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蘭出土的唐代絲綢

1982年至1985年，西寧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蘭縣出土了大量唐代墓。墓中發現了大量絲綢文化遺產，令人驚嘆。以往,這一時期的絲綢重要的出土地首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和哈剌和卓墓葬群,其次為敦煌藏經洞及莫高窟K130等處,近年,陜西省扶風法門寺地宮也進入此列。此外,日本正倉院亦保存了大量傳世的唐代絲綢。與上述四處相比,都蘭所出絲綢文物有著它特殊的重要性,其數量之多,品種之全,圖案之美,技藝之精,時間跨度之大,均屬罕見,并不乏有新的發現和新的啟示,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文就這批絲織品的品種、圖案的類型和分期及其相關的問題作初步探討,以就教于各位學者。一、緯錦、霍姆克氏的織物絲織物品種主要根據絲織物的組織結構、織造工藝及外觀效果來區分。唐代織染署中的織纴之作分為布、絹、、紗、綾、羅、錦、綺、、褐等十作,這就是當時對紡織品種的一種分類法。十作中除布為麻織品、褐為毛織品外,其余均屬絲織品,這一分類與今天基本接近。在此,我們按錦、綾、羅、緙絲、平紋類織物(絹、紗、、綢)、與的次序作一概要的介紹。1.錦顏師古說:“織彩為文曰錦”,這一概念至今仍是我們鑒定漢唐織錦的主要標準。都蘭出土絲織品中以錦最為豐富,從組織結構上來說,可以分為平紋經錦、斜紋經錦、斜紋緯錦和織金錦等。經錦依靠多彩的經絲表里換層而顯花。它在中國出現的年代極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相當成熟,但當時都是平紋經錦。平紋經錦在都蘭出土物中實例不多,最有特色的是經地簇四云珠日神錦(DRMIPM2:S109),以紅、黃兩種色彩的經絲構成1:1的經二重組織(圖1·a);大量的是斜紋經錦,這是一種隋代前后才出現的新型組織,此類錦往往以4—5種色彩的經絲通過分區排列,并以1:2的經二重組織顯花(圖1·b),使織錦圖案上出現色條效果,其代表作有黃地對波獅象人物錦(DRMIPM2:S147)、紅地對波聯珠獅鳳龍雀錦(DRMIPM2:S150—1)、橙地小窠聯珠鏡花錦(DRMIPM2:S127)、黃地簇四聯珠對馬錦(DRMIPM2:S17)等。除經錦之外,都蘭還出土了大量的緯錦。緯錦采用緯絲表里換層進行顯花,其組織結構是斜紋緯二重的90°轉向(圖1·c)。經二重中的夾緯,列緯二重中就是夾經,但在緯經中除少量采用單夾經如黃地大窠聯珠狩虎錦(DRMIPM2:S102)等外,絕大多數緯錦均采用雙夾經,如黃地大窠聯珠花樹對虎錦(DRM25:S1)、黃地大窠寶花錦(DRMIPM2:S21—1)、黃地中窠聯珠對牛錦(DXMI:S5)等,而且夾緯都加有強拈,前三者為S拈,后者為Z拈。較為特殊的緯錦是紅地中窠含綬鳥錦,這是一類錦,以花瓣、小花或聯珠等作圖案,通常以紫紅色為地,藏青、桔黃、墨綠等色顯花,在色彩變換頻繁處,所有緯絲全部織入,是1:3的斜紋緯二重組織,而在色彩變換不多的地部,就單織某兩種或三種緯絲,是1:1或1:2的斜紋緯二重組織。多余的緯絲在織物背面拋梭而過,不織入織物而浮在織物背面。這種錦無論從圖案看還是從織法看都是西城地區的產物,但從名稱上來看,卻與唐宋文獻中常見的“絨(茸)背錦”或“透背錦”相吻合。值得指出的還有一件藍地龜甲花織金錦帶,寬僅2.8cm,在1:1基礎平紋地上再以隔經的大循環平紋金箔顯花,在地部則把金泊剪去,這一織法明顯地依靠了手工編織技術(圖1·d)。在我國史料中,絲織物使用金泊的記載早在三國時已經出現,曹丕《與群臣論蜀錦書》云: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亦有金泊,蜀薄來自洛邑,皆下惡”。但織金錦的最早實物,在目前來看國內應數此件了。2.綾綾在都蘭的發現也是大量的,按其組織可分為下列三類:平紋地暗花綾、斜紋地暗花綾和素綾。平紋地暗花綾又包括以下幾種:一是平紋地上斜紋顯花,這種組織即以前考古界通常稱的“綺”的組織。是對漢代之后綾織技術的直接繼承。這種組織的綾發現極多,約占全部出土綾的80%左右,如各種團窠雙珠對龍綾、各種柿蒂綾、人字紋綾(DXM1:S3)等(圖2·a);其次是一種新發現的綾組織,它以平紋為地,在花部則由方平或變化方平組織提花與平紋地配合形成變化斜紋,我們稱之為嵌合組織。如方紋綾(DRMIPM2:S135)的一種花組織就是由平紋與2×2方平配合而成的,而龜甲綾(DRMIPM2:S62)的顯花組織,則是由平紋與2×4的變化方平配合而成的(圖2·b)。這種組織在國內還是首次見于報道。斜紋地暗花綾的組織有兩種:一是四枚異向綾,又稱同單位異向綾,即以1:3的左斜紋和3:1的右斜紋互為花地組織(圖2·c),如黃色對波葡萄花葉綾(DRM9:S6—2)即為一例;其二是同向綾,又稱異單位同向綾,黃色大花卉綾(DRMIPM2:S57)就是一件同向綾,它以2/1右向斜紋為地,1/5右向斜紋顯花(圖2·d),花紋不清,似乎是寫生紋樣。