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寶璜（206）近代著名的新聞教育者，是最先在國內開設新聞學課程的大學教授，同時也是我國第一本新聞學著作《新聞學》的作者。早期赴美留學，回國后擔任北大教授，與蔡元培等人共同發起成立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他還主持出版了我國第一本新聞學專業刊物《新聞周刊》。他認為報紙應當有獨立的社會地位，代表國民提出意見和建議。指出報紙應當重視所報道的事實是否正確，因為這會影響到輿論的健全與否。同時還強調報紙在提倡道德、開啟民智方面的重要作用。戈公振（208）中國著名記者，新聞學者，現代著名報刊史學家。曾在《上海時報》工作，后創辦了第一個報紙畫刊《圖畫時報》。先后兼任上海國民大學等高校的新聞學教授，并參與組織上海報學社。其著作《中國報學史》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敘述了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歷史，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戈公振對于中國新聞事業的最大貢獻，就在于他第一次確立了報學史的研究是一門學問。為紀念戈公振先生，江蘇省新聞學會設立了“戈公振新聞獎”，作為江蘇省新聞界最高獎。黃遠生（238）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在北京創辦并主編《少年中國》周刊，開始記者生涯。之后主編過《庸言》月刊，擔任過《申報》《時報》的特約記者，還經常為《東方雜志》等報刊撰稿。他提出記者四能說，即新聞記者要腦筋能想、腿腳能走、耳能聽、手能寫。以擅長寫新聞通訊著稱，他的通訊作品以政壇要聞為主，真實地記錄了民初許多政治活動，至今仍有史料價值。他的新聞作品后來被收錄為《遠生遺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報刊通訊文集。戈公振將他譽為“報界之奇才”，認為其“理解力及文字組織力實有過人之處”。邵飄萍（220）民初著名記者，被稱為“不可多得的全才”。代表作《實際應用新聞學》，是中國第一部新聞采訪學專著。曾任《漢民日報》的主編，也是《京報》的創始人。其新聞思想包括：真實是新聞的生命，反對有聞必錄，立場中正，德識兼修，以讀者所需為中心等。作為一名胸懷家國的新聞人，邵飄萍不斷抨擊當時社會的黑暗和當局的丑陋，終因莫須有的罪名遇害于北京。當今媒介生態環境發生顯著變化，各種新聞失范現象此起彼伏，邵飄萍等新聞前輩求真、中正的新聞思想值得當代媒體從業者學習。張季鸞（208）民初著名記者，新記《大公報》總編輯。早年留學日本，創辦《夏聲》雜志，回國后擔任《民立報》編輯。此外，他曾任孫中山先生的秘書。后與吳鼎昌、胡政之成立新記公司，接辦天津《大公報》，對《大公報》的新聞業務與經營管理層面進行改革，使其逐漸發展為著名的資產階級大報。張季鸞在主持《大公報》后提出了著名的四不方針，即不黨、不私、不賣、不盲。中國資產階級報業的發展，以新記《大公報》的創辦為標志，進入了一個趨向成熟的重要轉折時期。成舍我（213）著名新聞出版家和新聞教育家。創辦《世界晚報》《世界日報》《世界畫報》，統稱“世界報系”。后又創辦《民生報》和《立報》，創我國有史以來日報銷售的最高紀錄。在北京創辦“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在桂林創辦“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在臺灣籌辦“世界新聞職業學校”。注重報刊的經營管理，把印刷、發行、廣告等工作組織得井井有條，《世界日報》銷量居北京各報之首。成功辦報經驗有：堅持“小報大辦”原則，重視副刊，講究經營策略和經營管理，不斷開拓創新。史量才（224）杰出的商人、報業家，出色的報業經營者。作為上海的報業大王，“國有國格，報有報格，人有人格”這句話便出自他口。在中國報業史上，史量才與其經營的《申報》馳名一時。在他擔任《申報》總經理期間，《申報》品格堅毅、不畏強權，不僅在揭露、譴責和批判國民政府的黑暗行為上從不手軟，還在抗日戰爭期間號召民眾“一同抗日救國”。史量才以超前的眼光開拓廣告業務，從而大大增加了報紙收入和社會影響。《申報》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一舉成為當時國內發行量最大和讀者涉及面最廣的報紙。鄒韜奮（202）著名的出版家、新聞記者。一生創辦、主編過六刊一報，包括《生活》周刊，《大眾生活》等宣傳抗戰救國的進步刊物。他還在全國各地組織生活書店，積極出版進步書籍。也正因為抗日救國的文化運動，他與沈鈞儒等一行七人分別被捕，史稱“七君子”事件。鄒韜奮的辦報方針是：貼近群眾、依靠群眾、立于群眾、要做為群眾服務的報刊。鄒韜奮去世時，毛澤東為其題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范長江（214）優秀的共產主義新聞工作者、社會活動家，新中國新聞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以《大公報》旅游記者的身份對西北地區進行考察，發表了大量旅游通訊，后匯集出版為《中國的西北角》一書。西安事變后，進入西安采訪周恩來，進入延安采訪毛澤東，發表了多篇文章，后被收錄進《塞上行》中。范長江的西北之行打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首次還原了西安事變的真相，反映了中共陜北革命根據地人民的實際生活和共產黨領導人的生動形象，在中國新聞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埃德加·斯諾（196）美國新聞記者、作家。