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轟炸面包店》目標設定為面包店的可行性

一、反復強調“再”的前后發展2013年2月，《襲擊面包店》（《屋獸》）和《強奸面包店》（《屋獸》）的修訂版已從主題和術語部分進行了修訂，并出版了德國畫家卡特曼斯特（scottmanset）創作的新作品《襲擊面包店》（《》）?！兑u擊面包店》和《再襲面包店》雖然在內容上存在關聯,但從出版情況看,單獨將這兩個短篇放到一起出版尚屬首次(1)。從此前的研究狀況上看,日本文學研究界更為關注的是《再襲面包店》。巖崎文人在對《襲擊面包店》的研究進行總結時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襲擊面包店》當然是與《再襲面包店》相連而被論述的?！?村上春樹研究會編,2007:176)。這里,“當然”一詞清晰地表明了日本文學研究界對《襲擊面包店》這一短篇的態度,即在研究者看來,《襲擊面包店》雖然是一個獨立短篇,但由于其出現在《再襲面包店》中“我”對妻子的講述里,因此,其主題必須與《再襲面包店》的故事聯系在一起進行考察。然而,如果從2013年插圖版《襲擊面包店》的情況來看,村上本人的看法恐怕未必與日本文學研究界一致。如前所述,插圖版對兩個短篇從標題到小說的文字上進行了修改。在題目的修改上,村上將兩個短篇的“襲擊”由日語中的漢字詞「襲撃」改為了和語詞「襲う」,同時將「再襲撃」變更為「再び…を襲う」這樣的表達。不過,與標題中這種漢字詞改為和語詞的變化相比,插圖版以《襲擊面包店》,即發表于1981年的短篇標題來命名似乎更應引起人們的注意。正如村上(2013:76)在插圖版的后記中所寫到的那樣:“《再襲面包店》當然是作為《襲擊面包店》的后日談而寫的”。這也就是說,在兩個互有關聯的短篇中,《襲擊面包店》是根,而《再襲面包店》的許多東西是從《襲擊面包店》而來的。村上在后記中的表達以及對插圖版小說集在題目上的設計都表明,要想很好地理解《再襲面包店》,其實首先要認真理解和研究《襲擊面包店》,而不是僅僅將其作為解讀《再襲面包店》的一部分。從小說的情節來看,無論是《襲擊面包店》還是《再襲面包店》都存在許多讓人難以理解的地方。楊永良(2010:2)在《并非自由的強盜——村上春樹〈襲擊面包店〉及其續篇的哲學解讀》一書中這樣寫到:“在號稱法治教育普及、法制體系完備的現代日本,在被認為是西方世界最安全的東京,在《襲擊面包店》的故事中正在大學法學專業學習,在《再襲面包店》的故事中已經在法律事務所工作的主人公竟然為了幾片面包鋌而走險,以身試法,這看起來子虛烏有、匪夷所思,令人難以置信。面對既不曲折、復雜,又不合情理的搶劫故事,人們完全可以用荒唐、荒謬、荒誕之類字眼對其進行評價和總結?！笔聦嵣?不僅是情節,小說本身在詞語的使用上也多有令人費解之處,這一點在《襲擊面包店》當中顯得尤為明顯。也正因為此,楊永良才以這些詞匯為線索,以《襲擊面包店》和《再襲面包店》為對象寫成了《并非自由的強盜——村上春樹〈襲擊面包店〉及其續篇的哲學解讀》一書?；闹嚨那楣澓涂酀挠迷~當然會讓人費解或感到不合情理,但在眾多的不合情理中,首先使人產生疑問的恐怕是小說的題目。事實上不論是小說原來的漢語表達「襲撃」還是和語表達「襲う」,其目標為何是“面包店”而不是其它?當然,從小說的內容上可以明白,小說的主人公,“我”和同伴是因為饑餓才襲擊了面包店。但能夠解決饑餓的并非只有面包,村上為何在眾多食物中選擇面包而非其他來解決主人公的饑餓感呢?對于《襲擊面包店》這一短篇,村上春樹(1991:月報Ⅸ)曾在1991年出版“全作品”集時講:“不過現在想來,‘襲擊面包店’這一表達的回響確實讓人有種緊迫感。也許最初正是從這一表達的回響才開始了這個短篇?！?013年發行插圖版時,村上(2013:77)又在后記中這樣寫道:“寫這一作品時正是列儂剛剛被殺之后。是的,當時空氣是如此地粗糙而真切。也許到了讓人想襲擊面包店的程度?！笨偨Y村上兩次涉及該短篇的談話可以知道:第一,對于村上來講,“襲擊面包店”的日語表達具有急迫感。第二,《襲擊面包店》是在列儂被殺之后立刻寫的。將兩次談話相聯系,我們或許可以說是由于列儂被殺所引起的緊張而引發了村上對“襲擊面包店”一詞的特殊感受。