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研究中的兩個問題

一斯密的經濟人是新興資產階級的理性人西方經濟研究的目標是尋求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并找到符合其人性的有效經濟活動的方法和規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歸結為在這類經濟活動中的人與物配置和利用問題。因此,如何理解經濟活動中的人與物的實質關系是理解各種經濟基礎,從而進行社會經濟關系變革的首要問題,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了解各種經濟理論中關于人的含義。只有弄清楚這些經濟學家心目中人的社會特性,人的本質和地位,才能知道這種經濟理論是為什么人服務的,才能知道這種經濟理論的效率、公平、倫理的立論基礎。西方經濟學中關于人的含義是隨著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與政治地位的不斷轉化而逐步演變至今的。西方經濟學最早要解決的矛盾是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因此,為了確立資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和資本的人格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最初任務是把人從社會人抽象出來,強調抽象人的客觀性,強調人是自然人,人與人之間沒有任何區別,天生的自由平等;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結合本階級的經濟職能和資本的本性,把這種抽象的人定義為具有資本職能的經濟人。這種關于人的本質的觀念最初產生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及其《道德情操論》中。亞當·斯密的資本主義經濟人具有兩個顯著特性:斯密認為人天生具有追求個人利益的動機,經濟人可以通過市場機制追求私利的活動來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不存在非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換言之,沒有市場即沒有經濟人,沒有經濟人就沒有經濟理論。所以經濟人是按照經濟理論行事的理性人。市場是經濟人和經濟理論存在的前提。從斯密對經濟人的描述中可以得知:第四,斯密的經濟人局限于進行市場活動的資本家,僅僅從資本家和商人的本性來理解和分析經濟人的含義,但是尚未將其推廣到一切生產要素。總之,斯密的經濟人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人性論,由于時代條件的限制,斯密以及古典經濟學家們沒有也不可能對資本家式的經濟人的產生原因和種類以及相應的階級地位加以科學的說明。但是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正確地認識到了經濟學與經濟人的活動有關系,認識到了經濟人的利己心理以及在經濟人追求個人物質利益時對促進社會總體利益的作用,盡管他們并未認識到這種利益應區分不同的階級利益這一重要的原則。古典經濟人的思想被以后的經濟學家們繼承下來并加以修正和補充。從19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的邊際革命,資本主義制度已度過其幼年時期而步入青年時代,自由資本主義正處于蓬勃發展時期,資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已完全鞏固,無產階級也在不斷壯大成熟,其他階級已成了這兩大階級的附屬物,一切經濟活動均帶有資本主義的性質和色彩。這樣,經濟人的概念也隨之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擴展:第一,經濟人由單一的資本人擴展到所有生產要素,使之都資本主義人格化了。在理論上出現了以薩伊為代表的“生產要素服務論”,所有生產要素在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中的職能統稱為“服務”,并以此替代經濟人在生產活動中的勞動職能,勞動價值論到此被拋棄。生產要素服務論成為西方經濟學分析一切經濟行為的理論基礎,成為衡量資本主義生產活動效率與公平的唯一尺度。第二,經濟人追求剩余價值的單一心理動機被分解為各種生產要素追求,自身利益的趨利避害的心理動機。經濟人的哲學基礎是功利主義,這使經濟人具有趨利避害的心理,經濟人現在具有追求各種效用,規避各類風險的選擇能力。這樣,經濟學就隨之轉變為具有心理規律和選擇決策的行為科學,經濟人就演變成為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其行動原則是追求最優化的經濟后果,19世紀40年代的“戈森定律”是這種經濟學的開端。第三,19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人類數學史也產生了相應的飛躍,微分學已達到成熟運用階段,關于導數與極值的概念已經系統化,因而經濟學尋找到了一個描述人類經濟行為的新工具。這個工具被運用到經濟人身上,使經濟人的核算能力從簡單的統計平均數發展到能夠更加精確的計算預測運動中的經濟現象,并且以求極大值的方法表達自己追求最大可能的物質利益的愿望,從而使經濟人不僅在質上日趨完善,而且在量上也較為具體形象化了。第四,經濟人不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經濟人通過市場機制彼此發生聯系,并通過追求個人利益來實現社會利益。