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1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回顧——洋務運動研究的回顧2004-10-24姜鐸舊版文章點擊:9133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回顧——洋務運動研究的回顧作者：姜鐸(中國經濟史論壇于2004-2-1812:06:36發布)閱讀1766次洋務運動發軔于１８６１年初。當時留守北京議和的欽差大臣恭親王奕欣，領銜上奏《統籌全局折》，經過王公大臣會商同意和咸豐批準，正式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從此，洋務運動便正式開場。１８９４年９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洋務派苦心經營十余載的新式陸軍和北洋艦隊一敗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４月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洋務運動從此而宣告破產。洋務運動持續的時間長達３５年，作為中國近代化的開端，受到史學界的普遍重視。洋務運動可謂中國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這第一炮并沒有放響，基本上是失敗了，沒有把中國改變成為獨立的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因而引起了對洋務運動不同評價的持續論爭。這一論爭從洋務運動開始起，歷經舊中國近９０年，新中國４８年，仍未能論爭出一個“定論”來，可以說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以下僅就我所了解的洋務運動評價與研究的情況，做一概略的回顧，聊供史學界同仁討論批評，以期推動有關研究工作進一步深入。一、舊中國９０年的評價與研究（一）晚清統治集團內部洋務派與頑固派的論爭晚清統治集團原本都是頑固派，洋務派是從頑固派陣營中分化出來的，兩派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則迥然不同。洋務派主張向西方學習，引進西方科學技術，頑固派則堅持中國的封建傳統，反對西學。兩派最激烈的論爭共有三次：第一次是１８６７年（同治六年），圍繞著同文館培養洋務人才，應否招收正途出身學員問題的論爭；第二次是１８７４年（同治十三年），圍繞著設廠制造船炮機器和籌備海防的論爭；第三次是１８８３年（光緒八年）開始的圍繞著建筑鐵路問題的論爭。在兩派論爭過程中，頑固派對洋務運動的各項措施，竭盡攻擊之能事。他們抬出了“禮義廉恥”、“天道人心”和“用夏變夷”等封建教條，全面地反對學習“西學”，說什么“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攻擊洋務派提倡“西學”，是“捐棄禮義廉恥的大本大原”，是“敗壞人心”，是“用夷變夏”；甚至攻擊侈談洋務者是“禍國殃民”，是“洪水猛獸”。他們指責洋務派自造船炮是“虛耗國帑”和“便于浮冒”；特別反對推行耕織機器，認為“夫四民之中，農居大半，男耕女織，各職其業，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機器漸行，則失業者眾，胥天下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們反對洋務派開采礦藏，修筑鐵路，籌設銀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認為“古來圣君賢相講富強之道者，率皆重農抑商，不務盡山澤之利，蓋所稱為極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給人足，足以備預不虞而已”。認為這些措施會“便利外國侵略”，“妨礙小民生計”。甚至認為開礦修路，會“震動地脈”，“破壞風水”，要求“永遠禁止”。他們對經辦近代工礦的洋務派，不斷進行人身攻擊，指責周馥、盛宣懷、楊宗濂、馬建忠輩，“其人皆屢被譏彈，而時號通曉洋務，專能依據洋書，條陳新法，陽為創設，陰便私圖”；“皆唯利是圖，通外洋以蠹中國”。特別對其中從商人買辦出身的人員，更是十分輕蔑。如攻擊丁日昌“曾以諸生充洋行雇員”，“矯飾傾險，心術不正，實為小人之尤”。攻擊唐廷樞等是“洋行廝役，專一憑借官勢，網利漁財”；是“病國奸商，害民巨蠹”。至于洋務派官僚在經濟活動中所暴露出來的一些貪污腐敗弱點，更成為頑固派進行攻擊的炮彈和把柄［①ａ］。頑固派對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的上述攻擊，顯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經濟的頑固保守立場上，無疑是錯誤的和違反時代進步潮流的。而洋務派則滿足于農民革命已被鎮壓下去和對外維持和局的現狀，自詡為“同光中興”的功臣，確信所從事的“求強”“求富”活動獲得了成功。他們囿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學習西方。（二）早期改良派和維新派對洋務運動的批評從洋務派轉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韜、鄭觀應、薛福成、馬建忠等人，從１９世紀８０年代開始，便批評洋務運動只引進西方近代生產技術而不引進西方政治體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學習君主立憲制的主張；并對洋務企業官督商辦方式不滿，提倡商辦。但他們批評的方式比較委婉。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則旗幟鮮明大張旗鼓地批評洋務運動。康有為批評洋務派的變法是“積習難忘，仍是補漏縫缺之謀，非再立堂構之規，風雨既至，終必傾墜”；“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大變則強，小變仍亡”；“今天下之言變者，曰鐵路，曰礦務，曰學堂，曰商務，非不然也，然若是者，變事而已，非變法也”。