形下，通知被執行人自覺履行仍將是強制執行的前置程序。 拉德布魯赫曾言：不信任是每個立法者的首要義務。法律自然不是用來反對善的，而是用來對付惡的，所以，某個法律對它的接受者預設的惡行內容越多，其本身反而顯得越好。712于是，以“信任”、“善”為出發點，與“先禮后兵”、“教而后誅”的傳統觀念一脈相承的執行通知制度不得不面對如下的窘境：（1）在惡意逃避債務的可能收益遠大于其可能成本的預

20、期已具普遍性的時今，執行通知成為被執行人隱匿、轉移、處分、毀損財產或尋求不當干擾的預報與提醒，待執行通知確定的自動履行期限屆滿后，強制執行面對的往往是“被執行財產難尋、被執行人難找、協助執行人難求、應執行財產難動”。（2）執行通知中確定的自動履行期限實質上成為民事執行根據中確定的自動履行期限的延長性變更，輕而易舉的驅逐和否定了民事執行根據的確定力，再次造成裁判與執行的糾纏不清，對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執行根據所確定的內容可以進行討價還價進而成為可能，也對作為民事執行之基礎的裁判程序產生釜底抽薪式的破壞作用?？傊?，異口同聲的將“說服教育與強制執行相結合”作為民事執行之原則的作法如不重新考量，執行通知

21、制度如不理性重構，強化民事執行權威只能是“美好的童話”，永難兌現。 值得注意的是，為克服執行通知之弊，實踐中越來越多的法院只好將查封、扣押、凍結等控制性強制措施裁定書、協助執行通知書和執行通知書盡可能同時送達，正是黃仁宇所說的“實際困境客觀存在，但卻必須對制度有所交代”。這種無奈的交代毫不留情的定位了執行通知制度的形同虛設和徒有其名，也讓自2003年開始的、對在執行通知確定的期限內自動履行的案件和采取強制執行措施的案件的年度統計十分尷尬的失去說服力。盡管如此，這種無奈的交代卻為重構執行通知制度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思路，就是消除執行通知與強制執行之間的時間間隔而不是完全廢止執行通知制度，使執行通知只

22、具形式上的意義，成為一種象征性的名分，這樣一來可以克服現有執行通知制度的弊端，二來可以充分利用“通知”給人感覺更和平、更親近而非更緊張、更嚴肅的積極一面來減少被執行人對強制執行的抵觸和畏懼。 （四）盡力擴展且可延長申請執行期限 執行債權是指民事執行根據中所記載的債權人的權利。在我國，非訴的生效法律文書要成為民事執行根據，須經過法院的審查。因此可以說，執行債權的產生離不開公權力的介入，正是公權力的介入使執行債權具有了公法性質，并與爭議前或爭議中的民法債權區別開來。執行債權根本區別于民法債權的公法性質決定法律對執行債權的保護力度要高于對民法債權的保護力度，否則公權力對民法債權爭議解決和形成執行債權

23、的介入便沒有了實質性價值，以有效實現執行債權為目的和歸宿的民事執行便會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民事執行權威也會隨之成為“水中月亮”、“空中樓閣”。 大陸法系的通例是把民法典規定的消滅時效制度一體適用于民事執行程序，但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降一直主要以大陸法系為法制現代化之學習藍本和參照體系的我國，沒有和大陸法系的通例保持一致，而是在民事訴訟法中獨創性的規定了申請執行期限制度。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第219條第1款規定：申請執行的期限，雙方或者一方當事人是公民的為一年，雙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為六個月。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第215條第1款規定：申請執行的期間為二年。申請執行時效的中止、中斷，

24、適用法律有關訴訟時效中止、中斷的規定。由此可見，民事訴訟法為實現執行債權設定的期限具有固定性、單一性，且不可延長。而民法通則為實現民法債權設定的期限最短為一年，最長為二十年，且可以中止、中斷、延長。從期限的角度可以看出，盡管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較以前有所進步，我國目前對已經過法院依法確認的執行債權的保護力度仍然遠低于對民法債權的保護力度，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和驚詫不已，因為執行債權通常以民法債權為本源和執行債權與民法債權的通常對應性決定了法律對執行債權的保護力度至少不能低于對民法債權的保護力度，更遑論執行債權根本區別于民法債權的公法性質決定法律對執行債權的保護力度要高于對民法債權的保護力度。這不僅構

