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分析的國內外文獻綜述目錄TOC\o"1-2"\h\u24733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分析的國內外文獻綜述 129881.1.1地方政府債務分類及特征研究綜述 1188281.地方政府債務分類 194002.地方政府債務特征 179341.1.2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成因及評估研究綜述 2282221.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成因 2250752.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評估研究綜述 3203221.1.3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控研究綜述 498891.1.4文獻評述 55811參考文獻 5地方政府債務分類及特征研究綜述1.地方政府債務分類地方政府債務可有效促進地方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Panizza，Presbiteri，2013；Eden，Kraay，2014）。但隨著債務規模的不斷增加以及舉債不規范性，債務風險不斷集聚。國外學者Hana（1998）首次提出財政風險矩陣這一概念，將政府債務分為直接顯性債務、或有顯性債務、隱性債務以及直接隱性債務。劉昊（2013）將地方政府債務的主體研究大體分為兩個視角，一個是財政視角，一個是財務管理視角。國外學者以財政視角為切入點分析地方政府債務問題。M.Eslava（2011）認為黨際競爭往往會導致政府支出的增加。地方政府債務規模不斷增加與分稅制以及新《預算法》的頒布息息相關，張慶君，閔曉瑩（2020）將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分為五個階段，分別是計劃經濟時期、改革開放時期、分稅制改革時期、規范并恢復發行地方政府債券時期以及地方政府債務治理新時期。債務率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呈“倒U型”，債務率較低時，適當舉債促進經濟增長，債務率過高時，經濟增長效用遞減，債務率較高時則會對經濟增長起到一定反作用（劉哲希等，2020）。一方面，地方政府債務舉債主體多元，主要舉債主體是政府部門，同時利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金融機構、影子銀行等渠道進行變相舉債融資。另一方面，為追滿足自身政績需求，地方政府為融資平臺提供隱性擔保，使得舉債形式具有隱蔽性，難以測算。地方政府債務特征我國盡管有新《預算法》以及相關法律文件的限制，但由于財權事權基本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地方政府無法依靠財政收入推動區域經濟發展。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央政府實施一系列積極財政政策，由于監管體制的不完善，地方政府基于財權事權不匹配與追求職位晉升目的變相違規舉債，致使地方政府規模龐大。解決到期債務的方法并非依靠政府自身去償還，而是依靠新發債券與債務置換對債務進行重新分配，短期內降低到期債務規模，但對于長期而言，債務可持續性不斷下降（徐洋等，2019）。楊麗麗（2019）認為地方政府將大部分可用資金投資基礎設設建設部分較少，為追求區域經濟快速發展，政府設立專門機構采用舉債方式開展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造成政府負債遠超過償付能力。自2014年國務院頒布“43號文”后，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舉債實施嚴格管控，地方政府為躲避監管采取更加復雜的融資模式，通過各種直接或間接的擔保，同時參與主體的復雜多變，使得地方政府債務具有較強的隱蔽性，識別困難，風險屬性不斷積累（鄭潔，昝志濤，2019；李升，陸琛怡，2020；周亮，劉宜鴻，2020）。封北麟（2021）認為地方融資平臺轉型難度較大，企業資產質量、變現能力以及運營能力較差，形成債務堆積。現階段我國地方政府債務融資渠道較為單一，償還債務方式過度依賴土地出讓收入。隨著我國土地政策的逐漸收緊，地方債的償還變得更加困難（馬改艷，2014；徐洋等，2019）。地方政府債務主體多元與形式隱蔽性使得債務更加難以測算，債務風險不斷增加。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成因及評估研究綜述1.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成因新《預算法》明確規定，地方政府可以通過發行政府債券進行舉債，但中央與地方財權事權的不平衡迫使地方政府通過其他途徑獲取資金，以此滿足經濟發展需求。朱文蔚（2020）從債務融資的政治學、財政學以及管理學三個角度來分析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成因，由于GDP這個政績考核指標暫時無法代替，以及分稅制后的財權上移、事權下沉，導致地方政府大肆舉債。與此同時，江濤，薛媛（2018）結合政治資源詛咒效應，認為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利用豐富的政治資源優勢，以融資平臺為載體獲取大量資金，以此獲取“政治錦標賽”的勝利，地方政府只考慮自身政績而忽略債務違約風險。隨著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日益顯現，國內學者開始對此展開深入研究。債務風險產生原因大體可歸納為如下三個方面，首先，財稅制度不完善，財權上移，事權下移。其次，政府官員的職位晉升競爭迫使地方政府過度舉債（賈俊雪等，2017；夏詩園，2019），最后，地方政府的預算軟約束助漲過度舉債行為（王永欽等，2016；李升，2019）。雖然中央政府多次提出不應以GDP作為唯一政績考核標準，但由于我國特殊的政治體制，區域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都離不開GDP指標，因此地方政府政績考核無法刪除GDP指標，因此，在錯誤的政績觀驅使下，地方政府形成“政治錦標賽”的橫向競爭，利用豐富的政治資源，通過融資平臺大肆違規舉債，并與銀行等金融機構之間形成權利尋租，增加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最后，地方政府債務具有隱蔽性特征，規模難以測算，信息披露不透明，并且現階段地方政府債務監管機制的不完善難以對地方政府融資行為進行精準調控（李升，樊佩琪，2019；鄭潔，昝志濤，2019）。