梁啟超對洋務運動的批評更加形象化，他說：“中國之改革，三十年于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歲老屋，瓦墁毀壞，梁棟崩析，將就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補苴罅漏，彌縫蟻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雖不同，要之風雨一至，則屋必傾圮而人必同歸死亡一也。夫酣嬉鼾臥者，則滿洲黨人是也，補苴彌縫者，則李鴻章、張之洞之流是也。諺所謂室漏而補之，愈補則愈漏，衣敝而結之，愈結則愈破，其勢固非別構新廈，別出新制，烏乎可哉？”梁啟超對洋務派官督商辦方式的批判也是一針見血：“李鴻章所辦商務，無一成效可睹者，無他，官督商辦一語累之而已。”嚴復在《辟韓》一文中，更擊中了洋務派維持封建專制君權的要害，指出：“君臣之倫，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國者斯民之公產也，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仆隸也”。在《與外交部主事論教育》一文中，嚴復又形象化地批駁了洋務派的“中體西用”思想，他說：“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這一批評一針見血，從而動搖了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根據。維新派對洋務運動的上述批評，痛切時弊，擊中要害。在這一基礎上提出的“救亡圖存”“變法維新”的政治主張，風靡全國，相形見絀的洋務運動，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臺［①ｂ］。（三）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中對洋務運動的態度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當他于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夕的１８９４年６月北上，提出《上李鴻章書》時，年方２８歲，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變。他在上書中，對洋務運動贊賞與批評同時并舉，最后并賦予殷切期望。他贊賞洋務派敢于沖破“成例”的束縛和“群議”的阻撓，倡導洋務運動，“勵精圖治”、“勤求政理”，“育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辟煤金之礦，立紡織制造之局；興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先后輝映”；“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由于自己看到“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余力，骎骎乎將與歐洲并駕矣”，因而“逖聽歡呼，聞風鼓舞”。在這里，孫中山所說的，應該不是一般的阿諛奉迎之詞，而是反映了當時一個愛國青年對洋務新政的看法。他批評洋務運動“仿效西法”，雖取得顯著成就，但終因“舍本圖末”，“徒襲人之皮毛，而未顧己之命脈”，所以“猶不能與歐洲頡頏”。他明確提出：“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于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于此者，徒維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綱領，意在拓展洋務領域，推進洋務運動，并非反對洋務運動，否定洋務派實行的新政，而是認為“今年以來，一切新政次第施行，雖所謂四大之綱不能齊舉，然而為之以漸，其發軔于斯乎”？對洋務運動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①ｃ］。（四）舊中國史學界研究洋務運動概況在這一問題上，章鳴九、徐泰來在《歷史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４期發表的《洋務運動研究的回顧》一文中（以下簡稱章徐文）已做了全面而詳盡的論述，我只打算在章徐文的基礎上做以下幾點補充。第一，趙爾巽等編撰的《清史稿》，站在清政府封建統治的立場上，對洋務運動和洋務派主要人物的評價很高。例如《曾國藩傳》對曾的結論是：“國藩事功本于學問，善以禮運。公誠之心，尤足格眾。其治軍行政，務求蹈實。凡規畫天下事，久無不驗，世皆稱之，至謂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何其盛歟！……嗚呼！中興以來，一人而已。”［②ｃ］再例如《李鴻章傳》，稱“鴻章持國事，力排眾議。在畿疆三十年，晏然無事。獨究討外國政學、法制、兵備、財用、工商、藝業。聞歐美出一新器，必百方營購以備不虞。嘗設廣方言館、機器制造局、輪船招商局，開磁州、開平鐵礦，漠河金礦；廣建鐵路、電線及織布局、醫學堂；購鐵甲兵艦；筑大沽、旅順、威海船塢臺壘；遴武弁送德國學水陸軍械技藝；籌通商日本，派員往駐；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凡所營造，皆前此所未有也。”［③ｃ］對左宗棠的評價也很高，結論中說：“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過人。廉不言貧，勤不言勞。待將士以誠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徠撫綏，眾至如歸。論者謂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則以王道行之，信哉！”［④ｃ］第二，中共創始人之一的瞿秋白，在２０年代頭幾年，即對近代中國早期的社會變動和洋務運動的本質發表了不少精辟的論述。