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女性形象看《聊齋志異》與《十日談》中的愛情

《聊齋志異》和《十日對話》發(fā)生在不同的時代和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自由、平等、誠實和愛情的追求。《聊齋志異》是中國古典小說蒲松齡的杰作。他用浪漫的筆法創(chuàng)造了一個幻化的理想世界,來反映人們對純真的情愛與性愛的追求,曲折地反映現(xiàn)實。他筆下的情愛與性愛很具有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特色與審美理想。在《聊齋》(《聊齋志異》的簡稱,下同)問世前約三百多年間,在文藝復(fù)興發(fā)源地意大利,也產(chǎn)生了反映西方性愛與情愛的短篇小說巨作《十日談》。卜伽丘在他這部巨著中也反映了文藝復(fù)興時期新興資產(chǎn)階級對理想的性愛與情愛的追求。由于這兩部作品在主題方面有著極為相似的地方,而且產(chǎn)生在資本主義萌芽以后的中國與歐洲,所以我將其進行比較,也許能發(fā)現(xiàn)一些小小的規(guī)律性的東西。限于篇幅,本文選擇了女性形象作為視角,來揭示兩部作品中情愛與性愛的文化意蘊。一、反封建、反宗教神權(quán)的女性形象恩格斯說過:“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著社會解放的尺度。”因此,在新社會產(chǎn)生過程中,總是伴隨著婦女解放的潮流。可以說,婦女解放是社會解放的一個標(biāo)志。這一點在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歷程中表現(xiàn)得尤其突出。卜伽丘創(chuàng)作的《十日談》與蒲松齡的《聊齋》都以新的女性形象體現(xiàn)了對新社會的渴望,歌頌了自由、平等的情愛與性愛,反封建、反宗教神權(quán)的傾向是極其明顯的。歐洲“在中世紀(jì)以前,是談不到個人的性愛的”,雖然中世紀(jì)的歐洲已實行了一夫一妻制,但它實際上“只是對婦女而不是對男子的一夫一妻制”,天主教會不允許婦女改嫁,婦女一旦發(fā)生私情,要判以極刑。而在中國,長期以來的封建禮教、封建道德的文化積淀,女人被“三從”、“四德”的條文壓制得嚴(yán)嚴(yán)實實,尤其是在宋以來的程朱理學(xué)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禁錮之下,婦女連自由也沒有,更毋庸說情愛與性愛了。因此,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歐洲,壓在最低層的仍是婦女。于是這兩個作家不約而同,塑造對自由情愛與性愛覺醒進而奮爭的女性群像,并以此為武器向封建社會開火。女性之間追求自由需要自由的自由和戀愛,一個熱而酷的強制下的戀愛風(fēng)格蒲松齡是我國古代文學(xué)史上描寫愛情的巨子之一。在他的筆下,有對當(dāng)時現(xiàn)實社會的愛情的描寫,而更多的是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人狐、人鬼,甚至人與花妖、樹妖的戀愛曲。在他筆下的女性,在愛情方面是大膽、主動、熱情的,往往是書生靜讀書齋(如《連瑣》、《白秋練》、《綠衣女》等)、寂居廢屋(如《青鳳》、《蓮香》、《小謝》等)、白天獨臥(如《蓮花公主》、《呂無病》等)、或投宿旅棧(如《青梅》、《伍秋月》)等等的時候,就會有漂亮的女狐、女鬼主動地投懷送抱,表現(xiàn)出極大的主動性,而且來去自由,自己作主。這種主動性正是一種自由性愛與情愛的審美理想,這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社會里是不可想象的。為了兩性的結(jié)合和愛情的長久,女性敢于沖破一切障礙,熱烈而大膽。《連城》篇中的死生相隨,《青梅》篇中的毛遂自薦,《鴉頭》篇中的為情私奔等等,都是追求自由情愛與性愛的女中豪杰。卜伽丘筆下的女性在追求自由情愛與性愛方面也毫不遜色。