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時期的酒文化酒可助興，可排憂，亦能壯膽，緩解疲勞，祛濕驅寒，且味道醇美、回味無窮，漢代稱酒為“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漢書·食貨志》），因其獨特魅力，酒自誕生至今一直在人類生活中占據著重要位置。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紛爭不已，社會動蕩不安，人們朝不保夕。許多人深感生命短暫、世事無常，或飲酒消愁，或以酒放縱，或借酒避世。“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成為這一時期許多文人名士的共識。魏晉之際的“竹林七賢”正是此中典型。酒風之盛“竹林七賢”是魏晉名士的代表，包括阮籍、嵇康、劉伶、向秀、阮咸、山濤、王戎七人。“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七賢”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的對象顯然非酒莫屬，七人好飲、能飲，尤以阮籍、劉伶、阮咸、山濤更甚。“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印壁畫（榮啟期、阮咸、劉伶、向秀）《晉書·阮籍傳》載：“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司馬昭）初欲為武帝（司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阮籍為避免卷入紛爭，連醉六十天以躲避司馬昭求結姻親，又得知步兵廚營善釀酒，藏有美酒三百斛，因此求作步兵校尉一職，以方便飲用。“酒仙”劉伶經常攜酒出游，走一路喝一路，讓仆人扛著鋤頭跟隨，吩咐“死便埋我”，自稱“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一斛盡興，五斗只能稍解酒癮。阮咸的狂放不羈亦體現在飲酒方式上。他曾直接用大盆喝酒，有小豬過來搶酒也不驅逐，而是人畜共飲，當真與眾不同。山濤酒量很大，能飲酒八斗，并及時止飲。文獻中關于“竹林七賢”嗜酒好飲的記載在考古出土的“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印壁畫內容中可以得到證實。“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印壁畫1960年出土于南京西善橋宮山南朝墓，壁畫分為兩個畫面，分列墓室南北兩壁，每幅畫面均由150余塊模印畫像磚拼砌而成。北壁由外向內依次為向秀、劉伶、阮咸、榮啟期，南壁由外向內依次為嵇康、阮籍、山濤、王戎，人物之間以樹木相隔，旁有榜題標注姓名。榮啟期是春秋時期的高士，或因對稱的需要而被嫁接其中，其余七人正是“竹林七賢”。八人皆席地而坐，彈琴飲酒，長嘯沉思，神態各異，其中劉伶、阮籍、山濤、王戎或身前置酒，或手持酒杯，一副酒至酣處、慵懶閑適的景象。“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印壁畫（嵇康、阮籍、山濤、王戎）六朝社會酒風盛行，名士飲酒好酒，神仙似乎也與時俱進。蕭梁臨汝侯蕭猷，為吳興郡太守時，“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后為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茍兒反，眾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是日，猷大破茍兒”。（《南史·梁宗室上》）吳地楚廟之神好酒，經常酒后上崗，面帶醉容，有求必應，而且出動數百神兵長途奔襲為酒友解困，頗重酒情。驚人酒量六朝時人們不僅好飲且酒量驚人，如前述山濤能飲酒八斗；劉伶自稱“一飲一斛，五斗解酲”；東晉名臣周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劉宋吳興太守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南齊都倉尚書孔稚珪“飲酒七八斗”；蕭梁平西將軍鄧元起“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陳后主“與其子弟日飲一石”。