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文化論文-認知語用學的焦點問題探索Pragmaticsisinaconstantstateoffluxandevolution,therehaveappeareddifferentperspectivesorapproachestopragmatics,suchasDascal(1983)analyzesthefieldfromthestandpointofthephilosophyoflanguage,Green(1989/1996)laysparticularemphasisontextualpragmaticsandmoreformalaspectsofpragmatics,Mey(1993)regardspragmaticsthesocietallynecessaryandconsciouslyinteractivedimensionofthestudyoflanguage,Thomas(1995)arguesconvincinglyforasocial,psychologicalandcognitiveapproachtopragmatics,Verschueren(1999)layshisemphasisonageneralcognitive,socialandculturalperspectiveonlanguageuse,whileBlakemore(1992)andSperber&Wilson(1986/1995)takeacognitiveapproach.Onthebasisoftheabove,pragmaticsbecomesmorelikelytobeconsideredcognitivelyinvolved,althoughtherestillexistsdisagreementsonwhatcognitivepragmaticsisandwhatcoreissuesshouldbeaddressed,andthelike.Anyhowitisheldinthestudythatcognitivepragmaticsfocusesonthementalprocessingofinformationforcommunicativepurposesandontheinterlocutorsabilitiesintermsofwhichtheycreateandunderstandmeaningsbeyondthewordandsentencelevels.Inthepresentstudyitsattentionhasbeenconcentrateduponthefollowingaspects,whichareconsideredessentialincognitivepragmatics:thecognitivebasisofpragmatics,pragmaticmodularity,understandingandinference,andtheinterrelatednessbetweencognitiveandsocialfactors.Firstly,ittracesthecognitivebasisbacktothesemioticstudyinthe1930sfollowingtheevolutionofpragmatics,sincethecognitive-pragmaticperspectiveoriginatesinthephilosophyoflanguage(Marmaridou2000).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pragmaticsandsomecognitivedisciplinesisexploredsoastoaccountforthefactthatitisofnecessitytodopragmaticsfromthecognitiveperspective,andbylookingintotheessenceoftheeffectsofsigns,effectsofspeechacts,andcognitiveeffects,wecanfindsomecongruityamongthem.Thefocusisthenputonthediscussionofmodularityandpragmaticmodule.ThenotionofmodulehasbeeninfluentiallyexplicatedinFodor(1983),inwhichinputsystemsareclaimedtobemodularsincetheypossesscertainproperties.Whetherapragmaticsystemismodulararisesasafocusinthelatediscussion.Sincepragmaticsisnottheextensionofgrammar,itisunlikelythatthereexistsapragmaticcodeandpragmaticsisnotasinglemoduleeither.Thirdly,understandingandinferenceareanalyzedindetail.Inunderstandingutterancesthehearerlooksnotjustforanarbitraryinterpretationbutfortheoneintendedbythespeaker,howprocessingeffortiscostforachievingcognitiveeffects,inlinewithcommunicativepurposes,isconcentratedinthediscussion,inwhichrelevancetheoryisreferredtofortheaccountofinferentialunderstanding.Fourthly,howtoreconcilethesocialfactorswiththecognitiveaccountofcommunicationandthenecessityoftheirintegrationaretoucheduponsincecommunicationisaparadigmcaseofsocialinteractionandthetheoryofcommunicationisthatofthemostubiquitoussocialphenomenon.Besides,insideandattheendofthepresentstudysomerelevantquestionsareputforwardforfurtherdiscussion.Keywords:cognitivepragmatics,modularity,understandingandinference,socialfactorsCorrespondence:ResearchCenterforLinguistics&AppliedLinguistics語用問題的認知研究是近年來國際語言學界涌現出來的一個新的研究熱點與趨勢，但什么是認知語用學？雖然目前還未形成統一的定義和理論框架，但這些都不能否認該研究的存在與談論的必要性。語用模塊、認知語境、語用照應與推理等都是語用學討論中出現的新興課題，作為對認知語用學的系列研究之一，本文作者首先簡要地探討了語用學的歷史淵源和認知基礎，因為語用認知研究的出現并非偶然，同時語用學與認知科學之間也存在一定的聯系；接著主要討論了信息處理的語用模塊論，是否存在語用模塊，這是認知語用學關注的一個主要問題，本文指出語用問題不是模塊問題。另外，語用理解與推理也是認知語用學關注的重要問題，在特定語境條件下，聽話人需要形成一定的假設才能理解說話人的意圖，一方面形成假設的過程是人們推理的過程，也就是一個依賴語境因素的認知過程，另一方面語境必須結合交際事件的社交因素。于是作者重點分析了認知語用觀和社交語用觀之間的關系，并指出二者之間并非完全對立與排斥。最后本文提出了有關的幾個問題，與讀者同思索。關鍵詞：認知語用學，模塊論，理解與推理，社交因素1語用學的認知基礎認知語用學（cognitivepragmatics）這一術語正式出現于二十世紀80年代中后期。語言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等越來越關注語言使用中的認知問題，其中很多學者所從事的研究屬于認知語用學（Kasher1988：xiii），其實認知語用研究早在7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很多學者從認知心理的角度出發，將語用學視為認知科學的一部分，并認為語用理論是一種交際理論，但同時交際理論又是一種認知理論（Sperber&Wilson1995；Marmaridou2000）。那么什么是認知語用學？目前還沒有一個完全認同的定義，但這并不能否認認知語用研究的存在，比如指示結構、言語行為、前提以及含意等語用現象的交際意義超出了語言的編碼信息，是認知心理努力之后所產生的意義，它們都離不開類似推理這樣的信息處理過程，而推理本身就是一個認知過程。所以，有學者認為認知語用學是一門超符號學，“把這種符號和交際意圖之間的、在歷時過程中逐漸趨向固定化的關系看成超符號關系，研究這種超符號關系的學科就是認知語用學”（熊學亮1999：1），這樣的認識自然有其道理，但其概括顯得過于簡單，未觸及認知語用學的本質。Blakemore（1992），Green（1989/1996），Grice（1975，1989），Kempson（1988），Sperber&Wilson（1986/1995）等學者認為，語用學存在認知基礎，對超句子層面信息處理的經驗性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樣，在二十世紀80年代的話語分析中，也出現了兩種不同趨勢：一種強調研究話語構建的社交因素，比如Leech（1983），Stubbs（1983）等，另一種強調探討話語構建的認知因素，比如Chafe（1987），Prideaux（1993）等。在方法論、目的以及主要趨勢等方面都具有心理語言學的特征，尤其關注說話人和聽話人在具體條件下如何進行語言理解和生成。我們知道，普通語用學的歷史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30、40年代的符號學研究，人們在探討語用學的哲學基礎是都離不開這一時期的符號學研究背景。那么，早期的符號學研究是否也隱含了語用學的認知基礎呢？值得再回首。綜述后我們發現，以Peirce和Morris等學者為代表的研究中已經涉及符號的認知心理問題。比如，前者提出了語言符號指代事物的心理表征和心智概念，他強調符號的心理表征或心理處理；后者提出了有關解釋者的行為概念。Morris（1938）在符號學理論中指出，語用學研究符號與解釋者（或理解者）之間的關系，他強調一定行為范圍之內或一定語境條件下的符號運用及其產生的效果。可見，Morris試圖將Peirce的思想具體化，強調符號的使用者和使用符號的語境，他注意到了語言使用中生物因素和社會因素的影響。同時，在符號學理論中，在對語用學進行解釋時他將語言使用者當成解釋者或理解者。這一結果很可能與Peirce提出的語言符號所指事物與該事物在大腦中的心理表征有關。這樣，將語言使用者視為解釋者或理解者就等于說強調了語言使用中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強調語言的理解而非生成。也就是說，Morris的定義隱含了這樣一種思想，人們對語言符號的感知和理解不可能是完全客觀、一致的，而只能是根據社交和心理因素進行解釋，而且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方式。