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藥外來藥物傳入的研究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上，世界上所有民族都在醫學的發展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但中華民族所創造的傳統中醫是人類社會各民族傳統醫學中最具活力的。目前，沒有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傳統醫學可以與之競爭。究其原因當然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正如美國著名的東方學者勞費爾所說:“中國人是熟思、通達事理、心胸開闊的民族,向來樂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我國古代醫家對于外來的醫藥知識,一貫是樂于吸取和積極采用,使之與中醫藥溶為一體,從而使中醫藥不斷充實和發展,更具旺盛的生命力。中藥無論是產自中原,還是來自蕃國外邦,只要可以防病治病,于人類健康有益,古代醫家就在醫療實踐中,以醫藥理論為指導加以應用,故所謂中藥并非單純的地域概念。在歷代的本草典籍中,都有許多外來藥物的記載,在千百年的醫療實踐中,外來藥物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以年代為順序,擷取相關史料,簡述外來藥物傳入的歷史。一、外來藥物沿此通道傳承外來藥物的傳入最早起于何時,尚無確切的文獻可查,但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多年的商周時代。東漢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王充在其著名的《論衡》卷八“儒增篇”有這樣的記載:“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逼渲?所述倭人即今之日本;鬯即暢,鬯草是用以釀造香酒、祭祀天地以求吉祥的藥草。從這段記述可見,中國早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就開始接受外來藥物的傳入。除了接受外來藥物的傳入,亦有主動尋求外來藥物的相關記載。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徐福去海外神山求神仙不老、延年益壽之仙藥,雖然最終未能求得,但主動求取外來藥物的歷史大概即發端于此。約在漢初,橫貫亞洲的陸上“絲綢之路”得以貫通,溝通了中國和中亞、西亞的廣大地區,同時,還開拓了自廣州、交州經南海到印度洋及遠至亞丁灣的“海上絲綢之路”,這些通道成為當時乃至今后千百年中國與西域、東南亞諸國進行物產交流的重要途徑,外來藥物亦沿此通道源源不斷地傳入我國?！妒酚洝贰恫┪镏尽返染涊d:公元前138-前115年,張騫兩次出使西域,至中亞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烏孫等國,帶回了多種當地植物,如葡萄、紅藍花、胡桃、胡荽、安石榴、大蒜等,其中部分供藥用的植物,逐漸成為重要的傳統中藥品種。張騫的這段艱苦旅程,正式開啟了中國引進外來藥物的歷史。此后,不斷有外國使節前來貢獻方物,其中就有不少藥物的傳入,如漢代東方朔的《海內十洲記》(一說為六朝人依托所作)記載,漢武帝時征和三年(前90)“西湖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后元元年(前89)“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于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西湖月支國即大月氏,此香藥據唐末李珣《海藥本草》所載,即為返魂香。此事在東漢班固的《漢書》和晉代張華的《博物志》中都有記載,雖有荒誕難測之處,但西漢時大月氏獻香藥一事當屬可信,這也是西域中亞外來藥物來華的較早記載。秦漢時,除了西域藥物的傳入,與我國接壤的越南也曾有藥物來華?！逗鬂h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有這樣的記載:“逮王莽輔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薄暗塾烂C宗元和元年,日南繳外蠻夷究不事人邑豪獻生犀、白雉”。此處日南指越南地區,其在漢代與我國友好交流比較頻繁,所進獻的犀牛,系中藥犀角的重要來源。另據《后漢書·馬援列傳》記載:“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边@說明越南品種優良的薏苡仁傳入了中原地區。