素綾的組織是2/2斜紋(圖2·e)這一組織結構,在新石器時代的草、竹編織物上就十分常見,但它應用在絲織物上卻很晚。DRM6中發現了不少這一類的殘片(DRM6:S1),這是2/2斜紋組織同時也是素面(無紋)斜紋絲織物的首次發現,或可以與唐代史料中的“無紋綾”相對3.羅我們把經錦糾絞、緯絲平行交織而成的織物統稱之為沙羅織物。都蘭出土的絞經織物無一例外地采用傳統的四經絞組織,屬無固定絞組類型,可稱之為羅(圖3)。數量不多,圖案均為小幾何紋,其中以DRM9:S11—1綠色九點羅為最佳。4.緙絲緙絲又稱克絲、刻絲,其名出現于宋代,但從其織造技藝來看,在唐代已經具備。緙絲是一種通經斷緯的織物,以平紋為基本組織,依靠繞緯換彩而顯花(圖4)。都蘭出土的藍地十樣小花刻絲(DRMIPM2:S70)是目前所知極少的唐代緙絲中有特別價值的一件,其緯向寬度為5.5cm,尚非通幅,說明它有別于唐代其它的緙絲帶;但它的風格又與宋代緙絲有較大區別,并不嚴格按照換彩需要進行緙斷,有時在同一色區內亦呈鏤空之狀。這表明了這件緙絲在緙織技術發展史上的地位。5.平紋類織物平紋類織物是最普通的織物,它又可以根據經緯絲的原料、纖度、密度等變化產生許多品種。絹是一般平紋織物的通稱。都蘭出土平紋織物中最為常見的是絹,根據經緯密度的不同分為兩個小類:一類密度較大,織造致密,經密約為65—70根/cm,緯密約為40—50根/cm,這類絹或可稱為縑;另一類密度較小,經密在40根/cm、緯密在30根/cm上下,此類絲線較粗的或可稱之為,雖然密度小但纖度粗,最后的效果仍是厚密。透孔性好,輕薄的平紋織物屬于紗,或稱輕容。DXMI出土一件紗袍(DXM1:6),袍面用黃紗,袍里用綠紗,黃紗的經緯密度分別為46根/cm和27根/cm,綠紗的經緯密度分別為32根/cm和27根/cm,密度較小,絲線的纖度更小,故其透孔性較好,確有輕如煙霧、薄如蟬翼之感。都蘭出土絲織物中還有一類較為粗放,纖度不均,密度不勻,經緯絲原料采用紡拈而成的錦線,可稱作綢。如DRM9所出的黃綢即為一例(DRM9:S5),其經密約13根/cm,緯密約10根/cm,經緯線均加強Z拈。6.與以上幾個大類的絲織品種主要根據織物組織結構的不同來區分,但與的情況較為復雜。從工藝上來看,它們屬于“織采為文”的范疇,故常被人們稱作“綿”、“暈錦”、“錦”等,但從組織結構來看,它們分別采用錦、綾、甚至是絹的組織,其變幻的裝飾效果主要來自經絲色彩排列的變化或經絲本身色彩的逐段變化。原是一種染纈效果,故《續日本紀》云:“染作暈色,而其色各種相間,皆橫終幅。假令白次之以紅,次之以赤,次之以紅、次之以白、次之以縹、次之以青、次之以縹、次之以白之類,漸此濃淡,如日月暈氣雜色相間之狀,故謂之暈,以后名錦”。這段話已把暈的來歷說的十分清楚。都蘭出土物中有黃褐相間及青黃相間染纈暈產品,是絲織暈的原型。唐代織纴十作中有作,當是專門織的作坊。都蘭出土的采用斜紋經二重和山形斜紋兩類組織。暈小花錦(DXM1:S6—1)屬于前者,經絲的地部色彩排列為橙—黃—綠—藍—綠—黃—橙等反復,其上再顯小花,表現出錦上添花的效果,這或就是唐代史料中所見的暈錦;后者常由兩種色絲間隔排列,形成明顯的兩種色道,可稱為間道,都蘭出土有褐黃間道(DRM1PM2:S56)和綠褐間道(DRMIPM2:S90),都采用3/1山形斜紋。間道與暈的主要區分在于沒有暈色過渡。此外,都蘭還發現了平紋組織的札經染色織物,其工藝是先將經絲分組札經染色,然后合而織之,我們可以稱其為錦(DRM9:S6—1,圖7)。是日本學者對這類札經染色織物的通稱,但論其詞源,還是來自中國。《說文》中已有字,“氐人殊縷布也”。段玉裁引《華陽國志》注:“殊縷布者,蓋殊其縷色而相間織之”,札經染色織物正是分組把經絲(縷)札染形成殊其縷色的效果后再并起來相間織之(),故而用來命名札經染色織物完全恰當。唐代錦在國內是首次發現。都蘭出土的絲織品種幾乎包括了目前已知的唐代所有的絲織品種,而且,其中如拋梭織法的錦、織金錦帶、嵌合組織顯花的綾、素綾、寬幅緙絲、錦等品種在國內均屬最早實例,對研究唐代絲綢生產技術成就有著重要的意義。二、對波圈及骨架結構都蘭出土的絲織物中大量的是錦綾織物,其上有著豐富的圖案類型,帶有鮮明的時代風格。從圖案學的角度來看,圖案具有三要素:紋樣、排列和色彩,紋樣是題材的造形,排列是題材的布局,色彩則是題材的呈現。我們認為:盡管紋樣和色彩千變萬化,而圖案的時代特征。從都蘭絲織物中可以看出,無論是主題紋樣,還是輔助紋樣,都富于變化,可以成為劃分類、型、亞型、式的因素。詳細的類型學研究,我們將在發掘報告中進行,本文為了便于進行簡要的介紹,我們以圖案的排列為標準將都蘭主要的錦綾圖案分成二大類;一類是具有明顯骨架構成的排列,稱為骨架式排列,一類是兩點交錯排列的團案紋樣,稱為團案式排列。1.骨架式排列骨架式排列是指整幅圖案由一些相互連接的,明顯的幾何形骨架決定圖案的排列形式,然后在骨架中填以主題紋樣或以骨架為主體構成圖案。