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美國學者鼓吹所謂”中國經濟威脅論”摘要：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中美兩國經濟關系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的日益相互依賴是顯而易見的。然而，部分美國學者不斷鼓吹所謂"中國經濟威脅論".他們先后炮制了所謂中國制造威脅論、中國貿易威脅論、人民幣匯率威脅論、中國經濟模式威脅論等形形色色的錯誤論調。關鍵詞：美國學界；中國；經濟威脅；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中美兩國經濟關系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的日益相互依賴是顯而易見的。增長的經濟融合擴大了中國的安全，因為"這種融合創造了中國與它的經濟伙伴，如美國、日本、俄羅斯、中國臺灣和韓國的共同利益，如果沒有這種融合，就會對中國利益造成威脅。"然而，部分美國學者不斷鼓吹所謂"中國經濟威脅論".比如，《外交》雜志2013年刊發了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金駿遠題為的《現實和當前的中國威脅：現在是華盛頓擔心的時候了》文章。再比如，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喬納森·斯潘塞認為，中國崛起的前景已經引起無休止的猜測和爭論。我們所說的中國的"崛起"就是指它的東山再起。它還可以意味著從某種消沉或沉寂期復蘇。但是，"崛起"還可以意味著一種以犧牲他人為代價的變化。難道一個國家的崛起總是伴隨著另一個國家的衰落嗎？如果是這樣，那么沖突幾乎注定會發生。面對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錯綜復雜的國家，上述問題就更加棘手了。中國是一種顯然過時的革命理念的捍衛者，一個新型的地區強國，儲量越來越少的礦物燃料的主要競爭者，現在還擁有數額空前的外匯和投資。只有系統了解美國同行的錯誤觀點，才能更好地有針對性地作出回應。基于此，本文對美國的相關觀點加以初步的梳理和歸納。1中國制造威脅論一些美國學者打著貌似客觀中立的旗號，大肆鼓吹中國制造會對美國以外的其他經濟體造成威脅。世界銀行遠東和太平洋地區首席經濟學家霍米·拉斯指責道，中國的廉價產品沖擊著歐洲那些脆弱的傳統制造業，許多在中國成功的歐洲公司正不斷加大投資招募人手，同時在本國內卻在不斷削減工作崗位。耶魯管理學院院長杰弗里·加滕認為，從新加坡到東京，一直有聲音在警告說，如果眼下的趨勢持續下去，中國將成為"世界制造中心".經過一段時期的全球分散后，制造業也許會在中國重新整合。這種情況不僅將加強中國的實力，而且會削弱北京在亞洲的經濟對手的力量--這些對手有許多是美國的政治盟友。加滕寫道，由于中國人的工資只是墨西哥人的1/3,"足夠數量的工廠、轉包商和專業賣主創造出一個幾乎無與倫比的競爭環境".他接著說："最大的問題是，世界經濟對中國的依賴這么強、甚至把中國當成了工業生命線，它不久就會脆弱到危險的地步。"2002年6月號的《哈潑斯雜志》在顯著位置上登載了巴里·林恩的文章《美國毀滅：全球生產線的真正代價》。林恩在文章中揭示了商品的制造過程已經發展到多么"四分五裂"的程度。像福特公司在密歇根州里弗魯日那樣的巨型工業中心一去不復返了--在那里，制造一輛汽車所需的全部零件都集中在一處。亨利·福特曾經希望監督福特汽車的每個零部件的生產過程，一家綜合企業由此誕生：在生產中心的一頭，輪船卸下鐵礦石；在另一頭，雇員們把造好的汽車開進火車車廂。如今，在得克薩斯州奧斯汀組裝的戴爾計算機使用的4500個零件來自成百上千個供應商，他們分布在從馬來西亞到韓國的世界各地，但特別集中在臺灣和中國。這種情況并不罕見。許多一提起名字就讓人想到雄厚家底的大公司其實只是空殼而已。它們都是些"虛擬公司",除了負責在總部與一批獨立實體協調零件流動和資金流動的雇員以外一無所有--那些實體可以分布在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適時庫存"的生產方法把庫存減至幾天，這意味著國際貿易和運輸體系經不起任何（哪怕極其微小的）干擾。