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句法研究3篇第一篇：姜亮夫先生（1902—1995）是一位幾乎與20世紀相始終的著名文史學家。200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1200多萬字的《姜亮夫全集》，共24卷，內容涉及楚辭學、敦煌學、語言文字學、歷史學、古典文獻學、古典文學，以及日記、回憶錄8個方面。全集第一至八卷為楚辭學，包括《楚辭通故》《楚辭書目五種》《屈原賦校注》《楚辭今繹講錄》《楚辭學論文集》等經典著作。這既是姜亮夫先生全部學術的重心所在，更是20世紀中國楚辭學的一座高峰。我們從20世紀80年代拜師姜門開始，一直認真學習、主動請教、悉心體會，也寫過一些心得，但遠遠未能仰望這座楚辭學高峰的巍峨全貌，更沒有得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姜亮夫先生具有頑強拼搏的毅力、獨立思考的精神。他熱愛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終生秉持強烈的民族情懷。這就決定了先生的楚辭學研究不僅是一份精深的學術遺產，更是一份寶貴的思想財富。在全面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堅定文化自信、增強歷史主動的新時代，深入理解姜亮夫先生的楚辭學研究，弘揚其學術精神，具有重要意義。屈原是楚辭的奠基人，到了西漢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校理國家圖書，把屈原、宋玉、東方朔、淮南小山、王褒等人作品編在一起，稱為《楚辭》。東漢王逸又作《楚辭章句》，從而開啟了《楚辭》整理研究的學術史，至今已有兩千多年了。當代，《楚辭》研究在指導思想、研究方法、資料條件、學科背景等方面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開始由傳統楚辭學向現代楚辭學轉型。這個重大的轉型，幾乎貫穿了整個20世紀。姜亮夫先生的《楚辭》研究，是這個變化轉型的集中代表。本文試圖將姜亮夫先生的《楚辭》研究放在兩千多年來中華文明的發展、變化、轉型的學術史大背景下，作出具體的考察，進而就姜亮夫先生的楚辭學成就作出初步判斷與定位。在研究方法上實現繼往開來對《楚辭》文本的閱讀、理解、研究，自西漢司馬遷以來，歷代都有章句、集注、考據、評論等著作刊行于世。姜亮夫先生曾從研究方法上將20世紀以前的楚辭研究概括為“三家論”與“二體說”。所謂“三家論”，即義理家、音義家、考證家；“二體說”即評論屈原其人、評論屈原賦的思想。姜亮夫先生在青少年時代即奠定了深厚的傳統學術功底。他曾在回憶少年時代的《論語》閱讀時說道：“一部《論語》是父親從頭給我講到底，印象很深。”青年時代，姜亮夫先生到成都師從林山腴先生讀《左傳》《史記》，師從龔向農先生讀諸子，師從廖季平先生讀經學。這幾位都是聞名全國的一代碩儒。而后姜先生又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國學大師，并在王國維先生的指導下完成了畢業論文《詩騷聯綿字考》。1931年，姜亮夫先生又在上海拜識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正式投師章門。其后就《尚書》《左傳》等經典向章太炎先生請教，大有獲益。因為這樣的學術背景，使得姜亮夫先生研究《楚辭》時能自覺繼承并熟練運用傳統的“三家論”與“二體說”。其《詩騷聯綿字考》《屈原賦校注》《敦煌寫本隋釋智鶱〈楚辭音〉跋》《洪慶善楚辭補注所引釋文考》《楚辭書目五種》等，都屬于“三家論”范疇；而《史記屈原列傳疏證》《屈原事跡續考》《屈子思想簡述》《九歌解題》《天問問例述》等，則屬于評人又評文的“二體說”。姜亮夫先生的楚辭學是我們這些成長在改革開放以后的學者了解傳統楚辭學的一座橋梁。1979年，姜亮夫先生受教育部委托給全國重點大學開辦“楚辭學講習班”。其《楚辭今繹講錄》第一講即指出，“我們研究《楚辭》，也應當接觸全部社會科學的東西”，并推薦學員重點讀3部理論著作：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毛根的《史前人類》。姜亮夫先生認為，語言文字隨歷史的發展而變化，因此考釋語言文字必須要有動態發展的眼光；而歷史的發展又往往以語言文字為載體，因此考察歷史又需要從不同歷史階段的語言文字當中去獲取信息。然而，問題遠沒有那么簡單，因為要證明“史、語兩者之關涉，自本體本質，有不能說明者，于是而必須借助于其他學科，乃能透達”。這里的其他相關學科有“古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地理學、考古學、哲學、邏輯學”，等等。姜亮夫先生認為，只有這樣才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姜亮夫先生的《說高陽》《為屈子庚寅日生進一解》《荊楚名義及楚史地》諸文，是從語言文字入手立論；而《三楚所傳古史與齊魯三晉異同辨》《楚文化與文明點滴鉤沉》《說屈賦中之巫》等文，是從歷史學角度解說。無論是從語言學還是歷史學切入，都涉及眾多學科，最終把楚辭、楚史、楚地、楚俗乃至整個中華文明早期發展史等重大問題都講解清楚了。在學術判斷上展現科學卓見姜亮夫先生研究楚辭有一個宏偉的總目標，就是求得一個“近真的屈子、近真的版本、近真的解說”。姜亮夫先生以文史哲融通的國學根基，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等有利條件，對楚辭展開了以歷史與語言為中心、多學科協調的突破性研究。例如，從神話學、宗教學角度窮原竟委，說明楚辭文化意象之所以然。《天問》《離騷》《九歌》中常常出現伏羲、羲和、常儀、女媧、扶桑、湯谷、若木、東君、東皇、云中君等原始意象，姜亮夫先生以西方宗教學、神話學、民俗學理論為依據，結合《山海經》《尚書》《逸周書》《淮南子》等傳統文獻與甲骨文、青銅銘文、簡牘帛書等出土資料，又以人類社會發展史為背景指出，這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光明崇拜原始宗教的人格化、社會化。“伏羲者乃生日之神，語源于晨曦，或為日御，在《尚書》則為天官，司日。而女媧以生月之神，語源于常儀，而登立為帝……《山海經》則羲媧日月本配偶之神，固初民所崇敬者也，又以血緣為婚姻，則氏族前期之初民社會風習爾”。又如，《離騷》開頭說屈原生于“庚寅”。傳統學者僅從干支角度解釋“庚寅”，姜亮夫先生認為這是未得其深意。“庚寅”一詞，古今并無異論，然而它的意義卻至關緊要，不能簡單理解為推歷定年的干支層面。因此，姜亮夫先生作專論《為屈子庚寅日生進一解》，從五百多條青銅銘文資料的統計中探知“庚寅”實際上是楚國常用的吉祥日。尤其是“寅”字，《離騷》開頭“攝提”為寅年，“孟陬”為寅月，“庚寅”為寅日，合而成三寅。姜亮夫先生根據以上材料，探索“寅”字的本義為雙手捧矢祭日神；到了宗法文明社會，“寅”字成為宗族圖騰、祖先及君王大家長的專用詞；再往后，散在民間而成為百姓喜用的吉祥之日。這是結合漢字形、音、義發展的過程與社會發展階段而作出的辯證分析。類似的例子，在姜亮夫的楚辭論著中很多，不勝枚舉。讀姜亮夫先生的楚辭論著，不僅能知其然，而且能進一步知其所以然，從而領悟到民族經典的深刻性、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與源遠流長。在學術思想上弘揚民族精神2024年2月8日，在龍年春節來臨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在黨中央國務院舉辦的春節團拜會上指出，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我們要弘揚龍的“剛健威武雄姿，勇猛無畏氣概，福澤四海情懷”。早在1933年，姜亮夫先生在《民族月刊》上發表《夏殷民族考》一文，提出了夏部族以龍為圖騰的命題。他后來回憶說：“寫此文時，正是九一八、一二·八接踵而來之時。”先生研究龍圖騰，懷有強烈的愛民族、愛國家的情懷。先生研究楚辭，也始終以弘揚民族精神、愛國情懷為宗旨。1928年至1931年，先生作《屈原賦校注》，正是日本占領東北三省并企圖蠶食華北、華東之時，他堅信研究屈原及其作品是可以喚起民眾的愛國激情的。1983年，先生為《屈原問題論戰史稿》所作的序言中再次指出：“屈原的作品是中國文學史上一株大樹，是漢民族文藝的總的根源之一。”