如第二天故事第八,堂堂的王妃看上了風(fēng)度翩翩的伯爵,非常大膽地向伯爵表達了這份情意,最后,“沸騰的熱情叫她話也說不出來了……把身子倒在伯爵的懷里”。第六天故事第七,少婦菲莉巴與情人私通,被丈夫抓住了,告上法庭,要處以火刑。即使在這種威脅之下,她也毫不掩飾或否定自己的私情,在大庭廣眾之下,她說:“我十分愛他,所以幾次三番在他懷中睡過”。并指責(zé)法律對婦女不平等,使法官不得不對法律進行修改。這種奮爭確實令人觸目。她們都覺醒并意識到:因為情愛而發(fā)生性愛是自由的。又如第四天故事第九,羅西雄的妻子聽說丈夫把自己的情人殺了,而剛才自己吃的正是情人的心臟,她極其憤怒地說:“我吃下了他那顆高貴的心,從此再不吃旁的東西了。”而且聲明:“他并沒有強迫我,是我自愿把愛情奉獻給他的。”然后毫不猶豫地跳窗自殺。這種熱烈與大膽,正是對封建夫權(quán)、封建制度的有力一擊。身份相同的女性《封三娘》篇中的封三娘就對范十一娘說:“……以才色門地,何患無貴介婿,然紈绔兒敖不足數(shù)。如欲得佳偶,請無以貧富論。”摒棄了這種外在的枷鎖,性愛與情愛才能是平等與純真的。《連城》篇中的連城不以貧富易念;《胡四娘》中的胡四娘下嫁貧窮的程孝思;《姊妹易嫁》中的小妹也不嫌棄毛氏牧羊人地位低微,毅然代姊出嫁;《阿寶》篇中的阿寶也為貧窮的孫子楚的癡情所感動,一生以情相始終。《十日談》中的女性也同樣具有這個特色。如第四天故事第一的綺思夢達郡主就是一個典型,她愛上了父王的仆人,打破了向來的封建門第觀念;又如第二天故事第十,羅托葛蘭地先生把年青貌美的女兒巴托羅米霞嫁給了一個有錢有地位但形同枯木、心如死灰的法官理查。最后巴托羅米霞寧愿拋開一切金錢、名譽、地位,跟隨搶劫了她的毫無地位可言的海盜,因為這個海盜懂得性愛與情愛。她對前來救她的理查說:“我覺得在這里倒是做了帕加尼奴的妻子,在比薩,只不過做你的姘婦罷了。”夫妻關(guān)系已不再以父母之言或一紙婚約來規(guī)定,而是以性愛與情愛來確定了。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正如恩格斯所說:“對于性交關(guān)系的評價,產(chǎn)生了一種新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不僅要問:‘它是結(jié)婚的還是私通的?’而且要問:‘是不是由于愛情,由于相互的愛而發(fā)生的?”這是更為進步的性愛觀。二、女性之間的情感局部情愛與性愛是人之本能,人之本性。在這一點上,兩位不同時代的作家都承認(rèn)人性中某種固有的共性。因此,在他們筆下的女性具有如此相似的對情愛與性愛的覺醒與奮爭。但以女性形象所包含的深層情愛與性愛意蘊來分析,又會發(fā)現(xiàn)這兩部作品的女性形象所追求的性愛與情愛還是有所不同的,這正是顯示出中西文化中情愛與性愛審美取向不同。情與性的關(guān)系蒲松齡說:“情之至者,鬼神可通。”他在《嬌娜》篇中也感嘆道:“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于‘顛倒衣裳’矣”。可以看出,在情與性中,《聊齋》中的女性以情取勝,更注重于兩情相悅,情投意合。而《十日談》則更注重于性愛。《蓮香》篇中的女鬼李氏,當(dāng)發(fā)覺自己的性愛會給桑生帶來死亡時,即刻退讓,那種隱忍、多情、溫柔,真是令人憐嘆。她“每夕必至,給奉殷勤,事蓮猶姐”。桑生病好之后,她“偶至,一望即去”,她愛桑生那樣深,那樣真摯,但絕不和他發(fā)生性的關(guān)系。又如《云夢公主》篇中夫婦下棋飲酒,《連瑣》篇中連瑣與楊生先是詩友、文友,然后才是性愛之伴侶,《香玉》篇中的詩詞唱和,無不如此,以情取勝。而且行文極其優(yōu)美含蓄,如連瑣的飄然而來,飄然而去,《白秋練》篇中的月光下兩人詩詞唱和,給人一種溫馨如畫、如詩、如夢之感。相對來說,《十日談》中的女性更傾向于追求性愛的自由,肉欲上的滿足。如第六天故事第七,美貌多情的菲莉巴與情人偷情,并不是因為夫婦之間有沒有愛,而是認(rèn)為“他的胃口已經(jīng)在我身上得到滿足了,而我的供應(yīng)卻還有很多,那叫我怎么辦呢?”這就是赤裸裸對肉欲的追求。