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禪的東傳與新儒學的相互影響

日本中間世是指從1192年到1603年的漫長歷史時期，包括鐮倉時代、南北朝和室町時代。這一時期朝代更迭頻繁,戰亂紛爭不斷,大概相當于中國歷史上的南宋、元朝和明朝時期。日本和中國一衣帶水,一葦可航,在這段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雖然宋元時期中日沒有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而是到明朝才恢復了自894年日本廢除遣唐使以來的正式外交關系,但這段時期中日文化交流非常活躍,其中商人和僧侶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段時期中日文化交流中最為突出的貢獻就是禪儒二學的東傳。中國禪傳到日本,結合日本本土的思想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日本禪,為日本室町文化的開花結果帶來了不可或缺的禪文化因子;新儒學即宋學經過禪僧們在日本的傳播后,為江戶時期日本儒學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本文將從禪的東傳以及新儒學對日本禪發展興盛所產生的作用、禪對于新儒學在日本傳播所起的作用以及禪儒相互影響過程中對日本中世文化形成所產生的影響三個方面,論述日本中世思想中的禪儒二學關系及其影響。一、日本寺院中的儒學環境何為禪?“說教是以理智、邏輯和語言文字為基礎的,而禪的方法則恰好相反。”5禪主張完全依靠個人經驗契入事物的本源,倡導直覺式的理解方法,其中存在著“種種對于事物的特殊思維方式和感覺方式”。“所謂的中國禪,乃是由立志向更多的人弘傳禪法的二十八祖菩提達摩于六十歲時傳到六朝末期的中國的。”28就像任何一種外來文化傳入其他地區一樣,起初都要經歷一個和本土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過程,禪由印度傳入中國也不例外。由印度傳入中國的“禪定”,和中國南北朝時期的玄學相互交匯,產生了既不同于中國其他佛教宗派,也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禪宗,具有了中國本土化特色。中國禪分為慧能的南宗禪和神秀的北宗禪,而其中用以慧能的南宗禪弘禪范圍廣泛,被視為達摩禪的集大成者。慧能的南宗禪主張“頓悟”,講究“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經過唐宋漫長歲月的發展興盛,南宗禪深入人心且得以普及開來。1192年,源賴朝在鐮倉建立鐮倉幕府,開啟了日本歷史上由武家代替公家執掌政權的時代。新興的武士階層建立了自己的幕府統治,為了尋求區別于前朝貴族支持和庇護的南都六宗(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俱舍宗、成實宗和律宗)這些國家佛教和平安二宗(天臺宗和真言宗)這些貴族佛教,非常積極地尋求新的佛教宗派來控制對佛教的主導權。而且長年的戰亂使得民眾極其渴望得到“心靈的慰藉”,加之平安末期以來產生的“末法思想”的影響而引起的佛教界“入宋巡禮”風潮,這些都為禪宗傳入日本締造了非常好的機會。一般認為,“日本禪始于明庵榮西帶回臨濟宗黃龍派禪,繼而是希玄道元傳入‘只管打坐’的曹洞禪和圓爾辨圓弘傳臨濟宗楊歧派禪。”33在禪的東傳過程中,由于禪本身只借助于直覺的理解方式,具有“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特點,不具有一整套完整的概念和哲學理論,因此禪僧們在說明某種道理時,必須借助于某種理論,建立自己的一套哲學,而這種哲學思想來源可以是來自儒學、神道或者是道家,亦或是其他的哲學思想,而日本禪在形成的歷史進程中則是較多地借用了新儒學即宋學的哲學理論。那么,中國禪經歷東傳而成為日本禪的過程中,對于禪而言儒學是什么?要了解這個問題,需先來看看儒學對中國禪形成產生的影響。中國禪經歷了唐宋的發展興盛時期,到南宋已經臻于爛熟了。在這個過程中,禪僧們在弘禪的時候,會竭盡全力利用表象、象征以及詩的手法以維系對禪的這種直覺式理解,當不得不需要求助于理智的時候,便借助了儒學的哲學理論。與此同時,宋代的思想家們通過對禪學的接觸,使得他們重新審視本土的哲學,促進了宋學的產生。