比如，當美國和墨西哥的邊境在"9·11"后關閉時，美國的許多生產線都因為無法從墨西哥供應商那里得到零件而被迫停產。這樣一種分散的商業體系只能構建在一個假定安全穩固的世界。如果以為這個世界安全穩固，那可真是天大的誤會；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說，恐怖主義只是威脅這種誤會的冰山一角。經過幾十年的快速經濟增長，亞洲眼下布滿潛在的沖突。朝鮮半島仍然分裂，印巴雙方還在就克什米爾問題彼此對峙，中東處于戰爭邊緣。毒品、資不抵債和激進主義威脅著拉丁美洲的穩定。非洲的問題更是紛繁復雜，難以明確描述。在這樣一個四分五裂、危機重重的世界，林恩驚訝于為什么"幾乎沒人去問如果這張大網下的某個國家抓住幾條線開始猛拉會怎樣".他擔心，拉網的會是中國。2中國貿易威脅論部分美國學者無端指責中國貿易會對美國以外的世界其他經濟體的利益造成損害。美國學者擔心，中國在世界生產中的比重提高將會導致日本、北美及西歐地區進一步的"產業空心化"--在過去20年中這種現象已經發生。尤其需要擔憂的是兩個后果：進口滲透的一個結果是勞動密集型工作崗位的喪失，在勞動市場缺乏靈活性的條件下，這會提高失業率。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太平洋論壇布拉德·格洛瑟曼研究員和維維安·弗里奇副研究員警告道，隨著聯合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東南亞面臨著權力中心北移到一個強大的鄰國的處境。支持建立"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的人認為數字可以說明一切。但是這些人只關注譬如這個市場有十多億消費者或者國內生產總值加起來的大數字，然而一些最重要的數字卻小得多。還是忘記幾十億和幾萬億的大數字：真正重要的只是這個自由貿易區的"10+1"方式。或者，鑒于中國的突出地位，更確切地說是"1+10".新的自由貿易區除了將把地區決策中心向北轉移，它還將改變東南亞實現一體化的道路，從根本上改變該地區的組織原則。如果東盟不能進一步加強團結，它將被中國的崛起而壓垮。鮑瑟認為，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經常與中國在相同的出口品上產生競爭。這種競爭可能非常殘酷--世界銀行的估計表明，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制造業出口的替代彈性很高--可能高達10%.中國在發展中國家所出口的一些重要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世界市場上大步前進，而東盟（ASEAN）---更不要說與中國人口相當的南亞--在同時期沒能在世界市場獲得類似的市場份額。換言之，如下觀點是合理的一-中國的增長部分地是通過"排擠"比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對西方的紡織及皮革制品的出口來獲得的。3人民幣匯率威脅論一些美國學者對于人民幣在世界經濟中所承擔的角色，經常無端加以指責，斷言中國操縱匯率。尼古拉斯·拉迪在《匯率與中國的貨幣政策》一文中認為，無論從什么角度來看，中國的貨幣一直都是被低估的。它的經常賬戶剩余在過去兩年里猛增，從2001年的1700萬美元，或者說國民生產總值的1.5%一下子增加到了2003年的4600萬美元，占國民生產總值也高達3.2%.中國在2004年的貿易剩余是3200萬美元，而2003年的貿易剩余還只有2550萬美元。但是，中國在2003和2004年潛在的經常賬戶剩余-定遠遠高于表面上的估計，主要出于以下兩個原因：首先，中國經濟最近雖然還是在以創記錄的速度增長，但它顯然已經無法穩定地保持這種速度了。當中國經濟最終放慢增長步伐時，很可能的結果是進口增長的下降要比出口增長下降得更厲害，這會使得中國的貿易順差進一步拉大。這也是1993年到1997年度上一個宏觀經濟周期內，經常賬戶順差逐漸增加起來的模式。