又如第二天故事第八中的王妃愛上伯爵,她的理由除了伯爵有風(fēng)度吸引了她之外,就是自己“正當(dāng)青春妙齡,丈夫又不在家;那我就更可以在你面前替自己的熱情辯護了”。這追求的難道不是一種生理上的滿足嗎?而像第三天故事第十的阿莉白與教士魯斯諦科之間,就只有性而沒有情,這并非是“愛”,而是一種生理發(fā)泄。我們可以這樣說,《聊齋》中的愛情升華才是性愛(絕大多數(shù)),而《十日談》中情愛是性愛的手段,情是為了性。蒲氏筆下的女性敢于沖破封建禮教,最終是為了兩情相悅,永久結(jié)合;而《十日談》中的女性往往是實現(xiàn)性愛即是實現(xiàn)情愛,就更為赤裸裸。封建夫權(quán)的諷刺中華民族的善良的品性,在蒲松齡筆下的女性形象中也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她們追求自由的性愛與情愛,更多地表現(xiàn)出一種自我犧牲、自我奉獻的精神。《呂無病》篇中的鬼妻呂無病,深愛孫生,但因自己不能生育,力勸孫生再娶妻;《張鴻漸》篇中的舜華成全張鴻漸與方氏,用自己的異法讓張鴻漸瞬間回到家;《紅玉》篇中的紅玉也非常愛馮生,但卻成全馮生與衛(wèi)氏;《阿繡》篇中的假阿繡成全劉子固與阿繡,等等。這些女性形象表現(xiàn)出來的情愛與性愛不是一種占有,而是一種奉獻,一種分享。《十日談》中的女性為了滿足個人欲望,往往與情人勾結(jié),愚弄丈夫,欺騙丈夫甚至毆打丈夫。如第七天故事第七,白特麗絲騙自己的丈夫到花園去等自己的情人(以示自己對丈夫忠心),而實際上她卻與情人偷情,后來還叫情人打了丈夫一頓。又如第七天故事第八,麗迪雅為了達到與皮羅偷情的目的,必須實現(xiàn)皮羅提出的三個條件,于是把丈夫好端端的牙齒敲了下來;第四天故事第三中的大姊,出于愛的妒忌毒死了自己的愛人,表現(xiàn)出強烈的私人占有與排他性。她們?yōu)榱诉_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自私性,深深地打上了資本主義自私自利的烙印。《十日談》中對封建夫權(quán)的嘲弄,對女性的機智與聰明的歌頌,在文藝復(fù)興時期確實有過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實際上也正是被禁欲主義所扭曲了的人性的變態(tài)反映。戀愛婚姻的愛情不同《聊齋》中的女性追求自由的情愛與性愛,而且更追求這種情愛與性愛的長期結(jié)合與光明正大。比如《紅玉》篇中的紅玉,由于自己是狐,完全可以不管馮生之父的責(zé)備而繼續(xù)與馮生來往的,但由于不能與馮生有公開的、得到社會認(rèn)可的情愛與性愛,她情愿不要;《阿繡》篇中的狐阿繡被仆人偶然識破面目后,她知道自己異類與人之情愛與性愛不可能有婚姻家庭,所以她退讓給了真的阿繡;《阿纖》篇中的阿纖與三郎真摯相愛,原來與哥嫂相處和睦,偶然有人發(fā)現(xiàn)阿纖為鼠精所變,哥嫂就懷疑,影響了家庭的和睦,阿纖毫不猶豫地離開了。又如《白秋練》篇、《董芳》篇等等,這些女主人公都要求情愛性愛與婚姻家庭緊密結(jié)合。《十日談》中的女性滿足于偷情。正如恩格斯指出:“從這種力圖破壞婚姻的愛情,到應(yīng)該成為婚姻基礎(chǔ)的愛情,還有一段很長的路程,這段路程騎士們是走不到頭的。”卜伽丘筆下的女性所追求的愛情,就是這種“力圖破壞婚姻的愛情”,這是一種打著人性旗號的反封建縱欲主義。如第六天故事第七,美貌的菲莉巴與情人偷情,菲莉巴并沒有與丈夫離婚的打算,不求與情人長期結(jié)合;又如第七天故事第七,白特麗絲欺騙丈夫而與情人偷情,也只滿足于偷情。這些情愛性愛與婚姻家庭結(jié)合并不緊,甚至分開。通過(聊齋》與《十日談》中的情愛與性愛的比較,同中有異,其中原因除了作品產(chǎn)生的年代外,更重要的是中西文化意蘊的不同而造成的。三、情感與本質(zhì)的文化意義《聊齋》與《十日談》中的情愛與性愛的相同與相異,體現(xiàn)了這兩塊大陸上文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及不同的文化意蘊。