這樣經濟人的活動就從單一市場,擴大到所有相互聯系的市場,從局部均衡擴大到一般均衡,從靜態均衡擴大到動態均衡,從而比較系統地完成了對“無形之手”假說的論證。第五,經濟人的概念這時由帕累托明確提出,并建立經濟人在追求利益時如何實現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相統一的“帕累托最優條件”。上述情況說明,經濟人的概念已從古典經濟學的抽象和孤立的個人逐步演變成資本主義社會的各類現實中的活動主體。西方經濟學在拋棄古典勞動價值論的同時,建立起符合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念的通行于一切生產要素的價值理論;建立起符合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所需要的各類市場體制和經濟組織;建立起反映資本的本質屬性,便于資產階級管理與統治的經濟人概念。因此,這一時期的經濟人可以理解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人,其本質仍舊是資本的人格化,唯一的變化是資產階級試圖把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人均按照資本的屬性加以統一描述。資產階級的力量與自信心以及為了調和日益尖銳的社會階級矛盾的需要是這種變化的基礎。經濟人開始以勞動、資本、土地、管理等四種物化的面貌出現。亞當·斯密的“經濟人”至此達到了“物化”的最高峰,“人”的活動場所唯一地選擇在“市場”上,一切活動和行為都“市場化”了。人已成為超歷史、超社會、超道德的資本及其從屬物,是一具物的人格化的軀殼。經濟學也從具有哲學性、社會性和歷史道德性的學科中跳出來,成為一種純技術工具的學科。一些西方學者認為,只有把物人格化和把人格物化,才會產生經濟學,只有把不同階級屬性的人的行為物化為同質的經濟行為,才能進行物的量化分析,不論何種生產要素均具有成本、價格、利潤的度量尺度。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社會由自由資本主義轉化為壟斷資本主義,經濟人的活動場所——自由市場開始出現破損的現象,壟斷使市場與競爭有了不完全性的特征;資本主義社會利己主義的觀念出現了兩種分化的現象:一方面是極端利己主義使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出現“經濟危機”和“泡沫現象”,從而危及了資產階級的總體利益;另一方面,社會物質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使人們開始由最初的單純追求物質文明開始向追求個人價值的實現等精神生活的需要。資本家們發現自己并非是利潤最大化的追求者,就工人而言較高的工資反而使工人退出生產過程而轉向閑暇休息。在理論上,一部分經濟學家開始設法把眼光離開生產過程,轉向人性真正復歸的研究。同時,這時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和階級覺悟也已達到相當完善的階段,依照資本主義市場方式建立起來的工會組織已成為勞動市場的壟斷組織與資本壟斷市場相對抗,資本主義社會已顯示出并不是一個無需管理的自發協調的完善制度,社會宏觀控制和微觀管理的研究已迫在眉睫,資產階級開始感到僅僅單方面一廂情愿地把一切生產要素的行為都解釋為資本的行為已不合適。這樣,一些經濟學家開始重新思考經濟人的含義,建立新的資本主義社會人的概念,認識到經濟人不僅是具有資本屬性的市場人,而且是具有社會屬性的社會人。經濟人的工作積極性不僅產生于追求剩余價值的內在沖動力,而且產生于許多因素構成的外在壓力。資產階級學者第一次被迫從社會屬性,從社會生產關系方面考察經濟人的行為和管理問題,開始提出“社會人”、“組織人”的概念。這方面的反思是從以下幾方面進行的:第一,經濟人并非理性人。即經濟人并非完全按照市場規則辦事。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發現,經濟人的經濟行為和目的并非唯一地產生于物質利益原則。從消費者角度看,消費者并非只是從已知的各種選擇方法中選擇一種能夠取得效用最大化的人,他們的選擇可能是滿足次優或者“遺憾較小”的,在消費層次上,消費者不僅追求物質生活,而且追求較高層次的精神生活。從企業角度看,企業追求的目標也并非成本最小、利潤最大化。企業的經營目標往往是企業創新和追求市場份額,在這些目標的作用下,企業無法實現成本最小和利潤最大化。第二,經濟人的經濟動力不單純產生于追求個人利益的內在沖動力,而且產生于由許多因素構成的外在壓力。因而影響經濟人的經濟動力的因素不僅包括人與物之間的資源配置關系,而且還包括經濟人與經濟人之間的人際關系。經濟人追求物質利益的動力產生于其勞動的積極性,這種積極性的傷害與否或者是否充分發揮出來直接影響經濟活動的效率。第三,經濟人也是具有情感的人。西方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的研究已突破傳統的把人僅僅理解為一種生產要素的觀念,開始注意到經濟人不僅是進行經濟活動的生產要素.而且還具有人類情感和道德倫理觀念。因而,在經濟活動的實踐中,經濟人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動物,而且是一種具有社會性、組織性、倫理性的社會人和組織人。西方學者開始不自覺地意識到經濟人的社會特性和人性,在經濟理論和經濟管理中試圖引入哲學倫理的因素,強調人的作用,而這些東西,在傳統的西方經濟學中被抽象掉了。比如在宏觀經濟學中,凱恩斯就已認識到人們并非嚴格地按照資本的屬性,即所謂理性人的行為辦事,他們常常感情用事,按照自己的習慣和經驗辦事。