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研究論文-美、日、中企業決策模式比較分析內容摘要：社會文化背景對企業決策行為存在制約和影響。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是研究文化差異和決策模式的重要維度。本文從跨文化視角比較分析了美、中、日企業決策模式的不同特點：美國企業的決策模式有著典型的個人主義特點，中國企業的決策特點是以家族導向的集體主義，而日本企業的決策模式呈U型，具有社群集體主義的特征。關鍵詞：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決策模式過去的研究顯示：組織文化是一個對理解決策制定過程起根本性的、但又經常被忽視的關鍵因素。因為人們的行為是在其生活和成長的特定文化背景中形成并與之相調適，所以文化價值觀使得人們表現出不同的行為方式，包括決策模式。在文化的諸因素中，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是研究文化差異包括決策模式最為重要的維度。一般來說，個人主義被界定為獨立、自信、以自我為中心和利己主義，或“人們僅關心自己和直系家人的狀態”。而集體主義社會中，“人們自出生以來就融入到強有力的內團體里，團體要給予他們一生的保護以換取其無可置疑的忠誠”；維持團體和諧的目標必須凌駕于子團體和個人利益之上。個人主義在北美是一種普遍的文化模式，集體主義則代表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們的文化價值觀、態度和行為模式。本文擬通過美、中和日的比較來分析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對企業決策產生的影響。美國企業的個人主義決策模式Brilhart和Galanes（1989）提到：“我們（美國人）正在與日本、中國和韓國社會競爭，這些社會比我們更善于集體決策”。他們認為：在集體主義文化背景下，比如日本偏好“一致同意”的集體決策，其重點在于合作、和諧和社會生活中的相互依賴。同時，個人主義文化背景下的人們關注獨立和自我，最重要的目標是在決策中獲得個人利益或報酬的最大化。美國企業在進行決策時，決策主體是個人或少數高級管理人員，中低級管理人員和工人一般不能參與決策；決策過程自上而下，決策產生的后果由少數人負責。由于這些管理者在決策中比較注意自己個人的意志，所以主觀性比較強，較少采取與職工互動配合的決策方式。根據現代管理理論，這種個人決策制的長處在于權力集中、責任明確、指揮靈敏、行動迅速、工作效率較高、易于考核領導業績。但相應也有其不足之處，即受個人能力、知識、精力限制較大；而且由于決策的目標是企業股東利益最大化，不能有效地與職工個人目標兼容，往往導致決策方案的執行效果不理想。中國企業的家族導向集體主義決策模式與美國的情況相對應，中國和日本都是集體主義國家。但是仔細研究后不難發現，中國式的集體主義與日本的集體主義又不同。在傳統中國社會里，社會的基本結構與功能單位是家族，而不是個人。家族是小農經濟社會生活的核心，所以中國人逐漸形成了幾乎凡事以家為重的家族主義傾向。在家族主義的取向下，家族的團結重于個人的自主，家族的目標重于個人的目標。這種團體或集體重于個人的運作方式與原則，顯然是一種集體主義的傾向。不過，家族主義所強調的個人遷就集體的原則，主要限于自己的家族，所以不是一種“普遍性的集體主義”，而是一種“內團體的集體主義”，楊國樞（1992）將之稱為“家族集體主義”。家族經營是現階段中國私營企業普遍選擇的一種經營管理模式。它們的經營權多由家族控制，由主要投資人擔任主要經營者，家族內部人員繼任和家族成員掌握關鍵崗位的現象非常普遍。根據中國工商聯19932002年先后五次對國內部分私營企業的調查發現：無論是重要的經營決策還是一般管理決定，家庭企業主單獨決策所占的比重較高，參見表1。雖然隨著企業的發展企業主專權現象有所淡化，不過基本趨勢仍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2002年，企業主單獨決策的比例近40%，仍占據第一位。