中國禪中體現的禪儒關系就是在這樣的膠著狀態下相互影響并進的。當日本的僧侶們蜂擁前往中國的五山十剎參禪問道的時候,中國禪已經度過其爛熟期,出現了在南宋后期的思想界新儒學如日中天的景象。新儒學即“宋學吸收佛教華嚴宗、禪宗的思想和道教的宇宙生成論及萬物化生論,將儒家思想哲學化”57,具有對儒、釋、道多家思想兼收并蓄的特點。禪僧們為挽回禪宗頹勢,在修習禪道的時候,大多采取禪儒一致、禪儒兼修的態度。從這個角度講,認可儒學是禪僧們弘揚禪法的折中辦法。另外,禪傳入日本后,為了尋求統治階層的支持和庇護,必須要投其所好,利用統治階級原有的儒學素養,“將固守漢唐舊注的舊儒學改造為講求性理的宋學,然后利用宋學與禪宗的近似處,將統治階級吸收到禪宗方面”57。任何外來思想要在本土扎根且深入人心都要經歷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獲得統治階級的支持顯得尤為重要。從這個角度講,新儒學即宋學幫助禪宗在日本扎了根。再者,由于禪宗“不立文字”“以心傳心”,主張“頓悟”,缺乏詳細的教義,這些原本迎合武士階層需求的因素卻成了弘揚禪法的不足之處。為了彌補理論上的不足,“禪儒兼修”的禪僧們積極傳布新儒學,主張“禪儒不二”,但其目的不在于傳布新儒學,而是借用新儒學的理論基石讓信者理解禪法,再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調禪優于儒,使信者皈依禪宗,從而使之得以弘揚。從這個角度講,新儒學又進一步地促進了禪宗在日本的快速傳播。二、是儒學在日本學習過程中成為一種獨立的科學如前所述,禪的東傳過程一直借助著新儒學尋求庇護和闡釋,如果沒有了新儒學的推動和促進作用,這一過程也許會緩慢得多。新儒學在中國禪的東傳和日本禪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如此重大的作用。那么,反過來看,禪對新儒學在日本的傳播和發展起了什么樣的作用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來看看中國禪對新儒學有著怎樣的影響。所謂新儒學是指區別于先秦儒學而言的,新儒學的產生與宋朝思想家們對禪法的理解并將其融入自己的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新儒學即宋學是中國本土思想與外來思想的結合體,是在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方式和基礎上得以融合和定型的,而其外來思想中最主要的則是來自禪的刺激。先秦儒學到后來失去了創造性思維的源泉,日益僵化。環顧四周,道教與之對立,也陷入世俗迷信,了無生趣,而禪則主張直接切入事物本源,無視一切意識形態,為儒學注入了新鮮血液。由此可見,禪是新儒學產生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礎之一。新儒學的東傳,并不是獨立完成的,而是隨著中國禪的東傳和日本禪的產生而得以實現的,是作為禪宗附庸傳入日本的。日本僧侶們前往南宋求法巡禮時,在禪院兼習儒學,回國時除帶回大量佛典外,還帶回大量儒學經典。一般認為,將新儒學有一定理解并傳入日本,有史料可考的是1241年禪僧圓爾辨圓帶回的《論語精義》《大學或問》等著作。圓爾辨圓還于1257年為鐮倉幕府執權北條時賴講解南宋居士奎堂主張儒、釋、道三教一致的《大明錄》,并著有《三教要略》《三教典籍目錄》。除日本僧侶外,將新儒學傳入日本的還另有其人,那就是入日的南宋僧侶和元朝僧侶。由于南宋至元朝之際,國內戰爭頻仍,僧侶們或流亡日本,或奉命赴日,同時將儒學傳入日本并加以弘布。從這個角度講,禪在新儒學東傳的過程中起到了將儒學介紹到日本的媒介作用。另外,新儒學傳入日本后,禪僧們雖是為了興禪而弘布新儒學,但是新儒學趁勢獲得發展也就自然而然的了。日本禪得到新興武士階層的支持和庇護,沿用中國南宋的官寺制度建立的鐮倉五山和京都五山成為禪宗的大本營。由于禪林的日用文書大多引經據典,涵蓋儒典、諸子百家乃至中國文學作品,因此出現了專供儒學典籍研究用以傳授禪林同道的禪僧。五山禪僧由“禪儒兼修”到“專攻儒典”,這表明了儒學地位明顯得到提升,且發展態勢強勁。從這個角度講,禪為后來江戶時期儒學脫離對禪的依附,逐漸走向獨立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再者,到了室町時代后期,日本戰亂頻仍導致的不安與貧困,使得主要活動于鐮倉、京都五山附近的禪僧們紛紛逃離此地以求生存。