設(shè)置的人性基礎(chǔ):關(guān)愛與情感的扭曲《十日談》誕生在文藝復(fù)興初期,正是“封建的中世紀(jì)向資本主義的近代過渡,這一歷史過程還只剛剛開始”的時候,被黑暗的中世紀(jì)壓抑的人性如火山噴發(fā),非常地猛烈。女性形象追求情愛與性愛的大膽與主動,正是這種被扭曲了的人性的噴發(fā)。《聊齋》誕生的時間比《十日談》晚三百多年。被漫長的封建社會尤其是宋以來程朱理學(xué)壓抑的人性,在封建文化似乎搖搖欲墜的明末,伴隨著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萌芽而進行噴發(fā),這在“三言”、“二拍”中已有所反映。但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只限于東南沿海一帶,而“最后又窒息于入關(guān)清兵身上帶來的腥膻氣之中”,⑧因此,《聊齋》中的情愛與性愛又出現(xiàn)了一定程度上封建主義的回歸。封建文化力量的復(fù)辟,不僅僅是因為清兵入關(guān),新的封建王朝的倡導(dǎo),而還有更深層的影響就是中國的文化意蘊。土壤的封建文化—<二>中國文化意蘊對文學(xué)影響《聊齋》畢竟是誕生在中國,中華文化的土壤上,正如人不能拔著頭發(fā)離開地球一樣,其受封建文化的影響是必然的,在自由的情愛與性愛中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1.《熱》的思想屬性自從孔子說:“唯小人與女子難養(yǎng)也”開始,女人就是處于非獨立的地位,而只能作為附庸而存在。這種壓抑歷經(jīng)了漫長的封建社會。物極必反,明末隨著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萌芽,文化思潮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王陽心學(xué),李贄的“童心”說,都對人的本身提出了新的思考。女人開始以獨立的形象出現(xiàn)在文學(xué)上,追求真摯情愛與性愛的杜十娘與蘋瑤琴等,已經(jīng)開了第一炮,到《聊齋》是這種文化思潮的繼續(xù),但男權(quán)文化的深層意蘊仍牢牢地?fù)?jù)守著文壇。這在《聊齋》中的女性身上有明顯的反映。女性對自由情愛與性愛的追求,表現(xiàn)出來的大膽與熱烈、主動,正是以男子為中心的美學(xué)觀照;而女性在追求中表現(xiàn)出來的多情、溫柔與奉獻,恰恰也正是以男子為中心的理想模式。因此,《十日談》中對封建夫權(quán)的辛辣的嘲弄與抨擊,《聊齋》中是絕對沒有的。即使像(顏氏》、《黃英》篇中,男子再無能也還是丈夫,是女人賴以生存的支柱。2.中方至概述:我國在發(fā)展探索中發(fā)揮了心理作用(十日談》中女性對自由情愛與性愛的追求,之所以更傾向于“性愛”,是扭曲了的人性噴發(fā)時的一個極端;歷史也證明,資本主義文化必然要沿著這個極端繼續(xù)發(fā)展,其向另一個極端的回歸需要一定的周期。而中國文化是根深蒂固的中庸文化,自從明末的資本主義萌芽產(chǎn)生繼而逐步發(fā)展,中庸文化在這個發(fā)展過程中起著極大的左右作用。《聊齋》中的女性有其對自由情愛與性愛覺醒與奮爭的一面,又有忍讓與退縮的一面。這不僅是封建主義思想一定程度上的回歸,而實際上是中國中庸文化發(fā)展的一個規(guī)律。這種文化,決定了中國的資本主義絕對不可能像西方的資本主義那樣向極端的自私自利方向發(fā)展。3.是資金與神權(quán)的體現(xiàn),是對歐洲文化的反映“仁”與“愛”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發(fā)乎情,止乎禮義”是其具體要求。《聊齋》中自由情愛與性愛同婚姻家庭的緊密結(jié)合,正是“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的表現(xiàn)。蒲氏有強烈的感情,對人性的覺醒使他認(rèn)為情無法控制就“發(fā)”,所以他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