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達學堂的創辦

立達學校是一所獨立的學校。1925年，上海的現代新教育理念研究人員和實踐者建立了匡互（18911933）等人。立達學園的創始者大多有在公立或私立中等學校做教員的經歷。他們清楚地知道現實教育弊端的根源是什么:那些學校的校長大半不是純粹為教育而辦教育,教職員都是受聘而來,除了教課,不負什么責任;那些校長、教職員對教育或者并無主張,或者主張分歧;而所謂官廳(舊時以此稱呼政府機關)、校董則往往對教育有妨礙而無輔助。他們清楚地知道理想的教育應該是怎樣的。在創辦立達學園的前五六年中,他們分散在各地的學校中,有時也將他們的信念去實驗,但終于不能得到一片園地供他們自由耕耘。他們漸漸地覺得,有必要尋找自己的園地。“雖然在我們底園地中所下的種子未必就因我們灌溉能生長繁榮,開鮮艷的花,結甜蜜的果,但比較下種在鄰人的田園,常到不開花結實,就被外的原因,使我們失去培養他的機會,聽他痿頓以死,內心可以安慰些。自己的工作,縱因了自己而失敗,失敗中仍然有安慰啊!這種安慰的夢想,鼓起我們底勇氣,我們在一年半以前就想開辟我們自己的園地了。”所以,他們決計另辟蹊徑,自由自在地去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立達學園的創始者自決定創辦以至開校,為時不過40余天;開辦經費不過捐款百余元,借款500元。立達學園之所以能夠順利開辦,完全是由于志同道合者的增加及其對理想教育的熱望和堅忍不拔的意志。立達學園是一所特立獨行的學校,其辦學特色值得關注。1.必須學校成為具有教育屬性的大學立達不稱“學校”而名“學園”,是要標明他們的“學園”不同于當時一般的學校。“學園”之稱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匡互生希望立達學園能表達出學校對“柏拉圖學園”自由討論風氣和身教力行傳統的繼承。匡互生認為,教育的意義是“引發”而非“模造”,真正的教育和花園里的工人培植花木一樣,必須順應學生的本性。匡互生指出:“把學校改做學園,是因為學校兩字,在習慣上,大家都看做智識商店的化名,不足以表示教育的真意義……教育者對被教育者,又須注意他的全部的發育,決不能偏于一枝一葉,這種工作,正和園藝家的培養花木一樣。他們很想把園藝家的方法,應用到教育上來,所以就把學校叫做學園。”匡互生認為,凡是花園又是極其廣大和自由的,其中有各色各樣的花草,無論是大的還是小的,紅的還是白的,本國的還是外國的,都可兼收并容、各自發展。同樣,學校的人才培養,也應該和花園一樣,不拘一格。匡互生強調,園藝的方法、園藝的趣味和園藝的廣大久長這3點,辦教育者應該特別給予關注。2.立達學校園的導師組織構成立達同人們根據自己的從教經歷,覺得校長普遍大權獨攬,居高臨下,發號施令,使師生缺乏自主。由于組織不完善,所以訓育、教務和事務各方面常常會出現兩種現象:一是硬將不可分割的責任分割,導致精神上不能全神貫注;二是各方面的負責人經常感到被牽制,難以發揮個人作用。為了消除這種官本位的陋習,立達學園建構了一種新的組織結構:(1)導師。導師由立達學會推舉5人擔任,任期為5年。他們的責任是指導學生的全部生活,協同立達學會規劃學校發展。他們為圖精神貫注,組織了一個導師會,并推舉一人為對外代表。(2)教師。教師由導師會延聘,他們的責任是訓導、教授學生。(3)職員。職員由導師會延聘,他們的責任是幫助導師、教師處理各種具體的事務。立達不設校長,學校重大事務均由導師會(校務委員會)討論決定。雖然匡互生擔任導師會的主任,主持立達校務,但從未聞有“匡校長”的稱呼,學生畢業證書也由全體委員簽名蓋章,以示共同負責。具體分工如下:經費籌集、預決算,聘請教師職員,認可學生入學,指導學生日常生活以及規劃其他重要事宜,由導師會負責;訓導上的事務,由導師、教師合組的訓導會負責;編制課程、考查成績及其他教務上的事宜,由導師、教師合組的教務會負責;經費開支、校具的購置和管理及其他庶務,由導師、教師合組的事務會負責。從組織類別來看,立達學校園這種組織屬于“合作組織”。可見,立達的組織架構體現了重心下移、任務分解、責任分擔、共同參與的思想,其核心是民主辦校,促使廣大教職工積極參與學校管理,樹立他們的主人翁意識,養成民主習慣。3.立達學會的成員立達學園用人,不采取當時其他學校普遍采用的發聘書的方式,而是只要這位教師贊同立達的辦學宗旨(修養健全人格、實行互助生活,以改造社會、促進文化),能為實現辦學宗旨而努力工作,經立達校務委員會同意,即可加入工作。因此,立達并不是先把學校的空招牌掛起來,而后聘教師,而是先集合了大多數的教師,而后開辦學校,即先教師后學校。要言之,它不是為辦學校而請教師,而是為教師而辦學校。立達學會是立達學園的“父母”,立達教師大多是立達學會的會員。