及至東漢時期,《后漢書·西域傳》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繳外獻象牙、犀角、玳瑁?！贝笄刂噶_馬帝國,安敦是當時的羅馬皇帝馬可·奧里略·安敦尼(MarcusAureliusAntoninus),這可算是大秦國與我國藥物交流的較早記錄。自先秦至東漢,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交通的日益發達,不斷有外來藥物傳入我國,漢代成書的我國最早的藥學專著《神農本草經》就記載了薏苡仁、葡萄、胡麻、犀角、菌桂和戎鹽6味,雖然數量較少,但它卻標志著兩千多年前的中華民族,在創造本民族優秀醫藥學的同時,還能吸收包容外來藥物,為后世本草學源源不斷地收載外來藥物開創了先例,故這一時期可以說是外來藥物傳入的萌芽階段。二、印度的經濟貿易關系中國醫藥學歷經了春秋戰國與秦漢之經驗總結和理論提高,日益步入成熟階段。隨著貿易商路的進一步拓展、佛教的不斷傳入以及外交使團的互訪,中外醫藥交流亦隨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更多的外來藥物傳入了我國。此間,除了有橫貫亞洲的絲綢之路外,另有從云南經緬甸和印度進入阿富汗的通道,并可從此通道抵達伊朗等地。據《魏書·西域傳》記載,梁武帝天監十七年(518),波斯(今伊朗)始通中國,其國產藥材甚多,如“薰陸、郁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拔、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醫家們積極地將這些進口香藥運用于醫療實踐,探索臨床療效,使其逐漸成為常用的中藥品種。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就收載了蘇合香、沉香、薰陸香、雞舌香、詹糖香、木香等西域香藥。魏晉南北朝時期,印度醫藥學伴隨著佛教傳入,并對我國醫藥學開始產生影響。東晉葛洪《肘后備急方》記載:“藥子一物方:婆羅門胡名船疏樹子,國人名藥療病?！贝恕八幾印睘楹挝镫m無從考證,但這是現存中醫書中可以見到的最早的有關印度藥物的記載。同時,印度商人還把大秦的貨物販運到中國。《南史》卷七十八記載:“中天竺國……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郁金、蘇合?！笨梢?印度不僅將本國的醫藥傳入我國,而且作為東西方交流的中介不斷地將西域更遠地區的藥材輸入中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朝鮮處于高麗、百濟、新羅三國分立的局面,三國與中國的西晉、東晉、宋、齊、梁、陳等政權大都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系,故而朝鮮的醫療技術與藥物也傳入中國。梁代陶弘景《本草經集注》收錄高麗、百濟的藥材有人參、金屑、細辛、五味子、款冬花、蕪荑、昆布、蜈蚣等數味,并強調“人參乃重百濟者,形細而堅白,氣味薄于上黨,次用高麗……形大而虛軟,不及百濟”?？梢?梁代不僅大量引進了朝鮮產的藥材,而且對人參之質量優劣亦頗有研究鑒別。東南亞一帶與南朝的關系比較密切,經常有外交使團前來訪問,并饋贈禮品,其中土產藥材也是這些國家送給我國的主要禮物之一。林邑國,亦稱之為占婆國(今越南中南部),產玳瑁、貝齒、沉香、木香等,《南史》卷七十八記述的有關中越交流的史實不少,其中有劉宋文帝十八年(441)跋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齊珠、郁金、蘇合等香”和“(梁)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等記載。干陀利國(又譯耶婆提國)為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上的巨港,“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極”。其國王在我國南朝宋孝武帝孝建二年(445)、梁武帝天監元年(502)、天監十七年(518)、普通元年(520)、陳文帝天嘉四年(563)曾多次派遣使者到建康(今南京)訪問,饋贈雜香藥等珍貴禮物。丹丹國,為今馬來西亞馬來半島南部的吉蘭丹。在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大同元年(535)、陳宣帝太建三年(571)、太建十三年(581)、后主至德二年(584),丹丹國王先后多次派遣使者貢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等。盤盤國,在今馬來西亞境內,梁武帝中大通元年(529)、四年(532)、六年(534),其國王遣使“獻沉檀等香數十種”。