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法治思想的再評說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國傳統法律思想發展的高峰，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法家對法的起源、性質、特征和作用的論述，對成文法的公開性、統一性、穩定性、權威性、普遍性和簡明性等問題的專門闡發，代表了中國古代法律思想的發展水平，與現代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論和一般原則有許多相通的地方。法史學界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和評價，本文不準備再多加重述，而是在前哲時賢認識的基礎之上，對法家法治思想中有關君權至上與法律至上的問題、君主本位與國家本位的問題、重刑治國與輕刑治國的問題進一步分析評說，以供學界同仁批評參考。一、君權至上與法律至上的問題法家主張君主掌握最高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等國家權力，君主的權力至高無上，不可分割。因此，法史學者多把君權至上視為法家法治思想的基本特點。近來，看到有的學者曾采用法家有關法律可以約束君主行為的觀點，說明法家的法治思想與現代法治思想在最高原則方面有共同的地方。這些材料最為典型的有以下兩條。一是管子提出的“令尊于君”的主張。管子認為英明的君主“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于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重于寶。”[1]從“令尊于君”的上下文我們可以看到，管子主張的不是法令應當高于君主的權力，而是主張法令應當高于君主的私欲，不能因為君主的私欲而變更法令。管子非常重視法令的作用，認為法令是“人主的大寶”。但他更重視君主的權力，認為君主不能因為重視法令而分散了君權，君權比法令更為重要。細讀原典，我們知道，“令尊于君”的“君”是指“君欲”，而不是指“君權”。管子不僅沒有法令高于君權的思想，而且主張君主為了維護其權威，就不能太重視法律的作用，因為促使法律作用的實現，不利于維護君主的權威，因此要限制法律作用的實現。實際上，在管子的法治思想和整個法家學派的法治思想中，都沒有法令高于君權的主張，而只有君權高于法令的主張。二是管子提出的“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的主張。這一主張似乎已突破了“刑無等級”的主張的局限性。在“刑無等級”的法治主張中，商鞅只提到“卿相將軍”，韓非只提到“刑過不避大夫”，都沒有提到君主。在“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的主張中，已提到了法律對君主的制約作用，君主與臣民一樣都必須遵從法律。在這一主張中，是否已有了法律高于君權的思想呢？孤立地看這一句話，是會得出肯定的結論的。但把這一句話納入法家學派的法治思想體系中，我們就不難看出，法律是由君主制定的，主要體現君主的意志，遵從體現君主意志的法律，正是維護君主權力自身的需要。君主遵從體現自己意志的法律，有利于發揮君主權力的威力，而不是制約君主的權力。在這條材料的背后，仍然是君權支配著法律的制定和運行，君權高于法律，而不是法律高于君權。所以，在法家的法治思想中，君權至上，法律處于從屬地位，是為君權服務的工具，而不是制約或限制君權的制度。制定法律、支配法律的是君主，遵守法律、受法律統治的是臣民。正如《管子·任法》中所說：“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因此，盡管在法治的一般原則上，法家的法治理論有與現代法治理論相通或相同的地方，但在法治的最高原則上，法家君權至上的法治理論與現代法律至上的法治理論存在著根本的差別。二、君主本位與國家本位的問題因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以君權至上為最高原則的，所以，有學者把法家的法治思想總結為君本位的法律思想。但仔細研讀法家的法律思想材料之后，我認為，應該把法家的法治思想總結為國家本位的法律思想。在君主與國家的關系上，法家把君主視為國家的象征，把君權視為國家的支柱。君主之所以尊貴，君權之所以神圣，就是因為君主和君權都是實現國家安定和富強的依靠。如果君主不尊貴，君權不神圣，國家的安定和富強也就沒有保證。所以，管子認為：“君尊則國安”，“君卑則國危”，“安國在于尊君”。[2]在管子的法治思想中，法令是治國的重要工具，重視法令的目的是為了“尊君”，“尊君”的目的又是為了“安國”。“尊君”只是推行法治的最高原則，但不是法治的最終目的，推行法治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國家的安定和富強。韓非也認為，推行法治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國家的富強，英明的君主就在于能夠善用君權，實現以法治國，懦弱的君主就在于不能善用君權，實現以法治國，即所謂“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3]“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4]從法家關于君主與國家關系的若干論述中，我們可以認為，君權至上是法家法治思想的最高原則，國家本位則是法家法治思想的最終目標。今天評說法家法治思想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國家本位的法治觀念比君權至上的法治觀念具有更強的歷史生命力和影響力，對當代法治思想的確立和發展，仍有重新認識的價值和重要的借鑒意義。秦漢以來的某些君主片面強化君主的威權，以君主的個人利益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以君權本位代替國家本位的法治思想，是對先秦法治思想的片面發展和惡性發展。這不能反映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正面內容和良性因素，也不能代表中國傳統法律思想和法制史的積極方面。三、重刑治國與輕刑治國的問題重刑治國的主張是法家法治思想的重要內容。秦朝推行重刑主義失敗之后，法家重刑治國的思想受到許多政治家、法律家的嚴厲批判。今天我們重新審視法家重刑治國的主張，既要看到其中的消極因素，又要看到其中含有的某些合理因素。刑法苛酷，輕罪重刑等消極因素是應當繼續批判并否定的。法家反對“同功殊賞，同罪殊罰”，要求“賞譽同軌，非誅俱行”，“信賞必罰”和“以刑去刑”等主張，含有一定的合理的因素，應當加以認真地分析總結并繼承發展。不能因重刑主義總體特征的概括和否定，而拋棄了法家重刑治國思想中含有的某些合理因素。對輕刑治國的主張，也要進行歷史的、具體的分析，不能籠統地加以肯定或贊揚。使用輕刑，如果不能做到罰當其罪，不能達到預防犯罪、懲罰犯罪的目的，就不能完全否定在一定時期內保持某些重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所以，法家反對輕刑的主張，與重刑治國的主張一樣，都值得進一步具體分析和慎重評價。法家的法治思想同其它歷史遺產一樣，常常是精華與糟粕并存、合理因素與消極因素并存，需要研究者進行深入的、細致的考察分析，既要考察具體材料的細節問題，又要把握總體材料的整體聯系。對法家提出的各種具體的法治主張，不能斷章取義，抓住只言片語就輕易地進行評價，做出結論。一定要結合時代環境，掌握法家法治思想的總體聯系，把具體主張置于思想體系中去分析，置于歷史進程中去評價。法家的法治思想內容豐富，系統深刻，但又常常與法家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倫理思想互相交融并存，難以作出孤立的分析和評價。這就需要我們運用傳統法學和現代法學的理論與方法，對法家法治思想的內容進行提煉概括，總結分析。特別要注意把法家法治思想的內容分為不同方面、不同層次，進行深入的、具體的分析，才有利于分清法家法治思想中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才有利于對法家法治思想的內在原理和科學意義作出中肯的評價，從而為現代法治思想的豐富和發展提供歷史的養料。注釋:[1]《管子·法法》。[2]《管子·重令》。[3]《韓非子·有度》。[4]《韓非子·說疑》。出處: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為了更好的學習法律碩士考研專業，凱程獨家制作了《法律碩士考研備考手冊和視頻指導》，現開始免費發放600份，需要的同學請直接申請：加凱程老師qq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