在中國擔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兼任《紐約太陽報》、《每日新聞先驅報》特約記者。斯諾進入陜甘寧邊區會見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寫了大量的通訊報道，成為第一個采訪紅區的西方記者。最早向世界詳細報道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實情況，寫成《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又名《西行漫記》。后因報道皖南事變真相被國民黨取消記者特權，被迫回國。毛澤東對其高度評價，“他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每周評論》（215）是陳獨秀、李大釗等《新青年》同仁為適應新的形勢而創辦的一份時事政治評論報紙。以“輸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學”為己任，以“主張公理，反對強權”為宗旨，重在批評事實。把思想文化斗爭和政治斗爭緊密結合起來，把報道和評論結合起來。討論政治、和平、道德、法律等重大政治思想問題，著重介紹新思潮與反應現實斗爭，評述國內外大事，和《新青年》相互配合。五四運動期間發揮了積極的輿論先導作用，五四運動爆發后做了連續的系列報道，及時評論，給予支持和引導。《湘江評論》（238）是湖南學生聯合會的機關刊物，是宣傳新思想的重要陣地。創辦于湖南長沙，毛澤東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在出版啟事中宣布“本報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在編排形式與內容上模仿《每周評論》，設有西方大事評述、東方大事評述等欄目。最大的特點是以白話文出版，以評論為主，大多數評論出自毛澤東之手。積極宣傳民眾大聯合、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及其影響，并將五四運動和十月革命聯系起來，將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爭和對孔子的思想批判斗爭結合起來。具有廣泛的影響，李大釗評論該刊為全國最有分量、見解最深的報紙之一。《天津學生聯合會報》（175）五四時期最有影響的進步學生報刊之一，是天津學生聯合會機關報，周恩來任主編。以評述為重點，其中周恩來用筆名“飛飛”撰寫的許多評論，議論精辟，富有戰斗性。該報還以大量篇幅報道學生運動、工人罷工斗爭，并派出“特派員”專程赴山東采訪，還發行號外支持山東學生群眾代表赴京請愿。廣大讀者稱贊《天津學生聯合會報》是天津的“新曙光”，評價它是“全國的學生會報之冠”。《共產黨人》月刊（152）創刊于延安，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內部刊物，僅供黨員閱讀。宗旨在于，幫助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寫了著名的《<共產黨人>發刊詞》，深刻總結了中國共產黨的三條基本經驗，即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指出這是中國共產黨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晨報副刊》（220）《晨報》曾經是一個受軍閥控制的報紙，在李大釗的支持下率先改組副刊，增加了《自由論壇》和《譯叢》兩個專欄，李大釗任編輯，介紹“新修養、新知識、新思想”。后由孫伏園主編，魯迅為其命名為《晨報副鐫》，徐志摩又將其改名為《晨報副刊》。開中國現代報紙副刊進行民主改革的先河。既介紹新文化、新思潮，也不排斥舊文化、傳統國學，與其他副刊相比，更注重對文藝作品的刊載，表現出強烈的藝術性。但在徐志摩接編后呈現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傾向，標志著它在政治上的倒退。《京報副刊》（224）在京津滬等大城市較有影響力的報紙，邵飄萍任社長，孫伏園任主編。是魯迅、林語堂等語絲派的陣地之一，與胡適等現代評論派激烈交鋒。是一個以小說、詩歌、散文為主的文學副刊。在文藝創作上強調文藝與生活要緊密結合。大部分作品都比較嚴肅，諷刺意味濃厚，反應與揭示社會矛盾和人物內心世界。主要題材是小資產階級青年的生活，對五四時期一些青年群體的苦悶心理進行深入細致的刻畫。后來直奉軍閥以“宣傳赤化”為罪名封閉了《京報》館，邵飄萍不幸被殺害，副刊與《京報》一起停刊。《民國日報》——《覺悟》（216）取消了格調不高的副刊《民國小說》和《國民閑話》，另辦副刊《覺悟》，邵力子任主編。創刊起就以激進的姿態投入新文化運動，積極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發表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文章，介紹新思潮，宣傳新文化，表現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氣勢。關注現實社會政治狀況，不斷報道各地工人運動狀況，對婦女解放問題進行深入討論。設評論、通訊、詩歌等多種專欄，也經常介紹進步刊物。五卅運動之后邵力子前往廣州，《民國日報》逐漸被國民黨右派把持，后停刊。