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信觀點韓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銀行評估東亞經濟發展時使用的概念，強調在中等收入階段（人均GDP介于3000美元至10000美元之間），社會矛盾增多、經濟失調的風險加大、社會生活容易失序，如果處理應對不當，就會陷入經濟增長停滯、貧富分化、社會動蕩、金融落后等困境，難以成功邁進高收入階段。韓國國土面積約10萬平方公里，和我國的江蘇省、浙江省類似；人口總量約5000萬。作為典型的追趕型國家，韓國經濟保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長，漸次步入中等收入階段和高收入階段，已經成為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之一。一、韓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現韓國人均GDP在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即達到11468美元，僅用了九年時間就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對比韓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前后的宏觀經濟表現，可以發現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一是增長速度、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都發生顯著改變。在中等收入階段上，韓國經濟發展表現出增速高、工業比重和投資比重高，并以要素驅動為主的特征；在到達高收入階段后，經濟增速則相對降低，服務業比重提高，經濟增長以創新驅動為主。通過GDP增長率的五年平均值可以看出，韓國經濟增速在進入高收入階段之后發生了明顯的回落。二是政府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相對作用發生顯著改變。在中等收入階段，韓國采取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一直發揮主導作用，一度被稱為“大韓民國株式會社”。1980年代初起，鑒于經濟規模的擴大與復雜化，政府已無能力處處干預、領導，且為消除干預所帶來的無效率，韓國政府已逐漸傾向于轉變政府職能，實現經濟自由化。在到達高收入階段后，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方式，國民參與經濟運行、管理的深度和廣度大大提高。三是對外開放的程度發生顯著改變。在中等收入階段，為保護國內幼稚產業發展及縮減國際收支逆差，韓國的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資本自由化程度都很低。進口環節存在著大量的管制、高關稅、非關稅壁壘和進口來源限制等諸多障礙，利率、匯率自由化程度較低，外商直接投資也存在明顯的產業限制，95%以上集中在制造業。在到達高收入階段后，韓國的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資本自由化程度大幅提升。在進口方面，除極少數商品受管制外，大多數商品已經開放進口，實際進口自由化比率已接近100%。在金融領域，存款利率已全面實施自由化，由金融機構自主設定利率水平；匯率制度也已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在資本領域，逐步放寬外商投資的產業限制（尤其是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實行“負面清單”和“自動核準制”。圖1：1961-2012年韓國GDP增長率與人均GDP二、生產要素視角下的韓國經濟增速分解按照發展經濟學的理論，經濟發展的驅動模式主要包括要素驅動和創新驅動。一般認為，大部分國家很容易通過要素驅動發展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但這個階段的經濟增長帶來的社會分化，會導致形成部分精英階層阻礙社會流動的機制，而社會流動性低將導致人才浪費和人力資源配置低效，削弱了人們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要素結構難以提升，經濟效率難以提高，最終導致長期經濟增長停滯。根據solow（1957）提出的經濟增長分解方法，可以通過勞動、資本、全要素生產率來分解經濟增長率，測算出各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進而判斷經濟增長的驅動模式。參考KIET（2009）的測算，可以看出韓國的經濟增長驅動模式在中等收入階段和高收入階段存在著明顯的不同。1995年之前的中等收入階段，資本始終是經濟增長的首位驅動力，帶有明顯的高投資、外延式增長的要素驅動特征。邁進高收入階段之后，全要素生產率取代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經濟實現了資本利用提質增效、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的關鍵轉變。同時，隨著高收入階段資本回報率的日益降低，資本投入的增速會顯著放緩，但是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僅僅能夠部分抵消資本要素投入放緩，于是經濟增速會出現正常回落，降幅大約在30%-40%之間。韓國的經濟發展路徑就很好地契合了中等收入階段邁向高收入階段的歷史經驗。