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生命我在復述一個正在消逝的荒野簡評格日勒其木格·黑鶴的動物文學創作

“饑餓”是格洛伊木黑鶴動物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關鍵詞。這不僅是指他將作品的視景,大多設置于呼倫貝爾草原和烏蘇里江、黑龍江流域山林深處等外在的物質空間,也不僅是由于那個荒野世界,緊密關聯著他寶貴的“人生早期生活經驗”,更由于為作品所一再強調的荒野,還指稱著那些曾經在荒野自然的律動中,生生不息的豐饒生命和蓬勃健碩的曠野精神,而在更深層的意味上,那也象征了如今正為現代化緊鑼密鼓的步履日益放逐的生命方式,以及為這步履所迅速遺失的悠久文化最后的身影。在早期的作品集《重返草原》的自序《更北的北方》中,黑鶴曾提到在童年的草地生活對他日后生活和寫作的影響:“童年短暫的草地生活是我生命中最明亮而快樂的日子,我的人生早期生活經驗皆來源于此,并使我在隨后的日子里受益匪淺。我相信,那在黃昏中馳過草場的駿馬剽悍而斑斕的影子一直在我的身體之中,從未離棄過我。”成年后的黑鶴,每一年都會深入草原和森林深處的營地,在那里生活一到兩個月的時間,由此“對北方少數民族的地域變遷、文化沿襲、生活方式和群體意識,都有了新的認識”(1),而作為曾經叱咤草原的蒙古族后裔,他對草原游牧民族和林地狩獵民族和諧于天地自然的傳統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有著較諸他人更為本體天然的認同。他的寫作堅持尊重自然、尊重生命的生態倫理立場,以草原、林地深處的四季氣象和游牧、狩獵民族的荒野營地為主要視景,以開闊曠遠的視野,明澈細致的語言,敘述生活在廣袤天地間的各種生靈、依然堅守古老民族文化傳統的人,以及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一則則安詳沉靜又狂野激蕩的故事;他堅持真實性和客觀性原則,摒棄將動物完全擬人化和故事奇幻化的手法,在守護自然規律、荒野法則的基礎上,融合切身經歷和荒野聽聞,遵循動物的自然習性和自然秩序的規約,強調具體細節的真實性和語言形式的藝術性,傳達在自然天地之中人與萬物并生并行、共享自然法則的生態理念,并借此“重構北方少數民族即將消逝的古老文化”,“表達并尋求人類與自然和平共處的可能性”(2)。如果不為出版界通常以“兒童文學”對黑鶴的動物文學創作做出的簡單劃歸所拘囿,進而通讀他的作品,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他的動物文學當屬名副其實的生態文學創作,他也是國內至今還為數不多,因而也更加難能可貴的生態文學作家。關于生態文學的內涵,魯樞元先生在為劉青漢先生主編的《生態文學》所作序言中,引述了王諾先生一貫的主張,并做出進一步闡發:“生態文學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以表現自然與人之關系、探尋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為核心內容,生態責任、生態理想、生態預警和生態審美為生態文學的突出特點。