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伊拉克的反恐戰爭

美國以絕對強大的戰略、絕對軍事優勢和絕對價值觀為指導，結束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推翻了現政權。然而，它無法贏得反對恐怖主義戰爭的真正勝利。“9·11”使美國本土遭受了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襲擊，進行這一恐怖“戰爭”的敵人，是隱蔽的難以確定的，而其使用的攻擊手段、武器及攻擊對象，與美國進行戰爭的手段、武器、對象，恰恰是迥然不同的，它可以達到創傷美國的目的。而美國這種不對稱性的反恐戰爭，不僅不能從根本上摧毀恐怖主義，反而因其反恐戰爭的不對稱性，進行戰爭的合法原則的不確定性，而引發國際社會更多的混亂、不安和戰火，這將可能導致國際社會出現更多的“世俗宗教”和“極端宗教”的沖突和戰爭。一第一，美國新的戰略動向布什早在1999年還是德克薩斯州州長時就說：“重大戰斗的結果往往取決于早在幾十年前,在平靜的和平時期所作的資金和技術的決定”。作為一種強權戰略———“先發制人”是由一些美軍退役軍官總結海灣戰爭經驗后提出的美軍“21世紀作戰新理念”，深得美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贊同。由他主持制訂的《美國國防報告》稱，未來戰爭是高技術為支撐的戰爭，強調要依靠地面突擊部隊、配合強大的精確轟炸和準確的情報系統，毀滅性打擊敵人指揮中樞。美國早就進行了充分發揮信息高科技優勢的現代立體化戰略部署，動用包括精確制導炸彈、電磁脈沖彈、高能彈、鉆地高溫彈、激光彈、微波武器、化解生化武器炸彈，甚至戰術核彈，并配以媒體、郵電、廣播、電視、傳單等招降攻心戰，用絕對優勢戰勝敵人。“9·11”拉開了美國反恐戰爭的序幕。2001年9月11日，世界看到,無論多么強大的核力量還是人數眾多、裝備精良的軍隊都不能抵御對美國心臟地區的打擊。這不僅是戰略性的恐怖行動，實際上是一次恐怖“戰爭”方式的嘗試，是沒有交戰雙方軍事對峙的不對稱“戰爭”。“9·11”這種不對稱的恐怖攻擊,使美國決心加大反恐戰不對稱性，并在反恐戰中強化這一“不對稱性”。在伊拉克戰爭中，美軍展示了有史以來對敵人最為不對稱的打擊，以高新科技的絕對軍事優勢，集中了當今最先進的高科技軍事裝備和技術。美軍出動3萬架次戰機轟炸、投彈2.4萬枚（90%是精確制導炸彈，海灣戰爭僅7%）、巡航導彈800多枚，耗費200多億美元。而伊拉克經歷兩伊戰爭、海灣戰爭的失敗及12年國際制裁后，元氣喪盡，年軍費僅14億美元，使用70、80年代的落后淘汰裝備。就軍事實力而言，這是兩個不同世紀軍隊的對陣。美軍3周拿下伊拉克，死亡不足130人。海灣戰爭只是把伊軍趕出科威特,還持續了42天，其中轟炸38天，美軍損失147人。在這場戰爭中，沒有任何人懷疑美軍取勝的絕對把握和美軍的絕對超強的軍事實力，美伊雙方的軍事實力顯示了極大的不對稱性。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伯杰在《力量和權威：美國今后的道路》一文說:“我們遭受了有史以來外國對美國本土的最為嚴重的襲擊……我們打贏了兩場戰爭……我們看到了美國力量的令人振奮的使用，同時也看到了美國威望的令人膽寒的下降”。從“令人振奮”到“令人膽寒”的反差中透露出，美反恐戰爭中一個核心的問題———美反恐戰爭的不對稱性產生了難以估量的消極影響。“9·11”后，美國打贏了推翻現政權的阿富汗、伊拉克“反恐戰爭”，顯示了近代以來戰爭的最為鮮明的不對稱性。美反恐戰爭的不對稱性，即先發制人打擊的絕對強權戰略，高新科技的絕對軍事優勢，以及美國推行的絕對價值取向。“美國無法預言誰將是它的敵人”，這是美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經常掛在口頭的信條。美國防部長助理幫辦赫恩說：“這個巨大深遠的戰略問題是，恐怖主義空前的毀滅能力及其意味著什么。根本不能忽視它，而且無法局部解決這個問題。它是一個跨地區、跨大陸的問題。要對付它，就必須從全球著手。”美航天司令部司令洛德說：“追求不對稱的優勢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在20世紀，空中力量就是這樣一種優勢。如今，在21世紀開始的時候，我們正通過太空力量取得同樣的優勢”。這些論點所表明的正是對不對稱戰爭的渴求,也是美國新世紀最新的戰略動向。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成功地使用了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部署在近地軌道的衛星，確保監控地面及其到月球的整個宇宙空間。