私營企業資本規模不同時，其決策方式會有所差異（見表2）。企業的規模越大，企業越需要分權，企業的董事會、股東大會等組織形式也越健全，董事會成員參與決策的機會增加。不過，目前中國企業的現狀是：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占據了一般競爭性領域的主導地位。據統計，2002年末注冊資本在1000萬元以上的私營企業僅占私營企業戶數的8.26%；5001000萬元以上的私營企業戶數在私營企業總戶數中也只有12.92%。這表明，現階段我國私營企業的平均規模較小，有近80%的私營企業的資本規模小于500萬元。所以由企業主直接掌握企業管理決策權的現象仍具有代表性。由此可見，中國私營企業的決策方式在企業初創時期，家族企業組織結構簡單，管理層次較少，信息在企業內部傳遞直接迅速，企業對市場的變化反映較快，對外部環境適應能力較強；同時，企業內部缺乏完善的決策機制和民主管理機制，所有的重大決策都由企業主自己做出，主觀性與隨意性較強，決策正確與否主要取決于企業主個人的能力。在企業規模擴大后，這種決策失誤的風險會增大。而對于中國其他類型的企業來說，楊國樞（1998）認為，對于家族以外的團體，中國人會按照準家族主義的取向處理，即將家族中的結構型態、關系模式及處事方式推廣、帶入這些非家族性的團體或組織，被稱為“泛家族主義”。在這些組織中，最主要的決策基本上是由企業領導或其他與領導親近的管理人員決定。下屬員工能否得到較多的信息，則要看他與核心領導關系親疏、信任高低、能力強弱而定。雖然在強度上，泛家族主義總是不如家族主義，但是這些企業的運作方式都是以家族主義為基礎的。日本企業的社群式集體主義決策模式日本的家庭文化在許多方面與華人相似，但相對而言，日本人的家庭親屬關系比較淡薄，如盛行養子制度和招贅風俗；而且他們的繼承制度規定，養子（女婿）與親子享受同等待遇。由于家庭觀念淡薄，因而就容易超越家族血緣關系而發展出自發社交性，形成普遍的社會聯屬關系。由此產生了不以血緣為紐帶的非正式的社會組織，福山稱之為“家元團體”（“仿佛家庭一般的團體”）。雖然從形式上看，中日兩國都顯示出重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特征，但兩個民族對價值觀的內涵理解并不相同。概括說來，在中國，集體主義價值觀主要表現為基于血緣關系的家族即宗族主義的“孝”；而在日本，則主要表現為基于模擬血緣關系的擴大家族主義的“忠”。正是這種從家庭衍生出來的“家元團體”形成了以群體為導向的“團隊精神”。在該種文化背景下，日本企業決策模式的特征是整個企業集體決策，主要形式為“”型。首先由最高決策機構提出企業的戰略計劃和抽象的戰略目標，而后下達到基層進行討論。然后由工人、管理人員提出新方案或提出修改意見，最后由高層確定方案。這是一種協商型決策，決策主體除了中高級人員，一般還包括低級管理人員和工人，雖然速度慢、花費時間多，但企業職工普遍參與決策。因此，在執行過程中大家充分了解有關信息，具有較強的責任感和執行的積極性，遇到問題也容易協調。由于在決策過程中能較好地將企業股東的經營目標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目標有機結合，最終有利于保證和維護企業的整體利益。當然，有時這種方式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主義；而且在商機瞬間變化的信息時代，也可能會因為速度過慢而影響決策的效果。從以上比較研究發現，各國的決策模式都刻有本國社會文化的痕跡。美國作為一個倡導個人獨立的國家，重視個人英雄主義，其決策模式的特點是：由個人或少數高級管理人員充當決策的主體，決策的過程自上而下。中國和日本雖然都是集體主義國家，但它們的社會文化形態存在差異。中國強調“家文化”，重視血緣關系。對于在競爭性領域占主導地位的中小企業和私營企業來說，其重要決策主要是企業主及其親屬進行；即使是國有企業，其決策也將參照“泛家族化”原則進行，往往走入“有集體決策之名，無集體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