然而這里存在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即當年“粗糙而真切”的空氣何以用“想襲擊面包店”來形容其程度呢?此外,在村上1991年的談話里,并沒有說“襲擊”一詞帶有緊迫感,而是強調了“襲擊面包店”這一組合。如果說由于具有攻擊性,“襲擊”一詞的確會帶來某種緊迫感的話,那么村上為何要將“襲擊”的目標選定為“面包店”呢?在以上兩次村上有關《襲擊面包店》的談話中雖然存在不少謎團,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對村上來講,面包店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存在。因為想襲擊它不僅可以表達列儂被殺后的氣氛,同時只有襲擊它,其組合——“襲擊面包店”的回響才會給人以緊迫感。這就是說,“面包店”這一襲擊目標并非是被隨便挑選出來的,在村上的心中,它與其它店鋪有所不同,應該帶有深刻的含義。那么,在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襲擊面包店》中面包店究竟具有何種深刻含義呢?為回答這一問題,本文將做如下幾方面工作:1、對涉及搶劫目標的先行研究進行總結和分析;2、對小說中有關搶劫目標所存在的不合理性進行分析;3、從面包在西方文化中所占有的地位出發,對《襲擊面包店》的主題進行剖析。二、對襲擊目標的認定在有關《襲擊面包店》的先行研究中,多數研究者將研究重點放在了襲擊過程以及襲擊所造成的結果上。對于小說為何將襲擊目標設定為面包店而非其他,據筆者管見,只有加藤典洋和高橋龍夫在其論述中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加藤典洋(2011)在《用英語閱讀村上春樹的短篇1979-2011》一書中考察了《再襲面包店》。與其他研究者相似,加藤的研究同樣包含了對《襲擊面包店》的分析。在總結了《襲擊面包店》的內容及對電影《襲擊面包店》進行分析后,加藤對出現在《襲擊面包店》和《再襲面包店》中瓦格納音樂的差異做了“弗洛伊德式的解讀”。在加藤看來,出現在《襲擊面包店》中的瓦格納音樂《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TristanandIseult)反映了影響該小說的潛意識因素——結婚,而其證據就在于小說中面包店所處的位置。通過閱讀《襲擊面包店》,加藤發現“我”和同伴襲擊的面包店“位于商店街的中央,兩側是寢具店和文具店?！?村上春樹,1991:32)而從杰·魯賓所撰寫的《傾聽村上春樹》一書中可以知道,村上春樹的夫人、村上陽子女士的父親正是世代經營寢具店的老板。于是這一襲擊面包店的故事在加藤(2011:265)看來便可以置換為以下內容:“所謂《襲擊面包店》,既是到此為止所敘述的故事,同時也是另一個搶奪‘女兒’而非‘面包’的《襲擊寢具店》的故事吧?！蹦敲?按照另一個搶奪女兒的思路看,《襲擊面包店》是“我”與同伴,即自己的未婚妻一起到寢具店,向其經營者,即未婚妻的父親懇請自己與其女兒結婚的過程。在其求婚的過程中,“請給我你的女兒”(加藤典洋,2011:265)與“我要面包,請給我你做的面包”(加藤典洋,2011:265)的要求如出一轍。而面包店老板的問題“喜歡瓦格納嗎”(村上春樹,1991:35)在加藤看來也與實際生活中村上與陽子結婚時陽子父親的問題“你愛陽子嗎”(加藤典洋,2011:266)有著異曲同工之效。不僅如此,如果說面包店一側的寢具店代表了陽子父親所經營的店鋪,從而為《襲擊面包店》中潛藏的結婚要素提供了依據的話,那么以“弗洛伊德的方式”來看,位于面包店另一側的文具店就象征了村上其后所從事的文筆生活?？疾旒犹俚溲蟮难芯繒l現,其實在加藤的論述中并沒有真正對《襲擊面包店》中“我”和同伴為何將襲擊目標選定為面包店做出正面回答。所謂“弗洛伊德式的解讀”只是將“我”和同伴的襲擊進行了某種置換,從而對出現在《襲擊面包店》中瓦格納音樂所表現的主題進行了分析。這中間,加藤并未就“面包”以及“面包店”在襲擊中究竟具有何種意義予以揭示,而此種“弗洛伊德式的解讀”對于《襲擊面包店》這一短篇來講也只是提供了一種思考的可能性。