先生還特別指出，屈原的愛國思想是與其耿介光明的品格、堅韌不拔的精神相統一的。因此，先生專門歸納了屈原賦中由幾個中心詞根所構成的屈原賦獨有的文化語詞。先生認為，“就此等詞語綜計論之，則屈子對道德之基點，可能為一中字。中者持兩極而守其中。守中則平正，平正則端，端則直，直則誠。而貞良忠貞固亦同此義。則中者，直《易》之所謂‘剛中正’”。“凡不為曲說、詭行、詐偽者，其人必中正，此正屈子之人格也，故自狀名曰正則、字曰靈均矣。”楚辭學“三大體系”建設的探索目前，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正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三大體系”建設為努力方向，堅持“兩個結合”，在各自領域內作不懈地探索。我們仔細研讀姜亮夫先生的楚辭學論著，就會獲得一個強烈的印象，先生在20世紀已經為建設中國楚辭學的“三大體系”作出探索，并取得了顯著成就。1.探索楚族歷史文化源流，說明楚辭的形成發展。先生研究楚辭的一大特色，是從歷史的縱深角度探索楚辭文本表層之下的深層結構原因，其經典論文《三楚所傳古史與齊魯三晉異同辨》《楚文化與文明點滴鉤沉》《楚辭今繹講錄》《楚辭的源流系統》等，都有系統的考辨與闡釋。其主要結論為，夏部族起源于黃河上游，屬于西方；商部族起源于黃河下游，屬于東方；周部族與楚部族都是夏部族的分支，屬于同源，但在發展過程中彼此走了不同的道路：“蓋周沿黃河東來，與殷族交于伊洛之間；楚沿漢水而東南行，至江介之間，與三苗文化相切。（楚與周）大本雖一源，而支派則各自揚鑣矣。故楚文化不僅有別于殷商，亦與（周后的）齊魯三晉之傳不同。”基于此廣闊的視野，姜亮夫先生再分析《楚辭》，總結出了許多獨特的規律。例如，《楚辭》中保存了濃厚的原始氏族圖騰資料，“上通于天，陳辭于舜，迎宓妃，求二姚，逐日月，使西皇，無處不怪”。《楚辭》論歷史以夏史最詳，其次是商史。“于夏初尤甚。鯀、禹、啟、益、太康、少康，乃至羿、澆、寒浞，動多周史所不載”，“甚至殷之先公先王在夏后氏之世者，亦復所在多有，足以補《殷本紀》”，等等。2.比較區域文化異同，揭示《楚辭》的獨特內涵。考古學上的區系類型學文化歷史研究與聚落形態學社會歷史研究表明，自公元前3300年左右，中華文明在黃河上下、長江南北、長城內外的八個區域內各自獨立起源后又獨立發展而又相互影響。到了夏商西周，各區域文化向中原匯聚，出現了夏代以夏部族為部族聯盟共主、商代以商部族為方國聯盟共主、周代以周部族為封國聯盟共主的政治格局，形成了中華文明史上“多元一體”的發展態勢。周邊各區域文化既保持其血緣管理之“多元”，又接受中原共主政治上的統一領導。先生作《屈原賦校注》時，便已自覺從區域文化的異同中來把握楚辭了。他認為，西周以后，黃河流域的齊魯三晉等諸侯國直接受到周代禮樂文化的影響，并快速理性化，出現了神話的歷史化傾向，在此基礎上出現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陰陽家等諸子學說。而楚國由南陽地區沿漢水東南方向發展進入長江流域后，與中原文化漸行漸遠，從而“保持著比較多的氏族社會意識形態”。屈賦在這樣的背景下，有其許多自身特點。例如，齊魯三晉言鯀治水無功被投殺于羽山，而《離騷》卻說“鯀婞直”，持肯定贊美之意。儒家言夏禹為大圣，而《天問》謂禹娶涂山女而為快一朝飽，不無微辭。如此例證在先生的楚辭學著作中比比皆是。先生正是通過分析屈原賦中所敘述的古史與人物的特殊內涵與立場，指出屈原的思想不能以齊魯三晉的思想原則來判斷，也不適合將屈原歸入某一家。而在楚辭學史上，歷來評屈子思想，喜用《漢書·藝文志》九流之說以為比附。至近世紀，此情愈演愈烈，于是屈子為儒家、為道家、為陰陽家、為神仙家，乃至于是巫者、法家，可謂五花八門之至。其實，“屈原有許許多多思想，不能用某一家或某幾家來繩束。蓋先秦諸‘家’‘家法’‘家數’，皆不十分謹嚴，故用以比附屈子，皆不恰當”。通過以上的比較分析，先生在舊版《屈原賦校注》序言中提出了要從不同的區域文化背景下認識《楚辭》的著名論斷。先生早年提出的楚文化與齊魯三晉文化不同的觀點，與考古學上后來所認識的區系類型文化正相吻合，而這之間的時間差竟有半個多世紀，可見其學術洞察力與學術預見性。這不能不令我們后輩產生由衷的敬意。3.“個別分析、綜合理解”，建構屈賦完整體系。先生提出了研究楚辭的總原則：“個別分析，綜合理解。”所謂“個別分析”，是就某一個具體問題，包括字、詞、句、章、意象、事件、人物等，都應該在楚史、楚地、楚俗、楚言等大背景下作出詳細考辨。而所謂“綜合理解”，就是要在個別分析基礎上作出整體把握，歸納出其中的一些規律性認識。先生拉網式的個別分析，使得其楚辭研究在詞法、句法、章法、篇旨、版本、歷史、文化、思想、藝術等方面，都有一系列超越前人的突破性貢獻。我們曾作有《個別分析、綜合理解：讀姜亮夫先生〈屈原賦校注〉》《姜亮夫先生的楚辭學研究》等文，對其楚辭學貢獻作過介紹研究。比如，在文辭方面，先生對“舊鄉”“故都”的區別，對“靈氛”“靈保”“巫咸”“彭咸”“女媭”的考證等；在句法方面，姜先生讀“凌余陳”為“余凌陳”，讀“步余馬”為“余步馬”等，都發前人所未發。尤其是在章法方面，先生的《屈原賦校注》更有許多創造性的突破。比如，“就《天問》文例言，凡四句一韻而第三句用‘何’作問者，前后兩句必為一事之正反兩義，絕無例外”。先生的這一發現，使《天問》中如“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等數十處相同的章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正解。必須指出的是，先生以詞法、句法、章法來分析《楚辭》，實際上采用了西方語法學、邏輯學的新方法、新知識，因此能夠糾正自王逸以來歷代注家的許多誤解。正如姜亮夫先生自己所指出的：“在最近的八十年以前，沒有哪一個古人能從語法、詞匯、音韻等方面分析文章”，“從語言上的習性來判斷是個科學的方法”。在全面系統的個別分析基礎上，先生對屈原賦25篇作了綜合理解，將其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類：以《離騷》為主，《遠游》《卜居》《漁父》《九章》諸篇屬之，共13篇。第二類：《天問》，1篇。第三類：《九歌》，11篇。他認為，第一類是對屈原一生思想與蹤跡發展變化的系統反映，應該從整體上去把握。其中，“要把《漁父》和《卜居》配在《離騷》的前半部分來研究”。《九章》7篇是屈原政治失意、被兩次流放后的作品。其中，《惜往日》《惜誦》《抽思》《思美人》《橘頌》5篇作于漢北，屬于懷王時期的作品。而《涉江》《哀郢》《悲回風》《懷沙》4篇已到了長江以南、洞庭以西了，屬于頃襄王時期，第二次流放時期的作品。其中，作于懷王時期的5篇可以與《離騷》的前半部分相對應，作于頃襄王時期的4篇則可以與《離騷》的后半部分相對應。至于《遠游》1篇，作于屈原晚期。先生認為，《離騷》中有兩條線索，其中的一條線索是屈原一生事跡，《九章》可以與之相應；另一條線索是屈原一生思想，《遠游》可以與之相對應。可見，他對《遠游》的評價很高。王逸、洪興祖以來所載《楚辭》的所有作品共17卷65篇。先生經過具體的個別分析、綜合理解后，認定其中的25篇為屈原的作品，又將這25篇分為如上所說的三類，進而形成了他見解獨到的屈原賦的完整體系。先生指出：“研究學問要從全面來看。要完整、準確地掌握一個思想體系。”先生以畢生精力研究《楚辭》，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借鑒西方文化人類學理論，以語言與歷史為基礎背景，以個別分析、綜合理解為根本原則，最終建立了其獨特的屈原賦的完整學術體系。這個體系達到了整個20世紀楚辭研究的高點，既很好地繼承了傳統楚辭學的優良傳統，又開啟了現代楚辭學的廣闊道路。先生所建構的屈原賦的完整學術體系，對21世紀楚辭學的繁榮昌盛具有指導價值，對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也具有積極意義。第二篇：《詩經》《楚辭》修辭特點分析1引言古往今來，作為我國詩歌源頭的兩部巨著《詩經》和《楚辭》已經為許多學者所潛心鉆研，成果之多、著述之豐可謂驚人。然而這些汗牛充棟的著作多是專就《詩經》或《楚辭》進行研究的，其中涉及修辭學的論述一般局限在其修辭格上，而沒能從總體上把握它們的修辭全貌。將《詩經》與《楚辭》作比較的學術作品較少，而且著眼點往往放在證明“風”與“騷”的縱向傳承關系上，其中雖也有進行橫向比較的地方，但卻零碎而不成系統。