伊拉克戰爭后,美國正在全力以赴制造小型航空航天飛機，準備將航天飛機用于軍事目的，甚至想以此用來快速和有效地摧毀敵對國的衛星。以求在更大的國際范圍上，甚至在宇宙太空領域追求更大戰爭的絕對不對稱性。在伊拉克戰爭中，美國反恐戰爭的不對稱性,不僅表現在軍事行動上的絕對優勢，在政治上同樣也顯現了推行先發制人打擊的絕對強權戰略意志。美無視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的意見，甚至采取了超越聯合國的強力政治行為，不顧聯合國安理會大多數成員反對,在沒有聯合國授權情況下,組成了美國的戰爭聯盟,發起了伊拉克戰爭。同時美國還打出了絕對價值取向高于一切的標準，然而，這個不對稱性的“魔瓶”，帶給美國的卻是政治上的失譽和失勢。阿富汗戰爭中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同盟，獲得國際社會普遍支持，形成了強大的反恐統一戰線，而到了伊拉克戰爭時，俄、德、法等眾多國家反對對伊拉克開戰。法國總統希拉克把伊拉克戰爭與美國的分歧，上升成為美國是全球什么角色，以及國際秩序、國際利益等根本問題的辯論，引起國際社會強烈震動，致使美國不能獲得安理會9票的多數。而土耳其議會極少的選票之差，竟導致美國預定開辟的伊拉克北部戰場落空，不得不在戰爭開始后，又被迫大方位的實施軍事轉移。即將加入歐盟的7個歐洲國家在伊戰前，公開支持美國對伊動武，但是只有波蘭派遣了軍隊，而在這些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的公眾支持美發動對伊戰爭。歐盟中支持美對伊動武的西班牙,民意調查只有4%人支持美國開戰理由，而78%絕大多數人認為對伊戰爭不義。開戰后，美國E&P對美50家報紙社論做的一次調查發現，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中有44家,在對伊開戰前發表關于戰爭的社論，其中1/3重申了對白宮的強烈支持，1/3的報紙重申反對戰爭，其余看到戰爭必行，就退到哲學后面去探討戰爭意義。無論這些媒體如何表態，絕大多數媒體在社論里，對華盛頓沒有聯合國授權就進行先發制人之戰，做出了尖銳批評，雖然大多數媒體都認為美在戰爭中能勝利，但是都承認對“未來的恐懼”。《紐約時報》在2003年3月18日社論里尖銳地指出：“這場戰爭是外交失敗的‘賞賜’，這是華盛頓至少一代人面對的最慘重的外交失敗”。“布什政府目前駕馭著美國前所未有的強力，他們可能浪擲的不是美國的權力，而是我們光榮的本質。”二美國對美國戰爭的不對稱性以軍事實力不對稱為目標，是美國軍、政界的鷹派人士所追求的。早在1992年，新保守派人士、現任美國五角大樓3號人物沃爾福威茨曾提出了一份名為“防御計劃指南”的分析報告。這是《美國新世紀計劃》的最初藍本。其主要觀點是“蘇聯垮臺后，美國應該確保沒有任何新的超級大國，能夠向美國的全球統治地位提出挑戰”。沃爾福威茨說：“我們應該參加一些聯盟，但是這些聯盟應該是專為某事成立的聯盟，當集體行動無法實施的時候，美國應該能夠獨立行動。”他還說美國既是無人能敵的軍事強國，美國就應該捍衛自己這種獨一無二的地位。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總統候選人布什的主要幾個顧問提出《美國新世紀計劃》，所熱衷的就是重塑中東版圖，該計劃的第一階段是要推翻伊拉克政權，然后再推翻敘利亞政權。2002年美國政府出臺了《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確立了使用武力先發制人的戰略。報告寫道：“如果需要，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獨自行動，以行使我們自我防御的權力，并對恐怖活動實施預防性打擊，不讓恐怖主義威脅到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國家。”而“計劃”方案說，“美國應該勸阻所有發達國家不要拒不承認我們的領袖地位，也別指望在地區發揮更大作用”，甚至露骨地宣稱，“美國的政治領袖地位應該高于聯合國”。特別是該方案還建議組建“美國空間部隊”，以統治宇宙空間并“控制網絡空間，以防任何敵人利用因特網攻擊美國”。美新保守主義者認定，要將美國及其價值取向標準和其全球“使命”置于一切之上。他們認為“想法最重要”，無論人們是否同意，都必須聽從，因為這些想法能夠改變世界的面貌。新保守派認為，“美國的標準具有普遍性，它對全世界都是有益的，這就是我們世俗的宗教。美國政府這樣做是為了全世界都能好”。