《時事新報》——《學燈》（191）由張東蓀主編，后由俞頌華、李石岑、鄭振鐸、宗白華等接任。在新文化運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創刊初期著重評論學校教育和青年修養，五四運動以后加強西方文化和科學的宣傳，介紹了各種西方資產階級學術文化和思潮，是傳播新文化的一個重要陣地。《學燈》每期都刊有新文化運動新書新刊的介紹，對各地新文化運動起了交流信息和推動作用。五四以后，《學燈》逐漸右傾，成為抵制馬列主義思想傳播的輿論工具，后停刊。《政治周報》（226）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創辦的統一戰線性質的報紙，是國民黨中央機關報。由毛澤東主持籌辦并擔任首任主編。一創刊就投入反對國民黨右派的斗爭中，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推動革命的發展。主要刊載國民黨中央和廣東革命政府的重要會議、文件、報告、知名人士的專稿，部分新聞報道材料。辟有《反攻》專欄，毛澤東在此發表了幾篇言辭犀利的雜文，與國民黨右派做了堅決的理論斗爭。該刊主張用事實說話，理論結合實際地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反革命本質，為國共統一戰線作出巨大貢獻。《熱血日報》（229）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份日報，創辦于上海，瞿秋白主編，是通俗政治性小報。為了加強對五卅運動的宣傳而專門創辦，設有要聞、社論等欄目，設副刊《呼聲》，刊載評論、通訊和文藝作品，具有通俗化、群眾化的特點。一創刊便以戰斗姿態投入反帝戰爭中，揭示了帝國主義殘殺中國人的本質，指出封建軍閥反動反革命的本質，傳播國際進步勢力支持中國人民的信息，受到廣泛支持和歡迎。在《熱血日報》的帶頭作用下，五卅時期上海新聞界形成了反帝愛國的統一戰線，宣傳了黨的政治主張，推動了工人運動的發展。世界報系（1）《世界晚報》（160）由成舍我創辦。宗旨是：言論公正、不畏強暴、不受津貼、消息靈確。努力報道獨家消息，并瞄準北京學校多的特點，以“發展教育”為號召，創設教育專欄，大量刊載教育新聞，這是有別于其他晚報的一個很大特色。設有副刊《夜光》，由張恨水主編，連載其小說《春明外史》。報社不畏強權暴力，完全做到民眾喉舌之功能，受到民眾喜愛和支持，銷路極佳。（2）《世界日報》（209）由成舍我創辦。以夾敘夾議的新聞報道和評論文章見長，具體以軍事、政治為主，兼重教育新聞，設有多種副刊。問世不久，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該報陸續刊載了許多揭露新聞，并募捐援助上海罷工工人。設有副刊《明珠》，主要刊載詩詞、掌故、隨筆、風月小品等，號稱“明珠體”，張恨水任主編。《明珠》用七年連載張恨水的《金粉世家》，風靡京華。成舍我注重經營管理，把印刷、發行、廣告等工作組織得井井有條。《世界日報》銷量居北京各報之首。（3）《世界畫報》（79）由成舍我創辦。是《世界日報》的畫報版面改出的單張，稱為《世界畫報》。因銷量不好，由隔日刊改為周刊，后作為日報和晚報的附贈。先以時事照片為主，后以美術作品為主。《布爾塞維克》（213）中共中央政治理論機關報刊物，瞿秋白任主編。是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指針。宗旨是：建立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思想之機關，反對資產階級及一切反動妥協思想之戰斗機關。揭露國民黨的反動本質和投靠帝國主義的罪行。對全國范圍內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起義進行廣泛的報道，鼓舞人民投身于反抗國民黨的斗爭隊伍當中。它的出現說明蔣介石對共產黨的趕盡殺絕計劃沒有得逞，黨中央仍在戰斗，安定了黨心。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揭露和抨擊教育了黨員和人民，為斗爭指明了方向。《紅旗日報》（194）由《紅旗》三日刊和《上海報》合并而成，是中共中央政治機關報，中共中央宣傳部主辦。前期注重鼓動性，每周對新發生的事件都發表評論；后期加強指導性，大量刊登黨的文件。該報在發刊詞中說“報紙是一種階級斗爭的工具”，在中國首次提出了這一觀點。但不懂得自我保護，在左傾思想的影響下，面對艱難的處境，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還堅持出版，并號召群眾積極一致地為《紅旗日報》的擴大和發展而斗爭，遭到嚴重損失。《紅旗周報》（95）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四份機關報，由《紅旗日報》改名而來。該報秘密發行，封面常以“實業周報”“佛學研究”等假封面出現。在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內容受王明左傾思想嚴重。《群眾》周刊（211）創刊于漢口，由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后遷至重慶，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存續了12年，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存續時間最長的中央機關刊物。