《詩經》和《楚辭》分別作為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詩歌的源頭，在修辭上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本文擬以對原始語料（《楚辭》中以無爭議或爭議較少的屈原作品——《離騷》《九章》《九歌》《天問》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解讀為基礎，結合以往學者的研究，分別總結出《詩經》《楚辭》的修辭特點并進行比較，嘗試分析產生這些特點的原因。本文所引《詩經》篇章文字皆從朱熹《詩集傳》[1]，解釋參考周振甫《詩經譯注》[2]；所引《楚辭》篇章文字皆從董楚平《楚辭譯注》[3]。2《詩經》《楚辭》的修辭特點2.1《詩經》的修辭特點2.1.1簡潔精練2.1.1.1四言為主，多單音節詞《詩經》句式以四言體為主，305篇中全篇四言到底的有150多篇。“雅”詩大部分是長詩，也以四言體居多。《大雅·桑柔》全詩112句，是《詩經》中篇幅較長的詩篇之一，只有“予豈不知而作”一句六言，其他全為四言。“雅”中最長的一篇《大雅·抑》有114句，其中只有8句五言句，2句六言句，其他全為四言。“頌”中最長也是《詩經》中最長的一篇《魯頌·閟宮》有120句，其中只有12句五言句，其他全為四言。向熹做過統計：《詩經》305篇共計7284句，其中6667個四字句，占全書的92％；617個非四字句，占全書的8％。非四字句中二、三、五、六、七、八字句分別有8、157、340、88、19、5句[4]。夏傳才也做過統計：《詩經》全書305篇，共有7248句，其中四言句有6591句，約占總數的91％；五言句共369句，約占總數的5％；三言句有158句，約占總數的2％；再次為六、七、二、一言句，分別有85、19、14、7句，而八言句僅有5句[5]。兩位學者的統計雖然有些出入，但《詩經》以四言句為主是無可爭議的事實。《詩經》中的詞匯以單音節詞為主，而以兩個單音節詞連用為常態，兩個音節構成一個節奏音步。《詩經》中詩句絕大多數是四言偶數句，原因也在此。以《邶風·擊鼓》為例，全詩20句，共80字，除“孫子仲”是人名，“契闊”有人以為是“偏義復詞”[6]仍存爭議之外，其余都為單音節詞。當然，跟一般的先秦諸子說理散文相比，《詩經》的雙音節詞所占的比率相當大。《詩經》里有很多聯綿詞（包括雙聲、疊韻、雙聲兼疊韻以及非雙聲疊韻的聯綿詞）和疊音詞。許威漢指出：“聯綿詞的大量使用，這是《詩經》用詞的顯著特點”[7]。《詩經》中雙聲詞如“參差、踟躇、輾轉”等，疊韻詞如“窈窕、崔嵬、匍匐”等。疊音詞在下面會有詳細討論。《詩經》以四言句為主，句式短小整齊，多使用單音節詞，給人以言辭簡潔、干凈利落之感。2.1.1.2篇幅短小，用詞凝練《詩經》中除“笙詩”有題無辭之外，最短的只有5句，如《周頌·維清》“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5句共用18字。6句的也有，如《齊風·盧令》“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美且偲”6句24字、《周頌·潛》“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鳣有鮪，鰷鲿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6句24字、《周頌·賚》“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6句25字等。《國風》中最長的一篇《豳風·七月》有88句，而《詩經》最長的一篇《魯頌·閟宮》也只有120句，相比《離騷》的373句，《詩經》的篇幅明顯短小。又因為四言居多，雙聲、疊韻、疊音詞的運用增加了詩歌的形象性，可謂用詞凝練，儉省而不失生動。2.1.1.3興的使用，涵義廣泛《詩經》中用興很多，這些起興涵義廣泛，使語句簡短而不乏內涵，更增添了簡潔而含蓄的意味。例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以茂盛的桃花來興起女子出嫁。桃花的色彩與形態和女子的艷麗聯系在一起；桃花結實，有多子的象征意義；桃花盛開在陽春三月，新婚之喜和明媚春光融為一體。單用“桃”就涵蓋了眾多意思。總體來看，《詩經》句式以四言為主、多單音節詞，篇幅短小、用詞凝練，運用興的手法涵蓋眾多意思等，使其呈現出簡潔精練的修辭特點。2.1.2和諧中正2.1.2.1節奏平穩凝重《詩經》多以四字成句，大都兩音節一停頓。以《周南·關雎》為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可以說每一句都以兩音節為一停頓。這種整齊的偶數字句式使語音鏗鏘有力，明快爽朗，節奏呈現出平穩凝重的特點。如上所述，《詩經》多是兩字一頓一音步、四字一句的形式。有時單音節詞不符合這個需要，為達到兩音節一停頓的效果，《詩經》采用了湊足音節的詞匯形式。a、詞頭詞尾的使用筆者曾對上古漢語中詞頭、詞尾問題的研究作過綜述，各家的歸類主要如下：詞頭有“有、其、斯、思、彼、伊、薄、言、于、曰、爰、聿、於、不”等；詞尾有“家、其、斯、如、若、然、而、耳、爾、焉、兮、矣、言、諸”等。這些語言成分，尤其是詞頭一般只在《詩經》中出現，這與《詩經》的特殊文體及表達需要應當不無關系。筆者在《試析〈詩經〉中用在動詞前面的“于”字》一文中又詳細分析了《詩經》中動詞前“于”字的用法。《詩經》中“于”字用在動詞前的例子有“（黃鳥）于飛”（《周南·葛覃》）、“（之子）于歸”（《周南·桃夭》）、“（之子）于苗”（《小雅·車攻》）、“（君子）于役”（《王風·君子于役》）、“（穀旦）于差”（《陳風·東風之枌》）、“（從公）于狩”（《秦風·駟驖》）、“（晝爾）于茅”（《豳風·七月》）等等。與單一的動詞形態相比較，加上了“于”字后，這些動詞由單音節變成雙音節，變得更合韻律，句子也更顯整齊。其他詞頭詞尾的使用也有湊足音節的作用，使《詩經》的句式變得整齊。b、疊音詞的運用《詩經》中的疊音詞十分豐富。摹狀的如《周南·葛覃》中的“（維葉）萋萋”、“（維葉）莫莫”，《衛風·氓》中的“（氓之）蚩蚩”、“（泣涕）漣漣”、“（淇水）湯湯”、“（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唐風·鴇羽》中的“悠悠（蒼天）”，《秦風·蒹葭》中的“（蒹葭）蒼蒼”等；象聲的如《周南·關雎》中的“關關（雎鳩）”，《周南·葛覃》中的“（其鳴）喈喈”，《鄭風·風雨》中的“（雞鳴）膠膠”，《唐風·鴇羽》中的“肅肅（鴇羽）”，《小雅·鼓鐘》中的“（鼓鐘）將將”、“（鼓鐘）欽欽”等。這些疊音詞除了摹狀擬聲外，還起到湊足音節的作用。《詩經》中多以四字成句，兩句一頓，又以詞頭詞尾、疊音詞來湊足音節，促成這種節奏格局的形成，使節奏變得平穩凝重，句子變得齊整和諧，這給《詩經》賦予一種和諧中正的修辭色彩。2.1.3平實自然2.1.3.1取材平常《詩經》被認為是失傳的《樂經》，除了因為《詩經》的節奏感很強，還和《詩經》的內容有關。先秦初民以生活內容入詩入“歌”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詩經》中的《國風》是各地民歌的匯總，最貼近生活。朱熹《詩集傳·序》指出：“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1]。《豳風?七月》將農耕之事表達得那樣親切有味、自然而不做作，既反映了作者有長久耕種的經驗，也展示了《詩經》取材的家常化、平民化。2.1.3.2語言平實《詩經》語言平實、樸素。《國風》和《小雅》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如此。稱為“雅言”的《大雅》和《頌》中有些篇章也使用了平實的語言，如《大雅·抑》“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唉小子，告你舊的章程。聽用我的謀劃，近乎沒有大悔恨”），《大雅·瞻卬》“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復說之。……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人家有田地，你卻反去占有它。人家有家奴，你卻又是去奪他。這人應該沒有罪，你卻反去逮捕他。他應該有罪，你卻再去解脫他。……婦人有長舌，是敗壞的禍殃”），《周頌·潛》“潛有多魚”（“水里柴堆上有多魚”）等。另外，《詩經》的許多詩句被歷代文人加工沿用之后，逐步成為膾炙人口的固定詞組。