他們認為，反對這些價值觀的“無賴”國家和恐怖組織可能會使用武力使文明陷入混亂。美國的利益與捍衛世界標準是一體的，并不是要在美國霸權和一個多邊世界之間進行選擇，而是要在美國和一個十分危險的世界之間進行抉擇。這種現狀是無法令人忍受的。美國必須進行干預，否則全球的局勢將很快變得更糟。為了應對這一挑戰，“先發制人”在戰略方面非常必要；美國必須保持它在全世界的超強優勢和先發制人打擊戰略，這正是美國追求反恐戰爭不對稱性的最重要思想根源。“關鍵時刻當然是‘9·11’，在世界貿易中心擰成麻花狀的鋼筋中，在五角大樓燃燒過的灰燼中，美國刀槍不入感被打破了。那個可怕的上午，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和我們在其中的位置。”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伯杰在布魯金斯領導人論壇上的這種感覺，形象地道出美國國民的恐懼，“如今我們認為世界是敵對的，然而我們都避不開它”。有史以來,美國本土從來沒有遭受如此重創，反恐戰爭成了布什政府壓倒一切的戰略重點。新保守主義者邁克爾·萊丁認為，“我們的敵人總是選擇合適的時候襲擊我們。1941年，羅斯福沒有說服美國人參戰,隨后，意外地出現了珍珠港事件。1947年,駐歐美國兵正準備回國,而斯大林卻占領了歐洲，于是，他們就留在了那里。對‘9·11’事件來說同樣，這一伊斯蘭極端分子恐怖襲擊事件來得正是時候。美國再一次有了更多的機會”。軍事實力“不對稱”是美國新世紀戰略所追求的！只不過是“9·11”事件加劇了這種不對稱性。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現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院長約瑟夫·奈教授在分析世界力量格局時，形象地將美國在軍事、經濟、政治三方面比喻為一個復雜的“三維棋局”。世界越來越像一個“三維棋局”，在這個棋局中人們只有上下左右兼顧才能贏得勝利。最上層棋盤上是國家間的軍事問題，美國很可能在未來很長時間內都仍然是惟一的超級大國，因此說現在是美國的單極世界或者美國占據著霸主地位的傳統說法都是有道理的。在中間棋盤的國家間經濟問題上，權力分配早已是多極化。在貿易、反托拉斯或者金融規則問題上，美國如果沒有和歐盟、日本及其它國家達成協議就很難心想事成。稱這種分配是“美國霸權”就說不通了。而在最底層棋盤的跨國問題上，各國和一些非國家角色之間的權力分配是非常分散的，而且組織也是混亂的。稱這個棋盤是“單極世界”或者“美利堅帝國”是完全說不通的。約瑟夫·奈教授指出了美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地位與它在軍事上地位截然不同，這三個方面是失衡不對稱的。正是因為三層次中不同實力的區別，美國鷹派才決心以最強的軍事實力來改變“三維棋局狀態”。如今美國處于一種“帝國過程”的境地。主要特征是美國的主要金融經濟杠桿的效率降低，美元區在縮小，對美元的信任下降和美元貶值（2002年一年美元兌歐元匯率下降20%），減少對美國經濟投資，美國內外債（超過30萬億美元）、貿易逆差（4000億美元）不斷增加，美元作為擴張和征服別國的工具削弱了。美國石油日消費量2000萬桶，占世界石油消費的40%，其中1040萬桶是進口石油。到2020年，美國石油日消費量將變成2530萬桶。美積極啟動軍事力量主要是為了解決財政經濟問題，發動伊拉克戰爭和隨后對伊拉克占領,盡管有種種政治口實，但其真正意圖是要控制伊拉克的油田，而后控制中東———世界富油地區，這個地區擁有占世界65%的石油儲量，約6500億桶。伊拉克戰爭是為了使伊拉克石油出口貿易從用歐元結算重新變為以美元結算，建立對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控制。正如俄羅斯地緣政治學院副院長伊瓦紹夫所言：“對伊拉克軍事行動是全球金融經濟戰爭的一個配合性行動，在對伊拉克速戰速決的勝利中，美元再次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西方報刊報道美國花了約30億美元收買了伊拉克軍事和政治上層人物”。美國在軍事、經濟、政治三個方面的失衡不對稱，是美追求反恐戰爭不對稱重要的現實致因,而追求美國最大利益化，則是其實施反恐戰爭不對稱性的主要原因。從國際社會上看,美國在全球化的國際地位中處于最高地位，美國人自19世紀末以來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一直在不斷擴大對其它所有先進經濟體國家的領先程度。