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外而內，由淺入深，引領學生走進學術之門——〈鄉土中國〉整本書閱讀課例研究一、《紅樓夢》可深可淺，《鄉土中國》難深難淺《紅樓夢》教學能深能淺，《鄉土中國》則難深難淺。這是我對入選高中語文教材的兩部“整本書”的教學狀況的概括。不言而喻，這與《紅樓夢》自身的博大精深相關。螺螄殼里都能做出道場來，何況這樣一個恢弘大氣的文學世界？此外，還有一個原因不可不提，那就是我們對文學的閱讀教學更熟悉，經驗與方法也更多。特別是小說閱讀，無論是袖珍小品，還是鴻篇巨制，終究脫不了人物、環境與情節這些基本要素，離不開結構分析與語言賞析這些套路。而這些，大概是我們這些語文教育從業者更熟悉的。還有一點，紅學研究的學術成果支持，也是《紅樓夢》教學能深能淺的重要原因。幾百年的紅學研究，儲備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毫不夸張地說，無論我們多么富有教學想象力，都能找到足夠的學術資源來支持我們展開想象的翅膀。再說《鄉土中國》。《鄉土中國》原本是報刊文章，語言淺白，表達相對通俗，論證也不煩瑣，單從字面看，讀懂其實也不太難。尤其是前三章，就像隨筆，偶爾也有俏皮與幽默，比如《文字下鄉》的第一段，費孝通描述城里司機遇到手足無措的鄉下人，“司機按住閘車，在玻璃窗里，探出半個頭，向著那土老頭兒，啐了一口：‘笨蛋’！”，這畫面讓人忍俊不禁。費孝通就有這個能耐，講述生活小故事、小趣事，描繪日常小場景、小細節，用鮮活的情節和情境引導讀者進入文本，即使知識積累不夠寬厚的讀者，也能理解他的意思。再如《無訟》一章，作者描述了鄉村常見的一個場景：某甲已上了年紀，抽大煙。長子為了全家的經濟，很反對他父親有這嗜好，但也不便干涉。次子不務正業，偷偷抽大煙，時常慫恿老父親抽大煙，他可以分潤一些。有一次給長子看見了，就痛打他的弟弟，這弟弟賴在老父身上。長子一時火起，罵了父親。家里大鬧起來，被人拉到鄉公所來評理。那位鄉紳，先照例認為這是件全村的丑事。接著動用了整個倫理原則：小兒子是敗類，看上去就不是好東西，最不好，應當趕出村子。大兒子罵了父親，該罰。老父親不知道管教兒子，還要抽大煙，受了一頓教訓。這樣，大家認了罰回家。那位鄉紳回頭和我發了一陣牢騷：一代不如一代，真是世風日下。這個場景里蘊含了《禮治秩序》《無訟》《無為政治》《長老統治》幾章所講的道理。“調解”旨在維護父子兄弟之間的孝悌之道，具體的是非及責任分割并不重要，這觸及到鄉村社會（傳統社會）的禮治秩序及其治理觀念；調解由擁有教化權力的長老（鄉紳）擔當，基層行政人員（如保長）沒有發言權，這又呼應了費孝通所謂“皇權不下縣”的斷言，涉及皇權與紳權、政統與道統的關系；三個當事人不分主次都受到了責罵，看起來簡單粗暴，實際上要的就是這個效果，因為調解的終極目的，是天下“無訟”，而非維護當事人的權益。《鄉土中國》里這樣的段子很多，這樣的“費氏風格”極大方便了讀者的理解。若沒有“學術”這個標簽，你把這本小冊子當散文讀，當文化隨筆讀，也都能讀得手舞足蹈，也會有不少心得體會。問題是，一旦有了“學術”這個標簽，距離似乎就遠了，那些字詞也變得魅惑起來。特別是未曾受過學術訓練的初讀者，總在揣測文字的背后到底還隱藏了多少深奧的“學術”——心理上有了隔膜，讀起來難免沉重。因此，在《鄉土中國》的閱讀中，幫助學生克服這個恐懼心理很重要。我發現，只要卸下了這個包袱，帶著平常心進入，上手就快。總的看，讀懂文本的基本意思，理解作者的表達初衷，問題不太大。問題在于，作為一個教學單元，《鄉土中國》的閱讀是否到此為止？仔細閱讀語文課程標準關于學術文閱讀的說法，可以發現它的要求是有層次的，不僅要“通讀全書”，“爭取讀懂”，還要進一步“把握書中的重要觀點和作品的價值取向”，“了解本書的學術思想及學術價值”，“探究本書的語言特點和論述邏輯”。正是在更高的層面上，教學的困難就來了。我說它看起來可深可淺，實際上卻是“難深難淺”，甚至“深不得淺不得”，表達的就是這個尷尬。淺了，像大白話，教學的必要性就值得懷疑；深了，學生不懂，教師也未必有相應的能力來支持。徘徊在深淺之間，教學的偏差就出現了。