其次，很大程度上因為人民幣只是盯住美元，人民幣在實際貿易中的價值從2002年初開始就在不斷地下降。因為那時候美元的價值達到了頂峰。這對實際貿易平衡會產生正面的影響，不過會有一個時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經常賬戶會進一步擴張。在這兩種因素的聯合作用下，經常賬戶的剩余比用目前價值來衡量的水平還要高1.5個百分點。中國自從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資本賬戶的順差每年都在增加。如果不算上2003年突如其來的大量資本流入，這主要反映了預期匯率被低估的看法而非真的看好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經常項目剩余平均占到了國民生產總值的1.5%.這可以用來計算中國正常的凈資本流入。一個經常被用到的檢查一國支付平衡的分析框架即是所謂的"低估平衡法",它把匯率的均衡作為在平衡收支的全面均衡的結果之一，也即外國資本的流入加上經常賬戶被低估的水平，結果應為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廣泛地把這套方法用到它對各國匯率的評估工作中去。用這種方法來計算，中國的匯率水平離開均衡已經很遠了。在拉迪看來，為什么中國不重估它的貨幣？面對大量對外貿易剩余仍然堅持不調整匯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會與國內宏觀經濟目標相沖突。典型的情況是，一個采用固定匯率而對外貿易很強（弱）的國家，通常不愿意在國內總需求很弱（強）的時候升值（貶值）它的匯率。因為升值匯率（貶值）會增加（減少）進口的需求，并且減少（增加）出口的需求，于是就會對本來很弱（強）的總需求雪上加霜。中國直到2003年甚至2004年的第一個季度都還沒有陷入這種困境。2003年中國官方公布的GDP增長率是9.3%,這是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作為GDP重要組成部分的投資，幾乎猛增到歷史的最高點，這也使得銀行貸款的增長創下了記錄。簡而言之，在2003年，中國處于信貸投資膨脹的階段，這把中國的經濟增長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2003年有關部門不愿意調整匯率，這使得大家都深感奇怪。從調整頻率來看，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和上世紀90年代中期先后調整過匯率水平。直到今天，中國還總是不變地以"穩定的需要"為借口，堅持采用固定名義匯率的制度，拒絕調整匯率或者引入更有彈性的匯率機制。這種對于"穩定"的偏好從兩個方面來看都是不成立的。首先，在過去的九年里，唯一能夠保持穩定的只有名義匯率。如果考慮到美元對于世界其他主要貨幣比如日元和歐元的波動，那么采取固定匯率只會使得人民幣的價值在基于貿易的國際環境中變得非常不穩定。比如說，美元相對于日元貶值了，那么人民幣也不得不隨之貶值。其次，中國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在人民幣的匯率上進行過多次重要的調整。在1981年的1月份，有關部門在國際貿易時將人民幣貶值了幾乎一半，因為它引入了一種國際結算匯率，即2.8元人民幣兌l美元，而官方的匯率還是維持在1.5元人民幣兌1美元。從1981年1月份一直到1984年，有關部門在逐漸貶值官方匯率，一直貶到2.8元人民幣兌1美元。這時候才正式廢除國際結算匯率。但是官方還在繼續貶值人民幣，到了1986年的中期，人民幣已經貶值到3.2元人民幣兌1美元。1986年的7月5日相關部門一下子讓人民幣貶值了15個百分點，跳到了3.7元人民幣兌l美元。在這以后，政府允許出口商保留很大一塊他們的外匯交易收入，并且引進一種二級市場，這些外匯可以在二級市場上以市場價格賣掉。到了1989年末，政府再一次大幅度地貶低了官方匯率，這次一下子貶值了21.2%.在隨后的五年里面，政府允許出口商保留更大一塊外匯交易收入，而二級市場上的交易也隨之蓬勃發展。