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頁2024年吳大猷抗戰那時在昆明一

20世紀80年代初擔任臺北“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抗日戰爭時期在昆明度過了近九年的艱苦生活。

全面抗戰開始后，已在北京大學物理學系擔任教授三年、致力于光譜學研究的吳大猷，輾轉到了成都，在四川大學任講座教授。一個多學期后，吳大猷攜妻子阮冠世于1938年夏天來到昆明，任西南聯合大學物理學系教授。吳大猷到昆明來，一個原因是應老師饒毓泰的邀請；另一個原因是妻子的健康狀況一直未見好，妻子覺得昆明四季如春的氣候也許能對自己恢復健康有幫助。

初到昆明時，吳大猷夫婦住在華山南路東頭的小綠水河八號，不久就遷到北倉坡螺翠山莊。這是任內政部政務次長的張維翰的私宅。張維翰從1922年昆明市政公所成立起就擔任督辦（即昆明市市長）多年。在吳大猷之前，已有江澤涵教授、饒毓泰教授住在這螺翠山莊。在吳大猷之后，住進這里的還有毛子水教授、鄭華熾教授。吳大猷夫婦住偏房樓上的一間屋子。毛子水與吳大猷夫婦一同開伙，請了個傭人做飯。饒毓泰也搭伙，但只是來吃晚飯。饒毓泰沒課的時候總是在屋里讀書，因為夫人剛過世不久，他的情緒有些低落。為了替老師解憂，吳大猷、鄭華熾、鄭昕、劉晉年這幾個弟子就不時陪著他在晚飯后玩上幾圈牌，地點就在吳大猷的房間里。這也就是饒毓泰唯一的消遣了。

這樣有趣的時光不長，到了冬天，吳大猷家從螺翠山莊遷住翠湖北路玉龍堆一帶的周部長的公館。這位周部長就是云南名流、曾任內政部部長的周鐘岳。吳大猷開玩笑地說：“我們由原先次長的房子，跳到部長的房子，也可算是‘高升’了?！?/p>

這周公館在當時的昆明，可算條件相當好的住宅了。一座離翠湖不遠的清靜小院里，有一棟坐北朝南的小洋樓。小洋樓共三層，每層五間，除正中三間外，還有一條走廊連著左廂右廂各一間。周家大少奶正巧是吳大猷在美國密大留學時的同學袁丕濟的侄女。吳大猷家與數學系教授程毓淮家分住了樓下一層的五間房，住得還算舒適。

在周公館里，吳大猷的家仍然是北大一些教授常來玩玩的地方。大家做學問做累了的時候，也聚在一起聊聊天，也打點小麻將，或者打打橋牌。周末時，清華的陳省身、湯佩松幾人也來這打橋牌，于是，擺開了清華隊戰北大隊的陣局，事先約好，哪隊輸了便做東請大家吃晚餐。結果呢，清華隊做東的時候要多一些。吳大猷的牌技較差，常不上局，由喜歡打橋牌的妻子上場，他坐在一旁，抽空做點打字之類的事。牌局結束了，眾人便高高興興地去吃飯，吳大猷回憶說：“他們來挑戰，我們總可以大吃他們一頓。到底大家都是文人，胃口均不是很大，加之菜又預備得多，因此每頓都有很多剩余。這樣大家就挑了我和陳省身兩人，由我們負責‘掃光’。”

吳大猷這時的生活，過得還不算怎么差。在1939、1940年這兩年里，雖然昆明的物價已經在逐漸上漲，但漲得還不算太厲害，聯大的教授家庭一般都還用得起一個女傭人，吳大猷家也有個叫陳嫂的女傭人。身上有些苗族血統的陳嫂，長得有點高大，經過吳大猷妻子的一番調教后，也能做出符合他們口味的可口飯菜。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段時間，進入1940年秋天后，日本空襲開始頻繁起來了。于是，吳大猷家經歷了一次讓人想起來都有些后怕的事。這事促使他攜妻子搬到了鄉下居住。

二

起初，吳大猷他們對日機空襲不怎么理睬，因為多數時候是虛驚一場。后來，他們有時也離家躲一躲，但也不過是走一小段路到北門街，進那里的清華航空研究所的防空洞去隨便躲一下就回家了?？墒牵瑳]想到有一天的無心之舉，竟無意中幫助吳大猷夫婦躲過了一場大劫難。

這天，又響起了警報聲，不知怎么，吳大猷夫婦與陳嫂和同住在周公館里的幾家人竟心血來潮，一起走出北門，沿路向北郊五六公里外的崗頭村快步走去。崗頭村這里有北京大學剛蓋起的一所很簡單的平房，給校長蔣夢麟疏散用。緊鄰著還在另一個院子內蓋了兩排平房，供學校的教師在緊急情況下疏散用。這些房子極簡易，泥墻泥地，平頂紙窗。共有七間，每間約十二平方米。此外還有一間大房子做“廳”，這“廳”旁帶著一個小房間。這一天，吳大猷他們跑到這里后，吳大猷體弱的妻子從未走過這么遠的路，感到累得走不回去了。于是大家便說，既這樣，我們今天就都在這泥屋里住一晚得了。