“深”不下去，只好繞彎子，兜圈子，不去碰文本這個“硬茬兒”；“淺”不出來，只好拿理論去解釋或印證某些似是而非的現象，一不小心就走樣了。俗話說“深入淺出”，沒有“深入”的功夫，哪有“淺出”的清明？《鄉土中國》的核心是什么？學術，本質上是以論證求真知，概念是學術的基石，論證是學術的核心。那么，費孝通是怎樣從復雜的社會現象中抽繹出“差序格局”這些核心概念的？他秉持著怎樣的邏輯構建了一套關于“鄉土中國”的概念體系？基于這些概念，他又做出了怎樣的推理與論斷？其論證效力又來自哪里？……顯然，只有進入概念的辨析與論證的反思層面，才算觸摸到了《鄉土中國》的文本核心。相對文學閱讀而言，這些恰恰是我們所生疏與欠缺的。《鄉土中國》的整本書閱讀教學，必須在這深淺沖突中找到突破口。二、費孝通與《鄉土中國》如果承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那么，作為學者的費孝通（1910—2005）應該算得上幸運。他出生之時，中國人正在走出綿延了兩千年的封建帝制；他辭世之際，改革開放已經如火如荼了。百年歷史，波瀾壯闊，時代饋贈給費孝通的，遠比書齋給的多。而在這百年坎坷中，費孝通幸運地擁有了他這代知識分子所能擁有的履歷、榮耀與幸運。燕京求學，他得遇恩師吳文藻；倫敦留學，因緣際會，他有幸投身馬林諾夫斯基門下。這讓他自然地擁有了他人終生難以企及的學術平臺與空間。不能不說，《江村經濟》之所以馳譽世界，與馬林諾夫斯基的舉薦密不可分。即使在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費孝通也還幸運地擁有了他的“魁閣時代”，一批心懷學術理想而又朝氣蓬勃的學術同道匯聚在他身邊。費孝通遭遇了時代帶來的各種挫折，但拉開了時間距離看，不能不說他是很幸運的。他甚至幸運地渡過了包括“文革”在內的歷次運動，人到晚年又煥發出了耀眼的學術光芒。從早年思考中國底層社會貧困與落后的原因，到改革開放后探索鄉鎮發展的城市化進程，再到全球化時代思考人類文明的走向，費孝通的人生旅程與學術生涯，折射出了一個世紀的家國變遷與世界風云。無論如何，費孝通是成功的，也是幸運的。出身于書香門第，成長于開明之家，這是費孝通擁有的第一重幸運。在我看來，人生的最大不確定性便是不可選擇的身世，而費孝通卻幸運地出生在江南繁盛之地，降生在開明鄉紳之家。費家在吳江有幾百畝土地，還在同里開了一家典當鋪，算是當地的大戶人家。其父費璞安曾公派赴日留學，攻讀教育。回國后擔任過江蘇省教育廳視學。費璞安有一個習慣，外出視學喜歡收集地方志。費孝通閑時喜歡翻看這些記載著各地的歷史、風物、人物、民俗的志書，積久成習，無意間竟播下了一篇論文的種子，這就是費孝通的大學畢業論文《親迎婚俗之研究》，這是“用全國各地方志里有關婚姻風俗的記載做材料寫成的”。費孝通的外公楊敦頤乃前清舉人，家世顯赫。關鍵是，楊敦頤雖然熟讀四書五經，卻不守舊，相反還樂于接受西方新事物與新思想。在他的影響與培育下，兒女們皆有所成。費孝通的大舅楊千里乃晚清民初的風云人物，從“蘇報案”為鄒容奔走，到主筆《申報》呼吁共和，再到出任民國國務院秘書，他的人生波瀾起伏，豐富多彩。費孝通多次提及這位大舅，說大舅對他的影響最大。有意思的是，胡適也說深受楊千里影響。1904年，楊千里到上海澄衷學堂執教，胡適正在那里求學。胡適在《四十自述》中寫道：“澄衷的教員之中，我受楊千里（天驥）先生的影響最大。”“我去看他，他很鼓勵我，在我的作文稿本上題了‘言論自由’四個字。”“他出的作文題也很特別，有一次的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由這些只言片語，我們可想象楊千里的個性與風采。此外，費孝通的四舅楊左匋留學美國，參與了好萊塢早期動畫片的制作，被譽為“中國動畫之父”；而小舅舅楊錫镠是著名建筑師，參加了北京新中國“十大建筑”的設計工作。這樣的外公，這樣的娘舅，帶給費孝通的影響不可小覷。費孝通的母親楊紉蘭亦非等閑之輩。楊紉蘭在婚后才進入上海務本女塾求學，這本身就有點傳奇色彩。在新式學堂，她接受了民主共和、男女平等、崇尚教育等新思想。畢業后她創辦了吳江第一家蒙養院，即幼兒園。