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13

2013年12月23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工業經濟研究所聯合舉辦的“中國工業發展論壇暨2013年中國工業發展報告”啟動。國務院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業和信息化部、科學技術部、國家統計局、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對外經濟與貿易大學、中國臺灣暨南大學、韓國產業研究院、韓國信息通信政策研究院、中國臺灣實驗研究院、經濟管理出版社、LG經濟研究所、阿里巴巴集團和各媒體單位100余人參加了此次會議,近20位政府官員、學者、企業管理者就當前中國工業發展的熱點問題和新工業革命發表了主題演講。一、工業發展環境和階段的變化1.關于市場經濟內涵的理解,是“穩中求進”,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金碚研究員認為中國工業經濟正在由“亢奮”的高增長階段進入“穩中求進”的調整階段。金融危機爆發后的一段時期,中國政府采取慣用的宏觀經濟政策手段,希望通過適度調控使經濟增長重新回到2003—2007年的水平。事實上,對于全球經濟而言,2003—2007年是一個黃金期,在危機爆發以后,有很多國家都希望通過對宏觀經濟的刺激,使經濟增長重回高位軌跡。但事與愿違,宏觀經濟刺激政策在大多數國家都表現為無效甚至有害。針對全球經濟的新情況新環境,中國政府提出了“穩中求進”的政策取向,并在2012年以后取得了初步成效。金碚研究員指出了“穩”的兩層含義:①必須承認受發展階段和環境變化的約束,中國經濟增長難以再回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工業發展也不能再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長。②必須尋找能夠使經濟增長穩定在一個合理區間的新辦法,而工業的穩定增長是必要條件。對此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基本思想是要減少對宏觀經濟政策的依賴,轉而依靠通過釋放微觀經濟體的活力尋找帶動經濟增長新的動力,金碚研究員將這一過程歸納為“亢奮時期的高速增長轉向穩中求進”。這個轉變是極其深刻的,其意義在于中國要從以追求經濟利益為特點的市場經濟初級階段進入到以各項事業共同推進為目標的市場經濟中級階段。在35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逐步接受了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但客觀上講,到目前為止對市場經濟的認識還是淺薄和片面的,一些學者和政府官員僅僅把市場經濟理解為以最小的成本、最快的速度追求最大的財富,而市場經濟的內涵遠非如此,在經濟效益之外,公平、均衡、穩定、和諧也是市場經濟追求的目標。金碚研究員指出:在中國宏觀經濟和工業發展轉入“穩中求進”的新階段,對政策的考核需要綜合考慮經濟、環境、社會等各方面因素。國務院研究室宏觀司司長郭克莎研究員認為中國工業依靠投資實現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已經終結。到“十一五”結束的2010年,中國已經整體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2011—2020年的10年將是中國基本工業化的攻關期,也是中國實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由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型的重要時期。受中國自身發展階段的變化和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以及新工業革命到來的影響,中國工業自2003年以來近10年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依靠增加投資實現工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方式已經難以為繼。郭克莎研究員將當前中國工業的基本環境總結為三條:一是在未來幾年,發達國家并沒有轉型升級的具體方向和重點,能夠騰出給發展中國家的空間非常有限,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這段時期不僅難以像過去那樣大量承接國際產業轉移,而且自身的轉型升級還必須面對來自發達國家的激烈競爭。二是國內需求增長仍然緩慢,依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和工業發展的壓力非常大。三是工業由過去的發展動力開始轉變為發展“包袱”,工業在一些地區造成的負面影響被不斷放大,地方政府對工業發展的重視程度降低,對工業項目的限制增多。郭克莎研究員認為:在上述情況下,“穩”必定是中國工業經濟在今后一段時期的基本特征。