國外學者從理論機制上分析了預算軟約束對地方政府債務的影響，基于不完全財政聯邦主義，認為預算約束是政府債務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Wildasim，2012；Stiglitz，2010）。楊婷婷（2019）利用回歸分析研究得出財政分權、晉升競爭激勵程度與債務風險分別呈現負相關與正相關關系。地方存在長期財政缺口，經濟發展需要大量資金支撐，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等途徑變相舉債，增加政府財政壓力，提升債務規模（王雅君，陳松威，2018；余應敏，2018；張皓翔，盧福永，2019；張暉，金利娟，2019；王周偉，2019）。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具有一定傳導性，劉海申（2020），馬萬里，張敏（2020）認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分別通過財政端和金融端傳遞風險，并認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具有縱向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橫向的風險轉移特征。其中，崔光慶（2007）通過分析我國財政赤字的四種形式得出，債務風險向金融端傳導主要通過機構和政策傳導這兩條路徑。此外，馬樹才等（2020）則將金融風險進一步細化，認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將會轉化為房地產市場與商業銀行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和金融風險的“雙螺旋”結構容易引起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毛銳等，2018；熊琛，金昊，2018）。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的不斷擴大，極大提升債務違約概率，一旦政府無法依靠財政收入償還銀行貸款，商業銀行資金流動性將會受到沖擊，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將通過財政端將風險轉移至金融端，最終形成系統性金融風險（Meh，Moran，2010；Reinhart，Rogoff，2011；Bonis，Stacchini，2013；Gennaioli，etal.，2014）。2.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評估研究綜述地方政府債務由于形式隱蔽使其債務規模難以測算，在測度地方政府債務的違約風險上，目前，信用風險估算的方法主要分為兩方面。一方面，主要集中在利用KMV模型對債務風險進行評估，地方政府債務違約概率低于0.4%國際警戒線（何德旭，王學凱，2020；徐蕾，劉小川，2018；劉鳳輝，劉志耕，2019；張祥華等，2020）。與此同時，胡爭榮（2018），張梅等（2018）通過改進的KMV模型對債務置換前后進行風險評估，結果顯示債務置換前，風險較高，加入債務置換因素后違約率顯著降低。徐蕾，劉小川（2018）利用改進的KMV模型對我國31省進行違約風險測算以及可行性分析，結果顯示以地方財政收入作為唯一的償債資金是無法實現債務可持續性。劉俊生，趙倩（2020）認為江蘇在未來幾年可能會出現債務違約風險。李霞（2018），韓文琰，高城，（2020），張喬建（2018）基于博弈視角，探究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形成機制，提出相關降低債務風險管理方法。劉驊，吳丹（2019）通過構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演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風險屬于復雜的非線性問題，單純使用線性回歸無法保證結果準確性，因此，國內學者使用機器學習算法，如BP神經網絡、隨機森林以及決策樹法對債務違約風險進行研究。新《預算法》逐步規范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利用“開前門”以及“關后門”逐漸控制債務規模。劉繼虎，羅亞鵬（2020）認為，可以通過提升政府經營與償債能力的內部路徑與“控增量”、“減存量”、“增流量”、“提質量”的外部路徑以此降低債務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控研究綜述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后，國內學者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范化解進行了研究，并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議。不同學者提出的風險防控治理措施有所差異，但大體可將債務風險防控分為如下三方面：健全財權事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完善地方政府政績考核機制、規范并拓寬融資渠道以及建立風險預警體系。國內學者多數認為自分稅制以來的財權事權失衡是造成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擴大的根本原因。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要從根本源頭解決。馬金華，宋曉丹（2014）認為可以通過規范中央政府轉移支付與規范支出責任相對應的地方政府事權來解決財權與事權失衡問題。高華（2020）利用灰色預測模型測算債務風險，并研究風險變化趨勢，進而提出挖掘創稅新動力源，通過提高中央與地方稅收分配比例以及中央政府轉移支付比例以此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進一步深化財稅體制就要不斷推進稅制改革，拓寬地方政府稅基，提高地方政府稅收水平，建立并完善地方稅種，利用市場對債務風險進行防控（夏詩園，2020；沈雨婷，2019）。