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后，《群眾》周刊結合整風運動的精神，設置相關欄目，加強與讀者的溝通聯系，促進刊物的群眾化。在進一步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增設相關欄目介紹以延安為中心的解放區人民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刊發大量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論著，并對社會上出現的各種錯誤思潮進行針鋒相對的批駁。重慶各報聯合版（239）1939年5月，日本飛機轟炸重慶，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通告，由于出版條件困難，要求重慶十家大報臨時停刊，由《中央日報》牽頭組合出版《聯合版》，由10家報社派人組成各報聯合委員會。為了加強合作，減少矛盾，各成員商定：《聯合版》不寫社論，也不發各報采寫的新聞，主要刊載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布的各項消息，10家報社分組輪流擔任編輯。8月13日各報恢復單獨出版。《聯合版》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困難環境下各黨派、各階層、各報社求大同、存小異的結果，是戰時中國新聞界摒棄成見、目標一致、團結對敵最具體的體現。洋旗報（211）孤島時期那些以外商名義出版的中文報紙稱為洋旗報。這些報紙可以不受日偽的新聞檢查，因而當時出現了大辦洋旗報的熱潮。中國共產黨及民間愛國人士，利用淪陷區大城市中租界的特殊條件，或聘請外國人擔任發行人，或在外國注冊，打著英商、美商的招牌在租界內復刊或創刊洋旗報，以逃避日寇的新聞檢查。其中最為著名的有《每日譯報》、《文匯報》、《申報》、《新聞報》等。后來，日偽方面對上海進步報界的迫害更加殘酷，“孤島”新聞界被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文萃》周刊（218）由中共地下黨員和民主人士創辦，黎澍任主編。初為集納性和文摘性刊物，轉載各地進步報刊言論。后改組為時事政治刊物，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出版的時事政治刊物。該刊宗旨在于溝通內地與收復區的意志，傳達各方人士對于國事的意見，分析復雜善變的國際情勢。由于斗爭形勢嚴峻，改為地下出版，同年被國民黨查封。主要工作人員陳子濤、駱何民、吳承德三人被捕，英勇犧牲，被稱為“文萃三烈士”。作為革命時代的特殊產物，該刊對于研究當時的主流思想無比珍貴。《向導》（202）創刊于上海，是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機關報，是一份時事政治評論性周報，由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后擔任主編。集中宣傳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對中共民主革命綱領的各種錯誤思想和反動宣傳進行了攻擊。大力宣傳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和關于建設各革命階級統一戰線的政治主張。但是該報對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宣傳不力，甚至有錯誤的觀點。國內讀者贊揚它是黑暗中國社會的一盞明燈。除在國內各地發行之外，還遠銷至德國、法國等國家。《中國青年》（204）創刊于上海，團中央機關刊物，以青年為發行對象。其宗旨是要做青年“忠實的友誼的刊物”。它根據青年的特點，從青年的生活、思想實際出發，運用生動活潑的形式、平易流暢的語言，對青年進行科學的引導和宣傳教育，初步奠定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報刊的優良傳統。內容主要為引導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幫助青年正確認識國內外形勢，以及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青年的良師益友，為民主革命的斗爭起到了宣傳和組織的作用。《勞動周刊》（203）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機關報，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張全國性的工人報紙。其宗旨是：本著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宗旨，為勞動者說話，并鼓吹勞動組合主義。廣泛報道了全國各地的罷工斗爭，被稱為“教育訓練勞工們的一個最好的機關報”。它發行到全國許多地方，受到工人們的歡迎。將競爭機制引入勞動管理，徹底消除了平均主義傾向，充分調動職工勞動性。后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登載過激言論”、“鼓吹勞動革命”的罪名勒令停刊。紅色中華通訊社（227）在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機關通訊社，呼號CSR。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創建的第一個以現代無線電通訊手段收發新聞的通訊社。