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李雪松研究員介紹了2013年中國經濟運行情況,并預測了2014年全球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2013年中國GDP增長率為7.7%,增速與2012年持平。分行業看,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速繼續快于第二產業,三次產業增加值分別增長3.8%、7.8%和8.4%,其中第一、第二產業增速都比2012年有所回落,第三產業增速比2012年有所提高,服務業增加值占中國國民經濟的比重進一步提高。目前,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總體處于產能過剩的狀態,這將是中國工業在未來一段時期的主要挑戰。李雪松研究員預測2014年全球經濟運行將好于2013年,中國GDP增速將在7.5%左右,雖然與金融危機前比較增速下滑,但仍繼續穩定在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經濟管理出版社社長張世賢研究員概括了《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13》的主要內容,其核心就是中國工業發展從求快的高增長階段轉向求穩的調整轉型階段。圍繞“穩”的主題,2013年的工業發展報告有五個方面的基本判斷:一是工業增長減速趨穩的態勢基本形成。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工業逐漸從高增長轉向緩中趨穩,在新的發展階段,工業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不再是規模的進一步擴大,而是釋放工業化對信息化、城鎮化以及農業現代化的帶動作用。二是中國工業化進程正在回歸工業的本性。工業的本性是以最小的物質、人力和環境代價,制造出更多對人類有用和有益的產品、創造更適合人類居住和發展的環境,而非追求更高的發展速度,中國工業的地位和作用正在發生變化,野蠻和掠奪式的工業化進程逐漸結束,未來的工業化將建立在更加文明和諧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三是工業經濟增長驅“穩”的實現需要穩心態、穩政策、穩預期。穩心態就是要力戒工業發展的浮躁心態,避免急于求成、立竿見影、攤大求快、不惜一切代價,不顧社會影響發展工業;穩政策就是要力戒倉促多動、過度刺激和無序補貼的政策調控方式,工業的發展需要綜合考慮其他社會事業的發展,也要以保障市場公平為前提;穩預期就是要力戒優惠競爭、尋租牟利和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中國工業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應該注重財務穩健,盡量減少對政府和政策的依賴。四是穩中求進的工業發展方向是更高素質、更平衡協調、更綠色環保。更高素質表現為全方位實現工業生產的精致化、信息化和高端化;更平衡協調表現為工業產業結構和空間布局的合理化和均衡化;更綠色環保表現為工業生產以及工業品的使用更清潔、更具有環境友好的性質。五是推進改革是實現穩中求進的根本保證。中國工業要轉向穩中求進的健康發展道路,必須通過改革,而改革要取得制度紅利,就必須保障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大眾偏好,使社會福利最大化。2.關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學部委員呂政研究員認為中國工業已經到了必須依靠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實現發展的階段。當前,中國制造業不僅面臨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在相似發展階段經歷過的要素成本上升壓力,同時又遭遇國際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沖擊。在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下,需要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依靠結構調整降低資源消耗強度,依靠提高勞動生產率化解勞動力成本上升的矛盾。呂政研究員指出當前中國工業發展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從工業大國到工業強國的轉變,即從數量擴張為主導轉向以提高水平、素質和投入產出效益為主導,努力實現制造業結構的“高也成,低也就”——保持在中低端環節競爭力的前提下在中高端環節與發達國家展開競爭。呂政研究員認為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意義遠高于神舟、登月、航母等工程,依靠國家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不按照市場競爭的原則計算成本,辦成幾件重大工程并不能真正實現國家產業競爭力的提升。相比較,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壯大不僅需要高新技術做支撐,更要實現高新技術的產業化、規?