又比如現代微觀經濟學中的X效率理論,Y和Z效率理論等,不僅批評了傳統的微觀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的物的屬性的描述,而且論證了在經濟分析和經濟管理中重視人的倫理屬性的重要性,強調這些方面的屬性是決定現代企業勞動者積極性的主要因素,如果忽視了人的社會性質,不僅會傷害生產者的積極性而且會影響經濟活動的效率和公平。至此關于人的社會性和倫理道德性的研究和實踐終于放在西方經濟學家面前,重人輕物的研究已逐步成為西方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的熱點問題。西方經濟學經歷了一個由規范經濟學向實證經濟學,由具有道德和政治規范的學科向單純實證的工具和技術的學科的轉變過程。從古典經濟學向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轉變過程看,西方經濟學具有兩個顯著特征:第一,把經濟學從傳統意義的道德活動中分離出來,將研究對象抽象為可以用達到目的手段作出判斷的一套人類行為。第二,從理論上把市場經濟看成是能夠自發地趨于和諧一致的經濟制度。因此,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西方經濟學研究倫理問題或將之當作不言而喻的假設的前提加以對待,即資本主義制度是自然和諧具有效率的,只要這一制度正常運行,社會福利就會自動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就會自然和諧地符合社會道德的最優標準。產生這兩個特征的原因是:按照這一觀念,每個人都有決定自己行動的權利而無須考慮這類行動的社會影響,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具有客觀的規律性。因而研究個人行為的經濟學不應包含道德的內容。在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觀念指導下,經濟學采用了功利主義的哲學基礎,強調所有人的利益就是每一個人的利益,強調社會利益是個人利益的加總,因而把手段當成目的,把功利主義轉變為利己主義。比如達爾文的進化論,牛頓的天體物理學對英國經濟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對科學的定義是闡明一些位于表面現象下面的恒等關系,這些關系可以用一些常數關系方程組加以表述。為此,古典經濟學家就試圖撇開社會歷史條件和社會現狀,轉向抽象地觀察一些經濟常量之間的關系,研究“自然秩序”的客觀規律,總結和假設出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一致的經濟模型。例如,人們從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則中得到啟發,認為自然界經過自然競爭和選擇,生存下來的都是最優的物種,自然界是和諧有規律的。同樣,市場經濟中的完全競爭規律也應具有相同的功能,通過市場競爭,優勝劣汰,提高社會效率,實現社會利益的發展。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就是這方面最初的大膽設想。亞當·斯密撇開道德因素尋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得以實現的機制,他認為在市場競爭機制的無形之手作用下,人們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時候必然會自動增進社會利益,并使之達到最大化的境界。但是,亞當·斯密沒有說明無形之手的作用過程,他只是朦朧地感到市場競爭機制和牛頓、達爾文的學說有共同之處,具有自行調節的性質,強調人們無須人為地干預這種規律,人在社會競爭過程中客觀自覺地遵循客觀規律,從而這里不存在人的道德優劣問題。亞當·斯密之后的經濟學家接受了“無形之手”假說,對之進行了研究和論證,這類研究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第一,市場能保證一般均衡的實現嗎?或講一般均衡的存在問題。第二,市場上存在著唯一能實現的均衡價格嗎?強調均衡點是唯一的還是同時存在幾個點。第三,一般均衡是穩定的嗎?強調一般均衡被打破后能否重新走向均衡。這幾方面的問題以后由瓦爾拉斯、馬歇爾、帕累托等加以證明。他們的貢獻是在一定的假設條件下,先后論證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穩定性以及無形之手的社會效果。其中帕累托則比較系統地分別從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方面全面論證了無形之手的存在和效率。但是,這些經濟分析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設條件上的:第一,社會市場是完全競爭的。這為實現最有效率的經濟活動提供了保證。第二,為增進個人利益而采用的各種手段具有提高社會效率的屬性。單個企業在追求最大化的利潤時,運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辦法,從而增進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利潤總量下的提高,企業家不會采用傷害社會利益的其他辦法。第三,單個企業只要生產消費者所需求的適銷對路的產品,就能使社會需求得到普遍滿足。顯而易見,這些假設條件有一些符合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古典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的缺點也正在于此處。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點是:第一,只研究單個經濟單位或講微觀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而不涉及這些單個經濟行為的相互影響。