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其它相關論文-從美元、日元看人民幣的匯率進年來，全球經濟開始趨于低迷、蕭條，特別是日本等國家面臨長達多年的許多通貨緊縮的巨大壓力。相反的是，中國經濟卻持續高速增長。在此背景下，國際上便出現了“世界工廠論”、“中國威脅論”、“中國輸出通縮論”等等，對中國大加攻擊與詆毀。“人民幣升值論”正是以“中國輸出通貨緊縮”為借口提出的，是這一系列論調的延續。人民幣與美元的固定匯率，受到了來自多方面的指責。因此，日本等國家要求中國政府重新評估人民幣匯率，以緩解他們的自身經濟低迷的困境。本文試圖通過分析國際主要的貨幣日元、美元的匯率政策，探討目前人民幣面臨的匯率壓力，進而給出相關的政策建議。一、日元和美元的匯率政策日元每次升值或貶值均不同程度地給日本經濟帶來一些短期利益,從日元匯率的變化可以看出日元的匯率政策是服從于美元的，處于被控制的地位。1、日元的匯率政策日元的升值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1年2月從1美元兌360日元升值為306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1985年“廣場協議”迄今，日元升值為1美元兌90-140日元。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時的產業基礎。由于受惠于長達20余年的1：360的日元固定匯率，日本出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大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總額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7.9%和15.1%。1971年時，日本普通鋼、熱軋薄板和冷軋鋼板的成本僅分別相當于美國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車產量與1960年相比增長了10倍以上，并成長為世界第三大汽車出口國。日本的鋼鐵與汽車兩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標志著日本工業化階段發展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在這種產業背景下，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從1：360調整為1：306。從70年代初期開始，日本進一步加快了其產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及高開放度的進程，也因此在汽車等產業領域成為美國的強大競爭對手。1975年，日本躍居世界汽車出口的第一大國。1981年，日本盡管實行對歐美市場的“自主限制”，其汽車出口仍達605萬輛，而同年排第二位的聯邦德國僅出口215萬輛，一向號稱汽車大國的美國當年僅出口了69萬輛。正是這樣一個嚴重不均衡的市場格局引發了此后長達數年的日美汽車貿易摩擦。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政府對美國采取了只說不做的對外貿易政策，給本國產業發展爭取了更多的時間。1980年5月，日美雙方達成鼓勵日本汽車企業到美國投資設廠的協議。但這個軟弱的協議對日本企業幾乎沒有任何約束力。1981年以后，盡管日美間幾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問題進行談判，但日美汽車貿易的嚴重失衡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扭轉，美國對日的貿易赤字仍不斷擴大，兩國的貿易矛盾終于激化，“廣場協議”由此產生。此后，日元升值進入第三階段。自1985年以來，日元匯率出現兩次大幅度升值，對日本經濟造成嚴重影響。一次是1985年9月西方主要國家的“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從240日元兌1美元一口氣升至120日元兌1美元。第二次是1993年日美貿易摩擦加劇后，日元從110日元兌1美元急速升至79.75日元兌1美元。日元如此大幅度升值并非日本情愿，而是受到美國的壓力，或者說是美國強迫日本吞食日元升值這顆惡果。日美關系是帶有主仆色彩的異樣關系，美國在政治和軍事上保護日本，理所當然在經濟上要求日本配合美國的政策。多年來，日美貿易極不平衡，日本產品大量進入美國市場，造成美國對日貿易的龐大赤字。美國就逼迫日元升值，以此削弱日本產品的國際競爭力。2、日元升值對日本經濟的影響日本在毫無準備和并不情愿下發生的日元大幅且急速升值，對日本經濟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特別是對美出口比重很高的汽車、家電、機械等制造業。據日本有關機構調查，每升值1日元，豐田、索尼、東芝等企業就要損失100億150億日元。據估計，在兩次日元升值的浪潮中，日本出口企業的損失至少達上萬億日元。日元升值還造成大量企業破產和失業人數猛增。