在蒙養院，學生除了學識字，還做游戲，學跳舞，學唱歌，展示了全新的兒童觀念與教育理念。費孝通在這個蒙養院長大，他說自己“沒有進過私塾，沒有受過四書五經的教育。連《三字經》《百家姓》也沒有念過”。為此，他似乎還有一點缺憾。但其實，費孝通對“四書五經”并不陌生——《鄉土中國》里隨手援引的章句與故事可為佐證，這或許得益于幼年時的耳濡目染吧。同時，他更應該感到慶幸的是，因了這個缺憾，他才擁有了完整地接受新式教育的幸運，“從蒙養院（即今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研究院到留學得博士學位一一受過當時正規教育的全部過程”。這在當時的中國人群中，算是鳳毛麟角了。也許正是家庭的開明氛圍以及相對寬松的教育經歷，造就了費孝通多元、平和、開放的文化心態。正如美國教授阿古什在《費孝通傳》里寫的那樣：費孝通與20世紀初期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不同，他從感情上并不否定中國文化。他是在不背棄他小時所受的傳統教育的情況下，沒有遇到什么困難就獲得西方知識的……他不屬于參加“五四運動”的一代。但他繼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傳統，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反封建思想。這樣的自然與從容也表現在《鄉土中國》的文字中。費孝通在古今中外的文化時空下審視腳下的“鄉土中國”，卻能保持相對的客觀與冷靜，固然與學術文章的表達追求相關，其實也與其深層的文化心態相關。在《文字下鄉》一章，費孝通說“文字下鄉”很難，但這不是因為鄉下人智力不及人，知識不及人，而是在鄉土社會中，“沒有用字來幫助他們在社會中生活的需要”。這樣的理解不僅出于他的洞察力，也與他平和的心態相關。躋身名校，得遇名師，這是費孝通的第二重幸運。1930年秋，費孝通轉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師從吳文藻；1933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社會學人類學系，師從史祿國；1936年，公費留學英國。不能不說，費孝通不僅選對了專業，還很幸運地遇到了在不同人生階段、在不同角度成全了他的良師，尤其是吳文藻、史祿國、派克、馬林諾夫斯基等社會學大師。躋身名校，得遇名師，費孝通的學術生涯起步很順，起點也很高。吳文藻是費孝通在社會學領域的第一位領路人。這是一位敢于批判、革新與創建的學者。社會學是外來貨，當時用的是洋教材，講的是洋理論，中國的本土資源僅僅作為佐證材料而存在，“食洋不化”的現象觸目驚心。有鑒于此，吳文藻提出“社會學本土化”的口號，主張從具體的社區研究入手，開展本土的社會調查與國情研究。為此，吳文藻邀請美國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派克來華講學。在吳文藻看來，引入芝加哥學派的社區研究，是促成社會學本土化的現實路徑。1932年，派克來華講學。費孝通晚年回憶說，派克“絕不單是一個誨人不倦的教授，亦絕不單是一個學識淵博的社會學家。這些名詞用來介紹他是永遠不夠的。因為他所給予人們的不是普通的知識而是生命，一種能用以行動的知識。這種知識并非單由客觀的描摹可以獲得，一定要有主觀的深察體會才能得到，所以我說是生命。”費孝通將吳文藻和派克并列，說他們是自己“從事社會學的學術源頭”。費孝通在回望自己的學術人生時如此推崇派克，理當引起我們的關注。派克做過記者，他用新聞記者的工作方式詮釋了社區研究的方法論。為了探索芝加哥這座城市，他帶領學生深入到流浪漢出沒的地區、黑人家庭和猶太人居住區、貧民窟和富人區，對不同群體的婚姻、鄰里、貧困、犯罪、人口流動、社會交往、信息傳遞、群體亞文化等問題，進行了大量的調查與統計，獲取了豐富的第一手材料。派克的理論主張與學術風格深深地影響了早期中國社會學。二三十年代，由陶孟和、陳達、李景漢、陳翰笙等人推動的“社會調查運動”，將小學教師、人力車夫、南洋華僑、定縣鄉民都納入了研究的視野，成為中國早期社會學的一道美麗風景。