如《召南·草蟲》的“憂心忡忡”，《衛風·氓》的“信誓旦旦”，《小雅·天保》的“萬壽無疆”，《小雅·鶴鳴》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小雅·角弓》的“綽綽有裕”，《大雅·大明》的“小心翼翼”，《大雅·云漢》的“兢兢業業”，《周頌·敬之》的“高高在上”等等。這些語言反映了原始民樸素的語言特點，平實之中更感自然。2.1.3.3不事雕琢《詩經》不使用刻意修飾的語句，而是選擇準確、生動的語言刻畫事物，尤其是通過比的手法，用具體生動的形象寄托復雜的感情，形成樸實自然的特點。《唐風?椒聊》是贊美一個婦人的。第一章開頭和結尾的“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椒聊且，遠條且”，雖是以椒聊作比，言其香、美和善于生育，但未有夸飾。“碩大無朋”、“碩大且篤”亦是用樸素、恬淡之語來贊譽“彼其之子”的外表之美，以表現婦人善于生育，既無一點夸張，也不著秾艷色彩，樸實而無絲毫雕飾。又如《小雅·大東》“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意思是“只是天上有銀河，看上去也有光。分歧地看那織女星，整天搬遷了七場。雖則搬遷了七場，不成織錦的紋章。看那牽牛星，不能用來背車箱”，“只是南方有箕星，不可以用來簸米糠；只是北方有斗星，不可用來舀酒漿”，這一串比喻用現代語表述之后仍覺得非常樸實，沒有任何雕琢修飾的成分。總之，取材生活、語言平實以及為文的不事雕琢使《詩經》呈現出平實自然的修辭特點。2.2《楚辭》的修辭特點2.2.1鋪張渲染2.2.1.1六言為主《楚辭》中的句式以六言為主（加上句末“兮”、“也”等字為七言），三、五、七、八、九、十言兼有，除三言句穿插文間，絕大多數句式比《詩經》的四言為主的句式加長。周振甫《中國修辭學史》指出：“戰國時代的修辭，實（原文如此，疑為“突”之誤）出的是縱橫家的游說夸張，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里稱《楚辭》的‘煒煒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認為《楚辭》的創作，受到縱橫家的影響”[8]。《楚辭》的創作是否受到縱橫家的影響姑且存而不論，就《楚辭》六言為主的句式以及后來漢代的詩賦，還是能夠看出《楚辭》時代漸趨鋪張的跡象。2.2.1.2多狀貌語與《詩經》語言的平實自然不同，《楚辭》里更注重對狀貌語的運用。如“嘉（名）”、“修（能）”、“耿介”、“猖披”、“幽昧”、“險隘”、“峻茂”、“（信）姱”、“浩蕩”、“侘傺”、“昭（質）”、“繽紛”、“茂（行）”、“偃蹇”、“委蛇”、“要眇”、“嬋媛”、“潺湲”、“荒忽”、“陸離”、“儃徊”、“慍惀”、“耿著”、“從容”、“崴嵬”等等。這些狀貌語的運用渲染了氣氛并賦予《楚辭》華麗的氣質，使之更具修辭色彩。2.2.1.3多用虛字《楚辭》多用虛字。廖序東曾指出，《離騷》“幾乎每句都有一個虛字，《離騷》句子的散文化，就表現在虛字的運用上”[9]，又說“用得最多和比較多的虛字有九個：之、以、於（于）、夫、與、其、而、乎、此……這些虛字大多數是用在句子的倒數第三個字的位置，這是標準位置……《離騷》的虛字，是詩人屈原有意識地這樣地用在句子中的”[9]。這種“有意識”使用在“標準位置”的虛字使《楚辭》句子變長，少了詩歌的精練性，多了散文的鋪張特點。2.2.1.4篇幅較長與《詩經》為文的儉省短小相比，《楚辭》的篇章呈現繁華的風貌。屈原在《楚辭》中不斷重復詠唱自始而終難以消散的愁緒。盡管重復中有遞進、引申和一再的比喻，表達的卻是類似的意思。張煒指出，“從修辭學意義上講，重復是為了強調。強調，一再地強調，更深的意味也就在這種重復強調之中蔓延，以至于將人團團圍困，不能自拔”[10]。這種不斷詠唱、不斷重復形成了《楚辭》繁豐鋪張的修辭特點。2.2.2恢弘奇麗2.2.2.1氣勢恢弘的長句《楚辭》雖以六言長句為主，但以“兮”結尾的六言句并非一個完整的句子，它要和下一六言句一起才構成一個完整的陳述。如《離騷》“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這里“日月忽其不淹兮”和“惟草木之零落兮”兩句雖然意思已經表達明白，但結合“春與秋其代序”和“恐美人之遲暮”兩句來看，日月與春秋，草木零落與美人遲暮分別構成了兩組意象，四句結合成為兩個大長句。這種大長句的運用使《楚辭》顯示出恢弘的氣勢。2.2.2.2平中求變的節奏如上所述，《楚辭》以六言為主，六言句成三個音步一個間歇。廖序東指出：“句子倒數第三個字用一個虛字，就構成了這種短長、短長的節奏”[9]。任翌曾談到：《詩經》時代之后“出現五言、七言的‘三字尾’，句式末尾節奏變為‘二一’或‘一二’”[11]。《楚辭》也具備這種五言和七言的“三字尾”，例如《離騷》中五言句“字余曰靈均”、“忍尤而攘詬”、“繼之以日夜”等都是句末節奏呈“一二”的三字尾句，《楚辭》中七言句“三字尾”更多，凡六言加“兮”、“也”等字結尾的句末節奏都是“二一”，如《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攝提貞于孟陬兮”，《九章·惜頌》“所非忠而言之兮”、“羌眾人之所仇也”，《九章·哀郢》“民離散而相失兮”、“去故鄉而離遠兮”等句中的“苗裔、孟陬、言之、所仇、相失、離遠”分別與句尾“兮”或“也”字構成“二一”的節奏。不帶句尾語氣詞的七言句如《離騷》“恐年歲之不吾與”、“夫唯捷徑以窘步”，《九章·惜頌》“又莫察余之中情”，《九章·涉江》“被明月兮佩寶璐”、“吾方高馳而不顧”等句中“不、以、之、佩、而”與“吾與、窘步、中情、寶璐、不顧”構成“一二”的節奏。此外，《楚辭》中除六言句之外，三、五、七、八、九、十言兼有，長短交錯成文。這種平穩中求變化、整齊中求錯落的語言形式使《楚辭》區別于《詩經》的和諧中正，呈現出不規整的美。2.2.2.3楚地方言的使用《楚辭》使用了諸多楚地的方言詞語。易祖洛指出“中土語音，向分楚夏”，“若乃書楚語、作楚聲者，蓋自雞次大典既亡，當以三閭之辭為最。緬彼屈原，孤臣孽子，履行忠潔，遭國艱危，流謫江南，閱時匪暫。觀其述造，或賁飾民謠，或直抒憤懣，冀啟國人敵愾之思，作三戶亡秦之氣。恉求共曉，因采方言”[12]。他還總結了《楚辭》中的方言詞語，有“龍、些、留、江、要眇、搴、搖、、傺、敦、佳、謇、姱、化、羌、曼曼、馮、頩、、紉、睇、壇、摶、泭、潭、訑謾、燠、巒、欸、邅、當、判、董、封豨、咍、逴、莽莽、蝮、蹇、臑胹、諑、紛”[12]等。這些方言在《詩經》中難以見到，它們的運用使《楚辭》呈現出楚地獨特的風貌。2.2.2.4奇特艷麗的描寫與《詩經》的平實不同，《楚辭》有琳瑯美玉、瓊池瑤席，有“江離”、“辟芷”、“秋蘭”、“申椒”、“菌桂”、“杜衡”、“香草”、“蘭芷”等奇麗花草。《楚辭》用奇特而艷麗的花草展現著楚國的奇幻景色，呈現出奇麗的風貌。總之，富有恢弘氣勢的長句與短句交錯，使《楚辭》文句富于變化，其間夾雜楚地的方言詞語和奇花異草，呈現出恢弘奇麗的修辭特點。2.2.3激奮沉郁2.2.3.1感情激奮，又用語氣詞“兮”緩沖《楚辭》多長句，且兩句一韻。董楚平說“《離騷》的藝術手法已超出對個別事物的比喻，而是在整體上采取象征手法，把生活本相幾乎全都隱去。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系列斑爛（原文如此，疑為“斕”之誤）陸離、而又完整和諧的象征性的藝術群像”[3]。這種“象征性的藝術群像”是屈原激奮熱烈情感的噴發。屈原“喟心而歷茲”，“攬茹蕙以掩涕兮”，“曾歔欷余郁邑兮”，他告訴自己“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他決定“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這些話雖然出自詩篇中“靈均”這一人物形象之口，但都是屈原內心激奮情感的真實吐露。《楚辭》激奮恢弘的氣勢無法壓抑，于是運用語氣詞“兮”字加以緩沖。《離騷》共373句，下句末用韻字，上句用語氣詞“兮”收尾，這樣的“兮”字有185個，幾乎每兩句就用一個“兮”。情感噴薄而出后，用“兮”字在兩句中起停頓、舒緩、調節語氣節奏的作用，這是《楚辭》“兮”字區別于《詩經》“兮”字的用法，充分體現《楚辭》激奮卻不失莊重的修辭特點。2.2.3.2語法規則固定，于激奮中見沉郁姜亮夫指出，“從語言學的角度、文學的意味、修辭學等方面看，楚辭要比《詩經》講究得多、活潑得多，情感也濃厚得多”[13]，他認為“從語言角度看，楚辭的語言結構、修辭方法要比《詩經》進步得多，成為中國文學的主干……楚辭與人們的合理語言比較接近”[13]。其實有不少學者注意到了《楚辭》恪守語法規則的現象。除姜亮夫以外，上文所舉對《楚辭》虛字作研究的廖序東也注意到了。