骨架式排列中又可根據骨架形狀的不同,構成骨架的紋樣的不同以及主題和風格的不同再進行細分:(1)對波骨架普通的對波骨架僅由簡單的線條構成骨架,常以小花為聯紐,各骨架內填以象、駝、獅、人物等形象,諸形象以緯向分布,經向重復,這是由于當時片綜織機的特殊技術所決定的。標本1黃地對波牽駝獅象錦(DRMIPM2:S149—1),組織為1:2的平紋經二重,基本色彩是紅與黃,此外,分別由藍和綠在各區域顯花,紅色為地,藍、綠顯花,黃色勾勒,均有幅邊。整個圖案可根據四件殘片復原。整幅圖案應是由七個完整的和一個被分割成兩半置于兩邊的對波圈構成,構成對波骨架的為單純的帶狀線條,在兩條對波線之間用六瓣小花連接。自一邊始各對波圈中圖案分別是一坐二立人物、對象、對獅、對牽駝、對虎。最邊上的對虎紋樣已經不清,為緯視紋樣;其次為牽駝紋,一胡服裝束的牽駝者牽了一批雙峰駝,作健步行走狀,為經視紋樣;對獅的變形較大,作蹲踞狀,張口、揚尾、鬃毛豎立,亦為經視紋樣;大象形象十分明顯,以藍色顯示花紋,象鼻垂至地面,背上搭著坐墊,象牙亦清晰可見;居中的對波圈中是一緯視的人物紋樣,在一殿堂式建筑中,一交手人物盤坐于座臺上,兩旁為手持三叉戟立姿人物,然后又是對象、對獅、對牽駝和對虎等圈(圖版二.1)。標本2綠地對波聯珠獅鳳錦(MIPM2:S85)以聯珠紋構成對波骨架,以小花為聯紐。這類的殘片出土較多,組織為1:1斜紋經二重,殘存有兩個對波圈,一圈對獅,一圈對鳳,紋樣較為清晰,對獅蹲踞,是全側面形象,對鳳的形象十分優美(圖版一.2、圖5)。標本3對波葡萄枝綾(DRMIPM2:S)由植物蔓藤構成骨架,主要是對波纏枝忍冬或葡萄藤,并直接裝飾花葉,如此反復連續、循環,形成一個連續的葡萄綾,其經緯向循環為3.5×5cm,組織為斜紋經二重(圖6)。套環骨架是指數圓相套接而成的結構,一般指二方連續的套環結構。唐代還有一種四方連續的套環結構,應稱作毯路結構,在日本正倉院有保存,被稱作七寶紋。在此介紹都蘭出土的一件錦。標本4黃地套環云珠人物錦(DRMIPM2:S63)該錦為殘片,套環圈由卷云和聯珠構成,卷云在外,連珠在內。每環大小已很難判定,現存一環僅有一弦,弦高為4.5cm,弦長為18cm,由此推算此圓環直徑約為22.5cm。套環骨架把套環內的空間切割成兩種形狀的小空間,一是由兩環的外側和一環的內側構成的類似三角形的椎形空間,二是由兩環內側構成的梭形空間。在錐形空間的主要紋樣是一人物,交腳坐于一臺座上,頭戴寶冠,身穿露領的緊身衣,雙手曲臂上舉,兩側還有兩朵靈芝狀云彩,人物留有絡腮大胡,是胡人形象。而梭形空間已殘,其上部有一華蓋頂,頂上有花狀飾物。華蓋下有三個人物,中間一人取正面形象,頭戴寶冠,顯得較為尊貴,旁邊兩人取側身形象,臉均面向中間的人物,人物下身殘損(圖版一.1)。(3)幾何形骨架這里主要是指方形或菱形的骨架排列形式。這種圖案不多見。標本5橙地方格聯珠小花錦(MIPM2:S93)其組織為1:2的斜紋經二重。圖案以聯珠形式的直線通過小團花點聯接成圖案骨架。地為橙色,白色勾邊顯珠,藍、綠兩色交替顯示主要花紋,方格之內的四角上均飾有忍冬狀花,方格中心是十四瓣的小團花,團花外沿還有白色的聯珠圈(圖版四.4)。(4)簇四型骨架簇四結構,是一種由圓環相互搭接而成的四方連續的骨架排列形式。這種圖案以往常被人們稱作毯路紋,但從對當時情況的考證來看,這種圖案稱作簇四更為合適。標本6簇四聯珠對馬紋錦(DRMIPM2:S17)系斜紋經錦,以黃色作地,淺黃色勾勒,各區域中再由藍、綠分區換色顯示主要花紋,由八瓣小花把聯珠圈連成簇四骨架。聯珠圈之間由十樣小花填充,在主圈內為對馬圖案,馬身有翼,頸上系一對后飄的綬帶,頭上飾小花,馬的前一足和后一足提起,作疾步前行的姿態,馬下為蓮蓬狀花草圖案(圖7圖版四.1)。標本7黃地簇四聯珠對羊錦(DRMIPM2:S59)這件錦兩面幅邊均存,幅寬52.5cm,組織是1:3的斜紋經二重。基本色彩是:在聯珠圈和圈外以黃色作地,聯珠圈內以紫色為地,藍和綠變區交替顯示主要花紋。用白色勾邊和作連珠。由于色彩的使用上有獨到之處,使得該錦的風格也有些特殊。聯珠圈由于用深色勾邊顯得十分明顯,聯珠本身卻由于黃、白反差較小而不引人注目;用以連接各圈的是八出小花,由于花瓣方向變化及色彩有紫黃兩種而顯得有些更象蝴蝶;圈內的小羊不是中亞和西亞地區常見的帶長角的羚羊,更象是小綿羊,回首張口,呦呦而鳴。兩只小羊已充滿了聯珠圈內的絕大部分空間,加上羊足下的忍冬紋飾,更增加了圖案的和諧。聯珠圈之間的十樣小花也有些特殊,用深色的藍、紫、綠色顯示,幾何味很濃。從技術角度看,該錦亦具有特點,其緯線加有較強的S拈,約500拈/m,較之于一般的經錦有較大差別,可能產于受緯錦織造技術影響之后(圖8、圖版三·2)。2.團窠式排列團窠式排列是一種主花與賓花以二點交錯排列而成的形式,紋樣之間無直接交接點。因此,我們以唐代十分流行的“團窠”一詞作為此類紋樣的總稱。唐代有獨窠、兩窠、四窠綾和大科綾羅、小科綾羅的稱呼(《新唐書·車服志》),說明了唐代團窠圖案的流行。團窠排列亦屬于散點式排列大類中,由于其種類極多,我們將其從普通散點排列中分出來,同時分成環形團窠和寶花團窠兩類來介紹。