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體制、金融政策與企業產權結構的變遷

一引言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重大變化是企業產權結構的變遷，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的

迅速擴展。這種變化大致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20世紀70年代后半期到20世

紀90年代中期，該階段的基本特點是國有企業工業總產值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迅速

下降，而非國有的集體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據《中國統計公鑒》的數據，1978年，國有

企業工業總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77.6樂到1994年下降為37.3%,而集體企業在

上述年份相應的比重則由22.3%上升到37.7%,與國有企業相當并略高。其間集體企業是非

國有企業發展最重要的部分。第二階段從90年代中期開始，該階段的特點是私有企業迅速

發展，而集體企業的相對地位下降。本文試圖探討在第一階段中，金融體制、政府的金融政

策與企業產權結構變遷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其中的一些重要機制。之所以選擇第一階段進行

研究，是考慮到該階段是中國大陸企業產權結構變遷的奠基時期，同時也突出體現了變遷的

漸進性。

對于本文中使用的產權結構這一用語，需要做一些說明。產杈結構一詞，在學術文獻中存在

不同用法。在有的文獻中是指制度特征（諾思，1991）,而在有的文獻中則是指在?定社會

范圍內具有不同產權制度安排的經濟成分的比例（于光遠，1988）。為了避免混淆，本文在

考察產權制度時，使用“產權制度結構”的說法；而在說明給定產權制度的不同經濟類型的

比例時，則使用“產權結構”用語。具體而言，本文在討論中國大陸“企業產權結構變遷”

時，指的是具有不同產權制度結構的企、業比例的變化。當然，在對改革開放前后進行歷史性

說明時，我們也會涉及產權制度結構。

產權制度結構涉及社會成員占有經濟資源的排他性方位、使用方式、時限等多維度上的特

征，其界定與變遷涉及多種力量的互動（劉世定，1996）。企業產權結構變遷也涉及多種社

會力量的互動。本文不擬全面考察這些復雜的內容，而僅僅從金融體制和政策影響的角度介

入。

我們的研究涉及中國大陸產權和金融變遷的一些基本事實，但本文不是一篇社會經濟史論

文。我們試圖探討的是其中的一些機制和邏輯。

二改革前的產權制度結構、政府調撥制和變形的貨幣制度

為了對改革開放后的變遷有一個清晰的把握，有必要對變遷的起點，即改革開放前的基本產

權制度結構做出概括性描述。

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前的基本產權制度結構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廠房、設備、礦產、相當數量的土地等生產要素，以及城市中的大量房產在法律上歸

國家所有，其使用和調配受政府控制。

（2）在城市中有部分由國有企業或街道（地方政府的派出機構）辦的集體企業，但這些企

業生產資料的使用方式也是受控于政府，并不能自由交易；其生產決策對政府不具有排他

性。

（3）在法律上，農村實行土地、大牲畜和農業機械的集體所有制。但土地可以被國家征收

卻不能自由買賣。

（4）城市居民個人擁有少量資產，這些資產可以用于個人和家庭消費，或者生產供個人和

家庭使用的產品，出售則是非法的。

（5）農村居民擁有屬于個人的小型農具、從集體分得的糧食等消費品；他們有屬于自己的

房屋，但不能出售；他們還擁有少量歸個人使用的自留地，自留地上的產品可以用丁消費，

也可以在集市.上出售。

（6）不論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村居民，其個人資產均不能用于自行組織企'也。

在這樣的產權制度結構下，雖然在中國政府內部、在經濟學界存在著引入某種市場機制（或

類似市場機制）的主張（孫冶方，1956）,然而實際運行的卻主要是重要物資的政府調撥制

度。

這種調撥制度在技術上的一個理想模型，是動態投入-產出的實物矩陣（里昂惕夫，

1980）o不過，至少由于信息搜集與處理在技術上存在困難等原因，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

前，既沒有建立起大樣本的投入-產出分析系統，也沒有實施完全的實物調撥制度，而是保

留了某些貨幣制度的形態和功能，使實物調撥制度和貨幣制度形成某種特殊的組合。

純粹意義上的貨幣是社會認可的在一定范圍內自由選取資源的權利憑證，這需要特定的產權

制度結構支撐。在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由丁?產權制度結構的約束以及實物調撥制度的廣泛