斛、石、斗是古代容量單位，斛與石相同，1斛（石）等于10斗，1斗等于10升。魏晉南北朝時期度量衡變換較大，取東漢魏晉時期容器標準，一升約合今200毫升，則1斗酒為2000毫升（2升），重約4斤。當時人飲酒動輒三斗（12斤）、五斗（20斤）、八斗（32斤）、一斛（40斤），便是喝水也難到此量。但眾所周知，古往今來對于他人酒量的轉述從來都是虛虛實實，就高不就低，上述記載固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張成分，但同時也反映出當時酒精度數普遍偏低。中國古代的酒大致可分為三類，自然發酵的果酒、谷物釀造酒和蒸餾酒，其中果酒和谷物釀造酒出現較早，酒精度數偏低，蒸餾酒是以蒸餾工藝制取的酒精度在40度以上的酒，因可以點燃，故稱燒酒（因透明無色亦稱白酒）。蒸餾器雖然在東漢時已經出現，然而蒸餾酒的制造技術大約至元代方始盛行。六朝時期人們飲用的酒多為谷物釀造的液態發酵酒，受釀酒工藝的制約，很難超越現代黃酒的酒精度（10—12度），大多度數偏低。形象一點對比的話，六朝時酒的酒精含量類似現在的啤酒或低度黃酒，在延長飲酒時間的情況下，一旦上下通透，即便是喝下十數斤酒也不為過。上述載入史冊的能飲者，酒量“三斗”“五斗”“八斗”“一斛”不等，差異明顯，這源于當時度量衡標準不一，另一方面也和釀酒工藝不同造成各地酒的品質和酒精度不同有關。古人缺少精確的酒精測量方法，難以準確控制和標明酒的度數，酒的品質和度數不同造成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人們的酒量“各有長短”。《齊民要術》記述了9種酒曲和40余種酒的制作方法，釀酒原料包括粟米、秫米（黏性粟米）、黍米、糯米、粳米等。由于曲種、原料、處理方法和發酵工藝不同，酒的顏色、清濁、口感以及酒精度等必然有所差異，六朝時期南方地區出產的名酒多以出產地域為名，如長沙郡（今湖南衡陽）酃酒、嶺南蒼梧（今廣西梧州）酒、京口（今江蘇鎮江）酒、烏程（今浙江湖州）箬下酒、山陰（今浙江紹興）甜酒等。鑒于酒水體積大、重量沉，不便長途運輸，當時產銷模式應以就近釀造、短途消耗為主，因而區域內的自產自銷、莊園自釀自足，乃至普通百姓自家釀造的酒類就更數不勝數。這些產自各地、品種繁多、口感多樣的酒類，經各種酒具的盛裝，成為當時宴席上的主角。飲酒器具酒自釀造到飲用，均需要放置在不同的酒器當中。作為物質載體的酒器，不僅印證了酒文化的發展歷程，也有助于我們還原當時的造酒過程和飲酒場景，按照功能可以將六朝時期的酒器分為貯酒器、盛酒器、分酒器和飲酒器。貯酒器貯酒器包括釀造和貯藏酒的大型容器，如甕、缸等，《齊民要術》詳列作曲制酒的方法，多次提及甕是當時釀酒貯酒的主要器具，此類器物在兩漢時期偶有發現。西漢中山王劉勝夫婦墓內出土33口大陶缸（劉勝墓16只、竇綰墓17只），出土時陶缸內壁仍有酒干后留下的痕跡，這些陶缸高66—76厘米，部分缸朱書“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黍酒十一石”“稻酒十一石”“甘醪十石”等字樣。密縣打虎亭漢墓東耳室南壁“釀酒備酒圖”線刻畫上欄的幾案上擺著六個大酒甕，亦為貯酒之器。滿城漢墓出土陶缸密縣打虎亭一號墓東耳室線刻畫“釀酒備酒圖”盛酒器盛酒器是從貯酒酒甕至飲酒酒席之間過渡的酒器，六朝時期常見的有樽、扁壺、盤口壺、罐等。樽和扁壺在戰國時已經出現，當時主要為漆器，六朝時期出現了青瓷樽和青瓷扁壺。樽是飲酒時不可缺少的盛酒器，《宋書?禮志一》記載：“正旦元會，設白虎樽于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可見樽是正式場合的盛酒容器。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在描述理想中的田園生活時，特別強調：“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可知樽也是日常家庭盛酒器。盤口壺、罐則為六朝時期非常流行的青瓷容器，既能裝水，亦可盛酒。分酒器在酒席上飲酒時，先將酒壺（瓶/罐/樽）等容器內的酒倒進分酒器內，通過分酒器倒（舀）進酒杯。目前考古出土資料所見的“分酒器”主要有帶柄盆形器與附鋬帶流罐兩種。南京郭家山東晉溫嶠墓出土青瓷魁“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印壁畫中，阮籍、山濤、王戎身前均放置帶柄盆形器盛酒，發掘者將其稱為“瓢尊”，類似實物在東晉南朝墓葬經常出現，考古工作者將這種帶柄的盆形器稱為“魁”，從器形特征看，“瓢尊”與“魁”應指同一類。