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與伯克一種能在規勸中發現修辭

亞里士多德是西方古典思維的創始人，他的思維理論對西方文化和科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肯尼斯一伯克(KennethBurke)是當代一位著名的修辭學家,是新修辭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從20世紀20年代起到80年代,伯克寫了幾十部著作論述他對修辭學、哲學、文學、社會學的看法。由于他的修辭學思想具有極大的超前性,直到20世紀60年代之后才被人們廣泛地注意與認同。而隨著對新修辭學研究的深入與興旺,伯克在美國以及西方被認為可能是自亞里士多德以來的最偉大的修辭學家。鑒于以上兩位修辭學家在修辭領域里所做的貢獻以及在修辭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擬對兩位修辭學家的修辭理論進行比較研究。一、修辭能力的拓展亞里士多德時期,人要想在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中脫穎而出并且諸事遂愿,就必須擁有良好的口才。在此基礎上,人們就非常注意怎樣把話講好。這種注意的現實功利性色彩很濃:在訴訟中要打贏官司、在生活中要說服對方等。概括起來說就是要具備規勸的能力。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這種規勸的能力主要表現在對說服方式的掌握上。所以他的修辭學主要圍繞著說服方式做文章。他對修辭的定義為:一種能在任何一個問題上找出可能的說服方式的功能。”(羅念生譯,1991:24)因此,亞里士多德修辭學的關鍵詞是“規勸”。而伯克對修辭學研究的注意力不在規勸上,他在古典修辭學的“勸說”理論的基礎上,引進了修辭的其它特點,擴展了修辭學的定義,大大超出了傳統修辭定義的范圍。伯克將修辭定義為“人使用詞語形成態度或導致他人采取行動”(1969:41)。修辭研究“用語言這種符號誘使那些本性能對符號作出反應的動物進行合作”(1969:43)。顧日國(1990:21)認為:“Burke的‘同一’理論是對亞里士多德的勸說理論的繼承和發展,也是本世紀以來重要的修辭學思想之一。”二、亞理斯多德:“修辭三段論”和“誤同”通過以上亞里士多德給修辭學所下之定義,我們可以知道“勸說方式”在亞氏的修辭學中占有極其重要之地位。可以這樣說,勸說方式是亞氏修辭學的核心。為了達到勸說他人的目的,亞里士多德認為勸說人通常訴諸三種方式,他們分別為人品訴諸、情感訴諸和理性訴諸。即亞里士多德所說:“由演說提供的或然式證明分三種。第一種是由演說者的性格造成的,第二種是由使聽者處于某種心情而造成的,第三種是由演說本身有所證明或似乎有所證明而造成的。”(羅念生譯,1991:24-25)其中第一種是通過演說者的美好性格使聽眾產生信賴而達到說服效果的;第二種說服是靠打動聽眾的情感來實現;第三種是以“例證法”和“修辭推論”為形式進行證明的一種說服方式。在“說服方式”的這三種形式中(即性格cthos、情感pathos及邏輯logos),亞理斯多德對代表第三種的“修辭三段論”尤為重視。因此,可以說“修辭三段論”是亞氏修辭思想的核心之核心。相對于亞氏的三種勸說方式,伯克也提出了三種方式來獲得認同,即“同情認同”(idcntificarionbysympathy)、“對立認同”(identificationbyanantithcsis)與“誤同”(identificationbyinaccuracy)。同情認同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共同情感。對立認同是“一種通過分裂(segregation)而凝聚(congregation)的最迫切的形式”。(常昌富,1998:161)人與人之間能互相認同是因為他們有共同的對立面。對立面可能是人,也可能是物,而更可能的是人的生存環境。第三種認同——“誤同”是伯克同一理論中最深奧、最有影響力的一個觀念。誤同經常的表現形式在于人對自身的處境的誤同上。在伯克所提的三種認同中,同情認同是最接近規勸的認同,但與亞里士多德的規勸不同的是,同情認同對于處理人際關系具有積極的認知意義與指導意義。三、同一過程中的“意識”因素伯克(1967:177)說:“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概括舊修辭學與新修辭學之間的區別,我將歸納為:舊修辭學的關鍵詞是‘規勸’,強調‘有意’的設計;新修辭學的關鍵詞是‘認同’,其中包括部分的‘無意識的’因素。”(常昌富譯,1998:17)規勸的“有意識”性完全體現在亞里士多德的整個修辭學理論體系中,從亞氏的三種訴諸方式可窺見一斑。與此同時,由于伯克的修辭理論是對亞氏修辭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其同一過程中的“有意識”因素自然伴隨其中。規勸和同一過程中的“有意識”性可通過下面的例子加以說明。比如,南非一家廣告公司做的“反濫用毒品”系列公益廣告中,一位少女神情呆滯地坐在購物中心的樓梯口,她的眼睛、鼻子、嘴唇乃至整個面部、肩膀、手臂上都充滿了紅色斑點,身邊放著一塊黑底白字的小牌,牌子上寫著:吸食毒品,你的結局會同我一樣。作為公益廣告,它的主要目的是勸說人們不要吸食毒品。為了達到此目的,廣告設計者通過在“人人都想擁有健康的體魄”這一隱含事實上與受眾達成同一,喚起人們的危機意識和緊張心理,促成受眾的態度和行為向一定方向發生變化。同一的部分“無意識”性可以體現在伯克所提出的三種認同之一的誤同上。關于誤同,伯克舉了兩個淺顯但又發人深思的例子:人在開汽車的時候,很容易以為自己具有開汽車的能力;一個在超市上花錢購物的人可能認為自己比原始部落的人要優越,但實際上這只是誤同。離開了汽車的人,憑自己的能力走得不會比騎自行車的人快;在超市上自我感覺良好的人,一旦來到原始的環境中,可能就只有餓死的份兒。事實上,誤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常見的。比如,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對學生的“潛移默化”作用就是一種誤同。比較而言,亞里士多德的規勸完全是有意識的行為,而認同則部分是有意識的行為,部分是無意識的行為。四、“語言是規勸的工具”包括修辭、調節的語言亞氏修辭思想的核心之核心是“修辭三段論”,修辭三段論完全是在把語言當成規勸的工具的前提下教人如何使用工具。其目的是從情感、理性和人品上影響別人的判斷,以達到規勸的目的。亞里士多德告訴人們:“在談到暴行的時候使用忿怒的口吻,在談到大不敬或丑惡的行為的時候使用厭惡和慎重的口吻,在談到可稱贊的事情的時候用欣賞的口吻,在談到可憐憫的事情的時候使用憂郁的口吻,其余以此類推。”(羅念生譯,1991:164-165)這種諄諄教誨,完全是在把語言當成規勸的工具的前提下教人如何使用工具。修辭學作為演講的藝術,其規勸的工具性的種種方面被亞里士多德側面地闡述得淋漓盡致。李鑫華(2001:55)認為:“亞里士多德修辭學主要具有規勸的工具的意義。而伯克的新修辭學包括他的認同說在內,側重點在哲學的思考上……亞里士多德對修辭這一思想的思考偏于他的作為規勸工具的實用性的方面,而伯克的思考卻偏于這一思想在人的生存方面所具有的哲理性意義上……規勸主要是工具上的意義,而認同則具有本體的哲學思考意義。”亞里士多德作為西方古典修辭學理論的創始人,對構建西方修辭學體系作出了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