(1)環形團窠環形團窠是團窠本身可以明顯地分成內層和外層兩個區,內層紋樣和外層紋樣有著明顯的不同,外層以環狀紋樣作骨架,內填主題紋樣,包括以下幾類:團窠聯珠:其環由聯珠構成,這一排列形式其實是對簇四連珠圈的解散。又可分為三種:一是散點珠圈,其主題紋樣往往是帶有較強的幾何意味的小團花,例如:標本8小窠聯珠瑞花錦(DRMIPM2:S61)該錦甚少,但圖案基本完整,在以28顆散狀珠聯成的團窠環中,有著幾何味甚濃的小花,較抽象、簡潔,有點類似于后世的云頭花,聯珠環之間的十樣小花也是以交瓣小花為中心然后四向伸出四朵花蕾。這種圖案尚未有同樣的產品出土(圖9,圖版三·1)。二是帶狀的聯珠圈,如:標本9橙地小窠聯珠鏡花錦(DRMIPM2:S127)鏡花一詞來自《新唐書·地理志》,志載兗州土貢鏡花綾。到宋代錦名中又有寶照錦和鑒花等名,當指同類紋樣。因此,我們稱作聯珠鏡花錦。該錦有完整的幅邊,實測得44—44.5cm,即是幅寬。橙地,白勾,綠和紫交替分區顯花,組織是1:2的斜紋經二重。其聯珠團窠環由26顆圓珠聯成,中間小花是四出花蕾,然后轉45°角是四處葉尖,而團窠之間的十樣小花只是以六瓣小花為中心的四出花蕾(圖版一·3)。三是四面帶有“回”形紋的帶珠圈。前兩種往往是循環較小,且以斜紋經錦為主,而后者不僅圖案有大小,而且組織也有經錦緯錦之分。分別舉例說明:標本10黃地小聯珠對鳳錦(DRDMIPM2:S128)共出兩件,實為同一織物上的不同裁片。均留一幅邊,是明顯的1:2的斜紋經錦,質地比較致密。黃色為地,白色勾勒及顯珠色,藍和綠分區交替顯示主要紋樣。聯珠環的外徑不大,緯向較大,Dw=4.5cm,經向稍短,Dj=4cm。環內對鳳是較簡單的形式,鳳身帶有漢代朱雀的風格,但鳳冠呈火焰狀,已是吸收了外來的因素和風格。兩鳳頭之間的小花似被銜著,兩鳳足之下亦有花盤,開花如圓珠形,頗引人注目。其十樣小花作為聯珠環之間的賓花,是最簡單的形式之一,中間一圓點,向四面伸出四個花蕾,形成十字形的花紋(圖10、版四·3)。標本11黃地大窠聯珠樹下對虎錦(DRM25:S1)這一件是所有大窠聯珠紋中保存最好的一件,雖然已殘碎,通過拼湊、復原,還能顯出原來的圖案概貌。拼接之后,可以看出,織錦原大為110×110cm2左右的大張錦,幅寬110cm存有幅邊,上下均有裁邊,較典型的斜紋緯二重組織。以黃色作地,紫、棕色勾描出聯珠圈和花樹對虎的主要紋樣輪廓,以棕黃色作樹干色和虎斑上的一些層次色,綠色為樹葉及虎身的層次色,整個色調較為平和,已沒有任何分區換色的現象。大聯珠圈由上下左右的四個回紋和五個一組的20個珠組成。圈內居中一樹,樹上綠葉黃花,分成四簇,樹下似為山石狀物,左右對虎作相撲狀,一足著地,三足騰空,張口瞪目,虎尾上翹。虎的造型采用半側的立體寫實,與普通全側的有所不同,雖不及全側法使用的那么嫻熟,但已達到相當水平。圈外賓花十樣花也較為復雜,與寶花相類似。團窠直經達38cm(圖11、圖版二·2)。團窠花式連珠:是指在聯珠圈的內外加了裝飾性的其它紋樣,或將聯珠再進行花式變形,如團窠雙聯珠是由兩層的聯珠構成,團窠花瓣聯珠是在聯珠圈內外再加上花瓣,團窠聯珠聯花是聯珠圈內加聯珠式的小花一圈。團窠寶花:由變形的,類似于寶花外圈花卉紋樣作團窠環,但又可細分成二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由花葉和全側的花蕾組成,另一種是以花苞式的變形苞窠組成,這一類錦多出現在斜紋緯錦上。例如:標本12紫紅地中窠寶花含綬鳥錦(DRMIPM2:160)據殘片復原,圖案中心是一個略顯橢圓形的花瓣團窠,中間立一含綬鳥,該鳥身、翅上均有鱗甲狀羽毛,且有聯珠圜帶,兩足立一平臺上,頸后生飄帶,所銜綬帶環為連珠紋,下有瓔珞狀物。賓花為十樣花,復原之后的紋樣循環為經向17cm,緯向13cm。織物組織基本是1:3的緯二重組織,有的有局部拋接現象。(圖12、版四·2)。團窠卷草:由極為流暢的卷草作團窠環,內填禽獸紋樣,例如:標本13黃地中窠卷草對鹿錦(DRMIPM2:S25—1)該錦色彩已褪得相當利害,但還能看出是以綠色為主顯花,以棕黃色與白色輔助顯花。從緯線中也能分辨出它是1:3的斜紋緯二重。團窠環的外徑約為20cm,它由四組卷草環組成,卷草較流暢,基本形是S形,再用蔓藤相連,上面開滿了小花。環中對鹿,似共同銜著一花,鹿的前一足提起,三足著地,身上顯有四瓣的梅花斑紋,頭上有鹿角。足下有云形花(圖13)。(2)獨花團窠獨花團窠主要包括柿蒂花和寶相花(又稱寶花)兩類,在當時的絲織物上應用極廣,青海都蘭出土的織物中這類例子不少。柿蒂花:它采用團窠的排列形式,其圖案循環極小,紋樣簡單,大多呈四瓣花狀,應是唐代常見的柿蒂花圖案。均見于綾織物上,應與白居易詩中“紅袖織棱夸柿蒂”一句相吻合,例如標本14柿蒂綾(DRMIPM2:S141)綠色,四瓣花中間是以大瓣小梅花作花蕊,平紋地上3/1右斜紋花,經緯向循環為2.5×12,有明顯幅邊(圖版二·3)。寶花:可分為簡單寶花和中型寶花等幾種,如:標本15黃地中窠寶花錦(M9:25)組織是1:3的斜紋緯二重組織,黃地、顯藍、棕等色花。寶花外圈由八朵側花紐聯成,四四相異,間隔排列,花外還有葉子陪襯,主花直徑約20cm左右,其緯向循環為24.5cm左右,賓花是由所謂的變體寶花或稱顯蕾的十樣花構成(圖14)。