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20世紀上半葉“鄉村教育”運動的基本特點【內容提要】20世紀上半葉的“鄉村教育”運動，不僅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活躍一時的一種重要的教育思潮，也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社會改革運動。盡管這一思潮和運動已經過去六七十年了，但“鄉村教育”各流派創始人所具有的深固的憂患意識，忠貞的愛國熱忱，崇高的使命感和事業心，執著的探索精神卻是顯而易見的。“鄉村教育”先驅們嘔心瀝血地用教育手段和方式所塑造的中華民族的現代知識分子形象和譜寫的鄉村教育發展史，至今仍在歷史的文庫中熠熠生輝，啟人睿智，值得……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風起潮涌般的“鄉村教育”思潮運動，不僅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活躍一時的一種重要教育思潮，也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次重要社會改革運動。盡管它已經過去六七十年了，但“鄉村教育”先驅們開始打破中國教育超然、閑適的局面，極具功利性地走出封建士大夫的象牙之塔，與時代、與政治緊密相連，可以說，“鄉村教育”思潮運動，從誕生之日起，就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今天，我們站在新世紀、新千年的高度，帶著沉重的歷史感和時代責任感，從人類發展的偉大實踐中，重新審視、研究它的基本理論和實踐活動，令我們特別感動的是，無論是早期王拱璧的新村教育派，還是實驗高潮時期的黃炎培的職業教育派，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派，晏陽初的平民教育派，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派和雷沛鴻的民眾教育派，其創始人的經歷和事跡，都展示著他們用青春的才華和辛勞的汗水譜寫著至今仍熠熠生輝的鄉村教育發展史。他們都是當時進步教育思想的傳播者，科學技術的開拓者，優秀精神產品的生產者和移風易俗的推動者。他們都是用教育的手段和方式在塑造著中華民族的現代形象。盡管他們之間的聯系并不十分緊密，但他們所具有的基本特點卻是顯而易見的。一、深固的憂患意識“鄉村教育”先師們生活在內憂外患交相煎熬，人民生活極度悲苦的時代。這群以青年學者為主體，對中外教育研究有素的教育改革家，雖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們“位卑未敢忘憂國”，面對華夏大地頻遭列強瓜分、蠶食的厄運，憂國憂民憂時的意識從青少年到中老年歷久彌深。這種憂患意識，不僅是中華民族優秀思想遺產的傳承，也是中華民族現代意識的覺醒，終于積淀為他們愛國思想的基礎和原始動力。誠然，憂患意識人人都有，但其性質卻有所不同。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和前途、命運出發而產生的憂患是公憂；從自我出發，對個人和小家庭的地位、生活的憂患是私憂。“鄉村教育”家們的憂患意識是公憂而不是私憂。請看：王拱璧的大半生是在憂憤中度過的。他幼年時就對私塾生活、家庭生活和鄉村環境心存憂思，發出“誰家天下”的感慨。[1](P289)自認“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1](P289)。袁世凱竊國后，“國恥民恨”使他無心在省城開封的高校任教，憤然去應考留日研究生。留學赴日途經沈陽時，看到“日邏驅人如驅羊，國弱方知人種賤”，“中國領土日本站，我來奉天乃創見”。[1](P249)中華民族的苦難激蕩著他憂國憂民的深厚感情。在日本耳聞目睹的事實，使他“更難于安心治學”，大半時間用于校外的社會實踐活動，爭國權于域外。他還以留學生身份，多次潛回國內，奔走呼號，積極投身子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漫長的憂傷與痛苦的生活實踐，使他超世脫俗，不計成敗利鈍，于1920年決心“寧到農村走絕路，不進都會求顯通”[1](P312)，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到農村去的人生道路。憂患意識使他成為我國鄉村教育的最早探索者。黃炎培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孜孜不倦地為“垂亡之國”尋覓“救急要藥”。[2](P3)39歲時，曾作病中吟：“人當快樂時，須思天下人孰不求快樂”，“人當困苦時，須思天下人之困苦”，因而發出“身外愁長短，心頭病淺深”的浩嘆。[2](P65)為了探求解決中國的困苦和人民的生計問題，他矢志倡導實行職業教育。在他為之苦苦奮斗十幾個春秋之后，國家民族的危亡非但沒有減輕，反而更加嚴峻，他十分痛惜地說：“到如今，內憂外患，重重疊疊，河山已破碎到不堪了。人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吾中華國族的命運，真所謂‘不絕如線’……一提到‘中華’兩字，惟有痛心。”[2](P269)后來，他振臂高呼“集中大家的力量，抵抗敵人的壓迫”，走國家民族生存的道路。