；褪袌龌?如果這些產業能夠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并獲得一定的市場份額才是國家產業競爭力水平提升的真正表現。呂政研究員還提出了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十個必要途徑,包括:對產業發展的目標和任務做出正確判斷和選擇;依靠自主研發獲得關鍵的技術;培育將科技創新成果工程化、產業化和市場化的動力和能力;培育先進制造業的配套能力;政府扶持民間投資;核心龍頭企業擁有技術集成能力;形成專業化的中小企業配套體系;倡導以企業為主導的產學研有機結合的組織方式;凝聚高科技人才·;培育企業家追求創新發展的價值理念。3.對工業和服務業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裴長洪研究員分析了2013年拉動中國經濟增長三大力量的走勢變化,裴長洪研究員認為近期將呈現投資趨穩、消費趨軟、出口趨緩的態勢。2012年以來,工業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增大,主要表現為能源原材料價格高位震蕩、電價上調、油價上漲、勞動力成本剛性上升推動企業成本提高,同時,在市場需求趨緊和產能普遍過剩的情況下,工業品價格下行的市場預期增加,進一步加劇了企業的經營困難。裴長洪研究員認為工業經濟走勢趨緩是中國經濟整體增速下降的重要原因,隨著工業經濟整體形勢的溫和好轉,工業品價格跌勢趨緩,出口增長溫和回升,用工和投資計劃保持一定增長,這將對宏觀經濟的復蘇起到顯著的帶動作用。總體上看,雖然工業是受金融危機沖擊最大的行業,同時,工業經濟形勢的好轉也是中國經濟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企穩回升的重要保障。國務院研究室宏觀司司長郭克莎研究員指出工業仍然是當前中國國民經濟最重要的支柱產業。從全國看,服務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已經超過工業,且服務業的比重優勢還將進一步擴大;從地方看,一些地區更加重視服務業的發展,甚至忽視和限制工業的發展。但是,工業仍然是當前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穩定在合理區間最重要的保障,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中國最有競爭力的產業也是工業部門中的制造業,無論是農業的現代化還是服務業的大發展都必須建立在工業的穩定增長和轉型升級基礎上。4.金融市場的主要調整資金來源。市場化資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王國剛研究員認為按照產業發展的客觀規律,金融業的出現和發展以制造業的高度發展為基礎和前提,但是由于工業化起步較晚,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比較超前。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過度依賴金融業嚴重傷害美國等國家的經濟運行,中國雖然沒有直接受到危機的波及,但主要貿易國家市場增長乏力也沖擊到建立在出口導向基礎上的中國制造業,同時,金融業與實體經濟脫離潛在的危機也對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方式敲響警鐘。王國剛研究員介紹了當前影響金融業有效支持中國工業經濟發展的五大錯配。一是主體錯配。市場經濟環境下的資金配置應該由居民和廠商兩個主體完成,但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居民將閑置資金先存入銀行,然后銀行通過發放貸款完成資金配置。二是性質錯配。具有更高融資效率更低融資成本的股權資金本應該占主導地位,但中國形成股權性資金的機制和渠道極其狹窄,債務性資金是目前企業融資的主要來源,這給企業造成了很高的債務風險。三是期限錯配。實體經濟的發展需要更多的長期貸款,但目前國內工業企業普遍缺乏低利率的長期借貸來源,銀行的中長期貸款雖然利率較低,但對企業的考核和選擇非常嚴格,且往往不是一次性付清,企業只能以短期借貸替代長期借貸,從而產生極高債務風險和會計成本。四是產品錯配。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市場化的金融產品應該是金融市場的主導,但中國金融市場以機構產品為主導,最常見的存貸款、理財產品等幾乎都是金融機構、銀行提供的產品,而非金融市場的產品。五是市場錯配。由于各種原因,中國資本市場的部分功能被貨幣市場替代,而能夠進入貨幣市場的又都是金融機構,由此金融機構之間的交易成為金融市場交易最重要的形式。王國剛研究員認為金融本身內生于實體經濟部門,解決金融脫離實體經濟問題的最直接辦法是讓公司債券回歸直接金融,即允許企業向個人和其他企業發行公司債券。公司債券的利率高于存款利率但明顯低于貸款利率,如果能夠實現不通過金融機構直接發行能夠同時解決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過高和百姓資產性收入過低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如果企業更多地采取發行公司債券的形式進行融資,銀行的存貸關系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將促使真正的“金融脫媒”,逼迫國內銀行業的轉型,最終實現金融業真正走向按照市場規律配置金融資源的發展路徑。