地方政府承擔過重事權，擔負諸多行政管理職能，地方政府僅靠財政收入無法滿足財權事權缺口，為滿足自身政績需求，通過違規舉債以此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弱化財政激勵，強化政治激勵，完善地方官員晉升激勵機制，在政府官員考核指標體系中，弱化GDP指標，加大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指標考核力度（夏詩園，2020；張文君，2020）。地方政府官員的違規舉債危及地方財政可持續性，李麗珍，安秀梅（2019）認為采取債務責任問責與正向激勵并舉的原則，既加強對政府官員舉債行為，又激勵地方官員積極推動發展區域經濟。韓健，向森渝（2018）認為應將GDP考核改為周期指標，增加政績考核指標，進一步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行為，降低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就債務風險預警體系方面，宋肖曼（2020）基于國家審計視角，建立健全審計預警機制，強化相關債務政策審計，落實追責問責機制，持續跟蹤問責監督。各地政府建立風險預警體系，構建債務風險指標，明確債務風險點并對癥下藥，從源頭上控制債務增長，降低政府債務風險（孫睿，葛揚，2020）。楚翠玲，馬恩濤（2016），丁華，張靖泓（2018）基于BP神經網絡算法對債務風險進行評估并認為機器學習算法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預警方面是有效的。文獻評述現有關于地方政府債務的研究對債務治理具有積極指導作用，且進一步推進了地方政府債務的深入研究。一方面有利于建立風險防控體系，更好的防控債務風險。另一方面，有利于完善現有監管機制，提升監管效率。現有文獻中針對政府債務風險集聚性、傳導性與共振性及其相應的防范措施研究不足，并且對于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博弈研究大多為理論分析，而將具體數值代入博弈模型的相關研究也較鮮見。本文結合地方政府債務規模龐大、主體多元與形式隱蔽特征，分析債務風險集聚、傳導與共振三大特性，通過構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雙方博弈模型并用Matlab對結果進行模擬仿真。同時利用KMV模型從全國，江蘇、青海、云南與黑龍江四省以及江蘇省各地級市三個層面進行債務風險評估，以期為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做出貢獻。參考文獻曾燕紅,夏國強.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的隱性債務風險研究[J].海峽科技與產業,2019(02):55-57.楚翠玲,馬恩濤.我國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預警研究——基于BP神經網絡的分析[J].廣西財經學院學報,2016,29(05):58-67.崔光慶.我國隱性財政赤字與金融風險的對策研究[J].宏觀經濟研究,2007(06):30-35.封北麟.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增強財政可持續性[N].中國財經報,2021-04-27(005).高華,張璇.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評價研究:動態系統模型與預測[J].財經論叢,2020(03):34-44.郭敏,段藝璇,黃亦炫.國企政策功能與我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形成機制、度量與經濟影響[J].管理世界,2020,36(12):36-54.郭敏,宋寒凝.地方政府債務構成規模及風險測算研究[J].經濟與管理評論,2020,36(01):73-86.韓健,向森渝.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誘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路徑與防范[J].財會月刊,2018(24):9-13.韓文琰,高誠.基于博弈視角的我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異化研究[J].經濟縱橫,2020(11):119-128.何德旭,王學凱.地方政府債務違約風險降低了嗎?——基于31個省區市的研究[J].財政研究,2020(02):9-26.洪源,胡爭榮.償債能力與地方政府債務違約風險——基于KMV修正模型的實證研究[J].財貿經濟,2018,39(05):21-37.吉富星.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實質、規模與風險研究[J].財政研究,2018(11):62-70.賈俊雪,張曉穎,寧靜.多維晉升激勵對地方政府舉債行為的影響[J].中國工業經濟,2017(07):5-23.姜宏青,夏楊柳.我國地方政府隱性負債形成路徑和會計控制[J].會計之友,2019(19):7-12.李麗珍,安秀梅.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邊界、分類估算及治理路徑[J].當代財經,2019(03):37-47.李沫霖.地方政府債務信用評級體系構建——以河南省實證數據為例[J].征信,2020,38(12):56-63.李升,樊珮琪.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的防范與化解[J].財政監督,2019(13):18-23.李升,陸琛怡.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形成機理研究:基于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的異質性分析[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20(07):3-16+47.李升.地方政府投融資方式的選擇與地方政府債務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