出土的實物“魁”與“勺”通常以器物組合的形式在墓葬內出現，飲酒時，用“勺”將分酒器“魁”里的酒舀入耳杯，以便飲用。考古發現的六朝時期作為實用器的魁、勺多為青瓷質地，如東晉溫嶠墓內出土青瓷魁，江寧博物館藏東晉墓出土的青瓷魁、勺等。此外，東晉南朝墓葬中發現大量專供隨葬用的陶質魁、勺，是當時飲酒習俗的直觀反映。壁畫中阮籍、王戎身前的魁里還浮著一只鴨形器，既可作舀酒的工具，又兼具“浮標”的功能，提示剩余酒量的多寡，以便酌情增添。另外一種分酒器為“附鋬帶流罐”，“鋬”指把手，“流”指出水口，此類器型在東晉南朝墓葬隨葬品中較為常見，應為日常生活中較為流行的器具。目前尚沒有直接證據表明這類器物在當時被用作酒具，但觀其器形特征完全符合“分酒器”的要求，飲酒時手持罐柄，將酒直接倒入杯中，方便快捷。飲酒器六朝時期最為常見的酒杯形態非耳杯莫屬，耳杯為口沿兩側置耳以便手握的橢圓形杯，是戰國以來最為常用的飲酒器具，兩漢時期多為漆木器，三國時期青瓷耳杯開始出現。飲酒時雙手合鞠耳杯兩側，抬起耳杯，將酒送入口中，動作舒緩、姿勢優雅。此外，瓷盞也是東晉南朝時期常見的飲食器具，既能品茶又能飲酒。另有少量珍奇罕見的酒具，如銀碗、玻璃杯、鸚鵡螺杯等。《三國志·甘寧傳》載魏吳濡須口大戰時，孫吳大將甘寧曾以銀碗盛酒賞賜敢死將士，以示激勵。南京東晉王氏家族墓M7出土一只玻璃杯，杯身磨花，腹部裝飾一周橢圓形紋飾。南京象山東晉王興之夫婦合葬墓出土的鸚鵡螺杯，利用螺殼自然卷曲的形狀，在螺殼外部包鑲銅框，杯身兩側伸出類似耳杯的雙耳，整體造型和用途與耳杯異曲同工。玻璃杯、鸚鵡螺杯在當時均屬于奇珍異寶，能用此類寶物飲酒者，地位自然非同一般。然而從常理來看，這種珍貴酒杯放在桌上怕磕著，捧在手里怕摔著，總是不如日常酒杯更為隨意。南京象山東晉墓出土玻璃杯任何時代都不乏不拘一格、率意而為者，今有“對瓶吹”“拎壺沖”，古有端盆暢飲。《晉書·阮咸傳》記載阮咸飲酒的場景，“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眾人徑直以大盆盛酒，人豬共飲，省去了分酒器、舀酒勺和酒杯，饑渴狂放之形躍然紙上。南京象山東晉王興之夫婦墓出土鸚鵡螺杯飲之有度六朝時期酒風盛行，關于過量飲酒導致不良后果的記載也屢見不鮮，有因酒誤事者，有酒后失態者，有勸酒致人死亡者，不勝枚舉。東漢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被關羽重重圍困于樊城，消息傳來，曹操以曹植為南中郎將，擬令其率軍前往救援。值此十萬火急之際，曹植竟然因醉酒而無法赴命，徹底惹怒曹操而遭到冷落，成為導致其人生失意落寞的事件之一。阮籍常醉臥睡倒在賣酒美婦身旁，《世說新語·任誕篇》載“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此事發生在任性不羈的名士阮籍身上，美婦的丈夫順勢將其看做不拘名教禮節的天真釋放，不便也不敢多言。東晉仆射周顗嗜酒成癮，多次醉酒失態，某次曾與丞相王導等一眾高官名士至尚書紀瞻的府上赴宴，酒醉之后于眾目睽睽之下非禮紀瞻姬妾，事后仍大言不慚，荒唐、油膩至此。《晉書》本傳記載周顗酒量極大，永嘉之亂后南渡至建康，常聲稱酒場難逢對手，后偶遇北方老友，二人暢飲兩石酒，酒醒后才發現朋友已醉酒而亡。飲酒盡興之余，還應有度。除了盡情酣暢者，也不乏飲酒有節或不喜飲酒者。前文所述“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酒量很大，但每次飲酒不超八斗，自控力極強。晉武帝司馬炎想測試他的酒量，“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晉書·山濤傳》），未能探底。孫吳丞相顧雍，不僅自己不喜飲酒，而且會及時制止宴會上因酒失禮的行為，把控酒宴進程。《三國志·吳書·顧雍傳》記載：“雍為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嘆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座，使人不樂。’”妥妥的酒局氣氛終結者，固然掃興，卻也可避免很多麻煩。余論孫吳太中大夫鄭泉，曾暢想在一條裝滿酒的船上，盡興歡飲，隨波逐流。“愿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饌。酒有斗升減，隨而益之，不亦快乎。”兩晉之際的畢卓也有同一個夢想，“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