二、新革命與影響1.第三、新的工業廢水城市的概念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研究員認為,不能將新工業革命僅僅理解為由3D打印、計算機模擬等個別新的制造技術和設備的出現和應用引起的突變。工業革命的實質應該是一個以制造業信息化為核心,內涵豐富的、多層次的、已經發生突破但仍處于演進中的整個工業系統變革。黃群慧研究員指出以柔性制造系統和可重構生產系統為基礎的,以人工智能、數字制造、工業機器人、3D打印、高效能運算、超級寬帶、新材料、新能源為代表的新工業技術的成熟度和經濟成本已經達到能夠由制造企業進行較大規模應用和推廣的水平。雖然,這些技術或工藝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前就已經出現,但到最近十年才真正到了產業化、商業化的階段,當工業的各個領域的新技術、新工藝被廣泛應用時,新的工業革命便爆發?？萍疾哭k公廳調研室主任胥和平研究員介紹了工業革命的劃分方法。關于工業革命的劃分并沒有統一和公認的標準,最常見的劃分以工業技術和生產組織方式的巨大變革為依據,將18世紀起源于英國的蒸汽機和工廠制的出現和普及稱為第一次工業革命,將19世紀末20世紀初內燃機、電力和福特生產制的出現和普及稱為第二次工業革命。對于目前正在經歷的工業技術和生產組織方式變革,一些國內外學者將其稱為“第三次工業革命”或“新工業革命”。胥和平研究員認為任何一次工業革命都會經歷一個較長過程,一項新技術、新工藝從出現到普及甚至要經歷半個世紀的時間,而在這一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多次技術突破和產業突破的浪潮。國務院研究室宏觀司司長郭克莎研究員認為新工業革命對工業文明的沖擊還沒有完全爆發。與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比較,“第三次工業革命”表現出來的主要特征還只是組織和結構的變革,真正能夠影響工業化發展方向和人類文明進程的新技術、新科技、新產品、新方式尚未出現。第一次工業革命將人類社會從農業文明時代帶入工業文明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實現了工業產品的大眾化和普及化,而第三次工業革命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產生如同前兩次工業革命那樣的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巨大影響,因此,還不能說新的工業革命已經完全到來,當前應該是新工業革命的萌芽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李揚研究員認為可以將新工業革命概括為大規模定制的普及,這既保留了大規模制造的特征,又滿足越來越多的個性化需求。李揚研究員認為新工業革命有三個主要特征:一是工業發展的綠色化。傳統的工業化以污染為代價,歐美老牌工業化國家在工業化的初期都爆發過非常嚴重的環境污染事件,新中國成立初期工業化起步時甚至將污染物的排放作為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象征,隨著工業發展對資源的使用和環境的影響已經到了難以逆轉的程度,人類的工業化歷史才進入需要協調工業文明與生態文明的階段。李揚研究員指出,在目前的環境治理框架中,環保仍然是工業生產的成本,如果能夠從環保中實現產出,例如從一些可再生的資源中獲得能源和資源,將傳統產業的廢棄物進行有經濟價值的利用,那么環保本身就能夠成為一個重要的新興產業,而只有當環保本身具有經濟價值才算真正實現了工業發展的“綠色化”。二是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高度融合。傳統的工業化和三次產業結構分析將工業和服務業分隔開,一般觀點是在制造業高度發展基礎上才可能出現服務業的大發展。但是,目前制造業發展的條件和基礎已經發生重大變化,高技術含量、高經濟效益的制造業必須建立在高素質服務業的基礎上。李揚研究員最近的研究發現目前中國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低于制造業,例如上海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上海制造業的約70%,而上海是全國服務業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之一。如果服務業的生產效率普遍低于制造業,那么服務業占國民經濟比重的提高就意味著中國整體勞動生產率將會有所下降,進一步影響經濟增速。已經有一些實證研究表明中國服務業的發展水平確實落后于制造業,這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制造業的轉型和升級。李揚研究員認為需要改變當前服務業發展的路徑,不能將制造業和服務業分隔開,而應該在制造業生產環節分工、專業化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三是高度信息化?