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一、全球化背景下的科技和文化競爭在當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作為民族存在主體的國家之間的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和相互之間角逐，被置于一個比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更廣闊和開放的世界歷史舞臺上，這種競爭和發展的共存使各個國家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會空間。國家之間、民族之間，從政治、經濟到文化軟實力、民族精神，各個領域，無時無處不在進行著激烈地碰撞與磨合，在這種背景下，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對國家綜合國力增強的巨大作用被凸顯出來，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科學技術的實力狀況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在這個世界歷史大舞臺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其所處的地位。當今的世界大舞臺無疑是全球化的，從有形的人口、產品、資本到無形的理念、文化、意識形態，這些介質在世界范圍內無比自由的得以流通。這種流通帶來了世界范圍的物理概念的消失，世界人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在這里，國家和民族的概念受到了沖擊，每一個個體與世界整體無比緊密的聯系在了一起，人類面臨著的是全球問題，接觸到的是全球資訊。而這樣的世界地球村的形成無疑是科學技術發展所帶來的伴生物，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信息指數函數速度的增長，把人類從記憶中的農耕勞作、手工經濟、祭天祈福、兵車馬行的古代社會帶入到了如今的現代化大生產、電子化生活、交通便利的全球社會。然而，國家仍然是民族的存在主體，仍然是國際活動的主體，全球化背景下國家的發展、民族的興旺仍然是各個國家民族不變的主題。各國在把科學技術的發展作為武器強大自己的同時，傳統文化也同樣成了各個民族用作保護自己的特色化發展、抵制全球化浪潮的另一件武器，科學技術和文化成了新的國際形勢下各國維護國家主權的兩把利器。傳統的國家主權主要是指領土、領海、領空的主權。而經濟的全球化發展、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肆虐、大國關系的新的變化，國家主權問題更涉及到信息主權、生態主權、文化主權等更廣闊的范圍。一個國家的穩定發展需要軍事實力、經濟水平、科技創新和文化繁榮共同的保障。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都有其不可抗拒的規律。歷史總是有章可尋，回顧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發展歷史，當前的國際競爭形勢和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爭霸、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強者生存有著可以比照的相同歷史痕跡。達爾文的“物競天擇”、自然界的“叢林法則”在人類社會的歷史潮流中仍然具有普適性。各個國家只有在用科學技術促進經濟硬實力提升的同時，用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傳承來提升文化軟實力，才能在適者生存的國家叢林中立足。二、不平衡發展下的文化侵略然而，不可回避的是，目前存在于國際交往中的仍然是不公正的國際舊秩序，各國之間的發展很不平衡，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以不同的形式依舊存在。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文明的進步并沒有帶來世界的永久和平，“弱肉強食”在經濟繁榮、世界大同的面具下悄然進行。文化帝國主義成了讓世人擔憂的新的名詞，它是在20世紀60年代“新帝國主義”的國際環境下誕生的。所謂“新帝國主義”，指的是在二戰后許多殖民地國家獲得民族獨立的條件下，帝國主義的擴張戰略由軍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統治為主，轉向以經濟和文化控制為主的變化。文化帝國主義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現在帝國主義總過程的一部分。T.O蘇利文曾經指出：“帝國主義，是某些經濟上居支配地位的國家以系統的方式強大和擴大它們對其他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控制的總體過程。這個過程，在全球范圍內刑場擁有財富和力量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貧窮無力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支配、服從或依附關系。文化帝國主義既是這個總體過程的組成部分，又是它的結果。……它指的是來自發達國家、包含著與支配利益相關的文化價值或觀點的商品、時尚或生活方式等流向發展中國家市場，創造出某些特定的需求或消費形態，而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國文化的侵害、取代或挑戰，受支配程度越來越高的狀況。”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外國商品、收視率極高的好萊塢大片、年輕人熱衷的洋節，這些無不是文化帝國主義存在的極好的注腳，面對這種隱形的力量強大的文化侵蝕，各國只有拿起自己的文化武器來進行有力的抵制。