沒有研究單個經濟單位經濟利益的加總的社會經濟總量的運動規律。第二,只研究經濟效率而不涉及社會分配的公平問題,認為社會公平問題屬于政治問題。從而微觀經濟學中的經濟人把社會上不掌握任何生產資料的窮人和少數民族排除在研究領域之外,換言之,只研究屬于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中的經濟人,處于這一體系之外的其他自然人不在觀察之列。第三,只研究有益經濟行為而不涉及有害經濟行為。比如只觀察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手段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后果,而不研究污染環境、工作條件惡劣、行賄和不平等的雇傭關系等。第四,只研究完全競爭市場而不考慮市場缺損的情況。比如壟斷行為所導致的非價格競爭,阻礙技術進步,壟斷價格等等。第五,只考慮各種生產要素在追求個人利益的內在沖動力而沒有考慮到外部環境、社會制度等因素所產生的外在壓力對個體經濟行為積極性的影響。第六,只考慮經濟效益和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的規律性,而忽略了這些經濟行為的歷史和倫理道德的作用。微觀經濟學的這些缺點,導致了兩大方面的批評:一種認為,即使是按照微觀經濟學原理、其經濟行為的后果也是無效率的,最著名的批評來自哈維·萊本斯坦的X非效率理論。X非效率理論否定了傳統微觀經濟學的效率觀,認為微觀經濟學可以實現社會效率的結論是有條件的特例而不是一般規律。這種理論無異于對無形之手的全盤否定。第二種批評則認為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缺少倫理道德觀。這一缺陷使經濟學不僅缺乏效率和公平,也是社會腐敗和倒退的根源。比如,Y理論和Z理論就認為只有在經濟行為中注入社會倫理方面的內容,才能真正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才能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恢復真正的人性。批評者認為,微觀經濟學在理論上有兩大缺陷:一是認為微觀經濟學的人性假設是功利主義的,認為經濟人在經濟活動中的最根本的目的是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即以最小的耗費為社會提供最多的商品服務。至于在這類活動中所產生的收入分配和成本分攤上的不平等現象可用公共集體決策的辦法加以解決。二是關于人生價值的假設。經濟學中的經濟人是非人格化或物化的。功利主義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把人看作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把人看作是目的本身。消費者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生產要素所有者是追求收入最大化的人,企業家是追求公司利潤最大化的人,他們以自己的經濟行為去實現物的目的,而不是去追求使自己成為社會敬仰的人,實現自我完善的目的。在這兩大缺陷下,微觀經濟學產生了倫理兩難的問題:如果僅僅把微觀經濟學看作是一種分析資源配置的理論體系時,其結論是社會經濟是有效率和和諧的;如果把微觀經濟學還要當作一種倫理體系,用它來解釋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時還應對別人和社會負有何種責任這個問題時,這個理論體系就會四分五裂,力不從心。面對倫理兩難的批評,一些西方經濟學家作出了相應的解釋,這種解釋是通過闡述微觀經濟學包含的倫理學內涵和針對反對者的批評意見的分析這兩方面進行的。首先,堅持利潤最大化必定能為社會帶來幸福的斯密教條。比如,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家布魯金斯學院詹姆·麥吉和芝加哥大學的米爾頓·弗里德曼均明確地表達過這種觀點。前者認為市場競爭使企業自始至終追求其自身的利益,而又使利益保持在一個合理適當的水平,并在不知不覺中增進了公共福利。后者認為,在自由市場的經濟中,企業只有一種社會責任,即在追求利潤過程中遵守競賽規則,參與公開自由的競爭,而不搞招搖撞騙。不去盡力為股東賺錢而空談所謂社會責任,這樣的做法對西方社會的基礎所造成的危害,是其他任何因素所無法比擬的。弗里德曼的論點極為明確,即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增加利潤,只有這樣才不至于對資本主義的基礎造成危害。其精神實質是資本家階級的社會責任和社會利益。因此,當企業家們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時會增進其階級的社會利益。這就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倫理道德觀。為此在自由經濟下微觀經濟理論中的社會福利和道德觀包括以下幾點內容:第一,生產要素市場的價格機制對社會稀缺資源進行分配,使之得到最有效的使用。第二,企業運用最有效的生產方法,以最小的投入生產最大量的產品與服務。第三,產品市場的價格機制對社會產品與勞務進行分配,使之得到最有效的利用。第四,社會政治過程或民主的公共選擇使每個消費者的收入得到公平的分配。收入的分配是根據生產要素所有權、個人需要、貢獻以及競爭的能力來實現的。第五,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過程中,使產品與勞務的消費得到最大滿足,使資源所有者獲取最大可能的收入。使社會經濟體系有效運轉,實現帕累托最優。