廖序東認為“《離騷》中‘於’字句必為上句，‘乎’字句必為下句”，“《離騷》中‘於’字均用作介詞。‘乎’字有用作介詞的；也有用作語氣助詞的，相當于‘兮’字，用于句中表示語氣的延緩”[9]。他還指出，“《天問》有176個疑問句，除了四句之外，句句都用了疑問詞：疑問代詞、疑問數詞”[9]。此外，上文談到的《楚辭》語氣詞“兮”的用法也有其規律。廖序東說“《楚辭》‘兮’字使用方式有三種：（一）兩句一韻，‘兮’字用于上句末，下句末是韻字。《離騷》通篇如此。……可稱《離騷》型。……（二）兩句一韻，‘兮’字用于下句末。《九章》中之《橘頌》如此。……可稱《橘頌》型。……（三）兩句一韻，兩句都用‘兮’字，而且用于句中。《九歌》十一篇，篇篇如此。……可稱為《九歌》型”，他認為“可以說，讀一篇《楚辭》，從開頭幾句‘兮’字怎么用，就知道了通篇都怎么用。這就是說《楚辭》使用‘兮’字是有規律的”[9]。另外徐仁甫在《〈楚辭〉解難》一文中也談到，“《楚辭》通例，‘也’字無單用者……凡偶用‘也’字，上句讀‘也’如‘耶’，為反詰句，必有反詰詞，應用問號；下句讀‘也’如字，乃判斷詞，為感嘆句，應用感嘆號”[12]，又舉例“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也！”“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認為“可為此類句法之標準”[12]。《楚辭》情感豐富卻不亂章法，而是恪守語法規則，可見其莊重沉郁的一面。總體而言，《楚辭》感情激奮，但卻恪守語法規則，并使用語氣詞“兮”字舒緩、調節熱烈的語氣節奏，顯示出既激奮又沉郁的修辭特點，從中也可看出屈原深厚的語言功力。2.3《詩經》《楚辭》修辭特點比較綜上所述，可將《詩經》和《楚辭》的修辭特點作如下比較：《詩經》句式以四言為主、篇幅短小，用詞凝練且多單音節詞，興的手法運用等使其呈現出簡潔精練的修辭特點；《楚辭》句式以六言為主、篇幅較長，多狀貌語、運用虛字等使其呈現出鋪張渲染的修辭特點。《詩經》運用詞頭詞尾、疊音詞等湊足音節使節奏平穩凝重，呈現出和諧中正的修辭特點；《楚辭》運用楚地方言詞語，取材奇花異草，氣勢恢弘的長句與短句交錯，平穩中求變化的節奏使其呈現出恢弘奇麗的修辭特點。《詩經》取材生活化、語言樸素平實以及為文的不事雕琢使其呈現出平實自然的修辭特點；《楚辭》感情真摯熱烈卻不亂章法，以“兮”字作語氣的緩沖且恪守語法規則使其呈現出激奮沉郁的修辭特點。3《詩經》《楚辭》修辭特點產生的原因3.1《詩經》修辭特點產生的原因3.1.1寫作動因3.1.1.1作者《詩經》作者身份繁雜。洪湛侯指出“詩的作者，有農奴，有役夫，有兵士，有官吏，有平民，有男人，有婦女，還有眾多無名詩人的作品”[14]，《詩經》的寫作脫離不開這些人的遭遇，這也決定了《詩經》“里巷歌謠”[1]的特性。“‘國風’保存了不少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它們在最后寫定時，雖可能有所潤色，有的甚至還被竄改，但依然具有濃厚的民歌特色”[15]。這些“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雖經宮廷樂師的潤色，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其平實自然的特色。3.1.1.2目的農奴耕種勞作時喊口號振作精神，閑暇時總結耕作經驗；役夫、兵士因生活艱苦枯燥而發泄怨刺；男人和女人的情感生活需要敘述等等，這些構成《詩經》各篇不同的題旨。洪湛侯將詩篇題旨概括為十個大類：祭祀詩、頌禱詩、史詩、宴飲詩、田獵詩、戰爭詩、征役詩、農事詩、怨刺詩、情詩婚姻詩[14]。這十類既是《詩經》的題旨、目的，又是《詩經》的內容。《詩經》中的“國風”是經過官方采集的。“統治階級采集詩歌的目的，除用以教育自己的子弟和娛樂外，主要是為了了解人民的反映，考察其政治的效果，以便進一步鞏固自己的統治”[15]。《詩經》是配樂歌唱的。而風、雅、頌的劃分，也是由于音樂的不同。作為配樂歌唱的“詩”，必經過樂師整理，這也必然要求修改后的《詩經》節奏平穩凝重，便于歌唱。3.1.2寫作背景3.1.2.1時代“《詩經》的時代，最早為西周初期，最晚為春秋中期或末期，持續時間前后約五百余年”[14]，春秋時代呈現“簡約、質樸、溫婉、敘述”的風氣[16]，《詩經》的“樸實、自然、簡潔”等修辭特點受著春秋時代氛圍的熏陶。3.1.2.2地域中國文化向分南北，《詩經》屬于北方文化系統。洪湛侯在《詩經學史》中談到：十五國風主要分布在黃河流域，最南到達長江流域；《大雅》《小雅》產生在鎬京（西安）和洛邑（洛陽）；《周頌》的產生地在鎬京（西安），《魯頌》的產生地在山東曲阜，《商頌》的產生地在河南商邱[14]。可以說《詩經》屬于黃河流域文化，北方中原平和包容的風土人情給了《詩經》溫婉、中正的養分，因此《詩經》雖有怨刺卻不偏激，而是在和諧的節奏中平實傾吐。3.2《楚辭》修辭特點產生的原因3.2.1寫作動因3.2.1.1作者a、出身教養屈原出身于與楚王同姓的貴族家庭，年輕時豐資秀美，才華超群。他有極高的天賦，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學識淵博，文學修養很深。“他對天文、地理、禮樂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亂興衰和一些重要的歷史傳說，都很熟悉；對于春秋以來各大國的歷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對楚國先王的創業史，尤為精熟”[17]。良好的出身教養使屈原具有了強烈的憂國憂民和忠君致治的思想情感，也成為他人生中悲劇的起點。b、文人姿態與《詩經》的作者眾多不同的是，《楚辭》中的主要作品是作者屈原在吸收民歌基礎上進行的再加工和個性創造，是融入了他個人生命色彩的文學作品。屈原文學素養很高，他是以一個文人的姿態在寫作，所以他的作品語法規則更為固定，鋪張渲染的色彩更為濃厚。c、情懷遭遇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里這樣評價屈原以及他的《楚辭》：“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18]。屈原是忠誠的，他對楚懷王的忠誠在被貶謫之后依舊堅定。其實很難界定屈原究竟是愛國還是忠君，在他的情感中，楚王已經成為楚國的象征，二者融為一體，他的忠君等于事國。屈原是文人淪感傷怨的始祖，他對國與君純粹的忠誠使他遭遇了那些置國家根本利益于不顧而只圖取寵的佞臣的嫉恨，先君后己讓他在貶謫后更感失落與哀怨。《楚辭》不斷鋪展、不斷渲染這種失落和哀怨的氣氛，屈原用激奮的文字記錄他的愛國情懷與貶謫遭遇。雖然屈原的作品經緯縱橫，包羅萬象，卻始終帶著他自己的影子，讓人擺脫不了這樣一個豐滿完整的人物形象。讀《楚辭》其實是在讀屈原的心路歷程。3.2.2寫作背景3.2.2.1時代屈原生活在戰國時期的楚國，戰國時期的縱橫風潮呈現出“繁豐、夸飾、峻切、議論”[16]的特點，《楚辭》或多或少受到這種縱橫風潮的影響，也呈現出“縱橫鋪張”的修辭特點。3.2.2.2地域歷史上的楚國，大體上相當于現在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和重慶的東部等地。屈原所活動的范圍大致在湖北湖南一帶。楚國屬于南方文化系統，擁有與中原文化相異的荊楚文化，楚地的風土人情給了《楚辭》區別于《詩經》的獨特養分。a、楚地民歌楚地有豐富的民歌，以《采菱歌》《鳳兮》《滄浪歌》等為代表的民間創作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屈原正是在借鑒了這些民歌并運用楚地聲調的基礎上才創造出楚辭這一文學新體式的。他的《九歌》，參考的就是楚地民間的祭歌；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民歌的語言和表達技巧一經他的處理，便成為亮麗之筆。b、巫風巫術楚國一直盛行著殷商時代一種迷信色彩濃厚的巫風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間，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風俗，喜歡舉行祭祀活動，祭祀時要奏樂、歌唱、跳舞以娛神。楚人的鬼神留戀人間、與人相親，不像北土之神那樣森嚴可怖、怪誕不稽。楚人的祭祀用蕙蘭、桂酒、椒漿等芳物，主持祭祀的是彩衣姣服的巫女。屈原《九歌》里，河神是南浦的美人；山神是‘既含睇兮又宜笑’，可親可近的少女……自然與人在和諧中共處。