據統計，19941996年日元升值期間，企業破產上升了30，其中因日元升值而破產的企業達45。另外，這期間大企業為降低成本不得不辭退工人，加上中小企業的破產增加，因而失業人數猛增，19941996年就有近30萬職工加入失業大軍。日元升值以后，日本企業開始向海外轉移生產，數以萬計的企業把工廠搬到海外。原本已經低迷的國內需求更加萎縮，本應在國內的投資卻投向海外，本應在國內增加的就業卻在海外增加。據東京都調查，19902000年的10年間，東京都減少了6.1萬億日元的投資，為此就業也減少了32.2萬人。其中，以投資比重最大的機電業為例，1997年雇用人數為246萬人，1999年減至220萬人，2000年又減至205萬人。投資和就業的下降也必然影響消費，以致于零售業競爭空前慘烈，許多著名商店如崇光、八佰伴等紛紛破產倒閉。日元升值所以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日美兩國貿易不平衡的問題，是因為兩國貿易關系中的結構性矛盾。日本一直重視傳統制造業的發展，努力保持這些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而美國或把傳統產業移至海外，或干脆放棄部分失去競爭力的制造業。因此，不管日元升值多少，美國的進口商為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仍要進口日本的家電。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從根本上講，還涉及日美兩國的傳統文化。美國人注重消費，常常借錢消費；而日本則注重儲蓄，提倡“節儉為美”，經濟不景氣使日本人更重視存錢。據統計，日本的儲蓄率約為6，而美國則在1以下，甚至是負數。這是日本產品大量涌入美國市場的根本原因。3、美元的匯率政策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發達國家相對勢力地位發生較大變化，早曾美元匯率下跌的總趨勢，比較突出的是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期；90年代中后期，隨著美國經濟的復蘇，美元保持了持續的堅挺地位，但伊拉克戰爭后，擺在美國總統布什面前的首要任務是爭取明年大選連任，而獲得大選勝利的關鍵因素是國內政治和經濟因素。為了大力振興美國經濟，美元貶值成了布什政府拉動美國經濟的一張王牌。幾乎所有的輿論分析指出，美元貶值對于目前的美國經濟“利遠大于弊”：它有利于增強美國產品在世界上的競爭力，促進出口，減少美國貿易逆差，避免通貨緊縮，從而拉動經濟增長。另外，美元是美國控制全球經濟、確保其經濟霸主地位，從而維護其單極世界的法寶之一。面對第二大貨幣歐元向美元世界霸主地位所帶來的挑戰，美國政府的策略在過去的四年中確實利用了歐元新生不久、腳跟不穩的劣勢予以了有力打壓。十多年來，歐元區國家一直在努力進行經濟結構性改革，力圖大砍福利社會給企業帶來的沉重包袱，但遠未成功。在市場內需不旺的情況下，歐洲迫切需要推動出口以支撐其經濟，而此時此刻，歐元持續走強使歐洲產品出口競爭力下降，通貨緊縮風險增大，經濟增長受壓。因此，有媒體分析，所謂美國財長斯諾不久前給“強勢美元”下的新定義，稱美國政府不再根據美元與其他主要貨幣的市場價值衡量美元的強弱，“強勢”的意思是指美元使公眾產生的信心和它的防偽能力，這不過是掩蓋美國政府當前放任美元貶值以打擊歐元區經濟的真實意圖而已，并不意味著美國真的要放棄“強勢美元”政策，而是通過貶值巧妙地維護美元“強勢”。當然，目前美元貶值尚沒有達到1995年4月份的歷史最低點。美元當初對德國馬克的比價為1比13525馬克，假設那時就有歐元的話，1歐元等于19558馬克，那么，那時歐元對美元的比價為1歐元兌14461美元。據此推斷，歐元對美元還有升值的空間。而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美國經濟不可能獨善其身，歐洲經濟長期疲乏反過來對美國經濟也必將產生負面影響。所以，美元繼續貶值的空間也是有限的。二、人民幣面臨的匯率壓力近年來日本政府為了解決其國內經濟問題，人為誘導日元貶值，但收效甚微。為了轉移國內矛盾，日本一些政府官員便將矛頭指向人民幣，他們頻頻在國際上游說，試圖迫使人民幣升值。而美國匯率政策的調整則加劇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一心要解決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問題的美國也在匯率問題上打主意，開始改變堅持了近10年的強勢美元政策，使得美元一路走低。由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相對穩定，美元走貶導致歐洲和東亞一些國家擔心中國出口商品的競爭沖擊，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行列。國際輿論顯然放大了人民幣匯率穩定的負面作用。實際上，中國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并不等于固定不動。