瞿曾多次指出，近代中國經濟關系的變動，是在“中國的經濟和外國資本主義相接觸”的基礎上發生的。帝國主義“既要投資投貨于中國，就不得不破毀中國宗法社會之束縛”，因為經濟上已有變動，遂發生新的生產關系，同時國內外亦發生新的經濟力量”，外貨傾銷使國內“漸漸形成‘商業資本’，商人漸能組織生產，出現資本主義式的工場和工廠；侵略使農民破產，造成閑空的無產階級后備隊”。這樣外國資本就在客觀上促成了中國資本主義與勞動力的結合，從而“不得不建立相當的資產階級的關系”。這說明，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不是社會經濟內部矛盾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產物。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引起中國社會的急遽變動，決定了“中國資產階級發展之途徑有特異之點——它從一開始就分成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這樣兩部分”。瞿認為官僚資本的發展是受外鑠，它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兩個買辦化的過程。一是中國大商人的買辦化；二是大地主階級變成官僚買辦階級，這就是洋務派的產生。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鴻章，他在１９世紀六七十年代起，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企業，這些企業在生產技術上依靠外國技師，在經營管理上采取腐朽的官僚制度，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來維持封建統治。外國侵略勢力與中國封建統治者的結合成為官僚資本主義的最初形式［①ｄ］。這是中共黨人對洋務運動較早定下的否定基調。第三，章徐文中對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的反動立場所作的批評，我完全同意。但該書對洋務運動的評價值得注意。該書肯定奕欣、文祥倡導洋務新政之功，并惋惜洋務運動晚了２０年，他說：“恭親王把握政權以后，天下大勢為之一變……奕欣與文祥在元首逃難、京都將要失守的時候，接受大命……他們就毅然決然承認外人的要求，與英法簽訂了《北京條約》，條約簽訂以后，英法退軍，中國并沒喪失一寸土地……條款雖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駐使和長江通商。歷史上的意義不外從此中國與西洋的關系更加密切了。這種關系固可以為禍，亦可以為福，看我們振作與否。奕欣與文祥決不轉回頭看，留戀那一去不復返的閉關時代。他們大著膽子向前進，到國際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們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這種新精神不能出現于鴉片戰爭以后，而出現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陰一寸金，個人如此，民族更如此。”［②ｄ］接著對洋務運動做出以下評價：“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做事極不容易。同治年間起始的自強運動，雖未達到目的，然而能有相當的成績，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當時沒有恭親王及文祥在京內主持，沒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動，那末，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以后的中國還要麻木不仁，好像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一樣。”［③ｄ］這一評價，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不失為符合歷史實際的持平之論。該書最后對洋務運動未能救國的原因也做了比較深刻的剖析。應該承認，蔣氏這本書立場雖然反動，但對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的研究水平比起梁啟超來已有所提高。第四，蕭一山在他所著的《清代通史》中，用了較大篇幅論述洋務運動和洋務派人物。他首先表示完全贊同蔣廷黻對于洋務新政晚來２０年的感慨。他對同光中興的總評價是：“顧此時列強與中國相見者，若英法俄美德奧之屬，不僅兵力商務凌踔我國，其宗教文明，又足掀神州學術之基礎，使吳亙古未有之變局……而應付此變局者，雖以奕欣、文祥在內，曾、左、李等在外，勉強維持，漸有起色，然固無如專權縱欲之女主何也。換言之，即奕欣、曾、李輩對國際有認識，對政治有興革，亦不免受制于宮廷驕矜之寡婦，不得大行其志。而此寡婦者，乃上承祖宗家法、旗門規矩，旁受宦寺及親屬之包圍，其才其智，對駕馭群臣則有余，對政治建設則不足。且以當時環境，位固守舊者占絕大多數，權位至親若醇王，德高望重如倭仁，皆頭腦冬烘，不諳大計，又何攸責怪于未受教育之婦人以斡旋氣運耶？是則所謂中興之業者，察其意義，不過在削平十余年之太平捻回之亂，使內部趨于安定而已。而軍事政治社會不惟不能改良，反日趨于窳敗。以故同治中興不能比跡于開國，而中興亦無顯著之殊勛，此其效蓋可睹矣。”在這里，蕭一山已接觸到洋務運動之所以失敗的根源了［①ｅ］。他對曾國藩的評價是：“國藩相清之動機，一曰保天下，二曰保人民，三曰保中國。”這種評價完全是頌揚。對李鴻章的評價是：“梁氏以不學無術責李，而原其生于數十年前之中國，未能盡行其志，誠為確論……其權術機警之才，堅忍之性，皆頗足以有焉，在當時之環境中，舍李外更無他人可代也……但以受舊思想之感染，仍不免自信自大，與外人交涉，常帶傲慢輕侮之色，視外人如市儈小兒……故李鴻章入外人之彀中而不自知，尤以受俄國人之誑騙與訂中俄密約，結果中國一無所獲，而受害又不僅密約之條款。總之，爭小節而遺大體，清末外交失敗之總因，鴻章固未能例外也。”［②ｅ］在這里，對李鴻章已是有褒有貶了。