這就是說,生態文學首先是文學;其次,還應是生態思想、生態觀念、生態情感生發出的文學;同時,還應當是對于人類的前途和命運負責任、有擔當的文學。”(3)而在生態危機日益加劇的今天,黑鶴的動物文學在記敘荒野文化,傳播生態理念,宣傳生態道德,表達生態關懷,寄托生態理想等方面所葆有的創作實績,以及與當下嚴峻的生態現實日益緊密迫近的對應性,理應得到更多的關注,也應該擁有更為廣泛的讀者群體。一、美麗世界的孤兒美國詩人斯奈德如此定義:“荒野是一個地域,在那里野性的潛能得以充分地顯示,有生命和無生命的萬物可以自行其道,蓬勃發展”,而“我們所說的荒野實際上是整體的自然界。人類是那個整體的一部分。”(4)黑鶴用文字引領讀者行走的正是這樣一個既恬淡靜寂又粗獷狂野,既生機盎然又妙趣橫生的荒野世界。這里,既有自由不羈、以伶俐的馬蹄擊退狼群的白色駿馬“風之子”,也有憑借在殘酷的荒野生存中累積的經驗、用陷阱來幫助自己捕獵的瘸腿老狼;既有伴著牛群一起出牧、無所畏懼的“喝牛奶的豬”,也有血統混雜、為人嫌棄、艱難求生的“狐狗”;既有潛入營帳偷盜人類閃亮的小物件、用來裝飾巢穴的“飛翔的竊賊”松鴉,也有為了懲罰入侵了自己的領地、趁著黑夜掠去“我”的帽子作為警告的“黑夜之王”雕鸮;既有為了摘掉誤食的魚鉤而找野營的“我”求助、進而將“我”的食物一掃而光的熊“老班兄弟”,又有為了哺育幼崽而履涉險境、總是能夠逃脫兇猛的牧羊犬圍捕的“克爾倫之狐”。黑鶴推崇加拿大動物文學之父西頓將寫作建立在“詳盡的調查和親身經歷基礎上”的客觀態度,同樣的,他希望自己的小說向讀者介紹的是準確的基本的自然科學和動物知識,而不是“播下謬誤種子和可怕誤導”(5)。他的動物小說堅持以科學依據為基礎的“真實性”原則,自然化入所歷所見所聞,不僅讓我們見識了狼、狐、熊、狍子、貉、犴、獾、狼獾、夜鷹、野牦牛、藏羚羊、雪豹等等眾多的荒野生命,還通過間雜在故事敘述間隙的生動描繪,不著痕跡地讓我們了解這些生活在廣袤的天地間,或強悍或弱小的野生動物自然的習性、特征和生活,感受生命的美麗、神秘、柔韌與尊嚴。也是基于這樣的寫作理念,他拒絕違背科學常識和自然規律的傳奇性書寫:“我從未想象它們擁有人一樣的智力”(6)。因而,不同于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童話、神話故事,在黑鶴的動物小說里,你不僅很難找到兒童文學中常見的如動物像人一樣開口說話、像人一樣思維等將動物完全擬人化的修辭手法,甚至有時,他還會糾正可能帶來嚴重后果的以訛傳訛。在《老班兄弟》中,他借與熊在林地遭遇的“我”之口,斥“在森林里見到熊就順著風跑,因為熊前額的毛很長,這樣毛就會蒙住它的眼睛,它就追不到人了”的傳言為胡說,是童話,是“人類可笑的臆想”,而人們需要了解的是真正的荒野,“沒有權利去按照自己的想法,改變已經一直存在了很久、而且還要繼續存在下去的荒野。”一如美國自然文學家約翰·巴勒斯所言:“我的書不是把讀者引向我本人,而是把他們送往自然。”(7)黑鶴也言稱“對于荒野,也許我并不是了解得更多,那些童年草地生活的記憶和片段并不能給我的荒野一個確切的概念。但我竭盡所能,想告訴所有的孩子,還有那樣的一個世界。”(8)這個世界,春日如歌,冬日如刃;既雄渾瑰麗,又莫測神秘;孕育著溫暖的奇跡,也隱藏著嚴酷的考驗;有令人捧腹的妙趣,也有使人心驚的角力。而借由作者優美詩意散文化的筆觸,繪聲繪色的細膩描摹,讓你在感喟于生命的曼妙與自然的神奇的同時,它的聲音、色彩、畫面,仿佛也清晰地浮現于耳側眼前,甚至還可以嗅到那撲面而來的濃郁的荒野氣息。