主要發布臨時中央政府文告、宣言、紅軍戰報和根據地建設消息，同時利用紅軍電臺抄收國民黨“中央社”電訊和外國通訊社英文稿，經編輯后油印為參考消息，供中央機關參閱。后隨紅軍長征，途中新聞廣播中斷，但抄報未停，后來在瓦窯堡恢復新聞廣播。打破了當時國民黨的封鎖，把革命根據地紅軍和人民的聲音傳播到全國和海外。后改名為新華通訊社。新華通訊社（224）簡稱新華社，是中國國家通訊社和世界性通訊社，前身是紅色中華通訊社。總部設在北京，在全國除臺灣省以外的各省區市均設有分社。1935年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1937年1月改稱新華通訊社。主要任務是：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反映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情況、新事物和新經驗；及時反映國際上的重大動向，宣傳中國對外政策。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創建的重要宣傳輿論機構，為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勝利作出重大貢獻。《紅色中華》報（204）創刊于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也是我國在人民政權下創辦的第一份中央報紙。最初定位主要是作為中央蘇區公文傳遞的載體，而新聞報道功能居于從屬地位。創刊后積極配合黨政的中心任務，進行建設和鞏固工農民主政權的宣傳，揭露敵方暴行，宣傳抗敵壯舉。該報因通俗易懂、生動活潑而受到讀者歡迎，在根據地產生巨大的影響，但也受到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宣傳過錯誤主張。后改名為《新中華報》，又改組為《解放日報》。《解放日報》（238）創刊于延安，由《新中華報》和《今日新聞》合并而成。是革命根據地出版的第一個大型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也是這一時期影響最大、貢獻最大的革命報紙。創刊初期對國際形勢作出科學分析，但也出現了脫離根據地群眾和工作實際的傾向。在中共中央的指導下進行改版，以報道抗日根據地新聞為主，加強了黨性、群眾性、戰斗性和組織性，突出宣傳黨的路線以及根據地、八路軍的情況。《解放日報》的工作在整風改革后有了顯著改進，積累了寶貴經驗，為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中國無產階級新聞理論作出重要貢獻。《中國報學史》（222）由中國著名記者、新聞學家、現代著名報刊史學家戈公振所著。是一部研究新聞學和我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的開山名著，中國首部新聞史學權威著作。該書有著明確的歷史分期和報刊分類，為中國報刊提供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框架。其史料詳實，多為第一手資料，為中國報刊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史料。該書從主要觀點與論斷到文字表達，都洋溢著作者的愛國、民主、進步思想和敬業樂業精神，為新聞學研究樹立了治學與道德風范。標志著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開端，被公認為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224）是陸定一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的一篇文章，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點與方法，力圖闡明兩個基本問題，即新聞的本源問題和新聞的真實性問題。在“新聞本源”的問題上，他指出，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新聞的本源是事實。在“新聞真實性”的問題上，他指出，只有為人民服務、與人民有密切聯系的報紙，才能得到真實的新聞，要有群眾觀點，要走群眾路線。是較早自覺運用唯物論探討新聞學基本問題的文章，為建設中國特色無產階級黨報理論與新聞理論奠定了基礎，起著深刻的引導作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19）指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發表的講話，刊載于《解放日報》。總結了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基本歷史經驗，明確提出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解決了文藝的革命方向問題。引言部分指出了革命文藝的重要性，總結了經驗，回答了一系列根本性問題，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和黨的文藝路線。結論部分闡述了我們的文藝為什么人、文藝的普及和提高等五個問題。有力推動了文藝界的整風運動，豐富了馬列主義文藝理論，推動了抗日根據地革命文藝的發展。《新中華報》（202）前身是《紅色中華》報。