第五，施復亮在他的《中國現代經濟史》一書中，對洋務運動持基本否定態度。他對洋務派創辦的近代軍用工業的評價是：“以上所述，都是軍用工業時期重要企業，大部分是軍用工業。這些軍用工業，都是由官僚所創辦，由官僚來經營的，所有機器和技師，完全仰給于外國，又不注意養成本國的技術人才。加以那些擔負經營責任的官僚，絲毫不懂得軍用工業的精神，而認為是一種美差肥缺，只知道盡量搜刮以飽私囊。因此，雖有此種軍用工業，而對軍事仍無什么補益。后來的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的敗北，義和團事變八國聯軍底入京，充分暴露了此種軍用工業的失敗。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國內統一破壞，這些兵工廠，反成為各地軍閥爭奪的目標，而為助長內亂的一個禍源了。”他對洋務派創辦的民用工業的評價是：“這些官辦及官督商辦的商品工業和礦業，與軍用工業一樣，差不多完全歸于失敗。以官僚和紳士為總辦的官辦工業，自己既無經營能力，完全聽信外國工程師經營。那些外國工程師，一點誠意也沒有，竭力排斥華人干部參與工廠經營，并助長外國資本的流入，因而種下中國企業界的普遍禍根。”他對洋務企業的總評價是：“中國近代企業的創始者，既然是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大官僚，所以中國的新式企業，也還與官僚結有不解之姻緣。中國近代企業的遲遲發達，這亦是一個原因。”［①ｆ］第六，章徐文的第二節，提到呂振羽１９４０年發表的《創造民族新文化與文化遺產的繼承問題》一文，對洋務運動作了如下分析：“洋務運動在本質上并非革命運動，而是封建階級的一種自救運動……洋務運動在‘西學為用’方面，在學習和設立資本主義性質的事業方面，客觀上是進步的，而在‘中學為體’，在維護封建統治方面，則是保守的、反動的。但由此而開展了‘學校與科舉之爭、新學與舊學之爭’。”“洋務運動是失敗了，但它替戊戌運動開辟了道路。”［②ｆ］我個人認為：呂先生在４０年代初對洋務運動的這一評價，是中肯、全面而正確的，是基本符合歷史實際的，對今天進一步深入研究洋務運動來說，也是富有指導意義的。第七，章徐文第三節，對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和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兩本書中全面否定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的觀點做了較為詳盡的論述。我想在這里補充一些背景材料。當抗日戰爭進入第六個年頭的１９４３年３月，蔣介石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強調“中國國民道德的教條，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中國立國的綱維為禮義廉恥”；儼然以“八德四維”這一中國道統的繼承者自居。而這一所謂“八德四維”的道統，實際上是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翻版。更有甚者此書中一再指責共產黨“割據地方，反對革命，組織武力，破壞抗戰，妨礙統一”，誣蔑共產黨是“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是“反革命”。實際上，是蔣在進一步強化專制獨裁統治，在這本書出版的同時，蔣介石進行大規模反共內戰的陰謀已露端倪。這種情況不能不引起中國共產黨的高度警惕。于是中共在思想輿論戰線上進行了必要的準備。上述范、胡兩本書，正是上述政治背景下的產物。１９４４年范文瀾發表的《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這篇名著，罵的是曾國藩，針對的卻是蔣介石。１９８１年初，當時主持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出版工作的原《大公報》記者徐盈同志，讀到黃逸峰和我合寫的《要恰當地評價洋務運動的積極作用》一文（《歷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６期）以后來信說：“在４０年代，我（在重慶）寫過一組關于洋務派為帝、封服務的小文，同胡繩有過討論……我當時是指洋務派與四大家族是一脈相承的。”徐盈同志這里所說的問題，是關于評價洋務運動很珍貴的史料，有助于我們對當時的背景的理解。二、新中國４７年的評價與研究（一）５０年代全面否定論占統治地位新中國開國以后，在５０年代，前述范文瀾、胡繩兩本書中全面否定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的觀點，理所當然地占有了統治地位。１９５４年８月，《中國近代史》又出了第９版，范老在說明中又特別強調指出：“《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是１９４４年我在延安時寫的。曾國藩是近百年來反動派的開山祖師，而他的偽善喬裝卻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影響。他的繼承者人民公敵蔣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為麻醉青年、欺騙群眾的偶像。為了澄清當時一些人的混亂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國藩這個漢奸劊子手本來面目的必要。這篇文章便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寫出的。現在仍把它附在書后”。１９５６年１２月，牟安世的《洋務運動》問世。該書在導言中即開宗明義地指出：“所謂洋務運動（或稱‘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統治者在漢族地主官僚和外國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賣中國人民利益的辦法，換取外洋槍炮船只來武裝自己，血腥地鎮壓中國人民起義，借以保存封建政權的殘骸為目的的運動。