存在，所發行的人民幣與純粹意義上的貨幣相比，含義發生了很大的扭變。

對企業來說，要獲得設備、原材料、人員，必須有兩個憑證：一個是按政府計劃獲得物資和

人員的憑證（通常是以指令批件形式存在）；另一個是得到政府財政部門批準掌握資金的憑

證（通常是用財政部門的批件從銀行提取人民幣）。二者缺一不可。在這兩個憑證中，前一

個更具有根本性，沒有前一個憑證就不可能得到后一個憑證，即使有了前一個憑證有時也并

生產資料不僅是由政府控制的供銷社統一銷售，而且有的生產資料的獲得還必須有政府的調

撥批件。

三專業銀行體制與產權制度歧視的領域差異

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的經濟經歷了兩個進程：一是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壞進行

恢復性調整；二是逐步進行產權制度結構改革。這兩個進程都使銀行體制的作用有所凸顯。

就本文的關注點來說，產權制度結構改革中的兩個環節特別重要：?個是集體或個人運用掌

握的資源創辦企業的“組織權”的擴大一一在我們看來，資源組織權是產權中十分重要的內

容；另一個是人民幣“自由選取資源的權利”的擴大。這兩者使銀行有可能通過信貸活動改

變企業的產權結構。如果沒有個人或集體組織權的擴大，非國有企業不可能得到發展，由此

引發的企業產權結構變遷也無從談起；如果沒有人民幣“自由選取資源的權利”的擴大，企

業仍受制于政府的資源調撥，那么銀行對企業產權結構變遷的影響就可以忽略不計。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后逐步恢復了專業銀行體制，并由此影響了企業產權結構格局。當

時設了四家國有專業銀行，即中國人民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

行。四家國有專業銀行的組建或改造時間、主要業務列于表1中。

表1國有專業銀行概況

恢復、組建或改造時間主要業務

辦理鄉村各類組織和農戶存

中國農業銀行1979年2月款，辦理農村國營、集體、個

體和聯營企業的貸款與結算

經營國家外匯資金，辦理國際

中國銀行1979年3月結算、外貿、外匯信貸等業務

及有關人民幣業務

把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撥款

改為建設銀行貸款。1980年開

中國人民建設銀行1979年（職能變化）

始利用吸收的存款發放基本建

設貸款

辦理工商企業和機關、團體、

中國工商銀行1983年部隊、學校等單位的存款及城

鎮儲蓄存款：辦理國營工商企

業、城鎮集體企業和個體工商

業的流動資金貸款；辦理技術

改造貸款和部分基本建設貸

款；辦理現金和轉賬結算業務

資料來源:鐘朋榮,1990：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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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國有專業銀行概況

國有專業銀行成立后，中央政府從改單埋念出發，雖然確定了將各國有專業銀行逐漸轉變為

商業銀行的目標，“但在本文研究的時間段中，這一目標并未完全實現。國有專業銀行仍然

將政府目標的實現作為其行動的重要原則。中國工商銀行等肩負著保全國有企業的責任，而

中國農業銀行則有責任實現政府的農村發展目標。與此相聯系，四家國有專業銀行成立之

初，除了按業務領域劃分服務對象之外，還連帶形成了服務對象的產權分布：中國工商銀

行、中國人民建設銀行、中國銀行事實上都很少向非國有企業開辦信貸業務，*而中國農業

銀行和農村信用合作社則相當廣泛地向當時開始出現的農村集體企業開辦信貸業務。即使僅

從政府目標的實現來看，中國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合作社支持農村地區發展與支持農村非國