25、成對執行債權的極端漠視和對權利精神的極端反動，而且明火執仗的構成對司法權、法院的極端輕視與不信任。申請執行期限制度的現有設置對惡意逃避債務者的震懾力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他們憑借拖延時間的策略在短期內即可安然無恙的過關。面對以過短的申請執行期限為法寶的“老賴”，民事執行權威一次次的被嘲諷、一次次的被戲弄。肖建國指出：在社會信用制度缺位、交易安全沒有保障的現實條件下，過短的申請執行期限將淪為助紂為虐的工具。1522如此斷言，絕非聳人聽聞。 督促權利人盡快行使權利以穩定社會經濟秩序和加速財產流轉是時效制度的重大功能之一，但這一重大功能的實現不能以明顯不利于保護權利人的利益為代價。過短的時效期間從微觀上

26、對權利人不利，過長的時效期間從宏觀上對整個社會不利。時效期間的確定須在保護權利人的利益和督促權利人盡快行使權利二者之間尋求平衡，不能顧此失彼，也不能厚此薄彼。中國的民法通則所規定的時效期間顯然過短，系受蘇聯民法思想的影響，著重于促使權利人盡快行使其權利，以圖達到加速社會經濟流轉的目的。8138與民法通則如出一轍，民事訴訟法關于申請執行期限的規定過分偏重于督促權利人盡快行使權利這一點上，沒能有效的對意圖借拖延時間而逃避債務的債務人形成震懾和約束，進而明顯不利于保護權利人的利益。 民法通則規定了三種時效期間，其中普通時效期間為2年，特別時效期間為1年，最長時效期間為20年?？紤]到民眾對制度已經產生

27、的依賴，短期內取消申請執行期限不可行。基于以上的分析，從“法律對執行債權的保護力度要高于對民法債權的保護力度”的基本法理出發，應參照民事實體法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盡力擴展申請執行期限（目前來看至少是20年）且可中止、中斷、延長成為走出問題泥沼的惟一出路。如此可大大降低債務人借拖延時間來逃避債務的預期，讓民事執行不執而威。 （五）加大對妨害民事執行行為的刑事制裁 現代的司法以正當性和合理性十足的說服為基礎形成權威的地位，這種說服主要借助民事執行而最終實現，由可能狀態轉變成現實狀態。司法大廈若想穩如磐石，必須立場堅決、千方百計、不惜代價的強化民事執行權威，對妨害民事執行行為進行刑事制裁是其中最嚴厲

28、且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風險成為當代社會的基本特征后，刑法逐漸蛻變成一項規制性的管理事務。作為風險控制中的組成部分，刑法不再為報應與譴責而懲罰，主要是為控制風險進行威懾；威懾成為施加刑事制裁的首要理由。9江蘇儀征法官惠金陽于2007年1月29日、30日在山東萊蕪因執行訴訟保全裁定被被告非法拘禁14小時10，河南南陽法官于3月20日、22日在湖北荊門因辦理劃扣手續先后兩次被圍攻11。這兩個新近的案例以“被執行人采取暴力的方式公然抗拒執行”為共同特點，反映出民事執行已有的制度風險以及這種制度風險可能不斷擴大的趨勢。通過刑事制裁的理性歸位與合理完善來預防和消除民事執行的制度風險，保持刑事制裁的足夠震

29、懾力，不是鼓吹刑罰萬能主義，也不是為重刑主義招魂，而是為強化民事執行權威提供“殺手锏”。 為解決法院的“執行難”問題，中共中央于1999年下發11號文件，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又向全黨提出解決人民法院執行難的政治任務，2005年12月26日中央政法委又專門下發了關于切實解決人民法院執行難問題的通知。可以說，近些年謀求“執行難”之法治外解決的努力從未間斷。在此背景下，有關某行政區域內首起“老賴”被判刑的案件間或見諸媒體，如2006年南昌清山湖區法院判決的沈德榮案和鄭州二七區法院判決的賈木旺案、2007年天水秦州區法院判決的姚占峰案。此類的報道以“首起”為關鍵詞，多是稱贊的口吻和新奇的態度，這雖然有利于