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反動的、賣國的、并以軍事為中心的運動。”這就進一步給洋務運動宣判了死刑。這一時期，雖已有不少論著對洋務運動的經濟活動給予相當重視，但均不占主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陸續出版了不少有關洋務活動的歷史資料，為后來開展深入討論準備了條件。（二）６０年代的一場論爭這場論爭，是由我在《文匯報》理論版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２８日、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２和２１日，連續發表的《試論洋務運動對早期民族資本的促進作用》、《試論洋務運動的經濟活動和外國侵略資本的矛盾》、《試論洋務運動中洋務、頑固兩派論爭的性質》三篇文章所引起的。這三篇文章，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三段，因太長而分成三篇發表的。我在１９５７年才從機關調到上海經濟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當時正在主持編寫《江南造船廠廠史》，并負責執筆撰寫江南制造局的一章，由此我開始接觸到洋務運動和洋務派問題。由于對洋務運動素無研究，所以我在從事這項工作的初期只能依據范文瀾、牟安世等人的全面否定觀點，竭力貶低江南制造局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后來，我認真翻閱了１９５９年由中國史學會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８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在史實面前，我開始對全面否定論有所懷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寫出文章初稿，并在經濟所內會議上提出討論。當時有不少同事勸我不宜輕易發表，避免自找麻煩。那時候黨中央正在籌備召開七千人擴大會議，政治空氣較為寬松，《文匯報》理論版負責人鄭心永，為了活躍學術空氣，前來征稿，我便把文章初稿加以修改后交給他發表了。當時我對洋務運動的主要看法，已初步形成后來一直堅持的兩點論，即它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動與消極的一面，又存在進步與積極的一面，應同時兼顧，不可偏廢。我之所以選擇以上三個題目，片面突出它的進步與積極一面，目的是為了便于打破全面否定論一邊倒的沉悶局面，以利于展開深入討論而已。平心而論，這種兩點論，并不是什么“發明創造”，如前所述，早在４０年代呂振羽便已提出；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的序例中，也同樣提到：“為期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對十九世紀后半葉的中國歷史，也產生過一定的作用”；我的文章只是加以強調和突出罷了。文章發表后，如所周知，引起新中國史學界的一場大論爭，在全國各報刊陸續發表和我商榷的文章近５０篇，多數不同意我的意見，支持者只是少數人，可見全面否定論的影響之大。這一討論開始還是正常的學術爭鳴，后來由于黨中央毛主席在北戴河會議和北京會議上，一再強調了階級和階級斗爭，政治空氣緊張起來，一些文章便無限上綱上線，變成了圍攻和批判，迫使我只得沉默不言，這一場論爭，只好不了了之。但盡管如此，這場論爭還是對全面否定論產生了很大沖擊，為下一階段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洋務運動提供了基礎。關于這場論爭，在前述章徐文第四節中也做了詳盡而恰當的述評，我是贊同的。到了十年動亂期間，在“四人幫”的“影射史學”的惡劣影響下，我和黃逸峰被扣上“美化洋務派”的帽子而受到種種折磨，那就已經不是學術范圍的事情了。（三）新時期的新論爭、新局面和新成果１９７８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精神，不僅為全國四化建設開辟了新的歷史時期，而且為洋務運動研究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使這一研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論爭、新局面和新成果。先說新論爭。這次新論爭，是６０年代論爭在新時期的必然繼續和發展。事有湊巧，這次新論爭的導火線，又是黃逸峰和我合寫的《重評洋務運動》（《歷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２期）點燃起來的。１９７８年下半年，《歷史研究》編輯部向黃逸峰和我約寫重評洋務運動的文章。交稿后，他們不太滿意我們的兩點論，建議將反動消極的一面刪掉或壓縮，以便突出進步積極的一面。我們不同意改動，他們便組織徐泰來寫《也評洋務運動》，和我們的文章同期發表，同我們商榷。緊接著我們又在《歷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６期發表《要恰當地評價洋務運動的積極作用——答徐泰來同志》。于是便展開了這場新論爭。新論爭的陣容是：徐泰來和他的老師李時岳、以及胡濱等為一方，認為洋務運動是近代中國的進步運動，和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并列，批評了我們提出的洋務運動反動消極的一面——五個罪惡產物和三大惡果等等。黃逸峰和我等為另一方，主張洋務運動同時存在進步與反動的兩面，而反動的一面則是主要的，不同意稱作進步運動。就這樣，我在新論爭中的位置，從６０年代反對全面否定論的“激進派”，一變而成為反對全面肯定論的“保守派”，這是多少帶上一點戲劇性的變化。在這場新論爭中，比起６０年代，學風上有很大進步，真正出現了百家爭鳴暢所欲言的可喜局面。這是一種有益于學術發展的良好學風。次說新局面。這主要指的是連續召開七屆全國性的洋務運動學術研討會的盛況。