大型寶花,仍由變形的花瓣和花蕾組成,但造型更加復雜,刻畫更加細致,充分運用褪暈手法來描繪花葉的正反和明暗,與中型寶花相比顯得更為寫實,效果顯得更為富貴,循環有大到幾十厘米的,一般采用緯二重組織。例:標本16黃地大窠寶花錦(DRMIPM2:S21-1)基本組織為1:3斜紋緯二重,黃地上顯藍、白、棕色花,紋樣保存尚屬完好,比較清晰,花窠甚大,主花圖案直徑達33cm,經向循環為34.5cm。主花中心是藍色圓,周圍繞以白色聯珠紋,然后是六出巨大的蘑菇形花芯,在蘑菇狀花芯之間伸出六朵側面的花,其外包有卷狀花瓣,花瓣之間從后面又生出朵花,層疊反復,顯得較為渾厚,可惜賓花圖案已不甚完整,僅露出花瓣的尖角(圖15、圖版三·3)。三、用戶從敦煌出土物中所見出土品及其年代的考訂都蘭出土織錦品的各墓葬雖然缺乏明確的紀年標志,但從出土實物的情況來看,顯然有各個時代的產品,這從織物風格上可看出。因此,我們通過與吐魯番、敦煌、正倉院等有關資料比較,將這批織物作一大概的分期。1.分期標桿的確定要進行分期,首先要選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標本作為確定年代的標桿。這批絲織物很大一個特點是與唐代其它的出土或傳世織物關系密切,因此,我們可通過比較將一些可以確定年代的錦綾織物作為分期標桿,列表如下。(若同樣織物有校多的年代數據時,則主要選擇較早的年代,因為較早的年代能反映流行的開始或生產的時間,而較遲的年代則很可能僅是沒用而已)。除表中所列有直接對應者以外,我們還可以從圖案、技藝的風格上作出一些斷代說明:(1)都蘭所出對波牽駝獅象錦無論從題材、造型、組織、風格等來說均與吐魯番所出牽駝胡王錦相似,僅骨架小有區別,從而對波亦為較早之骨架形式,應為同一時間之物。后者伴出延昌二十九年(589年)墓志,故可定為北朝晚期至隋初之物;(2)對波聯珠獅鳳錦的流行時代可以敦煌K427隋代菩薩塑像胸衣上的“菱格獅鳳紋錦”圖案作比較,不僅骨架類似,特別是獅與鳳的造型也極相似,故可定為隋代前后;(3)套環骨架在吐魯番僅出現在隋代的綾織物上,但從套環的流行年代和所用卷云聯珠來看,當屬隋代前后;(4)對波纏枝葡萄綾在敦煌也有發現,據稱為盛唐時物,又據吐魯番阿斯塔那M214所出對波纏枝葡萄印花絹,它與麟德二年(665年)墓志同出,故可定在武周與盛唐之間;(5)方格聯珠小花錦在日本正倉院有收藏,色彩稍有不同,根據記載,日本學者稱其為“蜀江錦”,其確切年代卻不甚清楚。這一難點可以在敦煌壁畫的人物服飾圖案中得到解決。莫高窟K427隋代洞窟中發現多種大同小異的方格聯珠團花錦,與此錦十分接近,據此可以將此錦的年代斷在隋代前后。(6)簇四聯珠對馬錦,在吐魯番出有同類織物,年代亦較為明確,應為初唐。(7)簇四聯珠對羊錦,這一件在其它地點沒有找到同類的出土物,在圖案上缺少比較的參考。但從技術角度來說,其緯線加有較強的S拈,較之一般的經錦有較大的差別,有可能是產于受緯錦織造技術影響之后,又從其簇四骨架聯珠紋來看,其年代可能是初唐時期。(8)鏡花錦在吐魯番阿斯塔那有同樣織錦出土,年代在653年前后,故其年代應為初唐;(9)小聯珠瑞花錦雖無出土物可資參考,根據其圖案斷在初唐時期當無大錯;(10)小聯珠對鳳錦的年代應主要流行于高宗、武則天時期;(11)大窠聯珠樹下對虎錦,這一類大窠聯珠紋緯錦出土極少,解放后僅見一例,(命名為“大窠馬大球”),但具有較明確的年代(武德三年620)可資參照。在正倉院也藏有屬于大窠聯珠的犀聯珠紋錦和“四天王狩獅錦”,據日本學者考證,其年代當不晚于武周時期,可以將這一類圖案的織錦斷在初唐時期。(12)卷草對鹿錦中的卷草團窠圖案從正倉院所存相似圖案來看均可定為盛唐時物。(13)獨花團窠的演變序列并不清楚,但從敦煌壁畫和彩塑的服飾圖案中可以找出一些線索:在隋與初唐時,寶花藝術尚不成熟,大多簡單而帶有幾何味,簡單寶花和中型寶花大多屬于這一時期。武周及盛唐時,絲織寶花藝術已經成熟。吐魯番TAM64所出大窠寶花緯錦是其代表,屬八世紀初之物,因此,都蘭出土的大窠寶花緯錦可列入盛唐時期;(14)關于柿蒂綾,在敦煌莫高窟K130洞窟中曾出土這一類圖案的綾,如K130:14中有柿蒂綾,K130:25中有四瓣花的紋樣,其絲織物年代屬開元時期,證明此種紋樣的年代應斷在盛唐時期。(15)關于含綬鳥錦,除新疆出土的一件屬七世紀葉以外,在蘇聯中亞地區發現的七世紀中到八世紀中的杰特壁畫中,也有較相似的圖案,故其流行期可至盛唐時期。通過以上的討論,都蘭出土的錦綾織物大體上可分為四期;第一期是北朝晚期,時間約相當于六世紀中葉;第二期是隋代前后,約在六世紀末到七世紀初;第三期為初唐時期,約相當于七世紀初到七世紀中葉;第四期為盛唐時期,時間約在七世紀末到開元天寶時期。下面我們對都蘭錦綾圖案在四個時期中的發展過程作一簡要的說明:第一期北朝晚期主要流行骨架式排列中的對波型和簇四型等類。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傳統菱形骨架的繼承,一是西亞簇四和團窠的全盤引進,還有對波、套環等新型骨架的構成。