；ヂ摼W與金融的結合在最近引起廣泛的關注,甚至已經出現互聯網創造的貨幣,這有可能對中央銀行為主導的貨幣系統產生沖擊。工業的發展也必須緊追信息化發展的步伐,特別是在傳統產業改造過程中要大力借助信息技術。2.新工業化、新業態、新興產業: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新趨勢?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研究員認為新工業革命對中國制造業帶來的挑戰主要有三個方面:①由于制造過程的數字化智能化,直接從事生產制造的人數將減少,勞動力成本在整個生產成本中的比例也隨之下降,這會弱化中國要素成本優勢,建立在低勞動力成本上的傳統比較優勢將難以為繼。②新工業革命加快了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深度融合,設計、開發、制造和使用由過去的“線性過程”發展為“一體化并行過程”,設計與制造將呈現同步的趨勢,第二、三產業的界線日趨模糊化,用戶參與研發和制造將越來越普遍,發達國家在高端服務業形成的領先優勢,以及在高端人才和高端消費群體上的潛在優勢將被釋放并強化,而中國在這些方面與發達國家還存在較大差距。③在新工業革命提倡的制造范式下,描述價值鏈各環節價值創造能力差異的“微笑曲線”有可能改變為“沉默曲線”甚至“悲傷曲線”,傳統“雁陣理論”所預言的后發國家產業趕超路徑可能被封堵,這意味著中國產業升級和工業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抑制。當然,新工業革命對中國工業的發展也是一種機遇,這種機遇不是簡單的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的傳統機遇,而是倒逼工業轉型升級的新機遇。一是新工業革命中,消費結構發生變化,個性化需求和定制化將替代傳統的同質化需求,這將迫使中國制造業總體發展戰略必須從基于要素的低成本戰略轉向基于創新的差異化戰略。二是新工業革命催生新的制造系統,推動生產設備產業的發展,而這些產業的發展又會帶動信息產業、新材料產業等新的產業部門的出現和增長,從而為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創造機會。三是新工業革命及時為中國產業轉型升級指明方向。目前,主要發達國家技術研發和產業發展的重點已經比較聚焦,高端裝備、新能源、新能源汽車、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等產業的技術進步必定引領工業革命的發展,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重點也應該是這些領域。中國臺灣實驗研究院業務推廣室主任佘日新教授認為只靠優良機械設備已不足以應付各種客戶的生產需求,唯有產品創新、彈性生產以及掌握技術才能在全球的競爭中存活。這一變革將有三個主題:優異、效率和智能化,其中,智能化也被國外一些學者稱為“工業4.0”?！肮I4.0”的范疇包含了智能工廠、工業網絡系統、IT系統、生產鏈的自主控制等,在新的框架下,企業能夠通過信息物理系統建立一個完整的網絡系統,包括相互聯結的智能機械、倉儲系統、高效的產品設備等,這些設備可以獨立自主地運作,或者互相交換訊息、互相控制,并且通過嵌入式系統來監測生產環境。佘日新教授指出了中國制造業與先進國家存在的差距,在新工業革命到來之際,中國制造業可能要面臨來自發達國家的,通過新生產設備和系統破除勞動力成本局限的新興制造業的激烈競爭。3.中國的發展方向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研究員認為應當制定并實施工業強國規劃,從而在基本實現工業化的沖刺階段與發達國家一同迎接新工業革命到來。工業強國規劃應堅持四個原則:①工業強國規劃應是全局性的規劃。規劃要立足國家整體經濟和社會發展,而非一個單純的工業發展規劃。②工業強國規劃應是系統性的規劃。要系統規劃工業強國建設,涵蓋產業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社會文化等各方面;③工業強國規劃應是長期性規劃。規劃的期限應到2030年,規劃的目標不僅是初步實現工業化,還要實現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④工業強國規劃應具有國際視野。規劃的目標設定要動態地考慮到世界各國制造業發展趨勢和競爭態勢,規劃的重點任務安排要立足于世情和應對國際競爭的需要。黃群慧研究員還提出了利用新工業革命機遇促進中國由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的五點建議:一是依靠信息技術促進制造業與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將信息技術作為新工業革命最基礎的變革技術。二是建設和完善高效能運算、工程數據庫等國家級先進制造技術基礎設施,加快制定實施“國家先進制造技術突破和應用規劃”,促進2020年制造業總體上升級成為“數控一代”,2030年總體升級為“智能一代”。三是借鑒日本“母工廠”做法,實現中國產業趕超路徑從“承接制造+產品創新”向“產品創新+工藝創新”的轉型。四是未來的產業規劃和政策要強調支持用先進制造技術改造傳統生產方式,突出“先進制造技術”、弱化“先進制造業”概念。