正是由于他從青少年時代就萌生了憂患意識，終于鑄就他襟懷寬闊、腳踏實地的可貴品質和獻身精神。陶行知早年在家鄉教會學校接受西學教育時，外國人欺侮百姓之事常常牽動著他幼小的心靈，他時時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我是一個中國人”。袁世凱竊國后，他認為民主共和在中國的這種遭遇，乃是“人民愚昧”和“領袖愚劣”造成的。因而他提出，在中國建設民主共和“最必要的手續”，舍教育則別無他途。[3](P43)1917年，他從美國留學歸國后，看到帝國主義對中國欺凌宰割，軍閥統治腐敗，深切感受到人民所受的壓迫和苦難，便立志挽回國家厄運。由于他長期憂國憂民憂時，終于成為一個“好惡真切分明”，“一直往前，奔赴真理的人”。[4](P357)晏陽初和梁漱溟的憂患意識，除了具有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憂患內容之外，又注入了新的內容。晏陽初從小是在中西文化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因而他憂慮的是如何用“儒家的仁和基督教的愛”去“救國與救世”[5](P280)。他一方面弘揚“民為邦本”、“救中國”、“救自己”，改善中國勞苦大眾的生活，另一方面也考慮以“基督征服世界”、“救人”、“救世”，改善世界勞苦大眾的命運，因而被認為是一個典型的“西化傾向的人物”。梁漱溟在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體系的挑戰和沖擊下，不得不憂思中國傳統文化的命運。他深刻地反思了中國的國民性，表達了先進知識分子對國民文化心態的深沉憂慮。他在悲痛憤懣中留心時局，積圾入世參政，期盼國家和民族的崛起，表達了處于危難之中的中華民族悲壯的救亡意識。繼而在黑暗迷惘中遁入佛門。然而，寂寥的佛門并不能使他的憂國憂民之心泯滅，最后他終于在深思掙扎中回歸傳統，重新膜拜于東方的古老文明。雷沛鴻的憂患意識，使他成為偉大的民眾教育旗手。雷沛鴻認為孟子講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是至理名言。[6](P35)隨著20世紀30年代日寇侵略的日益加深，他指出：“必須注意民族生存的危機所在。”[6](P36)并告誡國人“我們這一代人物，生于危亡絕續之秋，必須人人下一大決心，立一大信念”：第一，隨時隨地備戰；第二，大無畏地對敵作戰。這既是中華民族自衛的主要方法，又是我們民族生存的基本條件。為了實現這種基本條件，他堅信民眾教育是中華民族的出路所在。這是因為，民眾教育可以“創造一個偉大的中華民族”，可以“喚起民族意識”，可以“恢復民族的自信力”，可以喚起民族的“自覺心”。[6](P39)由此可知，雷沛鴻一生致力于民族、民眾教育的研究和實踐，是他長期憂國憂民憂時的產物，是他為解救民族危亡而找到的出路。以上可知，“鄉村教育”家們的憂患意識是憂國家的前途，憂民族的命運，憂中國傳統文化的中斷，憂世界勞苦大眾的苦難，他們是憂國憂民優天下。至于個人的經歷坎坷、家境生活清貧、人們暫時的不理解等，他們都置之度外。這是一群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的思想境界和崇高品質，是正直知識分子的人格形象。二、忠貞的愛國熱忱“鄉村教育”領袖們，并沒有把憂患意識停留在憤世嫉俗的宣泄和傾訴上，而是把這種憂憤化為愛國恤民之心、報國酬民之志和救國拯民之行。他們從“捍國”、“御侮”的立場出發，通過自己最熟悉的教育切入社會，投身到救國救民的偉大斗爭當中。王拱璧的一生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的一生。1907年，他在上海中國公學加入同盟會，“以身許國”。1910年，奉命回豫，發展革命組織，謀劃武裝暴動，因敗露未成。辛亥革命后，深感民主政治徒有虛名，選擇了教育救國的道路，懷著“實為伏虎而深入虎穴”的目的去日本留學。[1](P298)在日期間，他不畏強暴，多次參與組織留學生在東京的愛國抗暴斗爭和游行示威，爭國權于寰宇。特別是當他看到日本帝國主義在甲午戰爭、侵占臺灣、八國聯軍劫脫去西服皮鞋，到農村創辦試驗鄉村師范學校和山海工學團。雖歷盡坎坷，卻初衷不改，這與他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密不可分。他說，我們當前的任務是“展開全面的教育”，把教育展開到前方、邊疆、敵后方、華僑所在地、全世界凡是有敵人斗爭的地方去；[9](P259)我們應當盡自己的責任，即把各人的力量獻給中華民族，毫不吝嗇地貢獻自己的汗、血或腦汁；[9](P256)我們生活在此時的偉大歷史使命，就是“運用我們全副精神來挽回國家厄運，并創造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社會交與后代。這是我們對于千萬年來祖宗先烈的責任，也是我們對于億萬年后子子孫孫的責任”。[9](P22)晏陽初和梁漱溟的歷史使命感和事業心也頗堅挺。晏陽初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救國救世，都是義不容辭的。”[5](P280)“我一生奔走東西，無論在天南或地北，事業心和責任感，永遠伴隨左右，好似忠心耿耿的保鏢。”[5](P280)因此，1919年他從法國回國后就立志“不做官，也不發財，把我的終身獻給勞苦大眾”[5](P280)。這成了他一生追求和奮斗的目標。他70歲以前，從未想過“老之將至”的問題，甚至90歲高齡時，他還說自己“不退不休”。