而另一方面，“被迅速發展”的全球化所拋下的具有恐懼感的落伍群體，已成為恐怖行為最廣泛的社會基礎。而“精確外科手術”打擊和“人體炸彈”攻擊，恰恰是代表不同時空結構社會的“極端宗教”與“世俗宗教”的典型沖突，不論是“世俗宗教”，還是“極端宗教”，他們給予對方是不同感覺的“恐怖”。“9·11”恐怖襲擊使美國人同時意識到生存安全。三對超國際化社會的確保這是一個新時代,全球化的趨勢在加速，越過國界的跨國關系急劇增加，從寬體機身噴氣式飛機、集裝箱到因特網，在運輸和通訊方面取得諸多的重大技術突破;從金融債券、股票、期貨到油價，全球經濟密切聯在一起；從勞動力的國際分配到國際消費旅行等等，形成了一個由相互依存的社會組成的聯系越來越緊密的世界。全球化中，對外貿易比全球產值增長得快，跨國投資（目前每年超過4000億美元）的增幅比產值的增幅大，各國經濟往來變得空前緊密。在全球化更為緊密的時空社會中，生存著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的社會群體,而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群體,在全球化中地位和利益是不同的。因特網爆炸性的發展，加速了在全球中出現的三種社會結構的形成和確立——即以村落農業為特征的農業國，流水化制造業的工業國和信息化的后現代化國家。三種不同的財富創造體系以及所產生的生活方式互相交織在一起，互相重合在一起。因此在經濟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化上和軍事上的沖突是難以消除的。國際政治的最大變化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知識創造財富的這種新型經濟的消費文化，與伊斯蘭激進主義（石油資源為主）的宗教文化的沖突，上升為主要沖突。“9·11”后，曾作過布萊爾的顧問、負責歐盟外交事務的庫伯在其《恢復世界秩序》一書中曾將當今世界的國家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后現代化國家,二是準現代化國家，三是傳統國家。后現代化國家，是從全球化理念出發，或者說能夠跟上全球化步伐，并從中獲得利益的，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尋找超越國家的利益，如歐盟一些國家愿意將一部分主權交給某些超國際化的國際機構，這是后現代化國家順從的主流模式。而在后現代化國家中，美國同樣追求在全球化中獲得并已獲得巨大利益。借用全球儲蓄5%，也就是每天將15億美元裝進自己“錢柜”，美國赤字今后幾年將高達2萬億。但它不認可讓渡出一部分權力和管理空間于國際機構。甚至是反其道行之，表現為對聯合國的超越（伊拉克戰爭）、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等，美國要的是對全球化時空社會的支配權力，超脫所有國家之上，甚至聯合國。因此，它必然與后現代、準現代和傳統國家三個不同層次國家都有可能發生沖突。美國國務院2003年4月30日公布《2002年全球恐怖主義形勢報告》講到，美國政府認識到“這是一場全球性的斗爭，需要有一個全球系統才能擊敗恐怖主義”。“盡管我們有無比強大的威力，但我們也認識到，沒有其它國家的協助，美國就無法取得勝利”。布什從“反恐戰”一開始就在說“只有結成空前規模的國際聯盟，進行前所未有的合作才能打敗恐怖主義”。“我們努力必須真正具有國際性”。然而，現實中,美國卻是與自己一再強調的全球合作出現了很大的“距離”，甚至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行動。美國有些政治家也看到這個問題，正如約瑟夫·奈所說：“新單邊主義者……把國際機構當作一個美國決策者可以方便取用的工具箱。但是這種態度忽略了國際機構，在將美國不成比例的實力合法化上發揮的作用……美國可能發現別人越來越不愿意把工具放在工具箱。有一天，工具箱里可能空空如也了。美國領導的聯盟將越來越不愿意參與行動，而且規模也將縮小，看看兩次海灣戰爭就清楚了”。在國際社會間，武力使用的合法性是確定的而不是不確定的，這是首要必須的前提，這是全球化時代的要求，是世界秩序和國際和平與發展的必要條件。二戰后國際社會已公認了武力使用的合法性原則：一種是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使用武力，如1991年伊拉克戰爭。第二種，根據《聯合國憲章》第51條行使自衛。“9·11”恐怖事件之后，美國實施預防性行動——先發制人戰略，并在沒有聯合國的授權的情況下，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其理由———薩達姆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是戰爭結束后，未在伊拉克發現大規模殺傷武器。