五是打造國家級共性技術平臺,具體包括戰略共性技術、關鍵共性技術和基礎共性技術等平臺,適時建設以“發展共性技術、帶動產業發展”為使命的國家工業技術研究機構。韓國信息通信政策研究院金星玉研究員認為中國ICT等產業的迅猛發展正在改變中國與其他國家原有的縱向分工體系,中國的產業政策也應當進行相應的調整。中國正由生產基地轉向消費大國,也正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海外裝配加工基地轉向這些跨國企業高端產品制造的競爭對手,在ICT等行業,中國與韓國以及其他國家新的產業分工格局和貿易關系正在形成。金星玉研究員指出,中國政府應當堅持貫徹產業結構升級政策,并大力發展國內市場,同時,實施更加開放的技術政策,加強與國外的技術交流。三、當前工業領域的主要問題1.產能過剩、非過剩供給側,造成工業整體負增長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高級統計師許憲春指出中國工業整體產能過剩的問題較為嚴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2013年一季度,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為78.2%,為2009年四季度以來的最低點,二、三季度,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分別為78.6%和79.6%,雖然逐季回升,但仍低于2006年建立產能利用調查以來的平均80.1%的水平。按照國際慣例,產能利用率的正常水平為82%,中國工業整體產能利用率雖然與國際公認的正常水平相差不大,但鋼鐵、水泥、電解鋁、焦炭、船舶、光伏、工程機械等行業產能利用率最高僅為75%,其中,光伏產業產能利用率僅為60%,工程機械行業由于產能急劇擴張、需求大幅度下降,主要產品產能利用率不到一半。與產能過剩伴隨的是大量落后產能不能退出市場,這是中國產能過剩問題的一大特征。許憲春統計師指出,雖然多個工業行業總體上表現為產能過剩,但低水平產能過剩與高端制造產能短缺并存,一方面,鋼鐵等基礎原材料產能已呈絕對過剩;另一方面,大量關鍵設備、核心元器件等仍嚴重依賴進口。許憲春統計師還指出,產能過剩造成資源閑置,加大了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了企業的盈利能力,導致競爭加劇和工業品價格低位徘徊,這已經嚴重阻礙了中國工業經濟企穩回升。因此,過剩產能的消化和調整,不僅影響中國工業整體效益的提高,也直接關系中國宏觀經濟是否能夠保持穩定增長。國務院研究室宏觀司司長郭克莎研究員認為中國工業在2014年以及今后幾年面臨最嚴峻的考驗就是產能過剩的調整和消化。在世界經濟周期和中國工業化發展階段變化的雙重影響下,中國工業已經很難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不能再將發展寄希望于通過投資實現工業產值和增加值的增長,而是要通過結構的調整實現增長質量的提高,而結構調整最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對過剩產能的控制。郭克莎研究員認為國內工業經濟研究的關注點也應該隨著工業發展環境和階段變化有所調整,產能過剩應該作為當前國內工業經濟研究的重點問題,產業經濟研究應總結歸納國外經驗,盡快建立適應中國特色的產能過剩判斷標準,跟蹤研究鋼鐵、電解鋁、水泥等傳統過剩產業和多晶硅、風能等新興過剩產業,對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參考。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汪同三研究員認為產能過剩也存在有利的一方面,應利用產能過剩的現實倒逼工業的轉型和升級。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終于結束了產品短缺的時代,進入物質豐富、絕大多數工業品供大于求的發展新階段。產能過剩意味著一些企業的產品銷售不出去,這自然會迫使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通過生產更有競爭力的產品提高銷售量,因此,產能過剩的存在能夠促進落后產能的淘汰,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李曉華副研究員介紹了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產能過剩問題的變化。金融危機之前,產能過剩問題集中于鋼鐵、水泥、有色、煤化工、平板玻璃等傳統產業,但危機之后,產能過剩的范圍擴大到造船、汽車、機械等裝備制造業,以及多晶硅、風電設備等代表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的新興高科技產業。同時,金融危機前存在顯著過剩問題的主要是低端產品,但金融危機后高端產品也出現過剩,甚至出現同一產業內高端產品過剩問題比低端產品更嚴重的情況。