對波和簇四骨架基本都是來自異域,圖案的主題也多是獅、象、駝等中原并不常見的獸類。對波骨架還較多地保留了漢魏以來的一些風格,主題紋樣經向對稱、經向視覺等也都是中國固有的傳統。第二期隋代隋代織物圖案的主要形式也是骨架式排列,計有對波、套環、簇四、簇二、方格等型,其中還是以對波和簇四為主。同時,風格與此類似的聯珠環形團窠也已出現。其圖案的主題紋樣通常還是動物類和人物類,也開始出現少量的團花類紋樣,如方格聯珠小花錦中的小團花。隋代的時間不長,其絲綢圖案與北朝相仿,是以吸收外來因素、流行骨架式排列為主動物圖案為特征的階段。第三期初唐時期初唐時期堪稱是絲綢圖案的轉變期,在這一時期中,一方面保存著骨架式排列的圖案,尤其是簇四骨架,還新增加了一些龜甲骨架等,而另一方面是逐漸地把用于聯接這些骨架的鈕打開,讓簇四骨架散開成為環形的團窠排列。然而,這些團窠環直接脫胎于骨架式排列,多流行聯珠環,從表面效果來看確是還有不少骨架風格的成分。初唐時期還開始出現較多的花卉圖案,部分是以聯珠環中小花的環形團窠的面貌出現,部分是以柿蒂花的形式出現。其中又以柿蒂花最為重要,一是其延續時間較長,二是由它發展而成為寶花。在初唐時期,一方面繼承了傳統的骨架式排列并有所變化,另一方面花卉圖案急劇興起,因此這一時期應是一個轉折期。第四期盛唐時期這一時期是轉折的完成期,一方面,骨架式排列已基本絕跡,尤其是那些外來色彩特濃的對波與簇四骨架,僅存的團窠聯珠環也主要是那些大型的,加以變化的組合環,環外的十樣小花越變越豐富。另一方面,寶花團窠的發展極快,而且還為團窠環的變化提供了啟示。盛唐時期的團窠環大量應用花卉環,當與寶花圖案的興起有關,在纏枝圖案中也滲入了結構的思想,從而又產生了四方展開的纏枝團窠。盛唐是唐代經濟文化的頂峰時期,是一個百花齊放的時期,在絲綢圖案中也出現了寫生式的折枝花鳥、鵲銜瑞花圖案。從組織上看,斜紋經錦雖仍使用,但緯錦迅速興起,盛極一時,配色有多列到1:4的,無明顯彩條。綾仍以平紋類暗花織物為主。這一時期錦綾圖案總的風格是富麗、雍容。四、幅邊的確定及其對經錦、緯錦的應用在都蘭出土的絲織品中,許多問題有待今后作專門的研究。本文僅就與絲織品種密切相關的幾個問題作一初探。1.經錦和緯錦的區別在鑒定北朝至唐代絲織品的過程中,往往會遇到經錦與緯錦——主要是斜紋經錦與斜紋緯錦的區別問題。這一問題在過去的研究中頗多爭議,夏鼐先生指出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應早日解決。現在,我們通過對都蘭絲織物的鑒定可以對這個問題取得比較明了的看法。如前所述,斜紋經錦和斜紋緯錦的顯花原理和顯花方法均是相同的,僅在顯花絲絨上有經緯之別。因此,鑒定經錦和緯錦的關健就是鑒別經線和緯線,最可靠的標準是確定幅邊,與幅邊平行者為經線,與幅邊垂直者為緯線。都蘭出土織錦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帶有幅邊,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經錦幅邊與緯錦幅邊的區別。經錦由于是經線顯花,經線密而多,緯線疏而少,在幅邊處則通過減少經線層數而與緯線交織成單層三枚斜紋組織,因此,經錦的幅邊細密、平整;緯經則由緯線顯花,緯密經稀,在幅邊處緯線無法依靠其它手段得到減稀,因此,緯錦的幅邊往往用較粗的麻線作經與高密度的緯線交織,以承受大量緯線的擠拉,其外觀也就較為粗糙。值得指出的是,盡管緯錦無法改變經密,但卻可以任意改變緯密,如紅地中窠花瓣含綬鳥錦上的緯線顯花就有1:3和1:4的改變。在許多緯錦上,還經常出現一條寬約1-3cm的1:1緯二重組織的界邊,這條邊把整匹的緯錦圖案分成若干段,從實物使用情況來看,此邊主要是為了便于剪裁,故而可稱其為裁剪界邊。這種情況不但在都蘭出土絲織品中有,而且在吐魯番出土絲織品中屢見不鮮,甚至在敦煌畫塑中也有所映。有人認為,緯錦上粗麻線的幅邊應為軸頭,而把剪裁界邊定作幅邊。其實,幅邊的特征相當明確,緯絲在幅邊處應有轉繞,而裁剪界邊卻不具有這個特點,軸頭在一般情況下亦無此例,故而經錦與緯錦是不難鑒別的。通過幅邊的確定,我們可以把一大批經錦和緯錦區別開來,對這些經錦、緯錦進行織造技術,外觀效果上的分析比較,我們又可為沒有幅邊情況下的經錦緯錦鑒別提供依據:(1)緯錦的表層顯花絲線密度遠遠小于經錦。據我們實測,緯錦表層顯花絲線密度一般在20—30枚/cm上下,不超過40枚/cm;而經錦的表層顯花絲線密度均大于40枚/cm,一般在50—60枚/cm上下。(2)經錦顯花絲線很少超過三組,即多為1:1和1:2顯花,而緯錦常在四組到五組之間,即為1:3或1:4顯花。其原因是經錦多用一組色絲要引起經密增加50—60根/cm,會超出一般的穿綜能力,影響開口清晰;而緯錦若增加色絲組數最多只影響生產速度而已,并無技術難題。(3)經錦的顯花絲線在顯花處呈梭狀,復蓋不嚴,導致色彩不純,而緯錦的顯花絲線粗而平整,表面具有臺面效果,復蓋嚴實,色彩統一。(4)絕大部分緯錦都采用雙夾經甚至是三夾經,少數采用單夾經,但所有這些經線均加有強拈,而經錦均用單絲作夾緯。因此,凡采用雙根作夾絲并加以強拈的錦一般均可定為緯錦。