這種巫術風俗的熏陶，培養了人們豐富的幻想力，滋長著美麗的歌辭和舞蹈，給楚辭提供了養料。c、楚地傳說神話和傳說不等同于歷史，但歷史卻蘊藏在神話與傳說之中。屈原的作品里有很多神話和傳說，并且很多時候這些神話和傳說是與歷史聯系在一起的。《九歌》基本是在寫神話傳說：東皇太一、云神、湘水神、太陽神、河神、山鬼等，而在《詩經》中，則僅有《生民》所記姜源生后稷有點神話成分。《天問》里數不清的問號重重疊疊，如張煒語“掌故、流言、國運，純粹的神話和神仙異術，囊括一體，表現了一種偉大的迷茫和洞察”[10]。這種分辨不清的神話或傳說或歷史成為了屈原筆下瑰麗奇特的文字，使《楚辭》變得奇麗。4結語《詩經》和《楚辭》作為我國詩歌史上的兩部開山之作，呈現出不同的修辭特點。古樸的春秋時代氛圍和溫婉的北方風土人情給予了《詩經》眾多平民作者純樸的思想意識，他們用最簡潔最通俗的語言創作出最和諧最自然的詩歌；縱橫風潮洋溢的戰國時代氛圍和奇異的楚國風俗地貌給予了屈原豐富的想象力，他懷著對國與君的諸多復雜情感寫下《楚辭》。《詩經》簡潔精練、和諧中正、平實自然的修辭特點和《楚辭》鋪張渲染、恢弘奇麗、激奮沉郁的修辭特點筑成兩座文字的豐碑，屹立于漢民族乃至整個中國修辭學的園林中。第三篇：摘要2015年的屈原及楚辭研究成果涉及屈原生平事跡與思想研究、楚辭文獻及楚辭學史諸問題研究、楚辭外譯及多學科視角下楚辭研究、宋玉研究等多個方面，其研究方法、視角較以往更加多樣化，涌現出許多新成果，推進了楚辭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關鍵詞：屈原；楚辭；楚辭學史；宋玉據不完全統計，2015年出版楚辭類專著近25部，發表屈原及楚辭研究相關論文340余篇，其中，碩、博士論文30余篇，涉及屈原生平事跡與思想研究、楚辭文獻及楚辭學史諸問題研究、楚辭外譯及多學科視角下楚辭研究、宋玉研究等多方面。一、屈原生平事跡與思想研究屈原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詩人，多年來研究者們為還原這位偉大詩人的人生軌跡積累了許多研究成果。常森《屈原，作為儒學傳播與影響的重要個案》一文從儒學的傳播和接受層面來觀照屈原，發掘屈作與傳世儒典、屈作與《五行》學說之關聯。文章對儒典和儒家學說在楚國的傳播、屈原接受儒學的現實路徑均有表述和闡發，認為“在與屈子關系的發掘中，《尚書》《詩經》等傳世儒典以及新出的《五行》篇都彰宣了新的價值；在與儒典關系的發掘中，屈子也呈現出新的景象，獲得了新的詮釋”。文章將屈原研究與儒學研究相結合，立意深刻，富有新意。劉鳳泉、孫愛玲《也論〈屈原列傳〉疑案（上）——〈屈原列傳〉研究論爭述論》與《也論〈屈原列傳〉疑案（中）——〈屈原列傳〉研究論爭述論》兩篇文章梳理了《史記·屈原列傳》相關歷史爭論，對列傳本身存在的矛盾問題及由此引發的屈原否定論、錯簡說、竄入說和拼湊論加以駁斥，支持林庚等人對《屈原列傳》文本的尊重態度。劉石林《屈原在汨羅考——兼評凌智民先生屈原投江鄖陽論》一文對凌智民屈原蹈水之地在“鄖陽境內的湘水”這一觀點提出反對意見。汨羅是屈原研究中一處獨特的文化地標。任遠《汨羅祭屈史略》一文回顧了歷史上汨羅祭祀屈原的活動。文章分別敘述了歷代官方組織的祭屈活動、歷代文人紀念屈原的活動和作品、近代毛澤東等人對屈原的祭悼以及改革開放后的團體祭祀活動。作者將祭祀屈原的活動、文學作品與當地的遺跡緊密結合，便于讀者全面認識和了解汨羅屈子祠悠久的歷史。屈原精神是屈原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具有豐富的內涵。鍾興永、龔紅林指出屈原的愛國主義思想超越了社會形態、文學形態，“是一種與時俱進、應時的文化形態和思想形態”。龔紅林、余三定、鍾興永《論屈原的愛國情懷及其當代價值》認為屈原愛國情懷體現在“憂國憂民于貪婪之時代”“好修獨醒于溷濁之世道”兩個層面，并將其被體認的文化史歷程概括為“忠信于君國——忠君愛民——憂國憂民——愛國精神”四個階段。作者同時指出以愛國情懷為核心的屈原精神具有國際文化吸引力、民族凝聚力、文化經濟創造力等當代價值。郝明朝《論屈原的主人意識》一文認為屈原雖與楚王同姓，并無主人身份，而周代貴族詩人的影響、楚人的民族傳統、屈氏家族的傳統家風及其自身的教養與經歷共同作用，使得屈原身上體現出強烈的主人意識。任遠《論屈原的獨醒精神及其時代意義》一文將屈原的“獨醒精神”詮釋為精神旗幟與人格理想，對于當代知識分子堅守“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獨立”的使命、重塑“文格”與“人格”相統一的精神、堅守正氣與骨氣的形象都具有重要意義。“廉潔”一詞在《卜居》和《招魂》中均出現過。楊斌《論屈原詩廉文化的內在特質》、譚家斌《屈原廉政文化內涵的挖掘與利用》兩篇文章對屈原作品中的廉政和廉潔思想進行研究，認為應該將其付諸實踐，充分挖掘和利用屈原廉政文化內涵以進行思想品德教育。屈原及其作品與地域文化具有雙向性關系，既在特定地域文化基礎上產生，同時也對地域文化發展產生極大影響。鍾興永、魯濤、劉紅麟《屈學與湘學》指出屈原為湖湘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屈學奠定了千年湘學傳統的基礎。朱漢民《屈騷精神與湖湘文統》認為“屈原所奠定的湖湘文統，由流寓文學、本土文人兩個途徑得到傳承”，對湖湘之地的文人及其作品產生了深刻影響。羅山《屈原愛國精神及其對湘學的影響》一文則從屈子愛國精神切入，指出共同的文化和地域背景使得湘學學人更能對屈子愛國精神的內涵和情懷產生共鳴。譚家斌《屈賦與長江三峽文化》認為“屈賦的部分素材可能源于三峽區域”，三峽地區的地域名稱、動植物、民間風俗及傳說故事、方言俚語在屈原賦中均有顯現。對于屈原生平的研究推進了屈原研究的進程，有助于我們充分理解屈原作品和屈原精神。重視對屈原精神的深度挖掘，也有重要的時代作用和意義。二、楚辭文獻及楚辭學史諸問題研究楚辭文獻及楚辭學史是楚辭研究的重要內容，涵蓋包括《楚辭》各篇目、《楚辭》目次、楚辭影響、楚辭學史、楚辭學人等在內的諸多方向。學者們在對以往研究史進行回顧的基礎上，繼續對一些重要問題展開深入研究。雷欣翰《〈離騷〉“撫壯”考辨》結合古文字形、先秦文獻中通常含義、楚辭文獻具體語境的考察，梳理了主要注本對《離騷》中“撫壯”一詞的闡釋，作者認為“撫”指按抑，“壯”為“外溢、擴張、不受限制的趨勢”，“撫壯”即是要按抑、限制這種外向擴張態勢，而《離騷》中“撫壯”一詞的具體含義則是“要楚王改變他傲慢自矜、拒諫飾非的缺點”。《離騷》中“女媭”一詞的指示有較大爭議。戴偉華在《〈離騷〉“女媭”為女星宿名的文化詮釋》一文中指出，汪瑗較早地將女媭和須（媭）女在材料上聯系起來，聞一多、李嘉言等進一步提出女媭是星宿名這一推測。作者對現有材料進行清理，詳加論證。他認為女媭廟之記載為真，但并不是屈姊廟，“搗衣石猶存”是確定“女媭”廟性質的關鍵性線索。古代媭女與織女都可代表“女”星，而“女媭”廟又是為紀念女星而建，二者互相印證。文章從天文歷法角度研究《離騷》，對于我們重新認識“女媭”一詞有啟發意義。《天問》是楚辭研究史上一大難點。姚小鷗、孟祥笑《〈天問〉文體與屈原“呵壁”說再檢討》一文認為《天問》“絕非作者臨時起意的涂壁之作，更不可能由他人裒輯零句拼湊而成”。作者從文體辨析角度出發，指出《天問》是“史詩式”哲理詩。就創作而言，文體性質決定“它的創作必然經過一個復雜的心理過程”；就文學價值而言，《天問》蘊含了深刻的哲理和強烈的情感，寄寓了屈原對于宇宙、社會和人生的獨特思考。文章對作品形式與內容的重視也可為我們探索屈騷諸篇本事及創作過程提供有益借鑒。對于《天問》中“禹之力獻功”等句，以往學者多從文學角度進行詮釋。江林昌《〈天問〉“禹通臺桑”與夏代初始的社會轉型》一文則認為該段文字是夏禹經過斗爭而實現夏族由母權制變為父權制這一歷史事件在先秦眾多文獻中“唯一的記載”。作者在厘清歷史文化背景的基礎上，詮釋“禹之力獻功”段的大意，從語言學、考古學、文獻學等多角度進行考察，重視發掘屈原作品中的史料價值。李炳海綜合概括了屈原作品中較為人所忽視的“戀祖情節”。其《〈天問〉風物板塊取材的西傾趨向》認為《天問》在風物選材上有明顯的西傾傾向，《屈騷中的“彭咸之所居”和“彭咸之遺則”》重點關注了屈原對彭咸的推崇，《先秦楚辭神游敘事的戀祖情結》從《離騷》抒情主人公神游敘事出現的地理位置及最終歸宿等角度進行了充分論證。張思齊《論〈惜誦〉的紀夢文學性質》一文提出《惜誦》是“中國的紀夢文學之祖”。文章將軸心時期產生的中國典籍中紀夢文學的形式分為三種，即以敦煌卷子《新集周公解夢》為代表的政事條文形式、以《莊子》為代表的哲理寓言形式和以《惜誦》為代表的辭賦詩篇形式。而此三者之中，以辭賦詩篇紀夢最具文學性。