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明清時期東南地區的虎患及相關問題摘要：本文所說的“虎患”是指在人類活動范圍加大，老虎生存的條件發生改變以后，離開深山，竄入城鄉，傷人、危害家畜的事件。關于虎患的問題，史書上少有記載，本人查閱了東南地區的479種方志，發現明清時期東南地區的“虎患”，比起前代，其發生的頻率高，發生的地域范圍大，產生的危害性大，已成為當地一種嚴重的野生動物災害。本文認為虎患是東南山區生態環境人為破壞的結果。關鍵詞：明清時期；東南地區；虎患明清時期，我國東南地區經常發生虎竄城鄉、食人害畜的現象。人們稱之為虎患。也叫虎災、虎害、虎亂、虎荒、虎暴1。虎性殘暴，噬食人畜，是其本性。但離深山入城鄉，不斷襲擊人類、家畜則是明清時期出現的特有現象。那么，虎患嚴重到一個什么程度呢？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作者查閱了這一時期的史書，如明史、清史稿、明實錄、清實錄等，都未見記載。近代一些研究自然災害的專著，如鄧云特中國救荒史、陳良傭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高文學中國自然災害史等也未曾提及。宋正海先生編纂的中國古代重大自然災害和異常年表總集的動物項中，列有虎患，但記錄的材料不多，不足以反映明清時期東南地區虎患的嚴重情況。為了弄清這個問題，作者利用中國地方志集成，收集了華東地區五省一市479種地方志中的虎患資料，對明清時期東南地區的虎患作了一個初步的探索。一、明清時期東南虎患的時空特征明清以前，東南地區也有過虎患，但次數很少。據宋正海先生統計，從北魏至元末的近千年中，全國發生虎患16起，屬于東南地區的為6起（浙江2起，安徽1起，江蘇1起，福建2起）2，說明東南地區的虎患古已有之，但不嚴重。明清時期虎患的情況就明顯不同了。首先，虎患的次數空前增多。據不完全統計，此時期，東南地區出現虎患514次，是前一千年該地區發生虎患次數的85倍，平均幾乎每年發生一次。當然這一統計不可能完全準確，但是虎患成為一種常發性的嚴重自然災害，已成不容爭辯的事實。其次，從時間分布上看，明代為205次，占總數的39%；清代為309次，占61%。清代的虎患程度又高于明代，虎患有越演越烈的趨勢。表一：明清時期東南虎患的時間分布省別|明代虎患發生次數|占明清時期該地區虎患總數%|清代虎患發生次數|占明清時期該地區總數%|虎患發生次數合計江蘇（含上海）|32|45|39|55|71浙江|49|36|86|64|135安徽|24|39|37|61|61江西|48|30|110|70|158福建|52|41|73|59|125東南地區|205|39|309|61|514資料來源：據該地區的方志統計得來，為節省篇幅，未列出具體縣志名稱（下同）第三，從虎患的分布地區上看，也和明代以前有很大不同。明以前，虎患只出現在浙江杭州、蕭山，安徽祁門，福建福州等少數幾個縣市，而到明清時期，幾乎遍及東南各省，據統計，有虎患發生的州縣達199個之多。在清代，東南地區共有349個州縣，有虎患發生的州縣約占其57%，即一半以上的州縣都有虎患發生。表二：明清時期東南虎患的地理分布省份|發生虎患縣數|占省內總縣數%江西|54|67浙江|43|55福建|44|73江蘇|27|38安徽|31|51注（1）各省虎患的次數和發生虎患的縣數，均根據各省的縣志統計（2）各省的縣數，據清史稿地理志浙江為78廳州縣，江西80，江蘇71，安徽60，福建60但在東南地區各省發生虎患的情況亦有所不同。本區北部平原較多的江蘇、安徽等省虎患相對較少,南部多丘陵山區的浙江、江西、福建等省，虎患發生較多。虎患最多的是江西、浙江和福建,都在百次以上。江蘇、安徽雖不到百次，但也在60次以上。就地理分布來看,情況也大致如此，最多的也是江西（52個縣）、福建（44個縣）、浙江（43個縣），其次為安徽（31個縣）、江蘇（27個縣）。說明地處中亞熱帶，又丘陵較多的江西、福建和浙江三省，虎患嚴重的程度要高于江蘇和安徽。事實說明，虎患的多少，又與各省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二、虎患個案舉例明清時期東南地區的虎患十分頻繁，老虎作惡甚為猖狂，又甚兇殘，虎患究竟猖狂到何種程度，這從下列的個別例子中可以窺其大概。例一：浙江杭州湖墅，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九月二十四日，天尚未明，湖墅夾城巷北，有黃斑虎軀體雄偉，自南河游至巷。有腳夫謝四，因早出行，與虎交肩行過，被虎爪傷左肩。虎遂入前巷知州凌煜家，據廳上大吼，鄰里無不杜門。凌家破后壁逃，虎遂登樓，地方奔告官司，喚獵戶二十余人，擒之無策，后以石灰灌入袋內，上瓦揭開，放日光，虎仰視，以灰迷其目，次以堅利長槍刺其口，始獲送官。”（光緒二十四年杭州府志卷八十四。又見康熙錢塘縣志）例二：江西上猶縣，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虎災連年，群虎遍擾，各鄉傷及死者五六百人。甚至舟泊水中及坐寮守蔬圃者，俱被啖至，樵牧商旅裹足。“（光緒十九年上猶縣志卷十八）例三：福建古田、寧德，明神宗萬歷元年（1573年），“有虎數只，從古田至德西鄉二、三、四、五都，白晝橫行村落，人被傷者四五十，豬狗無算，行路必數十人持械乃敢行，入山樵採亦必結眾鳴鑼鼓噪乃往。自春徂夏，其患始息。”（乾隆二十四年福寧縣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