在中國講學期間，派克將這種研究方法帶給了中國學生。他領著學生到貧民窟，到“八大胡同”，甚至還去參觀監獄。費孝通回憶說，派克還帶他們去過北平天橋，這讓書生們頗為震驚。費孝通非常認可社區研究，認為它是“社會學中國化的具體方法”。后來，費孝通帶著新婚妻子去廣西瑤山探訪，抗戰期間做“云南三村”的社會調查與研究，都受到了派克與吳文藻的直接教導與影響。除了派克的社區研究，費孝通的另一個學術源泉，就是功能學派。什么是功能學派？按照吳文藻的理解，“每一種社會活動，不論它是風俗、制度或信仰，都有它的獨特的功能，非先發見它的功能，不能了解它的意義”。換句話說，就是站在人的生存與生活的角度看待各種社會存在，哪怕是宗教與巫術，也不是莫名其妙的天外之物，而是與遠古人類的生存壓力與心理需要相關，有著滿足原始居民的心理需要與社會需求的功能。功能學派的研究重點，就是看不同的文化要素如何各司其職、分工合作，共同維持著人類社會的有序運轉。《鄉土中國》對傳統社會的分析有著明顯的功能學派痕跡。從中國人的農耕生活出發，費孝通考察了依托于這種生產方式的人際關系、家族結構、婚姻狀態、社會禮俗、權力形態，并做出了清晰的功能界定與合理的解釋，也為理解傳統文化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1936年，費孝通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的正是功能學派的主要創建者馬林諾夫斯基。費孝通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受到馬氏激賞，不僅說該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而且極力促成了此書的出版與傳播。在馬林諾斯基看來，這本書不僅實地調查功夫了得，而且在研究內容上也獨出機杼。當時的社會學多以落后民族或原始部落作為研究對象，而費孝通卻將文明開化的江南村鎮作為審視對象，這讓馬林諾夫斯基大為驚異。如果說馬林諾夫斯基的研究是為了尋找文化的“他者”，那么費孝通則一頭扎進了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研究的就是自己的土地，探索的是他的父母之邦。馬林諾夫斯基贊賞這是“社會學的中國學派”。游歷英美，跨越中西，這是費孝通的第三重幸運。費孝通的家鄉吳江，經濟富庶，文化興盛，讀書觀念與傳統都很深厚。據說，小小的同里鎮出了一位狀元、一百多名舉人和進士。在這樣的環境下，出身書香門第、堪稱“讀書種子”的費孝通自然如魚得水，前途不可限量。不過，倘若費孝通沒有走出國門，他能不能成為我們熟知的這個費孝通呢？人生不可假設。事實是，費孝通幸運地擁有了多次游歷英美的經歷。翻看他的英美游記，不難發現他在異國他鄉的見聞與思考，與《鄉土中國》有著內在的關聯。我在《理解〈鄉土中國〉的三個維度》一文中，分析過這種中西對比的思路，認為“《初訪美國》明寫美國，暗嵌著中國；而《鄉土中國》明寫中國，暗嵌著西洋”。其實，費孝通的這些游歷之書，思路多類于此。可見，中國才是費孝通夢魂縈繞之地，而英美只是他思考中國問題的一個參照系。或者說，他思考英美的社會問題，還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初到英倫的費孝通，最先看到的是英國的地理位置與島國環境對人的影響。他認為，英國人不見得比中國人聰明，只是因為身處孤島，空間有限，人力不足，不得不進取和冒險，這就有了發明創造，有了海外貿易，有了知識的進步。費孝通這樣的判斷未必完全合理，但顯然，他希望從生存環境的角度來解釋社會文化與心理狀況，這與《鄉土中國》的思考路徑是一樣的。《鄉土中國》從“鄉土本色”寫起，說中國人“靠農業來謀生”，因而“人是黏著在土地上的”，這就導致了人的封閉、保守與不思進取。1946年，費孝通重訪英倫，這一次他似乎看到了英國人的另一面。這個曾經生機勃勃的島國，也患上了老大帝國的毛病，沉湎于過去的榮光，對現實危機缺乏清醒認識。這樣的憂患意識也出現在《鄉土中國》中，而且彌散全篇。