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學眼前事教育主張對兒童教育的借鑒意義“朱熹強調學習“眼前事”,注重道德行為操作的訓練,要求兒童的學習由淺入深,自近及遠,這不僅符合兒童認識發展與道德形成的規律,易為兒童掌握,而且也有助于自幼培養兒童良好的道德習慣,養成踐履篤實的作風。古語說:一室不能掃,何以掃天下?小節不拘,大德怎成?注重“眼前事”的學習,也就是要求從小事、身邊事做起,至今這仍是兒童品德教育中必須遵循的原則。”論述朱熹的兒童教育思想，并分析這種思想對當代兒童教育有何借鑒意義？1.注重蒙養教育2.要求慎擇師友3.強調學眼前事4.提倡正面教育朱熹有豐富的教育經驗，并且對人的心理特點有初步的認識，又吸取了前人的經驗，他把人的教育分為兩個階段，即"小學"和"大學"。這是兩個互相獨立又互相聯系的階段，小學階段的教育，是大學教育的基礎，大學教育又是小學教育的深化。在兩個教育階段中，朱熹特別重視小學階段的教育，他主張兒童應該早施教。朱熹強調兒童教育是打基礎的教育。在小學階段打好基礎，就似大好了圣賢之才的坯模，長大在此基礎上加工，就可以成為圣賢。他還進一步指出，若兒童時期大好了基礎，大學就卜費力，若少時這個基礎沒打好，再補救，就十分困難了。他再三強調15歲以前兒童教育的意義。“中國教育從傳統上來說和儒學是不能分的。”自孔子以來兩千余年儒家道統的傳承中，歷代學者將儒家思想不斷豐富完善，其中朱熹無疑是儒學發展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在教育問題上，朱熹不僅是繼承者，更是開拓者。本文在梳理儒家教育傳統的基礎上，對朱熹少兒教育著作的文本內容進行考察，挖掘朱熹少兒教育思想的獨特價值，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究其對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的借鑒意義。一、儒家教育傳統的核心要義中國思想史上提出明確的教育理念、構建系統的教育觀、完善具體教育方式，并以育人為社會理想的唯有儒家。儒家思想不僅是理性思辨、自我反思、追求真理和意義的學問,也是學做人的學問。首先，儒家以教育為天職。“儒”與“師”“教”有著天然的聯系，明確以師為業、以教化為責的只有儒家。儒家思想中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根源就在于教育，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尚書·周書》），以此來規范社會秩序。更認為師對人的教化自然也是天道的必然，孟子言“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后知,使先覺覺后覺也”（《孟子·萬章上》），國家、天下因為教育才有了希望。而人更應是文化傳承的必然承擔者，孔子所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正是此理。正因以教育為天職、為必然責任，所以儒家將教育作為人價值實現的必然途徑，如孔子所說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到了孟子處，更進一步升華，將教育作為人之一大樂事，“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孟子·盡心》）“三樂”既是儒家幸福觀的呈現，又是君子的基本價值追求，足見教育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其次，儒家提出了明確的教育目標。以教為天職、學為樂事的儒家，有著明確的育人目標，孔子提出君子之教，孟子進一步強調“仁者”的理想典范，《大學》更提出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的追求，宋明理學則以“做圣賢”為教育的目的。各時期儒學思想表述上雖未盡相同，但在教育終極目標上都有內在的一致性指向：人的全面充分發展，即“學以成人”。這里儒家的“成人”目標絕非單線的，其基本覆蓋了古代社會人生存的各個方面，其中的“人”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一個網絡的中心點,也是另一個中心點網絡的組成部分。為保證教育目標的實現，《大學》提出了“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正是儒家“學以成人”教育目標覆蓋范圍之廣、涵蓋維度之大，保證了儒學之教既不失遠大理想，又能落在日常實處，很好地將方向性與操作性結合了起來。再次，儒家有全面豐富的教育素材。儒家教育理想、教育目標得以實現，教育體系得以延續，得益于兩千余年來傳承下來全面豐富的教育素材——儒家經典系統。孔子時就確定了教育的基本“教材”，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詩》代表文學知識；《書》《春秋》代表歷史知識，但孔子刪減《春秋》寓微言大義于其中讓其更接近政治學知識；《易》代表哲學；《禮》則是生活規范；《樂》代表藝術。這些經典在歷朝歷代逐步發展，后成為我們熟知的“十三經”系統。南宋時朱熹首次將《論語》《孟子》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合編為“四書”，由于朱熹及程朱理學的深遠影響，“四書”具備了和“五經”等同的地位，并稱“四書五經”，成為儒家傳道、授業的基本教材，這一經典系統的延續也保證了兩千余年儒家教育的統一和持久。二、朱熹對儒家少兒教育思想的開拓朱熹是儒家哲學和儒家教育思想集大成者。在教育上，朱熹本人正是儒家“學以成人”“全人教育”的典范，作為儒學的重建者、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對儒家少兒教育問題上開拓尤為明顯，其對儒家的少兒教育思想的豐富拓展，完善了儒家教育體系。