吳大猷因為第二天一大早就要上課，便在當天下午五點多警報解除后，獨自步行進城去住。這段時間，聯大為躲警報，將上課時間作了調整，所有的課都安排在上午7時到10時與下午4時到7時。當吳大猷走到離周公館不遠的西倉坡附近時，遇見助教江安才，得知下午空襲被炸的地方，就是自己借住的周公館，一共中了四枚小炸彈。吳大猷趕到家里一看，行李鋪蓋和什物都被埋在灰土瓦礫的下面，好險哪！吳大猷心中一陣后怕，他后來說：“假如我們未留在崗頭村，那天也許不去躲警報，那便正好中‘頭彩’?！边@天晚上，他只好跑到同事鄭華熾家睡了一晚。第二天，他找人幫著從周公館自己家的瓦灰堆中挖出了不少要用的東西，陸續搬到崗頭村去。吳大猷記得：“最有趣的是我家有兩只瓦缸，囤積的是兩袋早就買好的面粉。缸本來是蓋好的，空襲后缸依然完好，但面粉里卻摻進了些碎玻璃和泥土。雖然這樣，還是舍不得把它丟掉。后來用水沖去雜物做成了面筋?！?/p>

打這時起，再住在城里已經很不安全了，崗頭村便成了吳大猷家的疏散居住地，一直住到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春天。

三

吳大猷家搬住到崗頭村之后，北大的一些教師也陸續疏散住到了這里。這不多的七間平房和一個“廳”、一個小間里，竟住下了七八家人和幾個單身漢。每家的一間小小斗室，都“兼有臥室、書房、飯廳等多種用途”。

疏散在崗頭村，生活自然是很不方便的。清早從這里趕去學校上課，加快步子走也得個把小時，為不誤課時，吳大猷有課那天都是早上五點多就得出門，七點差十多分鐘到達學校，7點準時上課。有時是排在下午4點到7點的課，那吳大猷去上課時就走路，下課后則趁天黑前坐小馬車回到崗頭村。這幾年間，由于走路走得多，鞋子也磨損快，隨著物價日益上漲，他常常穿著膝蓋處打補丁的褲子去上課的情況也讓學生見怪不怪了。

盡管生活和工作條件如此惡劣，但吳大猷上課卻從不馬虎應付，而是很認真地為本科生授課，并精心培養指導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在昆明的這八九年艱苦歲月里，吳大猷先后為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過近代物理、量子力學、電學、量子力學與原子光譜、量子化學、高等力學、物理學基礎等課程。他在學校里認真搞好教學，回到家中仍堅持進行科研工作。他土法上馬，用一個三棱鏡和簡陋的木架，做成分光儀進行光譜的研究，并寫成論文送到國外發表。他說，這分光儀“我們想了很多辦法才做成，當然不能做意義很大的工作，但做總比不做好”。

他的研究生楊振寧晚年如此回憶道，那個時候，吳先生住在鄉下，“我們上課因為怕轟炸，所以常常是在下午4點鐘?！铝苏n以后，吳先生常常跟幾個學生討論，……吳先生永遠是非常有耐心地跟我們討論，而且常常是一邊走一邊討論。因為他要趕馬車回崗頭村，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幕就是在西南聯大的西北角，一個小門外面，有一個很長的輕便鐵路，我們就站在校門外，在鐵路旁邊討論物理，然后到很晚了，他看了表，實在是非走不可了，我們就看著他順著那條鐵路走，要走大概一兩公里的樣子，到馬車站，然后坐晚班的馬車回去?！?/p>

到了1944年，戰場形勢出現了一些變化，日機的空襲停止了，可通貨膨脹更厲害了。民眾的生活越來越艱難，教授們的日子也同樣過得相當艱辛，除兼職兼課外，有的典衣賣書，有的由妻子擺地攤貼補家用。吳大猷在日本投降前夕，為返回北方準備路費，賣掉了妻子的一件短皮襖和一直保存著的幾樣紀念品。他說自己在變賣東西方面“是教授中最先出馬的一個”。

在昆明生活的那些年，除了要克服物質生活的困難之外，吳大猷還有更艱難的一件事，那就是照料長期臥病的妻子。他后來說到當時的情況：“冠世本來就很虛弱，經常發燒心跳，有時咯血……只有我一個人伴著她，不停地忙著換衣、烘干汗濕的衣服、喂牛奶、榨橙子汁、數脈搏，心里有說不出的憂急害怕。那時最希望的是有個人來，可讓我離開她片刻鎮定一下自己?！?/p>