而布什卻仍表明了無論遭到什么抨擊，都可以使伊拉克戰爭正當化（合法化）的自信。布什2002年6月在西點軍校發表講話時說：“我們必須在最危險的威脅出現之前與其對抗……因為，如果我們坐等這些威脅成為現實，那就要等很久”。把恐怖威脅的“不確性”，在時間與空間作了延伸，最典型莫過于此。對此,美國家安全顧問賴斯早已寫道，外交政策理所當然應是國際主義的，但它應從國家利益的堅實基礎出發，而不是從虛幻的國際社會的利益出發。在全球化中，經濟的虛擬特性愈發顯現，股票、債券、期貨、油價、網絡信息、金融債券等等，任何一個地方、國家爆發的任何一個事件都可能引起全球“神經”（信息）聯動，而這些波動都將帶動具有虛擬經濟特點的股票、債券、期貨、油價發生動蕩。這種空間的緊密性、時間的壓縮性和信息的公開化，使得這個時代不同以往任何時代。在全球化過程中，時間與空間帶給每個世界公民、社會群體的權力都應是平等，然而新的不平等卻是客觀存在的。正如亞洲金融風波危及全球，但它的結果卻是，亞洲主要國家與個人財富遭受極大剝奪，而美國資本（包括金融投資家們）的確從中獲利不菲。再如石油資源大國（沙特、伊拉克）與石油消費大國（美國、日本等）也必然會因油價變化，獲得此消彼長的不同利益。追求對全球化虛擬經濟的時空社會支配權，則成為美國獲得更大利益的基礎性戰略目標，也正是美國追求反恐戰不對稱性的“底牌”。全球化帶給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主體以不同的利益。獲得不同“時空段”利益的社會群體和經濟主體對全球化擁有發言權，因為全球化的前提條件，必須建立在全球各國家、各經濟主體、各群體社會的協調上，必須建立在國際和平秩序上。恐怖主義是國際和平、國際秩序和全球化的敵人，不具有合法性使用武力（軍事行動）進行戰爭的前提，同樣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逆動勢力。美國奉行先發制人的不對稱打擊，突破了聯合國授權的原則，這種不具有確定性的國際合法原則的軍事行動，其后果是十分危險的。基辛格2002年9月在美參院外交委員會上說：“確定給每一個國家根據其對威脅所下的定義，而隨意采取先發制人行動的權利的原則，不可能既符合美國的利益，同時又符合世界的利益”。歐盟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務高級代表馬達里亞加2003年在《哈佛國際評論》發表的《“9·11”以后的美國領導》一文中說：“為先發制人而使用武力需要有更廣的合法權，或是通過聯合國安理會，最起碼也應獲得某種形式的多邊支持。如果美國為自己要求這種權力，那就只能引起國際社會的憤慨和敵意，而最終有害于自己的國家利益”。“全球化也是一個令人憂慮的現實”，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哈斯講到全球化對美國造成的負面危機時認為，“我們并不面臨任何一個擁有全球影響的對手，但卻面臨著遍布全球的種種挑戰！”“在一個沒有邊界的世界上，距離已經不相干，因為問題很容易從一個地區蔓延到另一個地區”，他的結論卻是“沒有任何組織，甚至聯合國也沒有對合法（合法性）地位的壟斷權”,這種典型的美國觀點,無疑會給國際行為的合法原則打開“不確性”的生長空間，而這一空間最有可能產生一根“合法性”的“稻草”——美國單邊主義先發制人的戰略，但這也許恰恰是一根美國想要擁有的對合法性壟斷的“稻草”。2000年9月《美國新世紀方案》指出：“國際秩序和安全與美國利益的關系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密切。即將來臨的新世紀的挑戰就是要維護并加強美國強權之下的世界和平。”其實這種言明的世界任務并非沒有歷史的“版本”。《殖民的義務》一書作者吉德，在他的著述中就曾發出這樣言論：“無論對整個民族還是對人類來說，殖民都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一種將自己從上天獲得的力量與好處，擴大到全人類的責任。殖民之所以必須進行，因為，殖民是大國所肩負的不可推卸的責任。”對海外土地的占有,這是上一世紀霸權所追求的目標,而在這個世紀，霸權追求的是對全球虛擬空間的擁有和掌控。與處于帝國主義巔峰時代的英國相比，美國當今軍事實力更強大，但它對世界上其它國家的控制能力，已遠遠不如當時統治地球上的1/4的國家的英國。前世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