《再論文字下鄉》一章談到經驗的代際傳遞時，費孝通寫道：“同一戲臺上演著同一的戲，這個班子里演員所需要記得的，也只有一套戲文。他們個別的經驗，就等于世代的經驗。經驗無需不斷累積，只需老是保存。”在日新月異的近現代社會，這種躺在祖先經驗上的活法必將被時代所淘汰。1943年，費孝通初訪美國，新大陸讓他興奮不已。他發現，與中國不同，美國的土地是無限的，只要有欲望，敢冒險，你就有機會，就能創造更多的財富。在這樣一個土地與機會都可以自由擴展的社會里，人的關系更自由、更平等，而家族的結構與權利關系也不一樣。與家族捆綁在一起，可以守成，卻失去了更多發展機會；獨自闖蕩，自然要吃更多的苦，卻也因此有了新的活力。冒險很誘人，回報也很可觀，這就造成了自由、開放與競爭的文化環境，社會洋溢著勃勃生機與活力。相比之下，傳統中國是一個靜態社會，人們安心地接受傳統，克制欲望，按照克己復禮、知足常樂的原則安排生活，年年如此，代代如此，千年如此。如此鮮明的對比，帶給費孝通的震驚可想而知。費孝通主張文化自覺。什么是文化自覺？說到底，就是在不同文化的比較與鑒別中，發現民族文化的個性，包括自己的不足與別人的優勢。有了這樣的自覺，我們才不會自以為是，才不會妄自菲薄。顯然，游歷英美的親身體驗與直面中西的觀念碰撞，有助于養成這樣的胸懷與眼光。很多人飽讀詩書，卻終生拘囿于自我的圈子，終究難有會通古今、交接中外的大格局。在這個意義上，費孝通是幸運的，他是一個擁有世界眼光的人。長壽，這是費孝通的第四重幸運。文化創造與年壽的關系很復雜，但必須承認，一個經歷了百年滄桑的高壽老人，人生經歷所帶來的智慧與通達，顯然不是單靠努力與勤奮就能獲得的。魯迅先生55歲離世，算不算中國文化的一種損失？如果老天再借他30年，魯迅的思想能不能達到另一種高度？耄耋之年的費孝通還有那么旺盛的文化創造力，那么魯迅呢？這樣的假設真是讓人感慨。對照一下，不能不說費孝通是真的幸運。三、由淺入深，處理好教學中的四組關系梳理費孝通的人生經歷與學術履歷，有助于我們由外而內，借由學生熟悉的學習路徑，幫助學生克服對學術文體與社會學的畏難心理。不過，閱讀教學的落腳點畢竟在文本，若只在文本之“外”繞圈子，不能入乎其“內”，就談不上真正的閱讀。因此，直面《鄉土中國》的文本，由表及里，由淺入深，在理解中反思，在反思中遷移運用，或可抵達課標的基本要求。在由淺入深的閱讀教學中，有四組關系需要辨析與處理。1.講學者，更要講學術講學者，還是為了講學術。講費孝通，目的還是為了讀《鄉土中國》。現在講費孝通的課很多，梳理其履歷，贊美其情懷，感慨其愛情，以此激發學生的讀書興趣，自然無可厚非，但終究不能主次倒置。講費孝通，應該集中在他的學者身份與他的學術思想（特別是關于傳統文化的思考，關于鄉村建設的探索）。講費孝通在新時期三訪溫州、三訪民權、四訪貴州等社會活動，與其贊美他關注民生，不如借此分析費孝通的“鄉土情結”以及對“社區研究”“田野調查”等方法的自覺應用；講他提出的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民權模式、僑鄉模式等，與其贊美他為國獻策，不如追溯費孝通小城鎮建設的思想脈絡——這依然植根于他的鄉土情懷與認知。傳統文化的根脈在鄉村，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保全這傳統文化之根呢？費孝通以西方工業化為前車之鑒，創造性地提出了“工業下鄉”的理念。這樣，既借助工業化解決了“人民的饑餓問題”[9]，又避免了西方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鄉村凋敝與破敗。在這里，我們不僅看到了一個文化學者的良苦用心，也看到了學術的力量與價值。關鍵是，這樣的分析，更有助于學生理解《鄉土中國》的寫作立意。費孝通有著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與責任擔當，是進行思想教育的好素材。不過也要注意，若忽略了費孝通的學者意識與學術思想，所謂家國情懷與責任擔當，也只是一些抽象的說辭。情懷與精神只能體現在人的具體言行與行事邏輯之中。思想教育最忌諱的是空話，課堂上更要避免這樣的空談。2.重概念，更要重論證費孝通在《鄉土中國》序言里說《鄉土中國》“不是一個具體社會的描寫，而是從具體社會里提煉出的一些概念”。可見，在現象中抽繹概念，通過概念來解釋社會現象，是費孝通自覺的學術追求。這一點，他做得很成功。當代社會學家趙旭東評價說：“如果談現代以來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最具原創性和影響力的學術概念，繞不開的便是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出的‘差序格局’。”