此外，將語言使用者視為解釋者還隱含了人類交際的互動性，因為語言使用涉及說話人和聽話人，而且他們的角色在交際中是不斷變化的，因此語言使用不僅取決于符號的生成，以實現說話人的意圖，而且還取決于對那些符號的理解，這樣才能實現該意圖。由此可見，語言符號的恰當與否和它們同說話人的意圖之間的關聯性都可能對主觀理解形成一定的制約。難怪Marmaridou（2000）認為，在眾多研究中兩種主要趨勢主宰著整個語用學領域：一是來自于英美語言哲學思想的影響；另一個主要趨勢是以語言、交際和認知等的心理學理論為基礎。哲學語用學是對邏輯實證論的哲學思想作出的一種反應，認為語用學是對語義學的補充。在這一思想體系中，根據單詞、句子同客觀世界中事物之間的聯系去研究它們的意義，就是語義學，而語用學則研究說話人的話語，其中主要是說話人利用話語希望傳遞的意義。以上從哲學出發的語義學和語用學的二分法對語言本身以及語言使用的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有學者在探討語用學的哲學基礎時往往忽略了它的認知基礎，將哲學基礎和認知基礎分離開來，這勢必會對我們的研究方法產生一定影響。我們還認為，Austin的言語行為理論以及Searle等人對該理論的發展、Grice的會話含意理論、Sperber&Wilson的關聯理論等都涉及交際中的隱含信息和語用推理，它們促成了語用學研究的“認知轉向”（cognitiveturn）。此外，Verschueren（1999）在提出順應論的同時指出，語言使用是一種社會行為，但這種行為本身同認知、社會、文化等因素息息相關。可見我們在探討語用現象時不能回避這些因素的介入與干擾，否則難以從根本上說明語言使用和理解的選擇與順應問題，這也需要我們從認知的角度去解釋話語生成和理解等的機制。故有本文的散論。2語用模塊論21語用學和認知科學之間的主要關系近年來由于認知科學的發展，除了認知語言學以外，還出現了認知語法、認知心理學、認知社會學、認知人類學等，其中認知語言學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近年來國外語言學的一個研究熱點，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GeorgeLakoff，RonLangacker和LenTalmy等，總的來說認知語言學就是對作為組織信息、處理信息和傳遞信息等工具的語言的研究。Geeraerts，Caron，Coulson等認知語言學和認知心理學家指出，語用學和認知語言學之間存在密切聯系，無論是理論上還是方法論上，認知語言學都是以語用學為取向的一種語言學（Nuyts1993，參見Verschuerenetal1995）。從方法論上講，認知語言學是一種語用方法，因為它是以用法為基礎的模式；從理論上講，認知語言學是一種語用理論，因為在語言分析中它強調語言的功能，具體就是將語言現象與其不同功能系統地聯系起來。總之，認知心理學等認知科學可以向語用學提供一定的可供借鑒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參照，語言使用無疑是人類信息處理的一個重要方面。相反，就信息處理來說，語用現象的系統研究也可以為認知科學提供有益的借鑒。要真正探討語境對話語理解的制約，語用研究就應該同認知研究結合起來，但二者的研究重點不同。語用學家關注的是，合作性互動行為的普遍特征對語言結構和語言使用會產生什么影響；而認知學家則試圖探討，從語言中我們能夠了解合作性互動行為什么樣的普遍特征。如果將以上不同角度的研究結合起來，其結果將有助于形成和制約一定語境條件下的語言理論。從以上可見語用學研究和認知科學基本問題之間的關系，因為它們之間存在一些共同的研究問題和互補關系。從言語行為的角度來說，使用符號或語言就是為了做某事，實現說話人的交際意圖，這就是符號效果（effectsofsigns），在Austin（1962）的言語行為中符號的效果就表現為一種言語行為效果（effectsofspeechacts）。不過，它們與關聯理論語用學（Sperber&Wilson1986/1995）的認知效果（cognitiveeffects）之間也存在一定的聯系和共性，它們都是一種交際效果。所以，我們認為語用學和認知科學的目的應該是一致的。22模塊在心理語言學中，對信息處理存在兩種普通的觀點：（1）模塊論，認為語言處理是由不同的獨立模塊完成的，其中不同模塊負責語言理解的不同方面；（2）整體觀或互動觀，認為語言處理是涉及各種不同知識的一個綜合過程，或者是不同知識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模塊論包括以下幾個主要思想（Kasher1991a）：（1）大腦如同計算機程序，具有處理符號的能力；（2）大腦處理的符號具有形式特征；（3）大腦的處理機制要對這些形式進行推算；（4）大腦中存在一些各自獨立的器官，它們分別同某一領域的命題內容相聯系，而且在推算過程中會利用這些命題內容，這種聯系是天生固有的或習得的結果；（5）除了以上器官以外，大腦中還包括心智機制，比如記憶；（6）大腦中還存在認知模塊（cognitivemodules），這些模塊具有特定的管轄范圍，它們是一些天生的、基本的認知單位，可以獨自進行推算；（7）輸入系統是一個認知模塊系統，是獨立的信息系統，也就是說與各種信息不發生直接的聯系；（8）除了認知模塊以外，大腦中還存在沒有特定管轄范圍、與其他信息相聯系的認知系統，即Fodor（1983）所稱為的“中樞系統”。中樞系統的作用是調節各種模塊之間的相互作用，它與各種信息發生直接聯系。Fodor將大腦中的系統分成輸入系統和中樞系統，前者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