李曉華副研究員分析了造成當前產能過剩的主要原因:①要素價格的扭曲和國有企業退出的體制障礙都影響了市場機制的作用,使得一些本身沒有競爭力的產能繼續保留在市場上造成供大于求,這是體制性的原因;②金融危機爆發后,國內外經濟都陷入衰退,市場需求大幅度萎縮,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加劇了中國商品銷售和出口的困難,這是周期性的原因;③投資消費比例失衡,產業結構的不合理以及經濟增長速度出現結構性下降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產能過剩,這是結構性的原因。李曉華副研究員認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產能利用率定期發布制度、提高制造業精致化水平、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需求支持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是緩解當前產能過剩問題的必要舉措。2.中小企業融資能力和技術研發能力與行業發展的關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高級統計師許憲春介紹了由國家統計局組織的對全國4.4萬家規模以下小微企業的問卷調研結果。2013年第三季度,在被調查的小微企業中,16.6%的企業生產經營狀況良好,比二季度提高0.5個百分點;64.3%的企業生產經營狀況一般,比二季度提高0.5個百分點;19.1%的企業生產經營狀況不佳,比二季度下降1個百分點。雖然小微企業生產經營狀況有所好轉,但總體上仍較困難,其困難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用工成本上升和招工難并存。自2012年初以來,用工成本上升一直是小微企業反映的最突出問題。2013年第三季度,在有招工需求的小微企業中,僅有13.7%的企業招到全部所需員工,29.1%的企業招到大部分所需員工,32.6%的企業招到少部分所需員工,24.6%的企業沒有招到所需員工,其中,東部地區招工難度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制造業招工難度明顯高于采掘業和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二是資金緊張和融資困難并存。2013年第三季度,有34.8%的企業反映流動資金緊張,在有銀行借款需求的小微企業中,61.4%的企業沒能從銀行獲得借款,13.9%的企業從銀行獲得少部分借款,15.4%的企業從銀行獲得大部分借款,僅有9.3%的企業從銀行獲得全部借款。在有借款需求的小微企業中,68.4%的企業沒能從銀行獲得借款,比小型企業高15.9個百分點;僅有7.3%的企業從銀行獲得全部借款,比小型企業低4.6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的調研結果反映了一個基本事實:雖然招工難、融資難是當前中國工業企業普遍面臨的發展難題,但是小微企業面臨的困難更嚴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馬駿研究員認為中小企業轉型升級的途徑是技術進步,但目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和技術引進環境并不理想。從中小企業內部看,中小工業企業自身缺乏技術研發能力。國內絕大多數中小企業都還沒有專門的技術研發部門,與大型企業的關系也主要是為其提供配套零部件,掌握核心技術和工藝的中小企業非常少。并且,國內中小企業缺乏技術吸收能力,缺乏通過技術研發實現企業發展的文化,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國家制定相應的促進中小企業技術引進的政策,中小企業自身也難以從政策中獲益。從外部環境看,中小企業缺乏獲得外部技術幫助的渠道。20世紀90年代,鄉鎮企業的大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來自國有企業“周末工程師”的幫助,但目前的環境已經發生變化,中小企業要從國有企業和國家資助的高校、研究機構獲得技術幫助非常困難,而其他的渠道又尚未形成。馬駿研究員認為要突破中小企業技術研發的瓶頸,僅靠中小企業自身的努力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為中小企業的技術引進、自主的技術研發、參與到以高校、科研機構和國有大型企業為主的國家創新體系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馬駿研究員介紹了國外中小企業技術服務體系的經驗及其對中國的啟示。德國公共財政支持的750個研究機構中大部分從事應用技術開發,研發機構樹立“為企業提供技術服務”的使命,一般不會直接將自己研發的技術商業化,而是將研究成果轉讓給中小企業。而中國370多家中央研究機構和800多家地方科研機構基本全部轉為科技型企業或并入大型國有企業,研發活動服務于所屬大企業。日本遍布全國的產業技術中心都能夠為地方中小企業提供實用技術研發、技術咨詢、技術培訓、技術交易、產品試驗、測試與檢驗等服務。技術中心運轉經費基本來自國家財政支出,以促進中小企業技術進步為使命,絕大多數服務免費,少量服務低價收費。中國雖然已經有2000多家生產力促進中心,但平均每家機構只有12人,能夠真正運轉且發揮有效作用的不到10%。