因此,企業經營者的社會責任是使利潤最大化,經濟收入的再分配應當作為政治過程來處理,這已不屬于純粹的經濟過程。其次,針對倫理批評者的指責,分析了微觀經濟學的內在道德觀。關于社會分配不公平問題,微觀經濟學的解釋是:這是政治過程的失誤,與經濟體系無關,解決的辦法是制定更好的政治決策原則。經濟學的任務是在市場和資源約束下爭取最大的經濟效益。關于經濟行為中的有害行為,經濟學家們的解釋是:只要嚴格運用微觀經濟學就可以避免有害的不道德的經濟行為。比如,從行賄方面看,由于行賄會提高成本,而不行賄者就可以在價格競爭中占據優勢,取得競爭的勝利,所以理性的經濟人不會進行行賄行為。從污染等社會公害上看.污染會增加社會成本和企業成本,造成對企業的傷害和社會傷害,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會在社會傷害與企業傷害之間作出選擇,尋找最小傷害點,對污染問題進行適當投資,這些會使社會總污染水平降低。“科斯定律”對此作了證明,認為在自由選擇的經濟機制下,可以實現最有效率的社會最低污染的均衡狀態。從假冒偽劣產品的危害看,企業生產劣質產品會由于法律的裁判而負責賠償,從而提高了企業成本。這樣產品的質量會由于企業的這類成本核算而得以提高,從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看,也不利于企業利潤最大化目標,因為這樣必然提高男性和某些種族就業者的工資從而提高了企業的成本,使不搞歧視的企業占據成本優勢,這樣從根本講就業歧視的不道德行為也會在經濟分析中消失。關于自由競爭市場的缺損問題,微觀經濟學承認壟斷行為會造成失靈、弄虛作假的現象,但同時又認為至少沒有反對自由競爭的優點,對壟斷所造成的不公正競爭問題,可采用公共決策的方法,限制壟斷,為自由競爭創造外部條件。上述分析表明,現代西方經濟學尚未能對經濟分析與社會倫理脫節的原因做出很好的科學解釋,但是對經濟行為中的倫理問題十分重視,已經開始并且做了大量的研究,這是我們研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時需要密切注意的新動向。三對西方經濟學中關于人及其效率和倫理觀方面真正科學的批判來自馬克思。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人的分析也有一個發展過程。19世紀40年代,克思是從哲學和社會道德觀角度分析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的實質,提出了勞動異化的概念。其基本思想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產品作為人的勞動產物與人相分離,成了異己的反過來統治人的物質,即勞動異化了。勞動異化的形式表現為資本、工資、地租以及人的名譽、良心等倫理道德方面的東西均異化為統治人的工具。但是,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的理論根源來自其對資本主義道德觀念的批評和其辯證法的哲學方法,這時的馬克思在哲學方法上尚未完全脫離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影響,馬克思只是正確地猜測到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合理性,樸素地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行為缺少真正人的道德倫理觀念,因此,馬克思運用否定之否定規律推斷預言人類社會必將會有一個真正道德復歸的未來社會代替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但是馬克思在勞動異化論中沒有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來科學地證明這一點。馬克思的科學論斷產生于19世紀50年代以后的(資本論)中,這時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人的批判已由勞動異化論演變為更加科學的經濟人的物化論——這種物化從市場劃分角度看,分為貨幣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資本拜物教等,這些構成了著名的“商品拜物教理論”。從社會的角度看,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倫理關系、政治關系統統淪落為物與物之間的商品關系,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物化和商品化了。所以,商品拜物教的實質不僅表現為人們對貨幣、黃金的拜金主義的觀念,更重要的是表現為以物化形式存在的人格關系。因此,馬克思斷言,資本家實質上是人格的資本化和資本的人格化的產物,資本主義的經濟人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資產階級不僅把工人當成一種生產要素與機器、牛、馬等量齊觀,同時也把自己當成追求利潤的工具。至于資本主義人的倫理觀,馬克思認為這是一種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人生觀和道德觀,他不能代表人類的人生觀和道德觀的全部。斯密教條、薩伊定律只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必將隨著這些歷史條件的結束而終結。在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率問題方面,更加豐富地體現了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首先馬克思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轉的動力來源。