作者指出：“《惜誦》的存在說明了中國夢具有內在的歷史根源，中國本是人類美好夢想的源潭。”《懷沙》是《九章》的第五篇，其篇名含義與其是否為屈原絕命之辭一直是大家研究爭論的對象。謝君《〈懷沙〉題義探析與屈原絕命辭辯》一文指出“懷抱沙石自沉”與“感懷長沙”兩種主流觀點均有不合理之處，而以“委體淵沙”來解“懷沙”。“委體淵沙”也就是投身于河沙之懷，與河沙為伍之意，作者認為這樣就避免了以“懷抱沙石”來釋“懷沙”的不足。作者又援引司馬遷之說分析《懷沙》內容，對自朱熹以來“《惜往日》或《悲回風》更接近屈原死期”觀點進行辯駁，認為此篇乃屈原絕命辭，是屈原于“頃襄王三年或之后不久”在汨羅江附近所作。《橘頌》的寫作年代一般而言主要有“仕途坎坷后作”和“早期作品”這兩大類觀點。周秉高《〈橘頌〉寫作年代新探》認為《橘頌》乃是屈原在士冠禮上感物吟志之作，當作于“屈原二十歲時的二月間”。其創作背景是“士冠禮”的氛圍，而二月名“橘”則觸發了屈原對橘樹的詩情。文章立足文本，結合時代背景和風俗習慣進行綜合研究，發掘了《橘頌》的史料價值。戴永新《〈遠游〉五行思想探析》通過對主人公遠游路線的分析來考察其中蘊含的五行思想，并借由對“五行”概念史的梳理，來探討《遠游》的創作時間。作者認為戰國之前已經出現五行相勝思想，“從《遠游》仙游順序中的五方觀和五行相勝觀，沒辦法認定此作品乃是戰國以后出現的”。而《遠游》中的五行觀念和《呂氏春秋》《月令》等五行表現的相似，體現了屈原對于“五行”說的重要貢獻。劉剛《滄浪水、滄浪歌與〈楚辭·漁父〉》通過對文獻記載中的滄浪之水與滄浪歌的考辨，認為屈原援引滄浪歌作《漁父》是在江湘一帶，而時間則是在詩人沉江前不久，“漢王逸依據《漁父》文本之內證與《史記》收錄《漁父》之外證所做的解題是值得采信的”。《屈原列傳》中司馬遷“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一語是研究《招魂》作者問題的重要論述。這句話文字本身可有多種理解，而王逸等人的說法又為“宋玉作《招魂》”等觀點提供了空間。熊人寬《論〈招魂〉的作者和爭議》認為司馬遷所說的四篇乃屈原所作，并對“讀玉之文，悲原之志”等說法進行了批評。就《招魂》篇而言，他認為司馬遷“是在掌握屈原與宋玉生平和作品的基礎上作出的論斷，其文獻可信度理當肯定”，而王逸《楚辭章句》在歷史、人物上的記載不夠嚴謹，可靠性不如《史記》。“屈原作《招魂》”說，不僅與屈原、宋玉生平相符，也與《招魂》的文本一致。黃震云《楚辭的詩體類型與流變》從詩體角度考察楚辭，首先梳理了從“辭”到“楚辭”的歷史發展過程，認為“楚辭是漢代人編集時給出的名稱，也同時被當作詩體一種，應是就整體風格而言”。其文從屈作中提煉出11種詩體進行分析，認為九（歌）、頌、誦、辭、章、賦等6種詩體出自傳統，三代以來就已形成，哀、騷、問、游、懷等5種詩體則為屈原自創，后代雖有述作，但未廣泛流行。作者指出：“楚辭的詩體有整體的和具體的之分,在文學發展史上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詩學特征。”楚辭在流傳過程中其原本面貌發生了一些變化，其中篇次問題聚訟紛紜，殊為難解。邵杰認為學界關于《楚辭》的原始篇次與《楚辭章句》篇次不同的論證，在邏輯上無法證明《楚辭釋文》的篇次乃《楚辭》原次。作者指出：“常受關注的三點論據即《楚辭章句》于《九章》注中出現‘皆解于《九辯》之中’之語、于《九辯》中釋‘九’、于《招魂》中釋‘招’，只能標示出王逸的注次可能不同于《楚辭章句》的篇次。王逸注《楚辭》極有可能始于宋玉的《九辯》。”而今本《楚辭章句》面貌復雜，大致包含著五個階段的注釋，尚待人們進行細致研究。王然、朱慧靈《古本〈楚辭〉篇次研究述略》針對當前研究現狀，將主要意見和看法分為“《釋文》篇第蓋舊本”“《釋文》篇次保存了《楚辭》舊貌”“古本《楚辭》篇次自不為《釋文》篇次”等觀點，并分別進行詳細介紹。楚辭對我國歷史上各個時期漢民族及少數民族的文學創作有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同時也對漢文化圈其他國家文人產生了積極影響。葉當前《屈原〈卜居〉與嵇康《卜疑》的互文性解讀》一文結合魏晉時期屈原接受情況，從互文性角度重新解讀嵇康《卜疑》對《卜居》的擬仿。錢征《唐詩里的屈原與汨羅》一文將唐代相關“45位詩人、75首詩”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階段依次進行介紹，豐富了我們對于唐詩中屈原與汨羅書寫的認識。祁國宏《論李賀的屈宋接受》則具體探討唐代詩人李賀與楚騷之間的關系。作者認為李賀傾心和學習楚辭，與他迷醉沉浸于詩歌世界的精神狀態和楚騷幻化詩境之間的共通性不可分割，不僅從文本角度分析了李作對屈賦的接受，更發掘出兩位詩人在精神思維層面的一致性。李金坤《唐代詩人對〈風〉〈騷〉語典接受之管窺》一文考察了《詩經》《楚辭》中詞語、語句及典故在唐詩創作過程中的引用情況。作者認為這種引用“既保存了語典的本質意義，又滲入時代特色和作者的人生況味，從而達到了舊典新用、化人為己的境界”，同時他指出“需要吃透《風》《騷》與傳承者作品之兩頭，方可窺探其詩脈之跡”。曲釗志《揚抑屈原兩世界——試析元代少數民族散曲家對屈原的接受》一文考察了元代以貫云石、阿魯威為代表的少數民族散曲家對屈原的接受情況，指出這一現象體現了以屈原為代表的漢民族文化對少數民族知識分子的影響。《田氏一家言》是明嘉靖至清康熙年間容美土司統治區田氏世家九位詩人的詩歌合集。據楊宗紅、張鄉里統計，其中直接與楚辭有關的詩句達到“51首”，楚辭中芳草鬼神之意象、悲怨之風格以及屈原忠君愛國之精神在《田氏一家言》均有體現。作者指出地域的趨近性與民族的趨同性、文化的相同或近似性、審美風格的相似性等因素對《田氏一家言》所表現出的楚辭風格起到一定作用。樸哲希、馬金科以高麗末期文人鄭夢周《思美人辭》為例，分析其對屈原及《思美人》的接受。作者認為屈原不僅影響了鄭夢周的自身創作，也對朝鮮歷代文人有極大影響，《思美人辭》推動了朝鮮文人“擬騷體”文學創作，對朝鮮辭賦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對于楚辭注本的考察，承續了以往楚辭研究者一貫的重視。李媛、張祝平《王逸引〈詩經〉釋〈楚辭〉考論》以王逸注《楚辭》時引《詩經》這一現象為研究對象，對其背景、得失做了考察。作者認為其在保存《魯詩》原貌上有極大價值，從中可看出《魯詩》與《毛詩》異同。邵杰《中華書局重印本〈楚辭補注〉點校補正》指出中華書局2002年重印本《楚辭補注》漏標、誤標、前后不一者五十余條，對《楚辭補注》的點校整理有積極作用。唐宸《朱熹〈楚辭集注〉初刻考辨》一文認為《楚辭集注》在朱熹在世時并未刊刻流傳，其初刻本是臺灣所藏嘉定四年楊楫刻本，而不是學界一般認為的朱熹尚在世的慶元四年。作者指出：“《集注》的成書和刊刻，是‘慶元黨禁’到‘嘉定更化’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朱子學境遇發生改變的直接反映。”羅建新《吳仁杰〈離騷草木疏〉版本源流考》一文考察了《離騷草木疏》在歷代書目中的著錄、版本情況，認為：“刻本以南宋慶元六年羅田縣庠本為最早；抄本以毛詩汲古閣本為最精善，印本以《叢書集成初編》本最為清晰易得。”汪瑗《楚辭集解》是明代重要的《楚辭》注本之一。周秉高《楚辭研究史上的一個另類——評汪瑗的〈楚辭集解〉》一文指出汪瑗雖有新奇之見可以借鑒，但根本性的觀點是錯誤的，應予以駁斥。趙靜《汪瑗撰寫〈楚辭集解〉創作緣起》認為汪瑗撰寫《楚辭集解》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對《楚辭集注》之不滿；二是無失扶抑邪正之意；三是悼念不得志者；四是發前人之所未發。羅劍波《馮紹祖校勘〈楚辭章句〉及其評點學價值》《孫鑛〈楚辭〉評點及其價值》兩篇文章分別對明人馮紹祖校勘王逸《楚辭章句》與孫鑛《楚辭》評點的價值進行分析。作者認為評點形式的發展對打破朱熹《楚辭集注》的壟斷、推進《楚辭》詮釋多元化以及楚辭評點史的構建有重要價值。劉樹勝《林云銘的遺民情結與〈楚辭燈〉的創作》與孫金鳳《日本所藏〈楚辭燈〉文獻考論》兩篇文章是對清代林云銘《楚辭燈》的研究。劉文旨在探究林云銘注楚辭的情結。作者認為，作為明代遺民，林云銘的思想經歷了“明亡后向往用世，用世后憤世嫉俗；黜落后厭世憤世，繼而產生了濃重的懷舊情緒”兩次大的轉折。這種成長軌跡，是林云銘熱愛楚辭和創作《楚辭燈》的主要原因。孫文經過實地調查，整理收集了十余種《楚辭燈》的刻本，并對其版本信息作了詳細介紹，總結其刊刻特點，分析《楚辭燈》在日本傳播的主要情形和歷史原因。朱聞宇《蔣驥〈山帶閣注楚辭〉的篇目選擇及其影響》考察蔣驥《山帶閣注楚辭》選目生成的背景和影響。