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學考研：近代教育思潮知識點“我們以往的錯誤，便是硬把實業已經發達國家的教育制度搬到中國來，所以只是造成了若干的高等游民，于國家社會毫無補益。”那么，如何使新教育中國化呢？這至少要符合四個條件，即“合于中國的國民經濟力，合于中國的社會狀況，能發揚中國民族的優點，能改良中國人的惡根性”。作者強調：“如果直接采用西洋教育制度來改造中國的教育，那倒不難，但是要把教育造成適合中國國情的適合中國需要的中國化的教育便不容易，并不是少數人用幾年的功夫可以改造成功，非有多數人長時間的研究和努力試驗是沒有結果的。”20世紀上半葉，許多教育家對處于新舊轉型、中西沖突融合下的，中國自己的教育發展道路的探索和實踐，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他們不僅具有匡時濟世的責任感、融貫中西古今的學術根底，而且大氣開放、經世致用，把理想、激情、獻身精神與開拓創新、務實精干和實踐智慧結合起來，盡管這些探索和實踐并不是盡善盡美的，但確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可圈可點的篇章。二、教育思潮的勃興與教育改革運動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掀起的重估一切價值，批判傳統文化和教育，進行文化更新和再造的熱潮，以及當時軍閥混戰和“弱政府”的社會現實，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歷史境遇，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自由開放、文化多元的局面。這一時期引進的西方思想文化，思潮紛繁，主義眾多，一時風云際會，氣象恢弘。民間社會和地方力量的崛起，構筑了現代教育生機勃勃的發展空間和文化生態。如前所述，整整一代教育家群體，用他們的思想、言論和實踐奠定了現代教育的基本價值和基本制度，并由此掀起了波瀾壯闊、此起彼伏的各種教育思潮和教育運動，其來勢之迅猛、內容之豐富前所未有，深刻影響了中國教育的進程，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實用主義教育思潮、職業教育思潮、科學教育思潮、鄉村教育思潮、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潮等等。1.實用主義教育思潮在我國20世紀20、30年代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教育思潮無疑是源自美國的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對于杜威的認識，最初是在民國初年，經由蔡元培的介紹而為中國教育界所了解的。早在1912年，蔡元培就在《對于新教育之意見》這一重要文章中，提及了西方的實利主義教育。他說：“于是有第二之隸屬政治者，曰實利主義之教育，以人民生計為普通教育之中堅。其主張最力者，至以普通學術，悉寓于樹藝、烹飪、裁縫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說創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歐陸。”繼而，又明確指出：“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則純持實利主義者也。”民國初年，人們對實用主義普遍產生濃厚的興趣，則源于黃炎培在1913年所撰的《學校教育采用實用主義之商榷》一文。此文發表后，在教育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和熱烈的討論，《教育雜志》還專門舉辦了征文研討。黃炎培相繼又撰寫了實用主義產生之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等文以及《小學校實用主義表解》、《實用主義小學教育法》等著作。在這些論著中，以及在其1915年赴美考察回來的歷次報告和相關演說中，均多次提及歐美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和運動，諸如，“此種教育，在歐美不僅著為學說，且見諸實行”；“實用主義四字非近日之新名詞，西人行用已久”；“蓋此主義，在美國實為全國所傾向，日進而未有已”，等等。可以說，這些宣傳和鼓動為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直接導入營造了合適的氛圍，提供了鋪墊。