而在這樣一個天地之間,人,“永遠不會孤獨,在你身邊看不到的地方,就有很多并行的精靈”(9);人,也絕不是萬物的主宰,“所有的生命都在共同分享這個世界”(10)。中篇小說《美麗世界的孤兒》就是這樣一個關于“并行的精靈”的故事。鄂溫克姑娘柳霞和朝夕相伴的馴鹿幺魯達,在森林中尋找馴鹿群的途中,因遭遇山火而迷路,但“無論樹林的大火如何可怕,森林里的動物總是可以找到走出林火中心地帶的安全道路。”于是,山火中一個奇妙而又壯觀的場面出現了:在兩只巨熊的身后,兩只狍子、一頭犴、兩只狐、幾只灰兔、一條狼、一只又一只林鼠、一頭狼獾、柳霞和幺魯達———一支“囊括了林地大部分物種”的逃難的“大部隊”,在“一種靜默的力量”指引下,秩序井然,并肩前行,共同逃離危險的火區,“林地間呈現出天堂一樣和諧的景象”。小說中還穿插了一個古老的鄂溫克神話:創世之初,天神公平地賜予了當時還是平等兄弟的人類和熊以糧食的種子,人類很快學會了播種,從而開墾土地,繁衍生息;熊由于只會將種子放在樹與石頭上,而永遠地留在了森林里。但“上天眷顧這些不關心播種的可愛動物”,也賜予了它們另外的求生之術。人卻因為與自然太久的疏離,失去了種種呼應天地的靈性。這則神話所呈現出的原始智慧,與小說同構了這樣的主題:自然本是一個和諧統一、相生相息的整體,充滿奧秘,充滿玄機,所有的生靈都是其中平等的部分。就如同人類秉有動物難以企及的復雜心智,野生動物同樣擁有不為人所了解的生存智慧。一如葡萄牙詩人安德拉德說過的那樣:“我的根在童年時就深入于最基本的世界。”黑鶴也屢屢言及童年生活對他人生決定性的影響———“那段生活決定了我是‘那樣一個孩子’,注定了要寫作‘那樣的作品’”(11),“童年記憶很大程度地影響我對這個世界的判斷,在當時并且后來決定我的創作方向。”(12)荒野、自然、大地,是外在的物質空間,也是內在的精神家園;是啟動文學想象的初始情境,也是召喚生命理想的心靈歸許:“在我們無意中慢慢地疏離了與大地之間共同生存的關系,以及對大自然敏銳觀察力的同時,我們要記住的只是,自己是大地上的孩子。”(13)二、破壞存在的意義西頓對黑鶴的寫作另一方面的重要的影響是對待野生動物客觀平等的態度:“那些作品對我影響很大,并奠定了我后來創作小說的一些最基本的道德基礎,就是保持對所有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他讓自己筆下的動物(即使最終死在獵人的槍下)也保持著生命的尊嚴。”(14)與通常的兒童文學不同的是另一點是,在黑鶴的動物世界里,沒有正面、反面這樣的角色設定,無論是被人類馴化、與人類一同狩獵和游牧的猛犬和馴鹿,還是對人類的荒野營地生活構成巨大的生存威脅的狼、狐或熊;無論是居于荒野生存食物鏈末端的野兔、狍子,還是像野狼這樣在居于食物鏈上端的掠食者,都享有作者平等的目光和敘述態度。寫到荒野生存優勢族群的狼的強悍和聰明:“畢竟是野地里的生命,生命力旺盛,也只有這樣才能在物競天擇的自然界中謀得生存之地。這就是荒野的法則”(《紅色狼谷》);寫到居于食物金字塔底座的極度機警與謹慎的野兔:“一只野兔若想成年,必須經歷疾病、陷阱,包括被各種捕獵者的追捕,幸存下來的都是種族中的佼佼者。”(《母兔》)安詳也好,慘烈也好,都來源于本然的天性,鑄煉自荒野的本能,“本能將保護它們在最嚴峻的環境里生存下去的機會”(《魅影》);溫煦也好,酷寒也好,依據的,都是自然淘汰的規律,荒野生存的法則,“這正是自然界弱肉強食的法則,生命形勢正是這樣循環往復生生不息。”