陶弘景所著《本草經集注》對東南亞所產藥物亦有記載,如石硫黃“今第一出扶南林邑”,檳榔“出交州”,白兔藿“生交州山谷”,犀角“今出武陵、交州、寧州諸遠山”等。西晉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狀》中,更是大量記載了從東南亞傳入嶺南的藥物,如豆蔻花“食之破氣消痰,進酒增倍……交州貢一篚”,山姜花“出九真、交趾,治冷氣甚效”,蒟醬“交趾、九真人家多種之”,益智子“出交趾合浦”,蜜香、沉香“交趾有蜜香樹”,桄榔“出九真、交趾”等等。兩晉南北朝時期,傳入我國的外來藥物經醫家們的不斷摸索,總結效用,收獲頗豐,既豐富了中藥的品種,如單在《本草經集注》中新增的外來藥物就有特生礜石、蒼石、蘇合香、沉香、薰陸香、雞舌香、詹糖香、昆布、檳榔、白附子、金屑、醍醐和安石榴共13種,又為后世醫家提供了吸收利用外來藥物的經驗。三、隋唐和隋唐時期,藥物的交流較頻繁隋統一中國以后,結束了將近四個世紀兩晉南北朝政權分立、內戰不息、人口減少、經濟衰退、科學文化與醫藥衛生發展緩慢的局面。中國重歸統一,為科學文化、醫藥衛生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與條件。加之隋唐兩代的一些統治者比較重視文化與醫藥衛生,使中醫藥學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隋唐時期,特別是盛世唐代,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科學進步,醫藥先進,海陸交通發達,對外交流頻繁,對周邊甚至遠在歐洲的許多國家和民族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作為中外貿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藥物學的交流在唐代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頻繁興旺。在中國藥物傳向各國的同時,各類外來藥物也源源不斷地傳入我國。在這些外來藥物中,有些是通過朝貢、進奉等形式傳入的,如《冊府元龜》的朝貢篇,有四十多次明確提到進貢之品為藥物,其中主要有象牙、琥珀、人參、沉香、真珠、膃肭臍等。這些朝貢,一般是政府之間在政治、外交上的一種友好表示,故所獻藥物的品種和數量并不多,而大多數外來藥物則是由各國以貿易的形式輸入中國的。1.《外臺秘要》治療,得到廣泛認可和應用隋唐五代,中國與朝鮮之間的醫藥學交流,在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基礎上有了更廣泛的發展,相互交流更頻繁深入,朝鮮所產的道地藥材批量進入我國。僅以公元662-929年間為例,在此期間,中朝使節互訪相當頻繁,有時甚至“一歲再至”。如唐高宗龍朔二年(662)朝鮮金庚信贈定方牛黃九兩;唐高宗咸亨三年(672)新羅文武王獻醫針四百,進貢牛黃百二十分;唐玄宗開元十二年(724)新羅興光王遣使獻人參、牛黃、頭發;開元十九年(731)新羅圣德王獻牛黃;二十二年(734)新羅遣王侄志廉謝恩,獻牛黃二十兩,人參二百斤……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高麗廣平侍郎張芬等53人赴唐獻方物,計有人參、松子等多種藥物。單從朝鮮使節進貢的貴重藥材數量而言,朝鮮藥物進入中國的盛況可謂空前。由于朝鮮藥物的傳入,使得中藥種類在《本草經集注》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數味,如《本草拾遺》所記中有藍藤根、大葉藻、昆布等,《藥性論》中亦載有膃肭臍等。并且,這些藥物在我國得到了廣泛認可和應用。王燾在《外臺秘要》治療腹內諸氣及脹不下食的11首方劑中,特別強調用“高麗昆布”,在治療腳氣沖心煩悶的22首方劑中,有專門的“高麗老師方”。此外,在本草專著中亦可見以敘述事件形式記載某些朝鮮藥物的應用?？梢?從朝鮮傳入的藥物已為中國醫家所接受。2.長期涉重洋帶去的流民越南與我國接壤,由于地理上的優勢,醫藥學的交流既早又廣泛,而隋唐之際輸入我國的藥物更多。據蘇敬《新修本草》和陳藏器《本草拾遺》記載,當時越南產的藥物有庵摩勒、毗梨勒、菌桂、厚樸、扁青、蘇方木、檳榔、蒟醬、犀角、莎草根、沉香、訶梨勒等數十種。婆利國(今加里曼丹島,分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文萊三國)北部及西部在隋煬帝大業十二年(616)及唐太宗貞觀四年(630)曾派遣使者到中國,中國商人亦遠涉重洋帶去紡織品、陶瓷、玻璃等物品,換回犀角、象牙、樹脂、香藥等土產。這一時期,爪哇中部的訶陵國(Kaling,在今印度尼西亞爪洼島)溝通了中國、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之間的海上貿易通道,從貞觀十四年(640)到咸通元和十三年(818)之間,訶陵國多次遣使中國,贈送玳瑁、生犀等,如元和八年(813)遣使獻頻加烏并異香,元和十三年(818)十一月獻玳瑁蓋、生犀等。