在延安出版，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后成為陜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后改組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宣傳抗戰團結，系統報道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以及抗日民族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成就。國民黨發動二次反共高潮時，該報及時報道皖南事變真相，闡明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政策。后與《今日新聞》合并為《解放日報》。《新中華報》貼近群眾生活，符合邊區民眾的知識文化水平，毛澤東評價其為“全國報紙中最好的一個”。《共產黨人》月刊（152）創刊于延安，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內部刊物，僅供黨員閱讀。宗旨在于，幫助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寫了著名的《<共產黨人>發刊詞》，深刻總結了中國共產黨的三條基本經驗，即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指出這是中國共產黨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劉少奇《對于華北記者團的談話》（226）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舉辦由華北人民日報社、新華社華北總分社的部分記者參加的學習班，劉少奇發表講話。表達了黨中央對于新聞工作的重視，為新聞工作者適應新的形勢、完成新的任務提出了明確的努力方向。闡明了新聞工作的作用和任務，并提出新聞工作者必備的四個條件，即要有馬列主義理論修養，熟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充當黨和人民聯系的橋梁，進行獨立的思考、分析、判斷。注重黨報的信息傳達、思想傳導和意見溝通功能，強調黨報的連結和傳導作用，是對毛澤東新聞思想的一種有益補充。1978年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240）1978年，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署名轉發了這篇文章。該文章指出，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從而否定了兩個凡是的觀點。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強烈反響，引發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為人民所接受和肯定，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理論準備，對于端正思想路線，糾正長期存在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具有重大和深遠的意義。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252）是我國第一個新聞學研究團體，它的成立標志著新聞學作為一門學科性研究在我國的開端，也是我國新聞教育的發端。蔡元培任校長，徐寶璜、邵飄萍任導師。宗旨為“研究新聞原理，增長新聞經驗，以謀新聞事業之發展”，更多轉向學術研究。研究內容包括新聞的范圍、選題、采訪、編輯、通訊方法以及報社和通訊社的組織等，出版了《新聞周刊》，是當時中國唯一傳播新聞學知識的報紙，也是中國最早采用橫排式的報紙。在倡導新聞學研究、培養新聞學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被稱為我國“報業教育之發端”。左聯（206）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簡稱。為加強革命文化隊伍的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于上海成立，是影響最大的一個革命文學團體。目的是與國民黨爭取宣傳陣地，吸引廣大民眾支持其思想。旗幟人物是魯迅。先后出版了《萌芽》等機關報刊。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指導實踐，宣傳無產階級文藝思想，第一次提出了文藝要為工農大眾服務的方向。同時，努力培養新作家，壯大革命文藝隊伍。1936年，根據形勢的需要，為了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左聯自動解散。左翼記聯（200）是中國左翼新聞記者聯盟的簡稱，于上海成立。在國內及海外南洋等地發展盟員，并在上海法國租界內創辦國際新聞社，向國內外報刊供稿。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廣泛開展進步宣傳活動，批判國民黨的反動新聞統治。報道的主要內容為抗日活動，發布有關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和工農紅軍北上的消息。曾創辦《華報》、《集納批判》，后又創辦中華通訊社。1936年，左翼記聯同各個左翼文化團體一樣，為適應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而解散。