[5](P280)這種“不知老之將至”的“永動機”精神，是一位愛國思想家和正直知識分子對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感的高度自覺的表現！1988年4月，在菲律賓國際鄉村改造學院舉行的國際鄉村改造研討會上，晏陽初再一次談到自己的使命：“現在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窮受苦，我們不揣冒昧，不分種族，不顧國界，以改造鄉村，來負起達到天下一家的使命。”[5](P333)并進一步解釋說：“鄉村改造既是一種社會改造運動，就意味著要對自然的、社會的、歷史的、現實的種種問題采取革命的措施，棄舊圖新，走向光明。我們肩負的使命要求我們永遠應當迎著困難上，向困難挑戰，最終戰而勝之。”[5](P331)由于這種“使命感和救世觀”的驅使，晏陽初為中國和人類做出了巨大貢獻，飲譽海內外，度過了他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梁漱溟說，他在中學時代，國難已經開端，從那時起，他就立志為國家社會做一番事業，承擔起匹夫應盡的責任和義務。20世紀30年代，嚴重的民族危亡擺在國人面前，他激昂慷慨地說：“民族自救的大任，除了我們更將靠誰？”[4](P44)“我們要有深心大愿，方可負荷此任。大家如果為俗見俗腸所擾，則沒有力量擔負此遠大的工程。”[4](P135)在民族自救的過程中，他認為，中國問題的解決不是發展工業和軍備武器，而是補充文化，即“改造文化”、“創新文化”和“綿續文化”，換句話說，只要大家都認識孔子的道理——倫理情誼，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因此，梁漱溟自認一生的使命是“為往圣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以恢宏儒學為己任，致力于儒學的改造與創新。[12](P396)由于他多年對文化和儒學研究所做出的貢獻，因而被稱為“現代儒學的開路人”或“中國最后一個儒家”。雷沛鴻的使命感和責任心也頗感人。他長期留學英、美，多次游歷世界，既學有所成，又娶有洋夫人，按今日“出洋熱”者的觀點，弄張綠卡，定居國外，可謂天經地義。但他為使命所驅使，懷著“為國民身心之發展而盡其綿力”[6](P6)的強烈愿望，毅然回到祖國，把自己的終身獻給“窮而失教之勞苦大眾”[6](P6)。回國后，雷沛鴻先后在暨南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江蘇教育學院、中山大學任教授10余年，又5度主持廣西省教育行政，五度出國考察教育，并出任廣西大學校長、西江學院院長等職，不論從事教學或擔任行政工作，他都能盡職盡責，兢兢業業，矢志不移，鞠躬盡瘁，表現出一個真正教育改革家的高尚情操和人生價值。他在兼任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院長時，上午在教育廳辦公，下午到研究院上班，從不掛虛名。這種認真負責的作風和人格魅力，給同事和學生以深刻和永久的教育與影響。由上可以看出，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崇高的時代責任心，是“鄉村教育”先賢們積極參與改變現實的恒久驅動力。他們從自我做起，從自己最為熟悉的基層工作做起，腳踏實地，苦干實干，這種置名利、地位于九霄云外的奉獻精神，比那些爭名于朝、爭利于市的權勢之徒要高尚千百萬倍！就是在當今社會，也值得大力提倡和贊頌！四、執著的探索精神“鄉村教育”先賢們的人生都是執著探索的人生。他們探索著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道路，也探索著我們民族崛起、發展的道路。雖然，他們的主張并不能把中國引到新生之路，但他們在黑暗中以燭火螢光探照新的出路，終究比那些安于現狀、逆來順受、無所用心的人要高明千百倍。由于當時諸多主觀和客觀原因的制約，他們的實驗和探索盡管沒能取得理想的結果，但他們卻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激起漣漪，掀起波濤，他們的人生價值得到展現。他們對民族、國家和人類進步的真誠關注，應該受到人們的理解和尊重。王拱璧早年為了避開惡勢力，而選擇了遠離城市的中原腹地西華縣孝武營村（該村距西華縣城80華里）進行“新村”實驗。在20世紀初的窮鄉僻壤去開創一番事業談何容易！不僅人力、物力和財力極其匱乏，可以說，每進展一步都困難重重，而且惡勢力到處都有，它決不允許身邊有“世外桃源”存在。王拱璧憑著堅定的信念和執著的探索精神，從1920年10月開始，進行“新村”實驗，到1926年冬，還是被惡勢力扼殺了。暫時的浩劫并沒有動搖他的初衷，他身在開封，仍遙領青年公學校長之職，一方面為公學募款和招聘教師，另一方面，利用關系，和地方惡勢力進行不懈斗爭。1928年馮玉祥主豫時，約他任省農林廳長，被他謝絕。1934年，他又在方城縣后土屯村創辦一所類似青年公學的嵩山公學。抗戰爆發后，他先在川、康實地考察邊疆少數民族狀況，發表多篇論文，后又回到家鄉青年村，繼續以青年公學為陣地，開展抗日救國斗爭。由上可知，王拱璧的青春是在奮斗和探索中度過的。黃炎培先生在上海辦職業教育，后來改為農業教育。作為一個私人教育團體，在風雨如晦的舊中國，苦苦奮斗了半個世紀，不僅為民族、國家培養了大批學有專長的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