此外,據《大觀本草》和《本草綱目》記載,唐元和七年(812),訶陵國舶主李摩訶給嶺南節度使鄭相國進獻了破故紙和胡桃合服的方法,以溫補腎陽。破故紙這味溫腎助陽的藥物至今還為臨床所常用。另外,唐朝貞觀年間,墮羅缽底國(今泰國中部)使者曾訪問長安,向朝廷贈送了犀角、象牙、海產等,其中不乏珍貴藥材。墮羅登國(今爪哇蘇門答臘一帶)亦在貞觀二十一年(647)遣使獻古貝、象牙、白檀等,貢品中亦有名貴藥材。據這一時期收載外來藥物的專著《海藥本草》記載,來自東南亞的藥物有大瓠藤、櫚木、蘇方木、檳榔、蒟醬、犀角、象牙、龍腦香、木香、胡椒等數十味。可見,隋唐五代時期,東南亞的藥材已被我國醫家廣泛認可和使用。3.攜帶臨床藥材,以香藥、藥材為主秦漢時起,玉門關、陽關以西地區統稱為“西域”,包括亞洲中西部(包括今新疆)、印度半島、歐洲東部及非洲北部在內。此文所說的“西域諸國”是指這一地區除印度以外的其他各國,主要有安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布哈拉城一帶)、康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撒馬爾罕一帶)、吐火羅國(今阿富汗北部地區)、波斯(今伊朗地區)、大食(阿拉伯帝國)、大秦(東羅馬帝國)等。印度醫藥的傳入下文專門述及。隋唐五代,中國與西域諸國的聯系有了較大的發展,相互間的往來與經濟文化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密切。當唐朝處于極盛期時,西域來華的商人絡繹不絕,他們攜帶來華的物品中,有不少就是當地產的藥材。公元651-798年,每年從阿拉伯、波斯駛往中國販賣香藥等的商船達到四千余艘,經過貿易通商傳入我國的西域藥物更是以百萬千萬計。到五代時甚至有以“沉香為山阜,薔薇水、蘇合油為江池,零、藿、丁香為林樹,薰陸為城廓”等記載,傳入香藥數量之大可見一斑。其中,尤以阿拉伯的波斯、大食國輸入的香藥為最。在專門記載外來藥物的本草專著《海藥本草》中,就收錄了50余種香藥,其中多數來自阿拉伯,有龍腦、乳香、丁香、沒藥等15種。不僅藥材,而且有關方劑也隨之傳入,如《千金翼方·養性》中有“服牛乳補虛破氣方”,又稱“乳煎蓽拔方”,“波斯國及大秦甚重此法”的記載,古代醫家依此法,曾治愈了唐太宗之“氣痢”證。西域諸國向唐廷進獻的物品中也多有香藥、藥材。據《新唐書·西域傳》載,安國于開元二十二年(734)獻郁金香、石蜜等;開元、天寶年間,吐火羅國數獻瑞表香藥等;開元十二年(724)大食遣使獻馬及龍腦香;穆宗長慶四年(824)波斯大商李蘇沙進沉香亭子材。自公元651年大食與我國建交以來,至公元798年,共遣使40次,將香藥運至中國。可見,當時西域諸國進獻的藥材尤以香藥為最。隋唐時“大秦”或“拂林”均指東羅馬帝國,《海藥本草》亦收載了上述國家的部分藥物,如波斯白礬、無風獨搖草、肉豆蔻、降真香、蕪荑等。由于大秦地跨歐亞,其醫藥文化亦兼有東西方的特色,故通過大秦國有些西方藥物如“底野迦”等進入我國?！杜f唐書》中就有“乾封二年,(拂林國)遣使獻底也迦”的記載?！暗滓板取笔且环N成藥,其中含有鴉片的成分,在古代西方頗為有名。唐《新修本草》已收有此藥,曰:“底野迦,味辛、苦,平,無毒。主百病,中惡,客忤邪氣,心腹積聚。出西戎。云用諸膽作之,狀似久壞丸藥,赤黑色。胡人時將至此,亦甚珍貴,試用有效。”其后《千金翼方》《本草綱目》等均載有此藥,被歷代宮廷所珍存。4.印度藥物對我國的影響秦漢道教盛行,魏晉佛學時興,印度醫藥伴隨佛教來到中國。至隋唐時期,佛教繼續東漸,我國僧侶西行求法,并通過政府使節、貿易等途徑的溝通聯系,使印度醫藥更大規模地傳入我國。隋唐時期譯入的佛教醫方明(佛教五明之一)中,有關方藥的記載比較多。隋代《不空羂索咒經》載有25種藥物,如龍腦香、麝香、蓽拔、雄黃、石黛等。唐代《曼殊室利菩薩咒藏中一字咒王經》記載了19種藥物,如齒木、牛膝根、石蜜、黃牛乳等;《觀世音菩薩如意摩尼陀羅經》中記有雄黃、牛黃、郁金根、胡椒、蓽拔、干姜、龍腦香、麝香等;《觀世音菩薩秘藏和意陀羅神咒經》中多次述及牛黃、麝香、郁金香、龍腦香、白檀香、丁香等的應用。唐高僧義凈在印度留學十年后返回,撰寫了《南海寄歸內法傳》,對印度的藥物作了介紹,曰:“西方則多訶梨勒,北道則時有郁金香,西邊乃阿魏豐饒,南海則少出龍腦、三種豆蔻,皆在杜和羅,兩色丁香,咸生堀倫國?！庇纱?使我們對印度藥材物產有了更多認識。這一時期,還有不少印度產的藥物是作為貢品傳入中國的。據史載,唐貞觀十五年(641)印度遣使獻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樹,貞觀十六年(642)烏荼國(今印度奧里薩邦北部一帶)遣使獻龍腦香,開元十七年(729)北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