與加藤典洋“弗洛伊德式的解讀”相比,發表于《專修國文》2008年9月號上的高橋龍夫的文章《村上春樹<再襲面包店>的批評性》則對“我”和同伴為何選擇面包店作為襲擊目標給出了較為明確的解釋。高橋(2008:43)認為“我”和同伴對面包店的襲擊“意味著對社會制度的反抗姿態”。而關于襲擊目標的選定,高橋(2008:43)寫到:“作者將襲擊目標設定為面包店當然意在模仿《新約全書》中耶穌的話‘人活著,不是單靠面包。(2)兩個連最基本的生存要求(=僅靠面包生存)都未能得到滿足的人,為獲得字面意義上的‘面包’而去襲擊面包店。這一設定甚至讓人感到幽默,具有符號的游戲性?！备邩螨埛蛏厦孢@段話傳達出以下兩個信息。首先,高橋是以《圣經·新約全書》中耶穌的話對“我”和同伴的襲擊目標進行解釋的。毋庸置疑,在《圣經·新約全書》中“面包”是食物的代名詞,這一點從中文譯本中將其譯為“食物”而非原文的“面包”亦可得到佐證。在高橋看來,當“我”和同伴處于極度饑餓的情況下,襲擊面包店、搶奪面包便成為其維持生存的一個手段。其次,襲擊面包店、搶奪面包本身也帶有符號的游戲性,是一種能夠讓人產生幽默感的設定。如果說高橋以《圣經·新約全書》中出現的話詮釋小說為何將襲擊目標設定為面包店具有某種合理性的話,那么,這里所謂“讓人感到幽默,具有符號的游戲性”其實暴露了高橋本人對這一設定所具有的不合理性的察覺。事實上,在商品化較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較之襲擊面包店、搶劫面包,搶奪金錢顯然是更為有效的維持生存的手段。然而《襲擊面包店》中的“我”和同伴卻將襲擊目標設定為面包店、面包,這一“舍近求遠”的行為如果是必須的話,那么在高橋看來就只能有一種解釋,即作者需要通過這樣一種符號的游戲性為小說增添幽默元素。然而這一設定果真如高橋所言,是“讓人感到幽默,具有符號的游戲性”嗎?三、“我”和同伴的“米擾動”盡管高橋龍夫察覺到《襲擊面包店》在襲擊目標的設定上存在不合理之處,但他卻并沒有對此展開相應的論述而僅僅以“幽默”、“符號的游戲性”做了解釋。然而,這一襲擊目標的設定只是為了給小說增添幽默感,“具有符號的游戲性”嗎?這一襲擊目標的設定究竟存在著哪些不合理之處呢?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樣,在商品化較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較之搶劫具體之物,搶奪金錢顯然更為有效和直接。關于這一點,在《再襲面包店》中,當“我”和妻子進入麥當勞搶劫時店長所說的話以及制作漢堡時女孩的抱怨都能成為例證。在《再襲面包店》中,當“我”和妻子進入麥當勞,表明要實施搶劫時,店長很痛快地表示要“給錢”,而且讓他們“有多少請拿多少好了”(村上春樹,2008:17)。店長的應對可以說是商業社會中人們面對搶劫時的本能反應。當妻子提出關閉店門并制作三十個漢堡帶走的要求后,店長顯得頗為為難:“我多給些錢,請你去別的店訂做好嗎?”(村上春樹,2008:17)店長的提議固然是緣于賬簿不好交代這一較為滑稽的理由,但也道出較之具體之物,在當今社會中金錢才是更為便捷和有效之物的實情。而制作漢堡時打工女孩的抱怨則更加直接的揭示了這一點。“何苦非找這個麻煩不可呢?”女孩兒對我說道,“干脆拿了錢就跑,喜歡吃什么買什么該有多好!更何況,即使吃掉三十個漢堡包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村上春樹,2008:19)在《再襲面包店》中,“我”和妻子因搶劫的是漢堡包而非金錢遭到麥當勞里店長和店員的質疑和抱怨。這一現象表明,從一般意義上講,在商業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襲擊、搶劫的目標通常是可以換取實物的金錢。而“我”和同伴在此種社會環境下將襲擊目標定為面包而非金錢,便顯得十分反常。當然,或許會有讀者認為,就解決饑餓感這一點而言,與金錢相比,面包可以說是更直接的手段。但此處的問題是,吃面包僅僅是解決饑餓感的方法之一,解決饑餓感的是食物。