作者認為，明清之際楚辭研究呈現出向屈原及其作品集中的趨勢。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受這種學風的影響，其楚辭選目又鞏固和推進了上述趨勢，對后世楚辭注本的選目以及域外楚辭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李文、彭玉平分別分析了劉師培、王國維的楚辭研究。李文以《文說·宗騷篇》為基礎，認為劉師培在楚辭批評方面有著開創性貢獻：他將楚辭的源流溯至諸子百家，上承王官學，構建了完整的辭賦起源體系；又突破了傳統“依經立意”的解讀方式，肯定楚辭獨立的審美價值。彭文通過對王國維的生死選擇和《人間詞話》《文學小言》《屈子文學之精神》中對屈作的引述分析，闡釋了屈原文學精神對王國維文學觀念體系的重要作用。季加寶碩士論文《王逸〈楚辭章句〉研究》、朱佩弦博士論文《洪興祖〈楚辭補注〉研究》、時小煥碩士論文《朱熹〈楚辭集注〉研究》等幾篇碩博論文對楚辭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進行研究，總結其思想內容，梳理其對后世楚辭學的影響。高娟碩士論文《方人杰〈莊騷讀本〉研究》對方人杰的莊騷研究，特別是評點特色作了論述。王凱波《漢代屈騷評論的政治維度闡釋》通過對漢代屈騷評論的梳理，認為漢代士人的屈騷評論顯示了文學與政治的復雜關系，既展示了漢代文學思想的活躍，也呈現出屈騷評論受政治文化制約以及漢代士人嘗試將其納入到政治體制建構的別樣面貌。毛慶《宋代楚辭研究思想初探》將宋代楚辭研究思想歸結為“寄托中領悟，撥正中創新，開辟心理路徑”三點。他認為楚辭研究“寄托”傳統的完全形成是在宋代。宋代楚辭研究者在糾正前人錯誤思想的指導下,認真嚴肅對待前人著作和研究成果，進行“校訂、再訓、深入”的工作。而宋代開辟的心理闡釋研究路徑,不僅對楚辭學術史有極大貢獻，對“整個中國文學史甚至整個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也作出了貢獻。高邢生《論元代散曲對屈原的否定及其多層次原因》一文通過元散曲中以屈原為題材的40余首作品的分析，認為元代散曲家對屈原的基本態度是否定的，焦點集中在“獨清”“獨醒”的用世態度和“沉江”的行為選擇，其原因則有社會因素造成的隱逸心態、蒙古文化的英雄崇拜、詞的文體分工，而在正統的詩歌作品中人們仍對屈原有較多歌頌。羅劍波《明代〈楚辭〉評點形態及其研究價值》認為產生于明代前中期評點大背景下的《楚辭》評點，其形態一開始就顯得較為完備，具體到各時期，評點形式又有所增益取舍，沒有形成統一規格。作者指出，萬歷之前《楚辭》評點的形體是“注”“評”“音”并存，天啟以后“注”“評”間有了明確區分，其背后的原因則是刊刻者對評點的認識走向自覺和成熟。作者認為通過對明代《楚辭》評點形態進行研究，不僅可以理清其內在遞延脈絡，同時對于“刊刻者的文學評點觀念”“時人的審美傾向及賞鑒標準”等也有新的認識。徐璐通過對清初遺民楚辭研究的分析，認為清初楚辭研究群體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區，其研究因時代文壇整體風尚而呈現出經世致用、尋求務實的特色。本年度亦有多篇文章對姜亮夫、毛慶、黃靈庚等楚辭學人的楚辭研究成果和貢獻進行整理總結。姜亮夫先生是現代重要楚辭研究專家。其《屈原賦校注》一書于1932年完成，1957年正式出版。孫進、江林昌梳理了從句法角度研究楚辭的進展及意義。文章認為通過對《楚辭》句法的研究及規律的總結既可判斷前人注解之正誤，推測詞義之大概，又有助于認識作品主題，欣賞作品藝術價值，而“學術界系統地從語法角度分析研究楚辭，是由姜亮夫先生啟其端”。王海遠《20世紀七八十年代楚辭研究之新變——以姜亮夫先生〈楚辭今譯講錄〉為例》，從楚辭研究的整體發展角度來觀照姜亮夫楚辭研究。作者認為《楚辭今譯講錄》是姜亮夫先生一生研究的總結，同時也是新時期用新方法研究《楚辭》的代表性著作。姜亮夫在書中提出了“綜合研究”的觀點，主要包括研究材料的綜合、多學科的綜合、對全書的綜合，這種“綜合研究”的方法具有正確性，是“研究方法多元化、綜合化的重要標志”。力之《略論毛慶先生對當代屈原研究之貢獻——以〈屈原與中華文化和民族精神〉之前二章為中心》指出毛慶對當代屈原（屈騷）研究具有多方面貢獻，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對屈原與中華文化和民族精神關系、對屈騷藝術成就的探索研究。作者指出：“其研究標志著‘屈學’在新世紀向縱深發展與研究方向的某種意義上之轉變。”楊新勛《楚辭研究的新收獲——評黃靈庚〈楚辭與簡帛文獻〉》從研究路徑、研究方法、學術風格等三方面對黃靈庚《楚辭與簡帛文獻》的成就和特色進行了介紹，指出該書具有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結合、傳統與多視角結合、嚴謹扎實與大膽創新結合的特點，是“作者長期積累與勤奮思索，貫以精益求精之精神結出的碩果”，是楚辭研究的新收獲。黃靈庚主編的《楚辭文獻叢刊》于2014年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全書共80冊，輯錄《楚辭》重要版本兩百余種。孫巧云《搜羅歷代之珍版，匯萃各家之庋藏——評黃靈庚教授〈楚辭文獻叢刊〉》指出該叢書收錄完備，體例嚴明，既關注版本文獻價值，也注重學術文獻價值，范圍廣泛，涵蓋了國內及海外的收藏及楚辭文獻資料，是“一部詳備而全面的楚辭文獻集成”“一部直觀的楚辭文獻史”，體現了編者的學術思想和見解。楚辭有著上千年的閱讀史和研究史。方銘《怎樣讀〈楚辭〉》一文對楚辭的產生、風格特色以及研讀《楚辭》的方法作了系統介紹。作者特別指出：“讀《楚辭》，不僅僅是為了‘酌奇’與‘玩華’，更是為了學習屈原的道德境界和文化堅守。”徐志嘯《如何認識和欣賞〈楚辭〉》一文分別對楚辭各篇目和研究史作了介紹，對于我們了解楚辭及以往的楚辭研究有一定作用。周建忠《關于楚辭研究的幾點看法》重申了楚辭研究的意義和價值，并對研究方法、研究選題等多個方面都進行了論述。針對當今楚辭的跨學科研究已經進入了更加廣泛和深入的階段這一情況，他指出我們必須遵循“適度性原則”，盡量避免任意性和過度詮釋。三、楚辭外譯及多學科視角下的楚辭研究自19世紀《楚辭》譯本在西方問世以來，在中西方譯者的共同努力下，《楚辭》的英譯取得了豐碩成果。嚴曉江《〈楚辭〉英譯的形與神——以許淵沖譯本為例》《〈楚辭〉英譯的隱美與秀美》《發憤抒情，以情譯詩——楊憲益、戴乃迭〈楚辭選〉英譯析評》三篇文章對楊憲益、戴乃迭、孫大雨、許淵沖、卓振英等翻譯家的翻譯觀念、翻譯技巧及特色進行了探究和介紹，綜合評論各家成就。李紅綠《〈楚辭〉原型意象英譯策略研究——以許淵沖和卓振英譯本為例》以韋努蒂的歸化和異化兩種翻譯策略為理論依據，通過抽樣統計對比分析了許淵沖和卓振英兩位譯者對《楚辭》原型意象的翻譯策略和方法。郭建勛、馮俊《〈離騷〉英譯史視閾下的宇文所安譯文初探》一文回顧了近兩個世紀以來西方翻譯《離騷》的歷程，在《離騷》英譯史的大背景下觀照了霍克思、沃頓和宇文所安等三位具有很大影響的譯者及其譯著，闡釋了宇文所安《離騷》翻譯的理念與成就。卓振英《典籍英譯中的形制研究——以〈九歌〉為例》一文論證了“形制研究”作為典籍翻譯實踐研究工作在典籍翻譯中的作用，指出典籍英譯應反映典籍研究的最新成果。魏家海《〈九歌〉英譯中的闡釋行為與交往行為》一文通過對許淵沖和宇文所安在《九歌》翻譯過程中的闡釋行為和交往行為的考察比較，認為譯者應“重視相關的注疏和研究新成果，避免過度闡釋和翻譯誤讀，把主體性和主體間性有機結合起來，典籍的翻譯行為要遵循交往行為的制約性和規范性”。張麗麗《文學經典的“引進來”與“走出去”——楚辭〈國殤〉兩個英譯本的比較研究》一文以阿瑟·韋利和楊憲益、戴乃迭英譯《國殤》作為“譯入”和“譯出”翻譯的例子，比較了其翻譯目的、目標讀者、翻譯方法和文化策略等方面的差異，為構建“中國文化走出去”形勢下理想的譯者模式提供了啟示。《韋利翻譯詩學的現代轉型——以〈九歌〉英譯為例》從互文性理論視角，分析了韋利英譯《九歌》互文性（節奏形式翻譯的互文性、文化意象翻譯的互文性）與漢詩英譯現代性之間的關系，對于楚辭外譯的影響作了考察。徐倩倩《〈楚辭〉中文化意象的英譯對比研究》、雷玉潔《概念整合理論視角下〈楚辭〉中隱喻英譯策略研究——以許淵沖譯本為例》、孟雪《接受美學視角下〈楚辭〉許譯本研究》等三篇碩博論文亦從多個角度對《楚辭》英譯進行了研究。以上研究包含了對以往楚辭英譯的理論和成果的總結反思，對于翻譯理論的建構、翻譯的實踐、楚辭外譯和傳播接受的考察具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