這種雙夾經的技術對于保證緯錦的臺面和平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都蘭位于絲綢路青海道上,受到東西方文化的影響,在唐代,絲綢生產已遍及絲綢之路沿途,故而在都蘭同一墓群中出土來自東、西方的織錦也是很自然的。我們所說的東方,主要是指陽關以內的唐朝疆土,西方主要是指西域,以中亞地區為主,甚至包括西亞。這兩個地區的歷史條件不同,風土人情有別,從紡織文化的角度來看應分屬于兩個不同的文化圈。它們生產的織錦也肯定有所區別。這一問題早已引起人們的重視,但要分辨清楚卻非易事。我們主要從都蘭出土織錦鑒定所得的體會來探討東西方織錦區別的要點。(1)東方織錦的傳統是平紋的經顯花,后來才有斜紋和緯顯花,而中亞地區的傳統織法則是緯顯花。這一點已為眾多的學者所證實,因此,一般可以把經錦列入東方織錦之列。我們的任務主要就是把緯錦中的東方織錦和西方織錦區別開來。(2)從大效果來說,緯錦都具有厚實、平挺、復蓋嚴實的特點。但相比之下,西方織錦這一點更好,表層出現的色絲幾乎呈長方形,整個形成一個臺面,露出的明經斜向整齊,說明織造技術相當高。(3)緯錦多采用雙夾經,或采用單夾經,但夾經均加強拈,拈向有S拈和Z拈兩種。據研究,中國的傳統是采用S拈,而中亞地區的特點是采用Z拈,這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21。因此,我們在都蘭緯錦的鑒定中,可以把此點作為區別東西方織錦的一個重要標志。(4)東西方織錦的色彩差異很大。中亞織錦的配色對比強烈、鮮明,染色的色牢度特別佳,保存也較一般織錦好。東方織錦的配色顯得較為明快,清秀、協調,染色色牢度明顯不如西方織錦。具體的色調差別也很大,如中亞地區用紫紅、藏青(有時近黑)、暗綠、血牙黃、白等,在都蘭出土物中尤以紫紅地為多;而東方用紅多呈橙紅(或稱退紅)、普蘭、草綠、褐黃,尤以黃地為多,效果明顯不同。(5)圖案題材也有很大區別。在緯錦中,東方織錦主要是織寶花團窠或寫生折枝花紋樣,很少有聯珠紋等直接摹仿西方織錦的產品。而中亞織錦采用較多的還是團窠中安置含綬鳥、對牛、對馬、靈鷲等主題紋樣,而且其紋樣造型特別生硬和幾何化,輪廓鮮明,不象東方織錦那樣明顯地具有繪畫寫實風格。此外,中亞織錦的圖案較為復雜,聯珠中也尋求色彩的變換,團窠之間的問隔極少,幾乎靠在一起,這與東方團窠的花地分明、自由從容、明快淡雅形成鮮明的對比。東西方織錦的區別大致可分,但產地研究更難。東方織錦中心不外四川和中原兩大地區,西方織錦的產地卻尚無結論。新疆雖有于闐錦,高昌錦、龜茲錦、疏勒錦等名,但從技術和質量上來看可能沒有達到我們所見這批西方織錦那樣高的水平。在今蘇聯境內阿姆、錫爾兩河流域撒馬爾罕附近的阿弗拉古城(即古代昭武九姓國之一康國的都城)的宮殿、住宅遺址中,在片治肯特古城(即米國的都城)的寺廟、住宅遺址中,在布哈拉之西阿拉赫沙(即安國的都城)的宮殿遺址中,都發現了大批壁畫,其年代約在七世紀中到八世紀初,也有的估計早到五、六世紀。其壁畫中人物服飾即有含緩鳥錦,與都蘭所出極為近似。看來,這批錦的原產地應該到今蘇聯中亞地區去尋找。3.綾和綺的關系綺這一品種名稱在戰國歷史上出現很早,我國秦漢時期的著作中一般以錦、繡、綺三者并稱絲綢之精者,然而綺的概念及涵蓋的范圍卻是模糊不清。考古界通常把平紋地上顯花的普通暗花絲織物稱為綺24,但這一觀點至少已不符合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考古發現和歷史情況。我們認為有必要對綺的名實重新作一番探討。綺字出現頻率最高的時期是在戰國至漢初。當時的綺至少包括三大類品種:一是平紋地暗花織物,這一點已為許多學者所論證;二是絞經織物,馬王堆和鳳凰山漢墓出土遺冊中均有“綺”字記載與出土的絞經織物明確對應;三是色織物,如劉熙《釋名》中記載了長命綺、棋文綺、五彩杯紋綺等均為色織物。如此廣泛的概念使我們意識到綺在當時幾乎包括了除錦以外的所有花織物,把這樣的泛稱用于今日考古中的專業命名顯然不妥。到魏唐之際,除詩賦小說中能見到綺字外,在正式的記載中綺字已大大減少,而羅、綾兩種名稱則迅速增多。我們認為,在這一時期中,綺的概念范圍已大大縮小,平紋地暗花織物和絞經織物的名稱已分別為綾和羅替代。羅為絞經織物的爭論不大,但把平紋地暗花織物與綾對應起來卻與以前的結論不同,現就后者作一簡單的說明。(1)魏唐時期出土的平紋地暗花織物是如此眾多,同時期的出土文書或正史記載中出現的綾字又是如此頻繁(綺極罕見),從概率的角度看,平紋地暗花織物與綾對應順理成章。(2)反映唐宋時期浙江絲綢生產技術的《蠶織圖》中繪有一臺僅有兩片地棕素經素緯的提花機,它只能織制平紋地暗花織物,從唐宋時期的浙江大量產綾而不產綺的記載看,這是一臺綾機。同時,也說明綾的組織包括平紋地暗花組織。(3)有一些直接的例子更證實了我們的看法。吐魯番曾出土平紋地暗花的團窠雙珠對龍紋織物,其中明確寫有“景云元年(710年)雙流縣折調細綾一匹”的題記;另在日本正倉院所藏平紋地暗花的寶花織物上有“近江國調小寶花綾一匹”的題記。這兩個例子有力地說明平紋地暗花織物在唐代被稱作綾。