接著就是1994年1月份，政府把兩種匯率統一了，而只是按照占主導地位的二級市場上的匯率來定購，定為了8.7元人民幣兌1美元。兩套匯率統一以后，人民幣逐漸有所升值，到1995年中期達到了8.28元人民幣兌1美元。雖然從此以后人民幣的名義匯率就一直保持在1995年中期的水平，但人民幣在實際貿易中的價值永遠起伏不定，再沒有穩定過。人民幣的名義匯率核定為8.28以后，人民幣在實際貿易中的價值就開始升值。從1994年初到1997年底，人民幣的價值幾乎升值了三分之一。而在1998到1999年，人民幣又貶值了14%.2000年到2001年，它升值了13%,而在2002到2003年，它又貶值了10%.簡而言之，雖然人民幣匯率制訂者總是表達出追求"穩定"的強烈偏好，但是中國1978年以來的匯率經驗表明，人民幣就沒怎么穩定過。2002年秋季，中國共產黨的16次代表大會以后，中國主要的國內政策環境正可以很好地解釋中國的固定的名義匯率。胡錦濤在2002年秋季掌握政權，國內的信用擴張初露端倪。2002年，M2的增長和國內貨幣貸款的目標是在當年早些時候制定的，是13%,大約相當于1.3萬億的人民幣。這些數字在過去幾年里都伴隨著貨幣和信貸的擴張。實際的數字是16.8%的增長，折合下來是1.85萬億人民幣。對貨幣目標絕大部分的過度關切都發生在第四個季度，即在胡錦濤成為國家主席后不久，2003年的貨幣目標被定在相對較高的16%的水平，即1.8萬億人民幣。換句話說，新上任的領導比他的前任采取了更加強勢的增長策略。這種增長也得到了省市各級領導的強力支持。三分之二的領導都剛被調到新的崗位上，他們渴望通過本地基礎設施的建設來塑造業績，而這一切都需要銀行貸款的財政支持。少數美國學者甚至鼓吹要對中國采取必要的措施。克魯格曼認為，中國保持人民幣低值的政策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一塊絆腳石，美國必須采取相應的措施。對于中美經濟關系相互依存程度越來越高進而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說法，克魯格曼不以為然。他認為，美國政界高官曾不止一次在面對中國的"匯率操縱"問題時表現得畏縮不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擔心中國會不再購買美國債券。從目前的情勢來看，即使中國繼續購買美國債券也于事無補了。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儲蓄已經過度。假如中國大量出手持有的美國資產，美元匯率的確會在短期內面臨下跌的風險。4中國經濟模式威脅論所謂中國經濟模式威脅論最早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1994年12月13日美國的《華爾街日報》刊登了凱西·陳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為《中國在經濟成就的鼓勵下在世界舞臺上變得更加堅持自己的主張了》使具有代表性。該文指出，經濟繁榮不僅使中國的商店里增加了大量新商品。它還使這個國家在對外打交道時更堅持自己的主張，這使全世界各國首領都不高興。駐香港的一位外交官說："中國因其經濟和貿易規模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多地發揮領導作用。它將更多地參與改變游戲規則。"中國官員在關貿總協定談判中態度強硬就是一例。由于他們對他人所認為的美國企圖阻止中國在年底前復關一事感到惱怒，中國人上周揚言要取消它過去作出的開放中國市場的所有建議，除非它在復關談判中如愿以償。過去，北京和西方玩的是邊緣政策游戲。但它最近采取了更為強硬的立場，它認為世界其它地區需要中國及其市場是事實，因此它絲毫不感到憂慮。有時，中國官員對他們同西方有分歧的問題甚至不再采取禮貌的態度。中國堅持己見的新態度同它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特有的火熱的革命行動主義有著天壤之別。駐北京的一位外交官說："北京認為，在冷戰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