三、不可忽視的文化力量文化有廣義與俠義之分，俠義的文化是指一個人所受到的教育程度；廣義的文化則是指一個群體（主要指一個國家、民族）在一定時期內形成的思想、理念、行為、風俗、習慣、代表人物，及由這個群體整體意識所輻射出來的一切活動，具體地說它是這個群體的生存和生活的方式，或者說是處理人與自然、與社會之間關系得方式、方法。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同時，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反作用。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只有文化的發展于社會經濟基礎的發展水平相適應，才能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早在四十年代，毛澤東曾經指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經濟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國的革命力量，它們是反對舊政治舊經濟舊文化的”。這里的“文化力”顯然包括智力因素和精神因素，前者主要是科技、教育，后者則包括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理想、道德、情操、意志等（即前面所提的廣義上的文化概念），這不僅只是毛主席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唯物歷史觀的正確理解，也是他作為偉大革命家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卓有遠見的認識。站在現代中國發展的戰略角度來看，與政治力量、經濟力量、軍事力量相對應的文化力量必將成為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深入的來看，它更是中華民族得以延存上千年的根本原因所在，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日本從二戰后受到巨大創傷到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迅速的崛起復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各種外因內因的共同作用，但不可忽略的是在所有這些原因背后，都有一個共同起作用的因素，這便是日本一貫堅持自己的獨特的傳統文化和對文化力量的重視，這可以從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性情乃至國家制定的重視教育的基本國策中很明顯的看出來。日本的傳統文化中有很多舶來品，其中很多是從中華傳統文化中借鑒學習過去的，但他們以一種多元化的文化心態對這些外來文化進行自我化吸收，大和民族善于學習的優良傳統的保持和上進文化的堅持對他們的復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基于此，我們需要認識到的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和對于傳承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如果每一個中國人能對我們的傳統文化有一個很透徹的理解，并以此為力量推動經濟發展，其成果可想而知。文化對于經濟的影響可謂巨大，很多著名的經濟學家認為：21世紀經濟的角逐，將是幾種文化的較量。四、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這里所指的傳統文化首先是基于歷史的，是“由歷史延傳而來的思想、道德、風俗、藝術、制度等”，這很大程度上可以等效成歷史文化。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一個民族的文化與他們所處的地理環境、物質生產方式、社會組織形式及歷史背景等有著密切的聯系，如發源于地中海沿岸、具有經商民主傳統的歐洲文化就對自由相對地崇拜，美國是個移民國家，什么膚色都有，因此開放之風足冠全球，日本國土小、資源小，就很擅長引進別人的東西，同時也決定了這個民族心理的畸形與大國夢的追求。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則主要發源于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水系的中下游地區，此處地處“歷史真正舞臺”的北溫帶，“有這廣闊的胸膛”，即平原大陸、氣候適宜、資源豐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為傳統的農耕文明提高了絕佳的條件，此外中國四周基本上除了是連綿大山外就是浩瀚大海，這便造成了對外交通的極大困難，呈現出一種相對封閉的態勢，華夏始祖長期處于與外部世界相對隔離的孤立狀態，使中華文化能夠沿自己的方向獨立發展，創造出自己獨特的文化品格和文明成果；這種自然環境也促成了中國從周代開始就形成了持續兩千多年之久的穩定的自足的農耕經濟，顯然它有別于陸海交錯、港灣縱橫、復雜的歐洲，因此也阻礙了開放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古代中國優越的自然條件為中華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豐厚的物質基礎，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使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迥異于西方的獨特優點，同時也使中國人產生了自高自大的自我中心主義，如非我化內便是夷狄，天朝上國無所不有等。一個民族或國家的文化必有他相應的經濟基礎，中國古代社會，自給自足的農業自然經濟一直占著主導地位，它的基本特點就是以分散的小農經濟為基礎，這與中亞、西亞的游牧民族，工商業發達的海洋民族有這明顯的區別。