(4)古代對于絲織物的命名以外觀效果為主要依據,平紋地暗花和斜紋地暗花織物均有著類似的效果,用白居易的話來說就是“地鋪白煙花簇雪”、“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花地同色、隱映成紋、光照顯花是綾織物的最大特色。因此,單把綾組織限于斜紋地暗花織物而把平紋地暗花織物歸類于綺的命名方法確是不妥。從上述理由來看,把平紋地暗花織物歸入綾類至少能夠符合魏至隋唐時的情況,因而我們把都蘭出土的大量的平紋地暗花織物全部稱作綾。但是,綺在唐代畢竟還是存在的,唐代織纴之作中有專門的綺作,唐代詔令中也有二色綺的記載。不過,當時對綺的解釋是:“用二色彩絲織成,文華次于錦,厚于綾”;接受了唐代文化的日本也說:“綺,似錦而薄者也”。由此看來,綺在唐代僅指一種較錦為次的色織物,但很難與實物相對應。日本有人把一種用兩色絲線加拈成線再進行平紋交織的織物稱作綺,這種織物類似于吐魯番出土的北涼時期的木紋錦32,這或許有一定道理,但這種織物在唐代極為少見,或許正意味著綺的衰落。4.織物的幅寬唐代絲織物的規格在當朝律令中有著嚴格的規定,“皆闊尺八寸,長四丈為匹”。以前曾有人驗之于敦煌契約文書,基本是吻合的,今驗之于都蘭出土的絲織物,亦較吻合。都蘭出土織物許多均有雙幅邊,能測出完整的幅寬。其中最多的是絹,幅寬均在53—58.5cm之間,以唐尺—尺合今30cm計,幅寬為1.77—1.95唐尺,與一尺八寸的標準相差無幾。特別是一類棕色絹(DRMIPM2:118)被割成許多件,約有20件均有雙幅邊,實測其平均幅寬為55.7cm,折唐制為1.86唐尺。經錦和綾織物中亦有雙幅邊者,但從實測情況看,除紫色方紋綾(DRMIPM2:S117)幅寬為57.5cm超出標準,以及黃地簇四聯珠對羊錦(DRMIPM2:S59)幅寬為52.5cm接近標準外,其它均在50cm以下,離唐代標準幅寬約差2寸,最大的差4寸,這可能是因為錦綾的織造工藝較為復雜,偷工減料所得的利益頗大之故。唐代還有一種絲織物的計量單位是“張”,主要流行于中亞地區。吐魯番文書證實,這一計量單位在當地使用甚早,具體尺寸是長約8—9.5尺,寬約4—4.5尺,北朝時期的尺度標準略小于唐朝,可知張的幅寬約為匹的幅寬的2倍稍多些,而在長度上則大大小于匹,約為1/5左右。張的尺寸的實例在都蘭出土織物中可以找到,黃地大窠聯珠花樹對虎錦(DRM25:S1)雖已殘破嚴重,但仍可測得其幅寬約為110cm,折唐制3.7尺,使用長度為90cm,折唐制3尺,這基本上是半張錦的尺寸。其實,張與匹的規格區別最初曾是西方織錦與東方織錦、緯錦與經錦的重要區別標志。但隨著東西紡織交流的深入,緯錦中也有采用經錦幅寬的,中原緯錦也有采用張作尺度的。唐代詔令中曾提及“大張錦”之名,就是指此;廣陵郡貢“錦被五十張”,或可探知大張錦在當時的用途。在日本正倉院,著名的縹地大唐花紋錦的幅寬約在110cm上下,清隆寺所藏國寶四騎獅子狩紋錦的幅寬則達135cm左右,都是張的規格的表現。當然,緯錦并不都以張為計量單位,但我們可以說,以張為計量單位的都是緯錦。五、柴達木盆地至青海湖的道路我國古代通往西方(中亞、歐州、印度北部等地)的陸路交通最東的一段,在秦漢時已基本完成。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是從關中過隴山,經河西走廊入西域,即所謂“河西路”;一是從關中或今河南北上經漠南陰山至河西走廊北面的居延海(今內蒙額濟納旗),向西至西域,即所謂的“居延路”或“草原路”。其中河西路,自漢武帝遣張騫出使西域,于河西設四郡(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后,開始興盛,成為中西陸路交通東段的主要干線。都蘭位于青海柴達木地區,在河西走廊和祁連山之設四郡(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后,開始興盛,成為中西陸路交通東段的主要干線。都蘭位于青海柴達木地區,在河西走廊和祁連山之南,同樣處于中西交通的要道上。居于此地的羌族,早在秦漢以前,與漠北和河西的匈奴、黃河流域的漢族發生了密切的關系。青海黃河河曲(賜支)的羌族,也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分幾支向東南遷入今四川西北一帶。因此,在秦漢之前,青海與蒙古草原、黃河、長江流域的交通就已經存在。至于從青海向西,經過今天的柴達木盆地,入西域的若羌(今新疆若羌)的交通,即所謂的“青海路”,是否也早在秦漢以前就已存在呢?四十多年前,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裴文中根據青海湟水流域等地出土大量新石器時代遺物,推測由祁連山南,沿湟水至青海湖,再經柴達木盆地而至南疆,是一條主要的中西交通要道。青海很早就是羌族聚居之地,其西直接與漢代的“諾羌”相接。這兩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