馬克思認為物質利益原則是推動一切社會經濟運動的最初動力,在資本主義社會表現為資本追逐剩余價值的內在沖動力和由此而產生的外在競爭壓力。其次,馬克思分析了資本主義競爭條件下資產階級如何通過追求個人利益或超額剩余價值來實現社會責任或相對剩余價值的過程,從完全嶄新的角度證明了無形之手的作用。與亞當·斯密不同之處在于,馬克思不僅分析了資產階級主觀為自己和客觀為社會的過程,而且強調了這一過程的階級屬性,并進而指出這種資本主義效率是通過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在不實現中實現其階級總體利益的。至于工人階級的消費并不屬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福利和社會責任,因為勞動力的再生產只是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的一個因素,這實際上屬于生產行為而不屬于消費行為。最后,馬克思還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有害行為是無法避免的。因為資本從誕生那一天起從頭到腳都滴著臟骯的血,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不惜一切手段來最大限度地謀求超額剩余價值,不論這種手段是否符合社會政治、法律、道德倫理的規則,只要能帶來剩余價值的經濟行為,都是“生產性”的。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率和公平觀。資產階級經濟學不具備真正的倫理觀。馬克思認為,產生資本主義的這一切經濟行為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腐敗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之間的基本矛盾,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要求社會生產關系更加合理公平、符合人性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需要,但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卻產生許多違背社會化生產要求的有害行為的負作用。所以,馬克思認為,解決這一負作用的唯一處方是消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不符合社會化大生產需要的經濟關系和思想觀念,即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克服剩余價值的浪費,避免盲目競爭的有害行為,建立更為公平的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生產更加有效率和公平,才能使人類真正做到自尊和自愛,才會產生解放全人類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如果我們對照一下現代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關于經濟學中的倫理道德觀的論述就會發現以下的共性規律和差別。第一,雙方均承認物質利益原則是產生社會經濟行為的動力源泉;雙方均承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人的經濟行為具有有益行為和有害行為兩種趨向;雙方均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人格的物化和物的人格化現象。第二,雙方均對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的運轉過程及其結果做出類似的分析和證明,基本上贊成一般均衡理論,并且均以自由競爭或公平競爭做為立論的前提。馬克思關于社會發展的動力來自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和勞動異化的觀點為許多西方經濟學家所接受。第三,雙方重大的也是根本性的區別是西方經濟學家認為“社會科學無飛躍”,是達爾文式的“進化論”,而馬克思則認為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說和經濟制度具有歷史階級性的特點,社會科學和社會制度具有質的飛躍的階段性,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率和更合理完善的倫理道德觀念。上述比較分析,對我們今天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第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運用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關原理時應當注意到西方經濟學的缺陷。一方面我們應注意到西方經濟學中的效率原則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也應注意其適用的前提條件與局限性,尤其應注意其倫理觀與經濟原則相分離的特點。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人性論和倫理觀的哲學基礎不能運用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功利主義和公平觀。我們應當運用和堅持馬克思的歷史和階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