九州和四國相對遠離戰火,僧侶們以此為活動中心,建立禪寺,講習新儒學,逐漸建立起了以九州為活動中心的薩南學派和以四國為活動中心的海南學派。薩南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為桂庵玄樹及其弟子文之玄昌,他們雖都為禪門弟子,卻實際上是陽禪陰儒,注重宋學新注。海南學派主要以南村梅軒為主要代表人物,南村梅軒主張禪是根本之道,也承認儒學對政治與人倫的效用。從這個角度講,禪為儒學的進一步發展、使受眾群從中心向地方擴展起了推動作用。三、山文化的特點日本中世在禪儒相互影響過程中,創造了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即五山文化時期。所謂“五山”,是指日本在鐮倉時代末期至室町時期效仿中國南宋由朝廷任命五所最高禪院住持的官寺制度,歷史上有著名的鐮倉五山和京都五山。鐮倉五山是指鐮倉幕府在其政治中心鐮倉確立的建長寺、圓覺寺、壽福寺、凈智寺和凈妙寺這五座寺院,京都五山是指室町幕府在其政治中心京都確定為五山的南禪寺、天龍寺、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這五座寺院。“五山文化”,則是指日本中世時期的后期,“在中國宋元文化的影響和滲透之下,在一群有‘中國文化背景’的‘五山’禪僧們的努力下,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內涵包括文風和文學理念、審美情趣和價值觀、學風和治學態度、思想和世界觀等在內的別具特色的‘禪林文化’”101。五山文化的主導者是僧侶階層,但由于其中包含著與宗教性質文化數量相當的中國文化中的儒學和漢文學等非宗教性質的內容,所以又不能夠將五山文化簡單地稱之為宗教文化。可以這么說,五山文化的最顯著特點就是其既具有宗教文化的特質又具有漢文化的特質。禪僧們在弘禪布道的時候,主張“禪儒兼修”和“儒佛互補”,“把對漢詩文的研習和創作,作為自身修煉的必備的基本功”141,甚至還出現了因弘布禪法需要而專攻儒典的僧侶。如前所述,五山文化的一個典型特質就是宗教性質,而禪文化是其主軸。在整個日本中世(包括鐮倉時期、南北朝時期和室町時期),由于連年戰亂,文化傳承的重任落到了禪僧們的身上。五山“禪僧扮演了文化創造的重要角色,他們在念經坐禪之外,喜好吟詩作畫,將禪味融入詩畫之中,與茶道、庭園、禪房相輝映,釀造出獨特的靜寂之美”333,使得中世文化絢爛多彩,促成了詩文、繪畫、茶道、書法、園林、建筑雕刻等多種藝術形態的產生和發展。其中最為突出的要數受禪文化熏陶而產生的茶文化了。日本禪僧們最初飲茶的動機是為了提神、養生和修禪,而后“村田珠光(1422—1502年)開創的以‘閑寂恬靜’為理想境界的‘茶道’理念,乃是以‘禪思想’、‘禪精神’為代表的中國宋元文化影響之下的產物”115。日本民族是一個善于借鑒和創新的民族,自被日本民眾奉為茶祖的禪僧榮西把禪宗茶學思想傳入日本以來,經村田珠光、武野沼鷗、千利休等人繼承發揚,茶道由僧侶階層逐漸平民化,向世俗社會普及。茶道追求“和靜清寂”的境界,強調主體的“無”,即對主體的絕對否定,以此達到修心養性、凈化心靈的目的。茶道思想是茶與禪融會貫通的產物,禪僧們弘揚禪文化的過程中使之在日本扎根,成為日本本土文化的典型代表。五山文化的另一個典型特質則是其非宗教性質,漢文化是其主要內容。鐮倉、京都五山的僧侶,分別來自宋元明時期到中國求法巡禮的海外派,宋元明時期由中國赴日的移民派,以及未曾到過中國卻深受五山文化影響的來自五山的本土派。他們傳播宗教文化的同時,也接受新儒學,促進了中國漢文化和漢文學的傳播和發展,形成了日本中世思想史上獨具特色的五山漢文學和五山新儒學這一壯觀景象。五山漢文學是指禪林中僧侶們的漢文學欣賞與創作,更主要的是指漢文學的創作,即直接用中文創作詩詞文賦等文學作品。這是在當時的特殊大環境下產生的文化形態,是相對疏離于社會且孤立于和文學發展而存在的。“一般來說,五山漢文學的形成應該以虎關師煉的創作為標識,”142虎關師煉(公元1278—1346年)是五山時代前期漢文化的集大成者,對中國經史子集無所不通,其學術涵蓋宋代之前幾乎所有中國名儒。禪林僧侶們的詩文創作,開啟了300年五山漢文學的昌盛。五山禪僧們的漢文學素養及其對漢文學的推崇,促使禪僧們對新儒學的研讀蔚然成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