除了差序格局，《鄉土中國》使用過的很多概念，今天依然活在人文社科領。也正因此，概念在《鄉土中國》的教學中受到了格外重視，圍繞概念的教學案例也很多。不過，有兩個問題還要辨析，一是《鄉土中國》的概念教學，重點是什么？二是除了概念，我們可能還忽略了什么？人文學科中的概念，不同于自然科學中的概念如重力、電磁波，一是一，二是二，內涵、外延一清二楚；人文學科中的概念如自由、社會契約等，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重要的是思辨，以思辨求共識。社會學家蘇力說，差序格局“或許是費孝通先生著作中引發后輩中國學者最多討論和爭論的一個概念”，能夠引發討論與爭論，這正是費孝通的能力，也是人文學科的魅力；而能引發“最多”的討論與爭論，恰恰證明了“差序格局”這個概念的存在意義。正因為“差序格局”是費孝通為了解釋相關社會想象創造的概念，故不宜作為客觀知識來接受，它的價值在于激發思考，引發探究，因此，應以思辨的眼光，審視作者提煉這個概念的目的、理由與邏輯，并借此把握概念的具體內涵。遺憾的是，目前的很多課例，重點似乎都還在證明與印證。不妨借蘇力的質疑來看思辨的必要性。蘇力認為“以差序格局作為對鄉土中國社會格局的描述或概括，很難成立”，“因為差序化，是每個自然人，無論中外，應對和想象其生活世界的天然且基本的方式。尤其是在傳統社會，由于血緣和地緣關系，人們自然甚至不得不以一種‘愛有差等’的方式來理解并組織其主觀世界，并據此同他人交往”。但同時，蘇力也認為，以“差序格局”解釋中國人在“群己”“人我”關系中的“自我主義”，便于理解，也有說服力，因為“中國人的道德都是私人的，而私人的或主觀的世界必定是差序化的”。蘇力的看法是否合理呢？學術旨在求真，貴在思辨，在這個意義上，結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質疑與思辨，開啟學生思考社會、追求真理的志趣。概念教學中的另一個弊端，是就概念教概念，各個擊破，導致了文本的碎片化。《鄉土中國》有很多概念，但并非若干概念的簡單相加。說到底，概念只是學術的基礎，論證才是學術的核心；創造概念不是目的，以概念為基礎，推斷出合乎事實與邏輯的結論，才是目的。從整本書閱讀的角度看，只有把握了全書的論證結構，才算抓住了一個“整”字。梳理《鄉土中國》各章節之間的關系，可以發現其背后的論證框架：

通過這個結構，可大體推斷費孝通的社會觀念：一個民族的生存狀態與精神狀態，歸根到底取決于他們的生存條件與生產方式（鄉土本色）；生存條件與生產方式，決定了特定的人倫關系（差序格局）；特定的人倫社會關系，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治理方式（禮治秩序）；特定的人倫關系與社會治理方式，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會表現出自身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基于這樣的理念，費孝通從“鄉土本色”出發，從“土地”開始自己的分析，對傳統中國的社會關系、道德觀念以及社會的內在矛盾，做出了一套合乎邏輯的分析與解釋。以論證求真知，乃學術之本質。把握了論證的總體框架，就抓住了全書的寫作脈絡，也就抓住了眾多概念之間的內在關聯，就避免了一盤散沙式的概念教學。無論是從學術文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