首屆洋務運動學術研討會，是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由吉林大學歷史系和該校學報編輯部發起，在長春舉行，會議主題是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到會學者近５０人，主持人李時岳，會后出版了《洋務運動討論專集》，收錄論文２４篇。第二屆會議是１９８２年冬天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舉行，主持人夏東元，到會學者１００余人，提交論文７０余篇，會議主題仍是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和作用，討論氣氛之熱烈，超過首屆會議。第三屆會議于１９８５年８月在蘭州舉行，主持人杜經國，會議主題是洋務企業的性質和作用，到會學者近９０人，提交論文６０余篇。第四屆會議是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在汕頭大學舉行的，由調到汕頭大學擔任副校長的李時岳和調到汕頭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的杜經國共同主持，到會學者近８０人，提交論文５０余篇，會議主題是評論洋務派人物。第五屆會議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在山東東營市舉行，由山東大學孔令仁主持，到會學者１３０余人，提交論文９０余篇，會議主題是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化進程，會后出版了論文集。這是五屆會議中比較盛大的一次會議。第六屆會議于１９９２年５月在宜昌水利學院舉行，由武漢市社會科學院皮明庥主持，會議主題是洋務運動與早期城市發展，到會學者１０余人，提交論文８０余篇。第七屆會議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在福州舉行，由福建省社會科學院和福建師范大學歷史系共同主持，包括臺灣省的國內學者７０多人到會，另有韓國和日本學者，故稱之為第一次國際研討會，會議主題是洋務運動與晚清政局演變，提交論文共５０余篇。第八屆會議預定由天津社會科學院籌備召開。我們幾個和洋務運動結下了不解之緣的人，在長春會議上曾達成下列默契：不成立正式研究組織，在每次會后，醞釀下屆會議的主持人，大體上兩年開一次。１６年來便是這樣過來的。這里應著重指出的是：《歷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兩個刊物，既是洋務運動研究成果發表的主要陣地，兩刊的編輯部又是洋務運動研究的促進者、組織者和倡導者。除以上正式會議以外，還就與洋務運動有關的人物、單位和事件，召開了多次學術研討會。例如左宗棠的研討會便開了兩次，１９８４年在蘇州大學，１９８５年在長沙。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安徽省社會科學院召開了李鴻章與中國近代經濟學術研討會。１９９４年１１月，江蘇省政協和常州市政協，在常州召開了盛宣懷１５０周年誕辰紀念學術討論會。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在湖南雙峰曾國藩家鄉，又召開了全國第一次曾國藩學術研討會。關于丁日昌和劉銘傳也分別召開了研討會，劉銘傳的研討會開了兩次，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的劉銘傳逝世百周年紀念會，是由海峽兩岸學者共同參加的。１９９５年江南造船廠慶祝建廠１３０周年時，在北京舉行了中國近代工業戰略發展學術研討會。有關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的學術研討會，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９５年在山東威海連續舉行兩次中日甲午戰爭學術討論會，會議規模都很盛大，會后出版了論文集。像洋務運動這樣一個專題，能夠如此經久不衰、持續地召開那么多的學術研討會，把它稱為新中國史學界的新局面，大概不算夸張吧。最后說新成果。據粗略估算，這１６年中發表的有關洋務運動研究的論文在１０００篇以上，專著和資料近５０部，堪稱碩果累累。這里只能簡略地敘述一下專著和資料的出版情況。綜合性的洋務運動專著共有３部。第一部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７９年出版的張國輝著《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企業》，因成書較早，該書的指導思想仍然沿襲了全面否定論。第二種是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的李時岳、胡濱著《從閉關到開放》，該書的指導思想，已基本上立足于肯定論。第三部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出版的夏東元著《洋務運動史》，該書的指導思想是作者自稱的“發展論”。三部綜合性專著的共同特點是以洋務派興辦的近代軍民用工礦交通運輸企業為中心，加以系統詳盡的論述，張著只限于這一范圍，后二者則兼及國防、教育等洋務運動的全面措施。這三部專著比起解放初期出版的牟安世《洋務運動》，都有很大的發展和提高。另外，杜為德、林慶元、郭金彬合著的《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科技》（遼寧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是介乎專著與專題之間的著作。關于洋務企業的專著也出了不少，主要有：姜鐸主編的《江南造船廠廠史１８６５—１９４９》（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張后銓主編《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交通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林慶元《福州船政局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沈傳經的《福州船政局》（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這些有關企業史的專著，大都匯集了豐富的檔案史料，為進一步研究洋務企業打下了基礎。