(《雪域格桑》)成長主題在黑鶴的荒野文學創作中占有可觀的比重,而這些作品中的主角通常是蒙古牧羊犬、藏獒、狼等這些最富有荒原的兇猛氣質和野性精神的強悍生命。即便主角是生長于荒野之中的孩子、少年,在敘事上,與他相伴的動物,往往也有著與之平分秋色的分量。荒野,是一種與生俱來,永不磨滅的品質,使它們在幼年即顯露出桀驁不馴的氣質,暴烈兇猛的性情,“即使一直被人所飼養,身體深處永遠也不會泯滅的命定的一切仍然不會消失”(《重返草原》),只有那些純真溫柔、質樸醇正的心靈,才能獲得它們的親近和信任。在幕天席地的成長過程中,它們經歷了一次又一次自然的考驗和荒野的洗禮,無論曾經被懷揣各種目的人帶往何處,經歷怎樣的困厄艱險,這“千百年深深滲透進”血液中的天性和本能,始終不會泯滅,驅策和激蕩著它們原始的生命沖動———對荒野世界的渴望、對自由奔跑的向往。荒野,錘煉了他們勇猛無畏的品質,也讓它們交付出愛與忠誠。《黑焰》中的藏獒格桑,在藏北草地艱苦的自然條件下和藏民主人的調教下,由一只幼犬成長為優秀牧羊犬。主人的一次醉酒,使它被倒狗販子帶入城市,在小巷、犬市、荒原、超市、植物園、福利院之間,它不斷地出逃,不斷地輾轉流離,向著冥冥中呼喚自己的荒野而奔跑。它參加了殘酷的斗犬比賽,也初識了來自人類的槍聲;見識了城市豢養的行行行色色的狗,也體會了不同的人對異類生命的不同的理解和態度;他抓獲盜賊、參加藏羚羊守護隊、為盲童們引路、忠誠地護衛給了它溫暖、平等和關愛的新主人韓瑪,也讓利欲熏心者領教了血系純正的藏獒天性中的不遜和野性;最后它跟隨到草原任教的韓瑪重返草地,為牧民捕獲襲擊羊群的狼、救助被暴風雪圍困的孩子,作為草原上一只不可多得的優秀牧羊犬,成為被牧人們傳唱的傳奇。借由這些成長故事,黑鶴締造了一個精神意義的荒野:“森林和草原。還有那樣一個世界,它們從未被損毀,一直在那里,它們的存在代表著某種美好的事物,自由、平等、勇敢、正義和愛,這種已經正在漸漸被人們淡忘的烏托邦式的詞語所能描繪的事物。”(15)黑鶴對荒野生命精神世界的理解,源于童年時一只在狩獵中被射落的野雁。當他將這只一直安靜地蜷縮在房間一角的雁抱到院中,放到地面時,它開始“高昂而響亮”的鳴叫,高高揚起脖頸,用力扇動翅膀,“每一片羽毛都在陽光下閃動著動人的光澤”,轉瞬間變得“高貴與美麗”。但突然,“它高高揚起的高傲的頭突然沉落下來。……倒在地上。……慢慢地變得僵硬。”就是這只童年的野雁“決絕的死亡方式,“讓我開始了解這個世界。一只高傲的雁,讓我開始試著去了解關于自由、尊嚴、生命和死亡這些詞語在書面之外的含義。”(16)一只野雁的死亡,透視的是生命本質性的自由與尊嚴。蘇格拉底說:“真正的追求哲學,無非是學習死亡,學習處于死的狀態。”(17)而最能體現這些荒野生命的勇氣和尊嚴的,莫過于它們面對死亡時莊重而淡然的態度。《雪域格桑》是一個關于“在生命的盡頭獨自走向雪山的獒犬的故事”。藏北高原上的紅色藏獒格桑,是一只有著雪山般凝重眼神的優秀牧羊犬。為了保護營地來的客人,它勇敢地與強大的雪豹對抗;為了護衛羊群,在雪夜中,帶領另兩只年輕的牧羊犬,與狼群激戰。身受重傷的格桑,在意識到死亡即將到來時,哺乳了自己的幼崽,默默離開了營地,“緩慢而堅決的走向遠方的雪山”,因為“每一頭藏獒在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時都會獨自走向雪山,沒有人知道它們為什么要去那里,也許是它們冥冥之中的最后的溫暖家園吧”。