結合國際經驗和中國國情、當前世情,馬駿研究員提出現階段中小企業突破技術來源難題的體制改革重點,一是改革管理體制,將中小企業列為科技服務的重點;二是重建應用技術研發體系,為企業轉型升級提供技術來源;三是重構公益性技術中介服務體系,提升中小企業技術應用能力;四是改革研發機構和中介機構的治理機制,發展市場化的新型科技服務機構。3.中國經濟面臨“斷檔”危機國務院研究室宏觀司司長郭克莎研究員認為國有經濟部門應該形成中國經濟急需的新增長動力。近年來,國有經濟改革雖然在某些領域取得了進展,但社會各界對國有經濟的批評卻不斷增多。一方面,一些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包袱沉重,在市場經濟中沒有競爭力;另一方面,某些行業由國有企業壟斷經營,造成市場不公平,影響民營經濟的發展。郭克莎研究員指出: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實踐證明,中國經濟要重回或保持高位增長態勢,最重要的還是最具有比較優勢的制造業的發展、壯大和升級,房地產、金融業、互聯網等虛擬經濟對國民經濟的拉動還是有限的,且容易造成泡沫風險。而從近幾年的情況看,無論是新增投資還是增發貨幣都難以激活新的增長點,中國經濟面臨“斷檔”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國有經濟應加大對實體經濟部門的投資力度,讓民間資本重拾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投資熱情,同時通過布局調整推動中國主導產業的升級,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北京大學原副校長張國有教授認為當前國有經濟改革和布局調整的一個重要目標是適應新工業革命的要求,搶占新的產業競爭高地。人類正在迎接以數字化和智能化為主要特征的新工業革命,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和生產組織方式也將發生深刻變化。美日歐等主要發達國家紛紛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化的支持力度,試圖建立更有利于發達國家的新的利益分配體系。作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國有經濟必須加快布局電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工程等代表技術和市場發展方向的產業部門,搶占新的產業競爭制高點,保護中國在新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和利益,保障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4.農業、工業、農村的發展與工業經濟發展的同步研究。在農業產業化轉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杜志雄研究員強調了農業在工業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杜志雄研究員認為未來農村人口、土地等農業資源將更為集中地向城市轉移,這對糧食穩定供給構成挑戰。從世界工業化歷史看,英國、前蘇聯等國家都因為在工業化進程中忽略農業的發展而曾出現過嚴重的食物短缺問題,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忽視農業發展和糧食增長有深刻的教訓。杜志雄研究員認為糧食穩定供給對國家具有戰略意義,必須實施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工業發展與農業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雖然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但作為提供人類生活最基本物質資料的產業,仍然是國民經濟體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關于工業與農業的關系,杜志雄研究員認為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不僅依賴于工業提供的現代化裝備,傳統的農耕方式也要借鑒工業生產的組織方式實現農業的產業化。工業反哺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已經不能繼續簡單地理解為吸納“農民工”進城務工,而是利用工業產品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利用工業領域的技術進步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和經濟價值,利用工業和服務業的生產組織方式和商業模式創新改造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最終實現農村經濟的發展與工業經濟同步,農村的發展與城鎮同步。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盛毅研究員介紹了四川省近期工業經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