關于洋務派主要人物的研究專著，更是五彩繽紛，主要有：夏東元《鄭觀應傳》（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羅正鈞《左宗棠年譜》（岳麓書社１９８２年版）；董蔡時的《左宗棠評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杜經國的《左宗棠西征記》（甘肅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湖南人民出版社編《左宗棠研究論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汪敬虞《唐廷樞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夏東元《盛宣懷傳》（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張磊主編的《丁日昌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苑書義《李鴻章傳》（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安徽省社會科學院主編的《李鴻章與中國近代化》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蘆漢超的《赫德傳》（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汪敬虞的《赫德與中西關系》（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董守義的《恭親王奕欣大傳》（遼寧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曾永玲的《郭嵩燾大傳》（遼寧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寶成關的《奕欣慈禧政爭記》（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陳鈞的《儒家心態與近代追求——張之洞經濟思想論析》（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陳鈞、任放的《世紀末的興衰——張之洞與晚清湖北經濟》（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徐徹的《慈禧大傳》（遼沈書社１９９４年版）；易孟醇的《曾國藩傳》（貴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等等。在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的研究過程中，也出版了不少新成果。僅就甲午戰爭而言，戚其章陸續出版了《甲午戰爭史》、《甲午戰爭國際關系史》、《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甲午戰爭１００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此外，還有幾部翻譯出版的外國學者研究洋務運動的著作，例如陳絳譯校，美國劉廣京、朱昌峻合編的《李鴻章評傳》（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在有關洋務運動史料的發掘、整理和出版方面，也是成果累累，規模空前。如夏東元整理的《鄭觀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上下兩冊，近２００萬言。上海圖書館珍藏的盛宣懷檔案的整理出版工作，成績十分顯著，已出版辛亥革命，中日戰爭，漢冶萍、湖北荊門煤礦等史料集多種，不下１０００萬言；尚有已整理待出版的有關招商局、上海織布局、通商銀行和義和團等幾部史料，不下５００萬言。湖南學術界對曾國藩、左宗棠的檔案整理出版工作，投入了很大力量，做出了出色的成績；在原有《曾文正公全集》基礎上，根據曾氏后裔保存的大量檔案材料，重新整理補充編纂而成的《曾國藩全集》（岳麓書社），共３０冊，約１５００萬言，業已問世；《左宗棠全集》已完成初稿，正待出版。安徽學術界對《李鴻章全集》的整理、補充和編纂工作，同樣投入了很大力量，２０００萬言的皇皇巨著不久即將與世人見面。河北學術界，也正在著手重新編纂《張之洞全集》，計劃在今年５月于石家莊召開張之洞學術研討會時與學者見面。以上這些重大成果，都為進一步研究洋務運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參與這一工作的大批學術界同仁，是功不可沒的。（四）論爭的焦點和共識洋務運動經過歷次論爭，使后人對這一歷史事件的研究更為客觀，更為公正。爭論者既有共識，也有分歧。目前論爭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對太平天國同晚清政府之間的斗爭，究竟站在哪一邊立場上講話，這是評論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的關鍵問題之一。章太炎曾經評論曾國藩“譽之則為圣相，讞之則為元兇”。前句是站在晚清政府的立場上，后句則是站在太平天國的立場上，章太炎自己似乎也拿不定主意。范文瀾給曾國藩扣上“漢奸劊子手”兩頂大帽子，是堅定地站在太平天國一邊的。馮友蘭生前一心要為曾國藩翻案，于是找出種種理由否定太平天國，以便能夠自圓其說。第二，對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貢獻大小的問題。中國的資本主義近代化，是洋務運動和洋務派開其端的。全面否定論忽視了這一問題，后起的全面肯定論則過分突出了這一問題。