《冰湖》進一步闡揚野生動物這令人動容又敬畏的死亡:“草地上一切生命都會找到自己生命終結后的去處。……經歷風雨洗禮,驕陽曝曬,風雨侵蝕,最終將重新融化在草地之中,滋養出明年更豐美的牧草。”荒野,予生命以跌宕,也賦予它們榮耀。對于這些生于荒野、滋養于荒野的生靈,荒野,既是生命之源,也是冥冥之中的召喚,最終,它們歸于荒野,融于荒野,完成生命浩瀚永久的“圓轉循環”、“代代相承”(18)。與死亡同樣耐人尋味的,另一個反復出現的場景是落日余暉中,牧人或牧羊犬對遙遠地平線持久而專注的凝神眺望。《狼血》中的母犬,每到黃昏,都會“神情專注地久久向天邊凝望”,《鬼狗》中牧羊犬鬼,也“曾經在某種莫名渴望的鼓舞下一直奔向天邊的地平線,想知道那后面有什么。”《狼谷的孩子》中的牧童那日蘇,在這樣朝向遠方、朝向地平線靜靜地注視中,“幼小的心臟”,被荒野黃昏“靜穆的氣氛攫住。……在內心最安靜的深處,他知道,那一刻,一匹駿馬的影子已經悄然潛入他的血脈之中”,引領著他,就像引領著他的祖先,奔向那未知的深處,去探尋那已持續了千年的永久疑問。而這一意象同樣源自于黑鶴的兒時記憶:一個草地的黃昏時分,他突然“被一種莫名其妙的情緒所困擾,……向遠方被沉落的夕陽燒紅的地平線望去。我想去那里,去天空與大地相接的地方。”后來母親告訴他,“那應該是思念或是惆悵,那意味著我正在慢慢長大,正不可避免地要進入另一個世界。”(19)而這樣的凝視與眺望,象征著生命朝向終極、朝向永恒,永遠的探求與追尋,也標志著面對浩瀚的天地與自然,面對著有限與無限,來自生命本體的謙卑、穎悟與自覺,它不僅為荒野生命帶來了一抹蒼涼的詩意,也給作品平添了一縷氤氳的哲學寓意。三、美國的“自然圣境”—最后的古代,最后的海洋黑鶴回憶自己度過童年的草地:“豐茂的牧草浩瀚無邊,可以沒過我的頭頂”,那是一片“最后的海洋”(20)。而那段草地上的生活,與自己年復一年的荒野游歷,則如生活在“最后的古代”。中國的北疆是“中國早期傳統游牧和狩獵文化的最后一塊陣地”,他為“自己還有機會經歷游牧文化最后的古代”而深感慶幸(21)。他說自己的寫作,是為了記錄、重構和挽留:“通過這些動物記錄人和自然的關系,印證整個自然的變遷”,重構和挽留北方少數民族即將消逝的古老的生態文化,如鄂溫克族的馴鹿文化、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他深入荒野深處牧民與獵人的營地,因為“即使在草地已經劃分成片,被草庫倫(蒙語草圈子之意)圈起,擁有了定居的紅色磚房之后,他們仍然固執地生活在蒙古包里,保留著傳統的生活方式”(22)。在馴鹿鄂溫克部族集體遷往山下定居時,也還“有一些鄂溫克老人沒有離開森林(23)(《馴鹿之國》后記)(《黑狗哈拉諾亥》自序《從森林到草原》)。他用文字放牧對荒野自然與生命的熱愛,也見證所謂的現代文明、物質主義對自然、野生動物無節制的掠奪和踐踏,并揭示它們對于人類心靈的污染和寶貴傳統的輕視。《馴鹿之國》以詩一樣的語言,講述了敖魯古雅的馴鹿鄂溫克部族最老的老人芭拉杰依,在部族向山下搬遷的最后時刻,借尋找馴鹿的路途,與小女孩阿雅默默告別,獨自留在荒野的故事。