朱熹的少兒教育思想集中體現在其“小學”觀上，他曾編《小學》一書，并撰《訓學齋規》《訓蒙絕句》，借此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少兒教育理念。首先，提出“圣賢坯璞”的教育理念。朱熹認為“小學”具有獨特的教育價值。在《小學序》中提出了“小學”教育的內容，揭示了“小學”教育的關鍵：習慣的養成。關于習慣的養成，古今中外的先賢都非常重視，討論也比較充分，朱熹則重點關注由習慣養成到“成人”是如何“發生”的，解決為何兒童幼小、心智尚未形成時，恰當的引導和練習能讓教育內容更容易被他們接受。朱熹注重少兒教育，強調必須及早開始，因為少兒本身就是“圣賢坯璞”。他認為幼童物欲未染、知識未開、思想單純，能夠最好地保存仁義禮智信等道德的種子。這里“圣賢坯璞”正是根源于宋明儒學程朱一脈“人性本善”觀點，但朱熹的性善論是一種信仰問題，正是要在有這個信念的前提下，《小學》里的教育才有意義，“圣賢坯璞”才能學以為人。也正因堅信人性本善，朱熹的教育是順應本性的展開。關于“圣賢坯璞”，朱熹認為少兒只是潛在的圣賢，天生之初仁義禮智已具備，但天命之性不好保存，容易受到影響。因此，必須從小細心保持，用善習保養。“圣賢坯璞”指向的就是完善的“成人”，人性本善者實際上即意味著“成人”的根據已內化于少兒心中，是內在本性的作用。教育是使每個人得以實現自我完善的一種生命成長的過程，教育也成為每個人自己的一種內在的發展要求。儒家傳統內“蒙以養正，圣功也”（《周易·蒙卦》）的蒙學思想也是如此。朱熹認為少時養成了這種良好的習慣，成年后只要細心保存，時刻檢查反省就好。其次，遵循循序漸進的教育規律。儒家教育有“全”和“系統”的特點，回溯其發展歷程，“小學”一直都不是獨立存在的，需要與“大學”對應來看。朱熹之前已有小大之分。一方面，在規模上有區分，孟子指出“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孟子·滕文公上》）；另一方面，在學段上也有小大之分，“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禮記·內則》）。雖然古人對入學的具體年齡記述不同，但學段上的劃分確實是存在的，但也有不夠清晰明確之處，特別是各學段的銜接、區分還不夠清晰。朱熹認可古人大小學規模、學段上的區分，但同時關注不同學段的互動。《大學》指出儒家為學做人的次第，即在“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三綱目的統攝下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朱熹要討論“小學”怎樣和《大學》“八目”接上去的問題。小學是為學的首要階梯，打亂這個次序，會給教育帶來不良影響。清代佚名《變通小學義塾章程》中就曾指出當時教育忽略“小學”的弊端“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始入大學，今呼七八歲童蒙，而訓之以大人之學，—步登天，自問亦應失笑”。在朱熹的教育觀中，對于儒家義理的灌輸，必須著眼于少兒的身心特點，循序漸進。再次，主張知行合一的教育方法。朱熹少兒教育的直接目的是“明人倫”，主要工作就是引導少兒認識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能正確處理好這些關系。“明倫”具體操作也有二：一要少兒雖不深入理解，但能知道人倫之理；二要少兒能踐行，將這些道理運用到生活中去，不斷踐履，至于純熟。在儒家一貫重視人倫的基礎上，朱熹提出在“小學”階段，重點是“小學重事”。《小學》開篇就點明“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小學”的“成人”從“事”入手，也有著認知心理學上的依據。少兒的抽象思維能力尚低，從感性入手的具體指引更易于他們接受，這反映了教育必須切合他們的心理特征，從生活日常開始。《小學》對少兒的教育，內容具體、步驟詳細，極具操作性。如“父子之親”一章中，列出了子女問候父母的禮節，侍奉父母著衣、進食、安寢的操作，應答父母的具體方式，如何處理家財的基本規范，乃至子女如何勸諫、養病時的各類具體問題，更延展到父母去世后守喪與祭祀、子女不孝的社會評價等問題。正如朱熹指出“夫童蒙之學，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即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小學”中“尊德性”就是要通過具體事而逐步增進認知，進而養成習慣。最后，重視言傳身教的榜樣示范。家庭是朱熹“小學”教育的重要場所，他以“蒙以養正”為基本原則,在尊重少兒認知特點和心智水平的前提下，從具體的“事”對其進行教育。他認為父母的“身教”重于“言傳”，即父母要以身作則，為孩子作出表率。同時，他對家長自身要具備的素質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眾”，“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謹而寡言者”之人“使為子師”，也就是說，只有那些寬裕慈惠、溫良恭敬、謹而寡言者才具有“做人的樣子”,才能為人父母,才能為孩子樹立良好的榜樣,促進孩子的成長。“小學”階段少兒思想比較單純,容易受到社會上各種不良風氣的影響,這就要求父母為之灌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以“敬字抵敵”,從而使人欲不復萌、天理不覆滅。三、朱熹少兒教育思想對愛國主義教育的啟示朱熹的教育體系繼承自孔子，以“成人”為價值取向，以“全人教育”為途徑。