中國發達的農業經濟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人的入世態度、務實精神、以民為本的政治思想、“協和萬邦”的國防觀念、安土重遷的生活態度等，都是由此產生。這種經濟特征也導致了在中國必將出現以高度集權為特征的專制政治制度，即在及其分散的農業個體經濟的基礎上，必然會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專制政治，即使在諸侯林立的周代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周天子不管是多么的弱與無能，他也是天下共主。與此對應的是在古代中國長盛不衰的宗法制度，古代中國人一直以家族為本位，耕讀傳家、尊老尚古、追求穩定是他們的治家之道，“國”只是家的延續，是天下人共同的家，所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因此由血緣家族組成的農村鄉社世代相傳，成為農業社會最理想的社會基礎組織，擔負著政治、經濟、法律、宗教等多種功能，與之相應的宗法制度也得到極大的完善（包括嫡長子繼承制、分封制、祭祀制度等）。這種高度集權、家國一體的傳統觀念，使中國傳統文化染上了濃重的倫理道德的政治色彩，形成了大一統、尚道德、重親情等鮮明特點。在以上比較穩定的地理、政治、經濟基礎上，中華文化從原始社會的自發宗教、夏商周德人為宗教到先秦子學、西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漢學，以及秦漢以來的樸素唯物論、辨證法等等，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形成了自己一系列的特點。與歐洲中世紀很黑暗的神本主義的基督文化—“神學”不同，更與印度佛教文化的“鬼學”相悖，中國的傳統文化更重視人倫道德，堅持以人為根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全力探討人心、人性、倫理等“人”道方面的問題，以便能治世安民；這也不同于西方近代的追求個人的自由與民主價值，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卻也是緊緊圍繞著人，人是世間一切事物的根本，天地之間人為先，具體而言它包括“民為貴”、“君為輕”、“民為邦本”的基本政治思想，關注百姓現實的人倫生活，追求一種道德的人本關懷等。此外中華文化當中也包含相當豐富的“以自然為本”的思想，這主要體現在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思想中，它在政治觀、倫理觀、人生觀等處形成了一套與主流儒家學說迥異又相互補充的體系，最終使得很多知識分子將“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作為處世之道，此外主張以法治國的發家、倡導兼愛、非攻的墨家等其他學派也都是把社會、人生問題作為研究重點，“究天人之際”以尋求人之宇宙的關系，“通古今之變”以探求人與歷史社會的規律，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眾多思想流派的共同追求。中華文化的這種“人本思想”決定了它的立足現實的理性精神，講究經世致用。在當今全球環境日益惡化、地球資源漸趨短缺的大背景下，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一些可貴思想更是在全球文化中獨閃光芒。中國傳統文化以“人文傳統”為核心，研究天、地、人之間的關系，從哲學的角度對天、地進行系統闡述，最后逐漸形成了以“天人合一”為核心思想的自然認知體系，這明顯有別于西方文化的“科學精神”。“天人合一”的思想就要求我們把天、地、人看作統一、和諧的有機整體，因此天既有自然性又有義理性，并通過各種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來與人進行溝通；老子、莊子從氣一元論的角度來論證天、地、人是服從于道這一總規律的統一整體，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追求“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自然價值觀；“天人合一”具體的就認為天地猶如父母，人與萬物都乃天地之氣凝聚而成，因此他們有共同的本性，人需要“物吾與也”地善待世間萬物，對天下民眾的理解則是“民吾同胞”，這種大和思想直接結果是使中華文化有著極大的包容力和吸收力，與之相應的便產生了巨大的輻射力，影響深遠；此外古代中國先哲們還從個人修養、社會道德規范等方面對“天人合一”的思想大加利用，認為道德本質與宇宙是一元兩體（“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將服從封建綱常提升到是對“天理”遵守的高度，由于天人本是一體，所以從認識主觀世界便能達到知天的效果，“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就是這個道理；由以上的諸多認知還使得每個傳統中國人都有著“天下一統”的大同思想，認為“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民族融合、政治統一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歷史的大趨勢、潮流所向；于是中國人歷來將人與人、自然和諧相處及國家統一、社會協調運作視為最高理想。任何一個偉大的民族都有其特有的民族精神，中國傳統文化孕育了我們的中華民族精神，比如實事求是、重公愛國、自強不息、尚變求和……這些都為我們這個東方古國能屹立于世界幾千年提供了極強的精神之柱，這是我們每個中華兒女都應引以為傲的民族財產，新時代下我們更是要繼續發揚光大。五、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有人斷言傳統文化史現代科技的最大障礙，傳統文化不能與科技精神相容。但實際上在15世紀以前中國一直是世界性的大國，科技水平也是勝于西方。