胡繩在《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上，發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再版序言，指出當時中國近（現）代化存在著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在帝國主義允許范圍的現代化……另一種傾向是突破帝國主義所允許的范圍的現代化。”他認為洋務派的近代化是屬于前一種傾向，也就是筆者所說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化道路，不宜做過高評價。第三，洋務企業的性質問題，是屬于民族資本呢，還是屬于早期官僚資本？筆者認為應屬于后者，全面肯定論者則認為應屬于前者。第四，晚清政府的外交活動應否屬于洋務運動的范圍，可否從洋務運動中劃出去，全面肯定論者是想方設法劃出去，把對外屈辱的帳算在晚清政府頭上；筆者是不同意的，前面所引胡繩發表的序言也表示不宜劃出去。隨著論爭和研究的深入，學者們也初步達成一些共識。第一，洋務運動是中國從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近代化的開端，也是中國從閉關自守走向改革開放的開端，歷時３５年，是近代中國的重大歷史事件，應給予一定的歷史地位，不宜一筆抹殺。第二，洋務運動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動與消極的一面，又存在進步與積極的一面，我們在評價它時，應同時兼顧，不可偏廢，既不應全面否定，也不宜全面肯定。至于哪一面占主要地位，還有不同意見，筆者認為反動與消極的一面是主要的。第三，在過去“左”傾思潮影響和政治斗爭需要下，洋務派的頭面人物曾國藩、李鴻章等人，被扣上了漢奸、劊子手、賣國賊、買辦等大帽子，現在時過境遷，是到了應該實事求是地評價其功過是非的時候了。第四，洋務運動是個錯綜復雜的矛盾體，既包括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新舊社會的根本矛盾，又包括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還包括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和官商矛盾等等，應該深入鉆研，才能摸出一個頭緒，淺嘗輒止是不行的。相信隨著對這一問題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一定會取得更全面、更科學、更豐碩的成果。（五）臺灣地區洋務運動研究概述臺灣地區史學界尚無專人從事洋務運動研究，亦未建立專門的研究組織，但一些學者有較深入的研究，張玉法、呂實強等學者，陸續在報刊上發表了若干篇論文，對洋務運動稱之為“自強運動”，持基本肯定態度；對洋務派主要人物奕欣、文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輩，同樣是基本肯定的。在發表的文章和會議研討中，并未發生過激烈的論爭，這一點與大陸學者的情況不同。有關這一問題的學術研討活動只舉行了兩次，一次是１９８７年８月召開的“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另一次是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召開的“曾國藩逝世雙甲子紀念演講會”，茲將前一個會議的情況作一介紹。這個研討會是由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的。會期８月２１—２３日，出席中外學者近百人，有日本、美國、韓國等學者近２０人，令人遺憾的是大陸學者未被邀請。提交的論文共３４篇，內容包括洋務與內政、西法與傳統各方面，并及于思想層面，以及中外的研究與比較。舉行了１２次全體研討會，會后出版了上下兩冊論文集。論文和研討的內容要點是：第一，對洋務運動的總評價很高。“清季自強運動起于１８６０年英法聯軍結束，訖于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歷時三十余年。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時期，因為這不僅是國人謀求對所謂中國數千年來的大變局所作有效因應求自強的開始，也是百余年來中國進行現代化所作種種努力的起步。”（吳大猷開幕詞）。“我們應該說：自強運動是很成功，但又是失敗了的。甲午戰爭，中國被日本打敗，這是主要的事實……從清中葉（或從十九世紀早期）的觀點看來，自強運動是很成功的……自強運動在訓練人才，轉移科技，以及提倡新企業等方面，頗有貢獻。這在當時是不容易的，而且都有長遠的影響”（劉廣京：《經世、自強、新興企業——中國現代化的開始》）。“那個時候，中國人我認為是相當消極的，只要能維持國家的生存就夠了，滿清政府不滅亡，中國能夠存下去，這個就是自強運動的目標。我想，如果降低到這個層次，自強運動是成功的。中國沒有滅亡，滿清政府滅亡是幾十年以后的事。我覺得如果從這個方面來了解，就會肯定當時的努力，當時的建設，當時的奮斗。”（會議主席張玉法的總結發言）第二，對曾國藩也作了很高的評價。“曾國藩以在籍侍郎，興辦團練，登高一呼，各方景從。終能蕩平發捻，芟刈大難，成為清代中興名臣。而其修己治人之道，知行并進，文武兼資，無論學問修養，治道軍謀，倫理德業，皆是為天下法……曾氏亟謀了解西方文化，俾能知己知彼，徐圖因應，故不僅為傳統的經世學者，而倡導自強運動，尤不遺余力，誠承先啟后之人物。其領袖群倫，圖新求變，殆無可置疑焉。”（王韋均：《從日記書信中探討曾國藩之內心世界和自強思想》）。“曾國藩的豐功偉業，道德學問，久為當時與后世之人所肯定。”（呂實強：《曾國藩的中庸之道》）第三，對大陸洋務運動研究作了詳盡的評價，但其中不免有誤解和偏見。吳安家在會上提出《中國大陸歷史學者對洋務運動的評價》長文，內容很詳盡全面，是下了功夫的，有些議論并有獨創之處，特別對近年來論爭的評介尤為深透，但亦有誤解的地方。吳先生在大量引用黃逸峰和筆者兩點論觀點以后，作出了下述結論性的批評：“從這些意見可以看出姜鐸的看法前后不一致，早期他認為洋務運動具有民族主義性質，后來卻說它是反動和賣國。筆者懷疑這些觀點是中共故意安排發表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