主人公為何會在諸多食物中選取面包?事實上,從面包這一食物在日本的歷史和現狀看,“我”和同伴的這一搶劫目標同樣顯示了其不合理的一面。資料顯示,面包作為食品是在戰國時代伴隨基督教等西方文化傳入日本的。當時,在日本的耶穌會傳教士,如沙勿略等人就曾制作面包。不過,由于其后基督教被禁,面包僅作為供給外國人的食物在長崎等地存在,而由日本人自己制作的面包則是在1840年。當時德川幕府為應對可能發生的外敵入侵而將面包用作供給士兵的糧食。因為較之米飯,面包不但具有保存性和攜帶性上的便利,同時也可避免因煮飯升起炊煙而引來敵人的襲擊。盡管為應對可能發生的戰爭,日本開始了面包的制作,但面包真正開始進入人們的飲食生活則是在明治維新后。由于明治維新后政府解除了有關食肉及對基督教的禁令,面包也隨之得到普及。但即便如此,明治時期的面包仍是一種稀有食品,所謂的“普及”只是意味著不再僅供外國人食用罷了。在日本,面包作為主食得到較大程度的普及與大正初年發生的“米騷動”有著直接關系。所謂“米騷動”即由于米價的暴漲而導致的民眾運動。在日本近代史上曾發生過數次“米騷動”,而其中尤以1918年爆發的“米騷動”為最。而這場“米騷動”在震撼了日本社會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促使面包替代米飯成為大城市中普通工薪階層的主食。當時的《大阪每日新聞》曾做這樣的報道,“物價暴漲帶給低收入者以深刻打擊。據某政府食堂的服務生講,不少低級官員在午餐時由原來的主食為米飯改為面包抹黃油或果醬,米價暴漲的情形由此可見一斑?！?轉自木村栄一,1970:251)不過,正如《日本百年》一書中對此所評論的那樣,“以面包黃油代替米飯,這種飲食的改變與其說是滿足了低收入者的腸胃需求,不如說是滿足了他們對大正資產階級情趣的憧憬?！?轉自木村栄一,1970:251)然而,不管是腸胃的需求也好,還是資產階級情趣的憧憬也罷,經過這場規模空前的“米騷動”,面包更為日本普通民眾所接受,大正時期也成為日本面包文化急速成長的一個時期。到了昭和前期,由于生產技術改進,加之戰時大米產量銳減,面包確立了其米飯替代品的地位。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日本經濟復蘇以及飲食方面進一步西方化,面包進入自由生產與銷售的時期,而在此期間,面包也成為人們飲食中另一個十分重要的選擇。考察面包在日本的發展會發現,從稀有食品到米飯的替代品,從僅供外國人享用的食品到大眾化,面包在日本可謂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普及過程。然而,不論面包現在已成為多么大眾性食品,其在日本人的飲食結構中依然沒有取代大米而成為人們主食的首選。據NHK1981年所做的調查,盡管有24%的人在早餐時選擇面包,較之13年前的11%有了大幅度增長,但早餐以米飯為主食的人依然占到71%。而這項調查同時也顯示,對于晚餐,超過90%的人會選擇米飯。(NHK世論調査部,1983:49)這一統計數據表明,在日本,與傳統的主食大米相比,面包既不是生活必需品也不具有不可替代性,它還無法成為主食的代表。上述數據產生于1981年,而《襲擊面包店》出版于1985年。這也就是說,從當時日本人真實的飲食結構上來看,“我”和同伴選擇襲擊面包店并不符合當時的普遍狀態。那么,“我”和同伴究竟為何要選擇襲擊面包店并用面包來解決饑餓感呢?五、面包的制作技術—面包和面包店的背后如果說面包作為一種食品雖然在今天的日本得到普及,但卻并未成為日本人的生活必需品的話,那么在西方的飲食文化中,面包以及制作面包的面包店卻具有極為重要且特殊的意義。在英語中,“bread”一詞既是可食用的“面包”,也可作“生計”解釋。從“bread”一詞所具有的這一引申意義中,我們似乎可以窺見面包在西方文化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即它是關乎一個人生計的生活必需品。