他發展了孔子并未闡發的人性理論，強調以性善為基礎的“圣賢坯璞”，既堅定了少兒教育的信心，也指明了順性發展的教育方向，根據其身心特點循序漸進的“尊德性”與“道問學”并行。這與我們今日提倡教育的“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全面的教育方針有內在的一致性。愛國是立德樹人所立之大德，培養新時代的愛國者是立德樹人所樹之新人。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解決的是“培養什么人”這個教育的首要問題。朱熹所指的“小學”教化是普及性的初等教育，受教育者的入學年齡是8歲，完成“小學”階段的學習需要7～10年的時間，相當于如今的小學及中學教育，這個階段的學生是《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以下簡稱《綱要》）中明確的愛國主義教育重點人群，所以我們在思考如何更好地開展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時，有必要也有可能借鑒朱熹的少兒教育思想。首先，其為探尋中小學愛國主義教育的著力點提供了啟迪。愛國之情是在認知的基礎上生成的對祖國的情感，而愛國主義不僅是一種情感，更是一種堅定信念，這種信念的生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也就是實施愛國主義教育的過程。《綱要》強調，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要堅持從娃娃抓起，著眼固本培元、凝心聚魂，這與朱熹所提“圣賢坯璞”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朱熹認為少兒的道德教育要及早開始，才能最好地保存道德的種子，“小學”要教的不僅是學習的知識，更是教人如何“成人”,即擁有一個德才兼備的理想人格，具有社會要求的基本信念與準則。朱熹強調“小學”要實現“成人”教育必須要從“事”入手，就是要讓少兒學會做具體的該做之“事”，并且直接告訴他們這些事“該怎么做”“怎么做是對的”，久久為功而使其化作少兒內心的基本信念。在道德發生學的情景中，信仰與理性是有明確先后順序的。從發生學的角度看，是信仰（信念）在先，學理在后；道德上的學理，其實只是給予信仰一種解釋，賦予其一種普遍意義。由此可見，對中小學生實施愛國主義教育要廣泛組織開展實踐活動，充分整合愛國主義教育資源，讓學生在具體的活動中觀察和體驗，使愛國之情內化為基本信念，外化為日常行為習慣和行動自覺。其次，為思考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過程一體貫通提供了思想資源。愛國主義教育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新時代對愛國主義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賦予了新的使命。構建大中小學一體貫通、循序漸進的教育體系，是保證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重點人群教育實效性的前提和基礎。朱熹主張“教有次序”，他根據人的年齡、心理以及理解能力的差異性,把包括道德教育在內的整個教育體系區分為“蒙教”“小學”“大學”等不同階段,并明確指出“小學”教育為“大學”教育奠定堅實基礎，將教育階段更加系統明晰地劃分出來。人的認知是不斷發展、循序漸進的。朱熹通過“事”與“理”建構了一體化的“小學”到“大學”的教育體系。“事”是現象，“理”是根本，從“事”上升至“理”，是基于認知心理的必然發展。對青少年開展愛國主義教育，不能采用單一的教育目標、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需遵循青少年的認知發展特點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固有規律，循序漸進地推進開展。小學階段，學生的思維雖然同時具有具體形象和抽象概括的成分，但是主要還是以具體形象為主，要求他們通過表面現象把握事物的本質通常是比較難的，所以這一階段的愛國主義教育應該以習慣養成教育為主，通過豐富生動的實踐活動，在少兒心中種下愛國的種子。到了中學階段，學生的思維逐步以抽象的邏輯思維為主，看問題的廣度、深度和客觀性比小學階段顯著增強，這個階段的學生可以充分發揮課堂教學的主渠道作用對其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引導學生樹立國家意識、增進愛國情感。大學階段，青年學生處在價值觀形成和確立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愛國主義教育從理論著手，通過透徹的理論分析，使其形成高度的國家認同，并準確理解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相統一的內涵，進而自覺將愛國情轉化為報國行。愛國主義教育是一個貫穿國民教育全過程的系統工程，要探索構建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過程一體貫通機制，避免教育實踐中的脫節和重復，實現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各學段的有效銜接。再次，為愛國主義教育合力的形成提供了借鑒。朱熹的教育是在儒家“修齊治平”的理想中展開的，家是連接個體和社會的重要一環，而兒童教育更是在家庭教育中完成的。就朱熹本人來看，無論是父親朱松的言傳身教，還是自小跟從的武夷三先生，他個人教育的成型都是在傳統家族、宗族中實現的，《朱子家訓》《朱子家禮》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