人民幣匯率并軌以來，人民幣匯率進入了相對靈活的浮動狀態，在不同時點上對不同貨幣的匯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許多國家和地區貨幣對美元貶值百分之十幾甚至幾百，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承諾人民幣不貶值。自此，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基本維持在較窄的空間里波動。但總體上看，人民幣相對主要貿易伙伴貨幣的匯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幣相對于美元、歐元（或德國馬克）、日元名義升值幅度分別為5.1、17.9和17.0。考慮各國通貨膨脹率差異因素，同期人民幣相對上述三種貨幣的實際升值幅度分別為18.5、39.4和62.9；期間，人民幣對三種貨幣最高實際升值幅度曾經分別達到45.5、71.4和93.0。2002年以來，美元匯率走貶，只是收窄了人民幣對其他貨幣的升值幅度，并沒有改變人民幣有管理的浮動的基本特性。因此，那些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論調是沒有依據的。國際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中國實行的“盯住美元匯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積極效用沒能全面發揮，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實際上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以及美元貶值的J曲線效應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由于市場對人民幣升值預期加強，導致中國今年外匯儲備增加了超過600億美元，其中超過200億美元相信屬于國際游資，而這部分熱錢將導致人民幣供應超常增長約2000億元。迫使人民幣升值，標志著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正在由微觀層面向制度層面擴散。近年來，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日益加劇，但更多的還僅僅局限于微觀經濟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國處于制度大調整階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越來越受到關注。此次美日歐等國施壓人民幣升值，使得制度性經濟摩擦在中國對外經濟摩擦中的份額開始加重。人民幣匯率升值有6大危害：人民幣在資本帳戶下是不能自由兌換的，也就是說決定匯率的機制不是市場，改變沒有意義；人民幣升值會給中國的通貨緊縮帶來更大的壓力；人民幣匯率升值將導致對外資吸引力的下降，減少外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給中國的外貿出口造成極大的傷害；人民幣匯率升值會降低中國企業的利潤率，增大就業壓力；財政赤字將由于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時影響貨幣政策的穩定。面對國際上的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壓力，2090但國際上的壓力，我們卻不能視而不見，因此應采取相應的措施來緩解壓力，保持我國快速健康的三、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措施近年來，對于我國匯率政策的調整原則、方向和具體措施，國內眾多的機構和專家學者，都作了很多很好的分析和總結。這些探討和總結，應該說是比較全面、準確和深入的。本文綜合了眾多的觀點，并提出了以下幾點意見。1、建立靈活的匯率制度。第一步是確立多種貨幣一攬子計劃，從而為人民幣提供參考匯率。這個包括了美元、日元及歐元等主要貨幣的貨幣組合會更好地反映人民幣的有效匯率。相對于只與美元掛鉤比較，這種方法更能反映貿易競爭力。一種靈活的匯率制度有利于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有利于減少固定匯率下的黑市套匯或資本外逃壓力、有利于克服市場結構上的剛性及更好地吸收沖銷外部沖擊等。在金融市場發展方面，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要加快我國資本市場制度創新與功能轉變節奏。還要加強外匯市場建設，健全人民幣匯率機制，適時擴大人民幣匯率彈性，完善人民幣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等等。逐步改變人民幣只盯住美元的單一聯系機制，改為人民幣與美元、歐元、日元三大貨幣(加權平均)一攬子聯系機制，確保人民幣的穩定。2、建立嚴密的監管機制。當務之急是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之間建立起嚴密的金融監管“防火墻”和及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