早在杜威親自來華之前，我國的教育雜志和刊物上就已出現了一些介紹其生平和學說的文章。如《教育雜志》從1916年到1918年，刊載了《學校之社會的訓練》、《臺威氏之教育哲學》、《臺威氏明日之學校》、《今后之學校》等譯介文章。陶行知在《時報》的《教育周刊》第6號上，發表了《介紹杜威先生的教育學說》一文。剛創刊的《新教育》雜志，在1卷3期特出“杜威專號”，刊登了一組文章，并稱其為“美國教育大家，世界思想領袖”。1919年5月1日，杜威受北京大學、江蘇省教育會等5個學術團體的聯合邀請，正式來華講學，至1921年7月11日離開中國，期間逗留了2年零2個多月，足跡遍及奉天、甘肅、山西、山東、江蘇、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廣東等11個省份。杜威在華期間，進行了百余場講演，大體可分系統的和短篇的兩大類，前者共有10種，系在北京（7種）和南京（3種）兩地舉行；后者可考的約有五六十種。這些演講隨即發表在當時的各種報章雜志上，有的則匯編出版。如，由北京晨報社匯印成書的《杜威五大講演》，此書在出版后的兩年中，一共再版了14次之多。上海泰東圖書公司出版了《杜威三大講演》。還有《平民主義與教育》、《教育哲學》等，由商務印書館及其他********出版。杜威宣傳其實用主義哲學和教育學說的基本觀點大都出自3本著作，即《學校和社會》、《民主主義與教育》及《哲學的改造》。講學的重點主要集中在3個問題上，即政治、經濟和文化，尤對文化特別偏愛，約占一半比重，其中又以教育方面的為最多。在講演中，杜威提出了他的新教育觀，認為只要中國推廣一種新教育形式，其目的不是為了滿足個人的自我享樂，而是為了提供自我發展的平等機會，中國是能夠達到機會平等的。杜威相信，隨著中國工業化的開始，就有機會普及教育和促進社會平等，而教育正是實現這個任務的“唯一工具”。他把教育視為“人類社會進化最有效的一種工具”，認為“社會的改良，全賴學校”，這一思想滿足了當時中國教育界尋求改造社會、教育救國的需求，同時，其強調的“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兒童中心”等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也很適合中國教育界希望改革傳統舊教育脫離社會實際、脫離兒童生活的需求。杜威以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哲學為基礎，顛覆了19世紀在赫爾巴特教育理論影響下形成的學科中心、課堂中心、書本中心、教師中心的教育模式，提出“以兒童為中心”組織一切教育教學活動，關注青少年生長發展的身心特點和實際需要。他建立起學校與社會、學習與經驗之間的密切聯系，讓學生在做中學，自己去獲得經驗。他反對學校在精神上對學生的壓抑，強調學生的個性發展和主動性、創造性的培養，認為學校生活、組織管理形式和課程設置、教學方法等都要適應社會的變化。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理論，經由當時正在轟轟烈烈開展的歐美新教育運動和美國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對世界教育改革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當時的各種新教育思潮和教育改革運動。杜威實用主義教育學說在我國教育學理論的發展和新教育觀的形成上留下了鮮明的印記。比如，這一時期，一些發行量大、影響面廣的教育理論著作，在體系結構的安排和建構上，受實用主義教育觀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如把“兒童的發展”列為開篇第一章，“學習的功能”、“社會的適應”緊隨其后。把兒童的發展作為整個教育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給予十分的重視，這鮮明地體現了實用主義教育觀以兒童、社會為二大基點，尤以兒童為中心構建整個教育理論體系的特色。同樣，在基本內容方面主要推崇并采納杜威學說，也是當時我國教育學著作的一個特點。如前所述，杜威實用主義教育學說在制度和實踐層面的影響，突出表現在1922年新學制的制訂以及相應的課程、教材、教法的變革上。此外，這一時期眾多的教育思潮，包括職業教育、平民教育、鄉村教育、生活教育、科學教育等也都程度不同地打上了實用主義的色彩。一時間，“兒童中心”、“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從做中學”等口號充斥各種報刊雜志，極一時之盛。總之，實用主義教育思潮是20世紀20、30年代影響最為廣泛的思潮。