看著他如此盡心盡力地長期照料病妻，一些朋友都稱贊他是一個“標準丈夫”。吳大猷對妻子的感情很深，早在戀愛期間，他便知道體弱的未婚妻患有肺病，而且會影響到生育。同事和師長勸他要三思而行，別影響了自己的前途；艱難撫養他這個獨子長大成人的寡母也堅決反對這樁婚事，可是吳大猷說：“我愛她不是一朝一夕了。我所憧憬的未來都是和她在一起的未來。生活里如果沒有她，再大的功名對我來說又有什么幸福可言？我要好好照顧她，而結婚是我今生能夠照顧她的唯一方式?！蔽椿槠抟才峦侠蹍谴箝?，含淚向他提出分手，吳大猷卻一再表示：“生活里如果沒有你，我就不會幸福！”

在昆明的這八九年的艱苦生活中，吳大猷長期照料病妻的日子過得有多艱難，壓力有多大，也許是別人永遠難以感受到的。他在1984年寫的《回憶》一書中，敞露了心扉。他說：“從抗戰初期到再出國的九年中，物質生活困難是實情，毋庸諱言，但使我感到最難支持的還是由于冠世長期臥病所產生的巨大的精神壓力。我的神經特別健全，即使遇到許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也有我的逃避方法，就是埋頭寫書，借以解脫。因為一心工作，就不遑于其他。在這個時期，寫了一部專門討論近年來物理發展的書，專著了十七篇研究論文，將Wigner關于群論的德文書譯成英文，這都是我‘逃避’壓力的妙法。如果沒有這些‘逃避’妙法，啊！我的神經恐怕早就支持不住了。有些朋友稱贊我是一個‘標準丈夫’，他們不知道我是一面在照料生病的妻子，一面卻過著特別的‘逃避’生活?！?/p>

吳大猷1939年出版的高質量的專著《多原子的結構及其振動光譜》，直到20世紀70年代時還在世界各國流傳使用，并屢獲好評。

吳大猷在西南聯大最感欣慰的事是培養出一批物理學的人才，其中，馬仕俊、郭永懷、馬大猷、虞福春、楊振寧、黃授書、張守廉、李蔭遠、朱光亞、黃昆、李政道等人，都成為了國際知名的物理學家。吳大猷將這批學生喻為“從不易得的群英會”。在半個世紀之后，他仍忘不了當年這段歲月：“對著這樣一群學生講古典物理學中最完美的一部，是最愉快的一大事也?！?/p>

李政道是1945年春19歲時，千里迢迢慕名前來投奔吳大猷的。他原在浙江大學讀一年級，經吳大猷先生的一位朋友介紹而來。因這時是學年中間，不能轉學。吳大猷同幾位教師商量后讓李政道隨班聽課，參加期末考試若及格，到秋季就正式轉學入聯大二年級。天資聰明的李政道總是能很快就讀完吳大猷給他的深奧的書，做完很難的習題，然后又來請吳大猷開給書單和題目。

1946年春天，國民政府約請吳大猷和曾昭掄、華羅庚三位科學家赴美國考察戰后科學發展的情況，并計劃籌設科學研究的機構。吳大猷變賣掉一切能變賣的東西，全部家當僅是兩只沒裝滿的手提箱。他就這樣幾乎是一貧如洗地攜愛妻離開了昆明返回北平，然后前往美國。

吳大猷帶去美國的助手是學生朱光亞和李政道兩人。

“我的啟蒙老師是吳大猷，我想念他?！崩钫劳砟陼r樸實而深情地說，“我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機遇出現在中國抗日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那時我是昆明西南聯大二年級的學生，盡管我是低年級學生，吳老師還是選了我和朱光亞一起去美國深造?！瓍抢蠋熃o了我這樣重要的機遇，改變了我的一生，所以我也一直考慮，如何為年輕一代的祖國青年創造同類的機遇。”

在1957年李政道和楊振寧接到瑞典科學院的電話通知，告知將獲得諾貝爾獎的當天，他倆不約而同地立刻提筆寫信給恩師吳大猷。李政道寫道：“大猷師尊鑒：科技界通知，楊振寧和我合得1957年物理學諾貝爾獎金……現在的成就大部分是源于在昆明時您的教導，假如在1946年您沒有給我這個機會，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光榮?！睏钫駥帉懙溃骸按箝鄮煟褐荡耸峙d奮，也是該深深自我反省的時候，我要向您表示由衷的謝意，為了您在1942年曾引導我進入對稱原理與群論這個領域，我以后工作的大部分，包括關于宇稱的工作，都直接或間接與十五年前的那個春天，從您那里學到的概念有關。這是多年來我一直想要告訴您的情意，今天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