而前述高橋龍夫論文中對《圣經·新約全書》中“人活著,不是單靠面包”的引用其在中文譯本則是將“bread”譯為“食物”,即“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這從另一個側面揭示了面包幾乎可以作為“食物”的代名詞而在西方的飲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事實。而面包作為一種面粉加水以及其它輔助原料,經發酵后烤制而成的食品在西方也的確擁有悠久的歷史。早在1萬多年前,西亞一帶的古代民族就已種植小麥和大麥。那時,人們利用石板將谷物碾壓成粉,與水調和后在燒熱的石板上烘烤,這應該就是面包的起源。不過這種“面包”還是未發酵的“死面”,與其說是“面包”,不如稱其為“烤餅”。公元前3000年前后,古埃及人最先掌握了制作發酵面包的技術。他們發現和好的面團在溫暖處放久了會受到空氣中酵母菌的侵入,導致發酵、膨脹、變酸,這種面團經烤制后遠比“烤餅”更為松軟,于是一種新的面食誕生,這便是世界上最早的面包。公元前13世紀,摩西帶領希伯來人大遷徙,同時也將面包制作的技術帶出了埃及。公元2世紀末,羅馬的面包師行會統一了制作面包的技術和酵母菌種。他們經過實踐比較,將釀酒的酵母液作為標準酵母制作面包。在面包原料演進的同時,用于烤制面包的窯,或稱烤爐也發生了變化。最初埃及人使用泥土筑成的圓形烤爐,到了公元前1200年前后,在羅馬,人們發明了平板式烤爐。而這一利用平板式烤爐烤制面包的技術一直維持了數千年之久。面包在西方既擁有悠久的歷史,同時也具有重要地位。從這一點來說,面包大體與東方飲食中的傳統主食,如米飯、饅頭等相當。然而與東方飲食中的傳統主食相比,面包在制作過程中存在一個非常關鍵的步驟,那就是經過發酵的面團要經過烤爐的烤制。而正是這一特殊的加工工藝決定了面包在西方文化中不僅僅是人們餐桌上的主食。由于害怕火災的發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歐洲很多城鎮仍都保留著或不允許制作面包的烤爐存在,或烤爐為領主所獨占的習慣。對于烤爐的限制固然緣于防止火災這樣一個合理的原因,但由此也造成了普通民眾無法自由生產和獲得餐桌上的必需品——面包這樣一個事實。也就是說,由于對制作面包的烤爐的限制,人們為了獲得餐桌上的必需品——面包,要么必須借用專門的烤爐,要么便只能到面包店去購買。當然,普通百姓也可以選擇僅靠蔬菜、馬鈴薯等充饑。然而每天以蔬菜、馬鈴薯等充饑其實是極度貧困的一種象征,因此,對于西方人來講,從面包店購買面包便成為獲得這一生活必需品的主要途徑。那么這樣一來,能夠制作面包的面包店便成為極特殊的存在。因為他們制作和販賣的是普通民眾無法自由制作的面包,而這一商品與其他商品的最大不同之處則體現在它是人們的生活必需品。由于對烤爐的限制,使得能夠制作面包的面包店成為特殊的商鋪。而對這種特殊商鋪,自中世紀開始,政府便有著嚴格的管控。此種管控主要包括了兩方面,首先是在面包的制作上。如前所述,制作面包的烤爐不能為私人所擁有。事實上即便是面包店,也并不是都能擁有制作面包的烤爐。所謂“面包燒制權”僅僅被政府授予一些特定的面包房。一項統計數據表明,在德國的紐倫堡,1629年時擁有“面包烤制權”、可以烤制面包的面包店只有94家(舟田詠子,2007:240)。對于那些沒有烤爐的面包店主來說,他們只能在自己的店鋪里將面包做好,然后送到城鎮中擁有“面包烤制權”的面包店中進行加工烤制。對面包店的管控除體現在“面包烤制權”上,還體現在面包的價格和大小上。在歐洲,面包的售價很少出現波動,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面包價格的穩定。因為面包的大小會隨著當時面粉的價格而有所不同。而不論面包的售價還是當年面包的大小,這些都必須遵從面包行會的規定。這其中如果出現不遵守行會規定,在面包的大小上做手腳上的面包店,那么該面包店的主人就會被政府處以非常嚴厲的刑罰。從以上面包在西方的歷史可以看出,與日本不同,面包并不是一種為使餐桌豐富而出現的食品而是人們的主食,是生活的必需品。與此同時,由于制作面包的烤爐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受到限制,使得大多數普通民眾只能到面包店購買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