立達學會是以修養人格、研究學術、發展教育、改造社會為宗旨而成立的。它是一個純粹的自由組織的團體,是一個愿意貫徹獨立的精神而不受任何束縛的團體。立達學會的成員主要由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組成。茅盾、陳望道、夏丏尊、葉圣陶、鄭振鐸、豐子愷、朱自清、劉薰宇、胡愈之、周予同、夏衍、朱光潛、楚圖南等都曾擔任過立達學園的教師。他們都以改造人性、改造社會為己任,把教育當做事業來追求,共同的理想把他們凝聚在一起。正因為如此,立達雖然師資高人一籌,但教師的待遇并不高(創辦初期一般每人每月20元),有人甚至愿意到立達學園義務授課。立達學會的成員結構還影響著學園的專業設置。例如:當立達學會增加了許多研究藝術的會員后,他們就想在立達中開辟一塊園地來進行藝術教育改革的實驗,于是立達就開辦了一個藝術專科。立達學園雖然辦學規模不大,校舍十分簡陋,經費相當緊張,但其一流的師資水平是當時全國同類學校罕見的。學園的教學質量逐年提高。當時上海市的中學實行全市統考,第一次立達排在12名,第二次上升至第8名,第三次一躍而至第3名。由是,立達學園名聲鵲起,傳媒競譽。4.人格感化教育立達管理與一般學校大異其趣。匡互生在立達學園開辦時曾說:“本校對學生的操行,著重注意其自覺的行動;不采用形式的獎懲和煩瑣的規章去限制他們。”學園不立任何校規,上課不點名,不查堂,宿舍不設學監,不查夜,也沒有警告、記過和開除等名目,但立達有一條校訓:“立己立人,達己達人”。立達主張實施人格感化教育。“我們的學校純粹由同志的教師、信仰的學生組成,一方面要具有社會的組織和互助的生活,一方面要充滿了家庭的親愛,大家都欣合無間,極力由敬愛而發生人格感化。”人格感化教育由愛而生。立達將校徽設計成“心”型,寓意愛心教育。夏丏尊翻譯的《愛的教育》一書學生人手一冊,愛的教育在他們中間發榮滋長。學校友愛團結蔚然成風。立達的教育是愛的教育。匡互生十分愛護學生,實行身教重于言教和耐心說服的人格感化教育。他從不呵斥學生,對個別犯錯誤的學生,他總是先責備自己,然后告訴學生應該主動地去做應該做的事,自覺地不去做不應該做的事。他與學生談話時,每每聲淚俱下,使學生深受感動,即令多少年后仍然對當時的錯誤感到后悔。有一次,他們在校園里捉到一個小偷,有人主張將他送到警察局,但匡互生不同意。他從教育著手,與小偷促膝談心,最后小偷感動得與匡互生一起抱頭痛哭。匡互生感人的教育方法打破了師生界限,他給學生帶來的是終生難忘的教育。據一位立達校友回憶,立達創辦后,所有師生奉公守法,未聞有違法亂紀者,足見立達人格感化教育的成功。5.改變課堂教學模式,激發學生的創造能力立達學園非常重視知識質量,但絕不滿足于傳統的教學模式。匡互生認為:“我們立達的師生,對于學問方面,不純是記憶書本知識,要能在課本外自由研究、獨立思考,以求養成科學的頭腦。”他認為,教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教授制度的根本改造—由專重教室教授而變為注重自由研究和教科書的編輯。立達學園千方百計為學生創設寬松自由的學習環境,以適應學生個性發展的需求,激發他們的創造潛能。教師們不但改革管理制度,而且改革教材內容。例如:劉薰宇等以新的體系編寫了算術、代數、幾何等一整套教材,為全國所采用。夏丏尊等教語文,從不讓學生浪費精力去背“主題思想”、“段落大意”,而是主張多讀范文和名著,使學生博聞廣識。立達學園除了開設教育部統一規定的課程外,還注重開設各種各樣的選修課。在外文學習中,除英語必修外,還開設了法語、意大利語、世界語等選修課。此外,還設有邏輯學、社會學、道德實踐課。在教學方法上,立達力求教師講授與學生自由討論相結合。課外,學生可以自由組織學習小組、學術團體,思考各種問題,探討人生真諦。立達的圖書館和實驗室全天開放。此外,立達還經常舉辦全校性的演講會、辯論會,出版各種刊物、墻報,活躍學生思想,擴大知識范圍。學生周堯(后來成為生物學家)曾回憶:“在這樣的環境里,各種學術活動和愛國運動都很活躍。我常把顯微鏡領回宿舍,做了許多課外的生物學實驗……這對我以后走上生物科學這條道路也有影響。”6.創辦勞動大學,設立培育勞動者培養學生的勞動生產能力,是匡互生教育理想的主要內容。匡互生主張自食其力。他認為,要把學生培養成有健全人格的人,就必須進行生產教育,以生產教育充實人格教育。早在1921年,匡互生就在江蘇宜興試辦過學校和農場。1924年,在春暉中學時,他就有創辦一個農場、設立農科的設想。1927年,匡互生與李石曾、吳稚暉等發起創設勞動大學,并任籌備委員會秘書。勞動大學建在立達學園附近,與立達學園遙相呼應。1928年,立達學園在上海江灣興辦立達農場,從美國引進優良雞種和蜜蜂種,供師生參加勞動,使勞心與勞力有機結合。匡互生非常重視勞動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