從中國古代文明搖籃黃河，長江流域發掘出幾千年前的文物證明，中華源遠流長，光輝燦爛的傳統文化為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就從"伏羲氏"來說：他仰觀天象，了解宇宙,星辰的變化規律；俯察地理，探究山河變遷，大地演化的法則，通達人生必變、應變的大道理，以為人類行為的規范。這一“天人合一”的整體觀，為我國傳統文化打下了良好基礎。他把這宇宙規律、法則用簡單的陰陽、八卦的變化加以表示，這是世界上任何哲學家和思想家所無法比擬的。之后老子發展陰陽變化為太極以表道德規律，并以《道德經》一書問世。世界上對老子《道德經》的看法是：日本鈴木大拙博士說：“我把老子認作東方的代表”，“我認為他的哲學是全世界人類的共同財富。他是全人類的導師”；美國高能物理學博士卡潑說：“中國的哲學思想提供了能夠適應現代物理學新理論的一個哲學框架。中國哲學思想的道暗示著場的概念。道的概念與量子場的概念有著驚人的類似”；愛因斯坦發現：“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作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的因果關系，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部做出來了”；李政道說：“近代物理學有些看法和中國太極和陰陽二元的學說有相似的地方”；量子力學創始人，丹麥物理學家玻爾教授在被封為爵士時選了中國太極圖案作為他的徽章，象征著中西文化的融合。我國古代科技絕非僅僅“四大發明”，在世界其他地區尚未開化時，從中華偉大的哲學家伏羲畫八卦、定陰陽、書《易經》開始，一代代從社會科學的哲學、倫理學、道德觀以及自然科學的天文、地理、生物、物理、化學、數學等領域已經發明和發現了成千上萬個項目。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所著的《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一書中，列舉中國發明的居世界第一的100個科技項目。他在書中說：“如果沒有從中國傳入船舵，指南針和桅桿，歐洲人不會航海，哥倫布不會發現新大陸；如果沒有從中國傳入馬鐙，歐洲不會有騎士時代；如果沒有從中國傳入造紙術和印刷術，歐洲人用手謄寫書稿時期也許會一直持續許久”；他還說：西方只是引進了中國的思想和發明才得以實現分行耕種、強化除草、種子條播、犁刀翻轉土地的耕地法，及馬胸帶挽具和肩套挽具等。他特別指出：約翰·古登堡并未發明活字，活字是中國人發明的。威廉·哈維并未發現人體血液循環，這現象是中國人發現的。首先發現第一運動定律的并不是艾薩古·牛頓，而是中國人。"著名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指出：“中國在公元三世紀至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十五世紀之前更是如此。”《易經》不但告訴人們宇宙萬事萬物的變化規律，還教人如何做人，如何開發大腦以創奇跡造福人類。這一切正如世紀偉人毛澤東說：“中國是個大國，應對人類有較大貢獻。”這表達了中國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再者，德國學者萊布尼茨受其陰陽學說啟發，發明了二進制，開創了以計算機技術為基礎的信息時代；英國結晶學家克里克和美國遺傳學家沃森受到易學中太極螺旋圖形的啟發提出DNA分子的雙螺旋結構模型等等。中華文化對古代、近代科技的貢獻不勝枚舉。可這里不得不提李約瑟曾經提出的一個關于中國的問題：“從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15世紀的漫長歲月中，中國人，在應用自然知識于滿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經勝過歐洲人，那么，為什么近代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呢？”，這便是“李約瑟難題”。為此也就涌現了很多答案，如陰陽五行學說的阻礙、缺乏資本主義的力量推動、封建的自然經濟、官辦的手工藝、大一統的封建專制主義、周期性的戰亂、崇尚宋明理學、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直覺的思維方式、表意性質的中國文字系統等等，可謂五花八門，莫衷一是。其實這些試圖在中國傳統文化與近代科技之間尋找一種簡單的、決定論式的因果關系幾乎是無法辦到的，因為任何一個原因只能很片面的反映一些情況，或著說是很可能錯誤的表象，因為也許根本就不存在這樣一個穩定的、一致的、恒久的“深層結構”，說明它妨礙科技發展。中國文明，其中當然包含自然科學，本來有著自己的獨特的風格和獨立的發展道路，如果沒有外界干擾，沒有理由排除中國會發展出近代科技的可能，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條要講“經世致用”的特點。事實上，從明末的情況看，由中國的學術傳統所折射出來的現象很能說明這種可能性。這方面的探討將要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東西，此處就不論了。中國傳統文化向來重視形而上，忽略形而下，即重理論輕實踐，中解釋輕運作，從更深的層次看著是對科學技術的功利性和其內蘊含的終極價值之間的輕重問題。很明顯，中國傳統文化傾向于強調終極價值，近世中國在引進科學技術則是主要從“經世致用”、“救亡圖存”的功利目標出發的。對科技的功利性和終極價值之間必須找到一個平衡點，這方面的內容在西方文化里也有，在我們進行學習和引進西方科技時我們要保持自己特有的文化終極價值，避免被西方的終極價值所破壞進而保持我們的民族特色，這就要求我們能將傳統文化的終極價值與科技的功利性良好地結合起來。此外，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是封建文化，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業文明的產物，而現代社會則是以全世界為合作范圍的工業化時代，兩者必然會產生一些沖突，為此我們不能做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