杜威的高足弟子胡適在杜威歸國前夕曾斷言：我們可以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我們還可以說，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這是因為：第一，杜威把教育革新的種子散布了下來；第二，杜威給了我們一個“實驗主義”的哲學方法。相隔10年之后，由德、英等歐洲國家組成的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應中國政府邀請來華考察教育。在“考察報告書”中，他們猛烈抨擊了中國教育現狀中“膚淺的美國化”傾向，指出“中國抄襲美國的教育學，其熱忱可于中國對美國一切新花樣之歡迎及中國國家教育之制度中見之”，等等。且不說胡適過早的結論有失武斷，并不免有學生對老師的溢美之嫌，而國聯教育考察團則企圖以歐洲取代美國的地位，其評價又有過于偏激、失之公允之處，但二者均說明了一個歷史事實，即當時的中國教育確實受到以杜威實用主義教育理論為主導的美國教育的重大影響，包括由此而來的利弊得失。2.職業教育思潮職業教育思潮是由清末民初的實利主義和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發展演變而來的。早在民國成立伊始，蔡元培就任第一任教育總長時，即將實利主義教育列入了教育方針，強調以“人民生計為普通教育之中堅”。前已提及，黃炎培也曾發表大量言論，鼓吹學以致用，學用結合，大力倡導實用主義。隨著新文化運動對于傳統教育脫離生產、生活實際弊端的抨擊，以及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對于各類技術人才的需求，職業教育思潮逐步形成。從1915年起，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多次提出推行職業教育的議案，早期主張實利主義教育的人士也大多轉向倡導職業教育。如陸費逵指出，中國教育在三方面亟須注意改進，即國民教育、職業教育、人才教育，其中又以職業教育、人才教育為急。認為“職業教育則以一技之長可謂生活為主”，使中等資質的學生盡其所長，以期地無棄利，國富民裕。這是中國教育界對“職業教育”內涵的最早闡釋，涉及職業教育思潮的二大基本內容，即授人一技之長和促進實業發展。陳獨秀在《青年雜志》第1卷2號撰文指出，今日之教育方針須貫穿四大主義，即“現實主義”、“惟民主義”、“職業主義”和“獸性主義”，其中第三項專門論述了實行職業教育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他認為：“今日之社會，植產興業之社會也；分工合力之社會也；尊重個人生產力，以謀公共安寧幸福之社會也。”因此，“今之教育，倘不以尊重職業為方針，不獨為俗見所非，亦經世家所不取。蓋個人以此失其獨立自營之美德，社會經濟以此陷于不克自存之悲境也。”蔡元培于1916年12月在江蘇省教育會發表演說，分析了中國教育界之恐慌的原因有三端，其中第二條就是“實業教育之缺乏，致中學畢業生不能應社會上之用”；因此，“為中學生籌救濟，當注重職業教育。”客觀地說，在當時倡導職業教育的眾多教育界人士中，黃炎培是其中的佼佼者，無論在理論闡釋和實際推行方面，均貢獻良多。1917年黃炎培發起組織了我國近代第一個倡導、研究、實驗、推廣職業教育的專門機構——中華職業教育社。在成立宣言書中，他列舉了清末興學以來“學生之畢業于學校而失業于社會者比比”，“苦所學之無可以為用者”這一社會現實狀況，大聲疾呼“方今最重要最困難之問題，莫生計若，而求根本上解決此問題，舍溝通教育與職業，無所為計。”強調了實施職業教育對個人生計、實業發達、國家前途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宣言書還介紹了歐美職業教育的盛況，提出了在中國推行職業教育的方法、步驟和內容。這一思想成為黃炎培日后大力鼓吹推行職業教育的指導思想。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成立及其開展的大量活動，把職業教育思潮推向了高潮，并出現了全國范圍的職業教育運動。黃炎培明確主張：職業教育之旨有三：為個人謀生之準備，一也；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二也；為世界、國家增進生產力之準備，三也。1918年中華職業教育社在上海創辦了中華職業學校，通過學校教育形式開展職業教育實驗。學校根據社會實際需要，開辦了鐵工、木工兩科，后發展至搪瓷、紐扣、土木、職業師范、商業、會計、機械等科。教學過程采取“做學并進”、“半工半讀”、“工讀結合”的方針，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