有經濟發展也是統一的。它們支持農村地區非國有企業發展，具有政府認可的合法性。

農村信用合作社成立于20世紀50年代，曾是吸納農民入股的股份制金融機構，在法律上具

有集體所有制性質，但很快成為國有銀行的附屬機構。在國有專業銀行體制恢復后，農村信

用合作社與中國農業銀行合署辦公，在實際運行上成為中國農業銀行的附屬機構。農村信用

合作社成為中國農業銀行的附屬機構產生了一個戲劇性后果：被改變了集體產權性質的農村

信用合作社成為利用國有專業銀行支持非國有企業發展的通道。

在改革開放之初，政治、意識形態、政策上的產權制度歧視仍然存在。這種歧視的特征是將

產權制度排序：國有制高于非國有制；在非國有制中，集體所有制高于私人所有制。上面敘

述的四家國有專業銀行在業務開展中形成的產權分布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這種歧視的

影響。然而，值得強調的是，恰恰是這種格局，在中國農業銀行支持下的農村金融中形成了

相對平等對待各類產權制度企業的領域，盡管在90年代中期之前集體企業較私人企業在許

多農村地區仍更為優先。

在20世紀80?90年代，非國有企業中發展最為活躍的是鄉鎮企業，這與國有專業銀行分工

形成的農村地區對.非國有企業的非歧視性對待不無關聯。

四國有企業的撥款改貸款制度與資金滲漏

在歧視性信貸政策下，國有企'業的一些改革措施使非國有企業有了間接獲得資全的渠道。

1979年開始試行將國家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中國人民建設銀行貸款。從

1981年起，對獨立核算、有還貸能力的企業實行基本建設撥款改貸款制度，同時將原來由

國家經濟委員會、財政部安排的部分企業挖潛、革新、改造資金也由國家撥款改為銀行貸

款。

在這一時段，國務院于1980年7月發布了《關于推動經濟聯合的暫行規定》（以下簡稱

《規定》）。《協定》提出，要隼持自愿原則，不能用行政命令強行組織：組織聯合，不受

行業、地區和所有制、隸屬關系的限制，但不能隨意改變聯合各方的所有制、隸屬關系和財

務關系。參加聯合各方原有的收入解繳關系，以及同銀行的債權、債務關系，不得改變；如

果需要改變，應當征得財政部門和銀行的同意；要兼顧各方的經濟利益，根據各方提供的條

件，包括資金、原料、技術、勞力、場地、設備、設施等，確定分享經營成果（利潤、產

品）的比例，簽署協議或合同；聯合的形式，要從實際出發，允許多種多樣，不要硬套某種

模式。

這兩項改革結合在一起，在有限地擴大了國有企業和銀行的資金運用自主權的同時，也提供

了信貸資金漏出國有經濟壁壘、使非國有企業得以利用的機會。

為了在仍存在制度歧視的環境中求得發展，一些非國有企業與國有企業建立了各種形式的聯

盟，包括聯營、設分廠、掛靠等。在擴大了自主權的條件下，一些國有企業也有利用非國有

企業更為靈活的機制來獲取利益的激勵。一些企業案例研究揭示了非國有企'也通過與國有企

業聯營，“借梯.卜.樓”、“借雞下蛋”，獲得發展的狀況和機制（馬戎、王漢生、劉世定，

1994）。

概括而言，通過與國有企業建立聯盟，非國有企業有了獲得銀行資金的兩條新渠道：一條是

從面向國有企業的銀行直接獲得貸款；另一條是在與國有企業的聯營合作中，間接利用國有

企業的信貸資金。

五信貸規模博弈與雙向推動的通貨膨脹

在本文研究的改革開放的時間段中，中國的銀行體系實行“統一計劃”的管理體制。這種管

理體制雖然有變化，在各個更短的時間段中有所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中國人民銀行

總行對卜屬或被管理銀行實行信貸規模控制。當然，規模控制并不意味著將其控制為常量，

也不意味著控制方式一成不變。在國有專業銀行恢復/成立以前，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對各地

的分行劃定部分存貸款項目，實行存貸掛鉤、核定差額計劃的管理；在國有專業銀行成立

后，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向各地分行下達借款額度，由分行借給國有專業銀行分行，國有專業

銀行分行再將其分配給下屬機構。這些資金都轉入中國人民銀行在當地開立的存款戶中支

用。此后，具體管理方式有所改變，但信貸規模控制始終存在。

在釵行存在軟預算約束、利率被管制、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仍然軟化、部分非國有企業（特

