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糧海運二百年：道光“下海”一波三折清初厲行海禁，順治時曾頒令：商民私自下海貿易者，貨物入官，人即正法，家產盡給告發之人。康熙元年（1662年），為進一步擠壓縱橫臺海的鄭勝利抗清大軍的生存空間，下達“遷界令”，強迫東南沿海居民內遷數十里。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臺灣鄭氏集團歸附，才開海禁，但歷經雍正、乾隆、嘉慶三朝，一百幾十年里，清廷對民間海上活動的管控從未松懈。道光朝漕糧海運改革無視“藍海”貽誤先機一八五五年黃河改道北徙，困擾淮安城多時的河患自此減輕。但運輸河北段的嚴峻淤塞，讓漕糧海運漸成常態，運輸河之都的命運發生重大轉折。其實，因黃河水患不斷，漕運時通時斷，遇到饑荒之年，北方缺糧甚多，一些官員早有借海運以濟漕運之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運輸河咽喉淮安清口段淤塞，皇帝本人也坐不住了，下旨要大臣探討海運是否可行。當時的河道總督張鵬翮力主淤塞之處可以疏浚，明年糧船必定通行無誤，后來果如其言，海運之議作罷。雍正時期（1722~1735年），廣州知府藍鼎元鑒于漕運耗費巨大，重提海運之議。他建議借愛護海上運輸船隊之機，限制海上交通要道，提高水師作戰實力。他力駁反對派擔憂“奸商”與“洋船”擾亂中國秩序之說，直指那不過是迂腐書生坐井觀天之見。藍鼎元乃福建漳浦人，曾參加平定康熙末年臺灣反清叛亂之役，事后撰寫《平臺紀略》一書，提出系統治理、經營臺灣的觀點。后來乾隆帝讀其著作，曾譽為“籌臺宗匠”。以今人視角來看，早在三百年前，藍氏以海運促海軍、爭海權的戰略眼光，的確特別超前，惋惜朝中君臣多見不及此，未予接受。嘉慶九年（1804年），一度公開反對海運的乾嘉學派領袖、時任浙江巡撫阮元，因洪澤湖水勢低弱，不足以沖刷河道，淮安黃淮河口淤塞，江南各省漕船至此動彈不得，不得不轉而暗中籌辦海運。他的安排，是在江南籌集海船400余艘，每艘載米1500余石，算上裝卸等各種成本，每年來回3次，可比漕船節約三分之二的運費。可是正值商船接連聚集浙江，打算起運之時，北上運輸河又通暢了，一切只得半途而廢。嘉慶皇帝本人是傾向于海運、漕運并舉，以防萬一的。他屢次下旨讓江浙各地官員試行海運，但從兩江總督到江蘇巡撫，對推行海運好像都不熱心。兩江總督勒保等官員，甚至上奏力陳海運“不行行十二條”，大意是海運開銷大，風險高，漕運海運并舉，徒增機構人手而無實質好處等等。嘉慶帝不安，干脆下令：以后不要再談此事了。清代中前期的海運之議，之所以長期流于空談，癥結在于大部分中心與地方官員，仍受小農經濟傳統意識束縛，對海運的廣袤前景缺少相識，將漕運、海運二者截然對立起來。當然，漕運沿線省份的官員每年可從治河、治漕的浩大經費中分肥，漕船來回也給了漕運管理機構官員們上下其手、中飽私囊的好機會，如此困難利益糾結，改革怎可輕松推動？道光“下海”一波三折道光四年（1824年）冬天，因黃河水倒灌洪澤湖，淮安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潰決，高郵至清江浦一帶運輸河水勢微弱，漕船無法通行，京城糧食供應告急。道光皇帝痛下決心，于其次年二月初下旨要求眾大臣仔細商討漕糧海運的方案。協辦高校士、戶部尚書英和上奏《籌漕運變通全局疏》，詳述海運的可行性，稱“海運神速，風順七八日可到，較河運不啻十幾倍”。道光帝見之大喜，遂斥退仍持反對看法的大臣，起用支持海運的琦善（就是后來鴉片斗爭中因簽約割讓香港而聲名狼藉的那位）接任兩江總督，同樣熱心改革的原安徽巡撫陶澍，則調任江蘇巡撫。陶澍的新團隊中，既有江蘇布政使賀長齡、江蘇按察使林則徐等辦事精干的政壇新星，又有眼界開闊的幕僚包世臣、魏源等學者專才。熟識清朝中后期歷史的人都應當清晰，這個以“經世致用”為己任的改革派陣容，是何等“豪華”。史料記載，道光五年六月二十，陶澍抵達淮安清江浦，視察河漕。時值盛夏，數萬運夫烈日下揮汗如雨，扛米翻壩，他見之不禁動容，后來曾作詩記述當日情境：“車聲轆轆人如蟻，運米漕河無勺水。萬竿楚舳與吳檣，涸向湖僵不起（‘’意為水邊）。”這下子，他籌辦海運的決心就更堅決了。在賀長齡、林則徐等人的策劃協助下，江蘇領先試行海運。同年九月，兩江總督琦善、漕運總督穆彰阿、江蘇巡撫陶澍聯名上奏“籌議漕糧海運章程六條”，道光皇帝御筆一揮：“著照所議辦理”。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初一，即皇帝下旨協商海運的整整一年后，清代有史以來第一次官方海運正式啟動。十天之內，每天超過90艘商船前來兌運，共裝米糧80萬石。以當時的裝卸技術而言，速度相當驚人，可見陶澍等一眾官員籌劃之精，督辦之勤。大約一個月里，有不下1000余艘運糧海船，出長江口揚帆北上。隨船押運參將關天培抵達天津后，于三月十五報告稱：已查明到岸進口船424艘，后繼船只390余艘“不日可來”。漕糧海運的首航，明顯相當勝利。道光六年的首次海運成果，朝野上下有目共睹，但仍只是一次應對京師糧食危機的“短期動員式”的行動，未能形成常設制度。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其次次漕糧海運啟動。此時，陶澍、林則徐等官員或已辭世，或被貶黜，漕運派與海運派又一次在朝中激烈爭論。但1840年第一次鴉片斗爭后，清朝既要償付大量斗爭賠款而財政壓力大增，又面臨英法等列強搶奪制海權的嚴酷現實，運費較廉、船期較短，且有助于熬煉海上力氣的漕糧海運，已成大勢所趨。據記載，其次次漕糧海運共撥用船只1400余艘，河海并運使得當年到達京師的漕糧，超出往年50萬石以上，主事官員頗感滿足。七年之后，發生“咸豐五年黃河大改道”。左支右絀的清廷，一面忙于應付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