芭拉杰依相信鄂溫克人世代生活的山林是“自然圣境”,從那里,可以“吸取生命的養分”;她可以與森林交談,與鳥獸和對話,聽得到別人聽不見的聲音,不時要去叢林深處“看看自己的心”;她嘆息城市里的樹,“被嘆息壓彎了腰”,“城市人的心上都是皺紋”;她譴責被貪婪的心吞噬的盜獵者,指責那些將野生動物賣到動物園,而使它們喪失了荒野中的活力、天性和自由的行徑;作為馴鹿鄂溫克最后的引路人,芭拉杰依在教授了小女孩阿雅鄂溫克人在遷徙之路上傳統的烹制食物的方法后,獨自走向林地深處,“尋找那些走失的馴鹿”,“等待那些迷路的孩子回家”。除了芭拉杰依,黑鶴筆下這樣的人物還有:像“林子一樣古老”,“像那些密林深處被獵人雕于一株株古樹干上的山神一樣不可侵犯”,守護著“最后一篇原始林地”的布魯爺(《魅影》);在生命最后一刻,用長矛這一原始的狩獵器具殺死一頭熊,被人們以鄂溫克古老的儀式風葬的老獵人格力什克(《黑狗哈拉諾亥》);“獨自生活在草地深處”,撫養兩頭失去了母親又被動物販子丟棄的狼幼崽,“像是草地文化正在慢慢消逝時最后的象征”,“充滿某種傳奇色彩”的老人其其格(《飼狼》);曾在那達慕賽馬大會上獲得冠軍,以胯下的駿馬和古典的方式,對抗代表著機械文明的卡車,“牧神般俊美的少年”那日蘇……。如果可以借用盧梭在《愛彌兒》提出的“自然人”的說法,相對于現代社會以對自然的挑戰和掠奪謀求物質發展的“文明人”來說,這些以合乎自然規律的傳統方式生活,以荒野錘煉和鑄造自然品格,與荒野和諧相處,與動物共享自然的人,可謂現代社會中的碩果僅存的“自然人”。他們逐水草而居、逐叢林而棲,一代又一代通過傳承著由荒野習得的生態智慧和生態道德,形成了悠久而寶貴的文化傳統:他們不會向自然索取必要的生活資料以外的資源,以順應天然的方式,從容應對生命中的一切;他們按照季節的變化自覺搬遷營地,讓已經被牲畜采食過的苔蘚和草場,能夠有時間休養生息;他們固守自然平衡的界限,與自己的牲畜共命運的同時,也視其他動物為自然的一部分,禁忌在春天射殺懷孕或哺乳的動物,更不會獵捕它們的幼崽;他們會將救助飼養的幼獸,長大后重新放歸荒野,以尊重它們天然的習性和本能;當牲畜不哺育幼畜時,他們還會唱起世代相傳的如神示般的蒙古民謠和鄂溫克催奶歌,如同“謹慎而恭敬地”開啟“神啟之門”,召喚牲畜心房被冰凍的母性本能,也照亮荒野深處的歷史記憶;他們中的一些人秉有感應自然的靈氣,也得到天地生靈的回應。例如《美麗世界的孤兒》中瑪利亞·索,中國馴鹿鄂溫克最后的酋長,是一位鳥獸不懼的老人,林中的鳥會在她的手上取食;《黑狗哈拉諾亥》中,中國馴鹿鄂溫克最后的薩滿妞拉,去世時,“起狂風、落驟雨,房倒樹傾,死七頭馴鹿”。對于那些在現代社會依然耽守著傳統的人,黑鶴說:“他們其實正代表著某種艱忍的精神,一種對行將消逝的生活方式的最后挽留,他們以自己的存在延長這種挽留的時間,而“所謂生態文化,也正是通過生活方式進行負載的,當我們匆忙間失去了這最后的生活方式之時,所失去的正是我們曾經偉大的傳統。(24)現代化的進程,喧嘩和躁動的城市生活,對物質生活無節制的追求,對自然持續的侵擾和征伐,使那段人與天地和諧共處,跟隨自然的節奏韻律休養生息的日子,漸漸遠去。而古老神秘的文化密碼,也正隨同這些老人們的最終離去,日益成了也許永遠無以往復的歷史、記憶、傳說和神話。就如同《馴鹿之國》中的芭拉杰依所說:“現在,我們的神山神水已經破碎”,黑鶴也發出這樣的感嘆:“我們正在遠離那樣一個詩意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