30、提醒民眾注意民事執行權威的存在，但恰恰間接的從反面說明刑事制裁長期以來應對妨害民事執行行為的不如人意和缺位。所以，加大對妨害民事執行行為的刑事制裁不是一個不當越位的問題，而是一個合理歸位的問題，具有正當性。 加大對妨害民事執行行為的刑事制裁，可從如下三方面展開：（1）理順強制措施與刑事制裁的關系。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02、103條的規定，妨害民事執行的強制措施有拘留和罰款兩種。刑法中與妨害民事執行有關的罪名主要有三個，即第313條規定的拒不履行判決、裁定罪，第314條規定的非法處置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罪和第277條規定的妨害公務罪。最高人民法院自2003年至今對因拒不執行采取司法措施拘留和罰款

31、人數（前者年均約23321人，后者年均約2427人）進行專門性年度統計、大法官黃松有關于應對妨害執行只著眼于完善強制措施的官方思路、12108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大幅提高罰款數額、涉及前述三罪之案例的鮮有報道說明執行實踐對強制措施的過分倚重和對刑事制裁的備之不用。對強制措施的過分倚重容易導致對其功能的過分相信和對其局限的認識不清，即便罰款的數額已經大幅提高和司法拘留的期限大幅延長。這一方面是因為考慮到社會的一般經濟水平、我國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差異和城鄉收入差距等諸多復雜因素，罰款數額的統一確定只能接受“木桶效應”，而這種“就低不就高”的罰款數額對很多當事人仍然將是無關痛癢；另一方面是因為過長的司

32、法拘留期限將與短期自由刑形成交叉關系，擠壓短期自由刑的生存空間，促生違背罪行法定原則的事實性刑罰，同時也將因為其決定程序不如短期自由刑正當而容易招致指責。對刑事制裁的備之不用，使得刑法對民事執行的保障功能大打折扣，而刑罰特殊預防功能的縮水將延伸性的導致刑罰一般預防功能的虛無，使民眾發自內心的對民事執行的敬畏越來越少。只有理順強制措施與刑事制裁的關系，才能讓二者相互配合、各盡其能。（2）完善刑事立法。當前刑事制裁應對妨害民事執行行為的無力和疲軟與相關罪名的法定刑上限過低、適用范圍過窄和適用條件過嚴不無關系。不論是拒不履行判決、裁定罪，非法處置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罪，還是妨害公務罪，它們的法定刑

33、上限都是三年有期徒刑，在刑法分則中屬于偏輕的刑罰設定，加之緩刑制度的配套設置，它們的威懾力雖不能說是可有可無，但也不能給予過高期望。拒不履行判決、裁定罪的主體難以涵蓋協助執行人，妨害公務罪的客觀方面局限于以暴力、威脅的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公務而將以不作為的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公務排除在外，讓實施了達到犯罪危害程度的妨害民事執行行為的人得不到應有的制裁。一個主權民族的法院應該靠尊嚴來維護，而這種尊嚴正是這個民族的尊嚴。1395阻礙法院依法執行公務的行為是一種典型的挑戰和褻瀆法院尊嚴的行為，刑法在進行刑罰評價時應與阻礙其他國家機關依法執行公務的行為有所區別。所以，刑事立法的

34、完善首先要提高妨害民事執行相關罪名的法定刑上限，其次要擴大妨害公務罪在客觀方面的適用范圍，最后要從重處罰阻礙法院依法執行公務的行為。（3）創設無控訴審判程序。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妨害民事執行的犯罪行為屬于公訴案件，在法院進行審判前要經過獨立的偵查和公訴程序。犯罪與刑罰之間的時間隔得越短,在人們心中,犯罪與刑罰這兩個概念的聯系就越突出、越持續，因而，人們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作起因，把刑罰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結果。1466為盡快矯治妨害民事執行行為，使民事執行的權威和法院的尊嚴回復到正常狀態，可借鑒英美法系的作法，在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等訴訟權利的前提下，將懲罰這類犯罪的刑事訴訟程序簡化，創設無控訴審判程序，允許不經過獨立的偵查和公訴程序而由法院直接判決。 注釋: 重慶“釘子戶”事件中，起初有人提出法院要和房管局、區政府一起開新聞發布會，法院認為此舉將損害其獨立權，最終政府主持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中沒有法院的身影，法院則單獨召開了新聞發布會。詳細資料可參見張悅.那十五天發生了什么N.廣州:南方周末,2007-4-12。 2003年自動履行、執行和解案件占執行案件的45.26%；2004年自動履行、執行和解案件占執行案件的46.33%,同比上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