別是和地方政府關聯密切的非國有企業）存在拖欠還款的機會等條件下，來自企業、地方政

府、中央政府某些部門的要求銀行擴大信貸規模的壓力持續存在。當壓力方存在不同的制度

理念、發展思路、利益關聯時，會要求銀行向不同的方向擴大信貸規模。

在改革開放后的20世紀80?90年代中期，有兩個領域的利益保護最具有社會合法性：一個

是農村發展；另一個是國有企業的保全。而這兩個領域也成為爭取銀行信貸的重點領域。在

政府中，從保全國有企業的角度對鄉鎮企業和國有企業爭資源的抱怨，從農村發展的角度對

鄉鎮企業引領農村發展的稱頌，此起彼伏。其背景，與爭取信貸支持的不同取向有密切關

聯。

由此形成了雙向推動的信貸規模膨脹博弈。圖1簡略描述了這種博弈動態。

圖1雙向推動的信貸規模膨脹博弈

圖1簡略表述了在農村發展和國企保全之間的信貸規模膨脹博弈。假定存在兩個信貸規模擴

張的壓力集團，一個強調通過信貸支持農村發展，其中包括鄉鎮企業發展；另一個強調必須

通過信貸支持國有企業，包括使國企找到新的發展方向、渡過改革難關、不出現大面積倒閉

和失業等。當農村發展獲得更多的信貸支持時，強調國企保全的壓力集團便呼吁增加國企信

貸，而支持農村發展的壓力集團則呼吁保障農村發展資金，等等。銀行在壓力集團的作用

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擴大信貸規模，導致總體信貸規模持續.上升。

上述模型已做高度的簡化，呼吁也是一種高度簡化的策略。現實中，人們會運用更復雜多樣

的策略集。

表2列出了1986?1993年國有銀行現金收支和投放情況。

表2國有銀行的現金收支與投放（1986?1993年）

單位：億元

年份現金收入現金支出投放

19866613.36843.9230.6

19878779.69015.7236.1

198812810.513490.0679.5

198915057.515267.6210.1

199017171.117471.4300.3

199121465.121998.5533.4

199231248.032406.21158.2

199348883.850412.51528.7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199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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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國有銀行的現金收支與投放（1986?1993年）

當信貸規模膨脹引發的貨幣增加達到?定程度時，便導致通貨膨脹。

在通貨膨脹的條件下，雖然每個人持有的單位貨幣量能購得的實物量都下降了，但是在動態

中，如果有人運用增發的貨幣獲得了較高的貨幣收益，而另一些人運用增發的貨幣得到較低

的貨幣收益，那么，貨幣財富和實物財富的分配結構將發生變化，前者處在更有利的位置

上。在我們考察的改革開放后的第一階段中，非國有企業以遠高于國有企業的速度增長，在

一定意義上，通貨膨脹是使之在企業產權結構中占據更大比重的助推器。

在銀行存在軟預算約束、政府對銀行信貸施加壓力的情況下，銀行的信貸質量必然產生劣化

問題。及至20世紀90年代，銀行的呆壞賬問題日益顯現，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呆壞

賬一方面來自銀行在政府要求下對經營不良企業的保全，此時銀行承擔了社會穩定器職能；

另一方面，也來自銀行對一些高風險項目的支持。一個似乎奇怪的現象是，銀行的呆壞賬日

益嚴重，而銀行的貸款卻支撐了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在此過程中，非國有企業獲益良多。

通過對這一段制度變遷期中銀行功能的反思可以看到，軟預算約束的銀行在很大程度上扮演

了創業基金、風險資本的角色，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稱為軟約束下的“創業銀行”。企業

產權結構的變遷，和這種“創業銀行”的存在有著不可忽視的聯系。

在20世紀80?90年代，銀行的呆壞賬在?定程度上是靠政府發行貨幣來抹除。從這個角度

也可以看到，隱蔽通脹助推了產權重新配置。

雙向推動的信貸膨脹，帶來經濟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