表1：韓國經濟增長的要素分解1971-20081971-19801981-19901991-19951996-20002001-2008增長率（%）GDP6.57.08.47.54.34.3資本10.013.010.913.38.14.2勞動1.03.52.82.0-0.00.2TFP1.80.12.91.81.72.7貢獻率（%）資本52.566.043.958.961.734.7勞動19.332.321.517.6-1.12.4TFP28.11.734.624.539.462.9注釋：KIET（2009）。資本積累的貢獻顯著降低，與此同時，TFP的貢獻率大幅提高，預示了韓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由投資驅動轉為創新驅動。三、對我國的啟示性結論一國經濟上的成功不是任何一個增長因素或某種與眾不同的文化特征單獨起作用的結果，而是許多有利的國際國內因素和政府支持性的政策共同起作用的結果。韓國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雖然有適逢中國經濟崛起等重大機遇，但是其自身的一系列政策主動變革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可以為我國提供借鑒意義。第一，適時調整戰略，實現可持續發展。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韓國根據國際環境變化和自身經濟發展，在堅持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同時，提出“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政策目標，加速從依托增加資金投入、維持廉價勞動力的粗放型發展戰略轉為主要依靠增加研發投資和提高產業科技含量提升競爭力。韓國大力發展以電子工業為核心的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整頓輕紡、纖維、染色等低附加值產業；將汽車、造船、機械、電子、鋼鐵等產業的制造工程逐步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國內主要抓研發、設計等前端工程及營銷、售后服務等后端高附加值工程。這些為韓國在全球產業調整過程中搶占先手、實現可持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第二，轉變政府職能，強化市場作用。韓國經濟主要是政府指導、政府領導、政府推動的。韓國政府用“強有力的看得見的手”來加強和促進市場經濟的運轉，一度也造成了非有巨額補貼不可的永久性病態工業。1980年代初起，韓國就開始針對經濟長期高速增長后所面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逐步轉變政府職能。1985年通過《產業發展法》，從法律層面強調市場的作用，減少政府對產業政策形成的干擾。1987-1992年，韓國先后實施第六、第七個五年計劃，主要內容之一就是積極轉變政府職能，減少對經濟的直接干預，大幅減少限制企業發展的政策法規。1993年金泳三政府上臺后，推行“新經濟五年計劃”，放棄政府主導模式，促進國民參與。第三，推動科技創新，重視人才培養。1980年代后期，韓國提出以“科技立國”取代“貿易立國”和“重化工業戰略”。制定《面向21世紀的科學技術發展長期計劃》，頒布《提高產業技術五年計劃（1989—1993年）》，提出技術開發的主體由政府轉向企業。制定《尖端產業發展五年計劃》，重點推進微電子、新材料等七個產業的科研。推出為期十年的“G7工程”，目標是到2l世紀韓國的科學技術趕上西方七國水平。據韓國產業開發院的研究，技術進步對韓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70年代是12.84%，80年代為18.7%，1990-2002年為39.54%。同時，韓國從國家戰略高度重視并推動教育事業發展。據1984年的統計，韓國的教育經費已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3.3%，高于日本（1983年未5.7%）和美國（1981年為6.7%），1985年韓國人均教育水平已達到初中三年級的水準。韓國將教育改革定為“四大國政指標”之一，逐步將中小學義務教育發展為全民教育；加強與企業的教育合作，重點發展職業教育；大力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80年的14.7%提高至1995年的52%，鼓勵大學從教育主導型向研究主導型發展。第四，縮小貧富差距，促進均衡發展。20世紀80年代初，韓國“重增長、輕分配”的發展模式廣受詬病，社會矛盾開始凸顯。韓國把第五個“經濟開發計劃”改為“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創立“國民福利養老金”，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1988年起執行《最低工資法》，制造業工人工資水平在當年及次年分別增長20%和25%，此后六年間漲幅更達90%。加大對農業、農民的扶持力度，推動城鎮化發展，農業人口比重由1980年的28.9%迅速下降至90年代的不足15%，城鄉收入差距總體控制在1.5至2之間。針對首都人口、產業過度集中，通過規劃產業園區，修建機場、鐵路、港口，有力推動了中部、西部地區發展。基尼系數從1980年的0.39下降至1991年的0.263。第五，加強社會管理，大力打擊腐敗。1988年起，全民醫療保險、增加政府對殘疾人的關心力度在內的八項社會福利措施逐步付諸實施，建立生活保護制度、有功人員保護制度、災害救護制度等三大公共救助制度和兒童、老人、殘疾人、婦女、流浪者等五大社會福利體系，覆蓋大部分社會弱勢群體。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