中國新聞學研究會（184）成立于上海，是在中國共產黨直接影響下成立的新聞團體，是我國第一個研究無產階級新聞學的學術團體。初期有會員14人，主要來自上海《申報》、《新聞報》、《時報》的進步記者，以及上海民治新聞學院和復旦大學新聞系師生，核心是《文藝新聞》的工作人員，瞿秋白、鄧中復曾給予指導。中國新聞學研究會除了致力于新聞學之科學的技術研究之外，更將全力致力于以社會主義為根據的、科學的新聞學之理論的闡揚。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211）成立于漢口，是在共產黨支持和領導下的國統區合法的青年記者團體。是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著名的全國性新聞記者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聞界統一戰線組織，黨通過努力團結國統區廣大進步新聞工作者，爭取民主、爭取新聞自由和展開抗戰宣傳，它是黨的抗戰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青年記者奔赴前線，為中華民族的反侵略戰爭留下了豐富的資料，使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和擴大，團結廣大新聞工作者，同時打破了國民黨中央社的新聞封鎖，創立國際新聞社。“大陸報——中國無線電公司”廣播電臺（230）美國人奧斯邦在上海創辦中國無線電公司，與英文版《大陸報》合作，辦起“大陸報——中國無線電公司”廣播電臺。呼號XRO，是中國境內第一座廣播電臺。內容以音樂節目為主，也有新聞，包括路透社電稿、《大陸報》刊載的消息等。由于未經中國政府批準而被取締。奧斯邦等人在中國境內私設廣播電臺，顯然是對中國無線電主權的侵犯。但也將無線電廣播這一科學技術和新聞媒體傳入中國，開闊了國人的視野，引起人們收聽廣播的興趣，揭開中國廣播事業發展史的第一頁，對中國近現代廣播事業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延安新華廣播電臺（226）1940年建成開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創辦的第一座無線電廣播電臺，呼號XNCR。試播期間的主要聽眾是敵后抗日根據地的軍民，兼顧國統區的聽眾，被西南聯大的師生稱為“黑夜里的一盞明燈”。主要內容包括：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新中華報》、《解放》周刊以及后來《解放日報》的重要社論和各類文章、國內外時事新聞等，另外還有抗日歌曲等文藝節目。標志著中國無產階級廣播事業的誕生，打破了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對抗日根據地的新聞封鎖，宣告了國民黨和日偽壟斷控制廣播時代的結束。東方風來滿眼春（192）是1992年時任《深圳特區報》副總編的陳錫添在鄧小平同志南巡時所寫的一篇著名通訊，文章發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對深圳、中國，乃至全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意義。這篇報道用七個小短篇記錄了鄧小平在深圳視察的日子，被稱為“歷史關頭的雄文”，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遙相呼應，將堅定改革的訊息傳遍世界。該文真實記錄了鄧小平在深圳視察時所做的重要談話，成為了新聞界在思想解放運動中的一件標志性事件。中國新聞獎（150）中國新聞獎是經中央宣傳部批準的全國性年度優秀新聞作品最高獎，由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辦。其目的在于檢閱我國新聞工作的年度實績，推動新聞改革，促進新聞作品質量的提高，促進新聞隊伍的思想建設、業務建設和作風建設。每年評選一次，經黨中央和政府有關部門正式批準的報紙、廣播電臺、電視臺及通訊社均可自愿參評。中國新聞社（228）國家通訊社之一，中央主要新聞單位和重點對外傳播媒體，前身為國際新聞社。堅持愛國主義的宣傳方針，以為廣大海外讀者服務為宗旨。以海外華僑華人、港澳臺同胞和與中國有聯系的外國人為主要報道對象，以海外華文媒體為主要服務對象。堅持差異化定位，探索具有鮮明中新風格的獨特話語體系，打造多元化的全媒體融合傳播矩陣，站在新時代高度傳播中國、影響世界。近年來，中國新聞社推出了融媒體專欄《中國焦點面對面》以及中外對話融媒體節目《WETalk》，嘗試在國際傳播中構造更多對話性的場域。癸丑報災（193）二次革命失敗后，報界掀起反袁浪潮，袁世凱政府則加緊了新聞預檢和迫害。袁世凱政府借軍事勝利對國民黨系統的報刊以及異己報刊大肆摧殘，凡是國民黨系統的報刊一律扣以“亂黨報紙”的罪名而被查封。到1913年底，全國繼續出版的報紙只剩139家，相較于民國元年的500多家銳減了300多家，北京上百家報紙也只剩20多家。這一時期，報刊數量銳減，大批報人被捕被害，因而把二次革命失敗后袁世凱對于新聞界的大掃蕩稱為癸丑報災。誠言事件（236）是五卅運動期間，我國人民對《誠言》這一帝國主義的宣傳品進行的駁斥與抗議活動。《誠言》的主要內容是為帝國主義辯護，顛倒是非，惡意攻擊人民的愛國行動。在人民怒斥帝國主義的惡劣行徑時，《申報》和《新聞報》大篇幅刊登《誠言》第一期，激起上海新聞界和廣大市民的公憤。《中國青年》等革命報刊發文駁斥其賣國行為，上海學生聯合會等團體派人與兩報交涉，要求其公開承認錯誤。在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