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留守兒童的安全與行為問題

1親子關系與兒童行為問題的雙向作用領養兒童是指父母或雙方因缺少食物而離開的兒童，不能和父母或雙方一起生活。全國婦聯的研究報告指出,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約5800萬,其中14周歲以下的農村留守兒童約4000萬人,面臨親情缺失等問題,一些調查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的逃學、厭學、輟學、紀律差、迷戀網吧的現象比一般兒童嚴重,留守兒童的情感和人格發展也受影響。顯然,留守兒童的“親情缺失”以及出現的一系列心理和行為問題已經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留守兒童”的焦點之一。長期以來,發展心理學家在親子關系對兒童心理和行為的影響方面開展了大量研究。其中,依戀領域的研究貢獻最為突出:研究者們普遍認為兒童的安全依戀來自于兒童與父母親之間的互動,親情和親子關系的穩定性有助于安全依戀的發展;早期擁有安全型母子依戀關系的兒童在整個兒童期和青少年期表現出較少的行為問題和心理病理癥狀;早期與父親安全依戀的兒童從兒童期到青少年期表現出較低水平的行為問題和犯罪行為。另外,Masten與Garmezy也指出,親子關系是造成兒童發展問題和心理病理問題最有影響力的因素。親子關系與兒童行為問題之間存在雙向作用關系,親子關系能夠預測兒童以后的內隱和外顯問題,內隱和外顯問題也能夠預測以后的親子關系質量,親子關系不佳會導致子女更多的異常行為發生。留守兒童是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動而出現的一個特殊群體。由于親子之間的長期分離,留守兒童家庭的自然結構出現事實性殘缺,親子互動頻率減少,親子互動方式單一化,親情和親子教育嚴重缺失,親子關系與兒童行為問題之間的雙向作用減弱。那么,這些將對留守兒童的安全感和行為問題產生怎樣的影響呢?為此,本研究試圖通過實地調查和心理測量,考察農村初中留守兒童安全感與行為問題的特點,深入挖掘留守兒童的“親情缺失”、“親子教育缺失”對兒童安全感以及行為問題的影響,探討其安全感與行為問題之間的關系,以期為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和學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科學依據。2方法2.1或一方外出執勤的農村家庭選取湖南長沙、常德、益陽、懷化、張家界五個地區的98名農村留守兒童作為調查對象,這些兒童來自父母雙方(或一方)外出打工的農村家庭,初一、初二、初三分別為30、34、34人,男生36人,女生62人,獨生子女為48人,非獨生子女為50人。同時,從留守兒童所在農村隨機抽取115名非留守兒童作為對照組,初一、初二、初三分別為41、34、40人,男生54人,女生61人,獨生子女為54人,非獨生子女為61人。2.2研究工具2.2.1驗證性因素分析量表由馬斯洛《安全感-不安全感問卷》修訂而成。進行該研究之前,我們在一個由1893名初中生組成的樣本中對該問卷進行了修訂,通過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修訂后的量表包含44個條目,由情緒安全感、人際安全感、自我安全感3個維度組成,其內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814、0.803、0.678,驗證性因素分析的各項擬合指數為:ue84aSymbolcA@2/df=5.01,NNFI=0.97,CFI=0.98,RMSEA=0.065,Mc=0.934。就具體內涵而言,情緒安全感主要指兒童疑慮不安、擔憂未來、情緒低落、對世事不滿的情況,人際安全感主要指兒童的人際融洽、樂觀開朗、尊重友愛、幸福溫暖的情況,自我安全感主要指兒童的自信、自我悅納情況。2.2.2神經癥行為的定義該問卷將行為問題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即違紀行為或稱反社會行為,稱為“A行為”(AntisocialBehavior),第二類即神經癥行為,稱為“N行為”(NeuroticBehavior)。各條目按0-2三級他評,問卷總分的最高分為62分,以13分為臨界值,凡等于或大于此者,被評為有行為問題,問卷的內在一致性信度為0.84。2.2.3留守兒童監護時間表及一般情況指個人信息調查表具體包括:(1)調查對象的一般情況,如性別、年級;(2)“留守”有關情況,如親子分離時間(指留守兒童與父母分離的時間)、親子分離年齡(指留守兒童在父母開始外出務工時所處的年齡)、親子會面間隔時間、親子相聚時間(指一年中留守兒童與父母相處的時間)、親子溝通間隔時間、親子教育方式(權威型、專制型、放任型,由多名研究者根據描述內容予以定性)、監護類型、留守兒童臨時監護人的受教育程度、臨時監護人家庭結構、臨時監護人對留守兒童的評價等。本研究中的“親情缺失”、“親子教育缺失”因素主要通過“留守”有關情況來予以考察。2.3留守兒童的調查方法分五個研究小組,各小組在暑假的頭兩周時間里分別在五個地區的農村展開調查,通過訪談、問卷調查、心理測量等方式,對村民、學生等進行了調查。首先由兒童完成個人基本信息表和修訂后的馬斯洛《安全—不安全感問卷》,然后由其家長填寫《Rutter兒童行為問卷(家長卷)》(留守兒童的家長問卷由目前的監護人填寫),最后由調查者對留守兒童及監護人進行訪談,同時做好相關記錄。其中,發放和回收調查問卷217份,剔除無效問卷4份(信息不全),有效被試213名,數據采用SPSS13.0進行統計分析。3結果3.1學校與性別的心理安全感差異分別以初中留守兒童的安全感和行為問題各維度為因變量,以年級和性別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在初中留守兒童安全感上,年級和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多變量統計檢驗發現,年級(WILKS’λ=0.90,p>0.05)、性別(WILKS’λ=0.96,p>0.05)的主效應不顯著;從多元方差分析的組間檢驗來看,年級對人際安全感存在顯著的主效應(F=4.66,p=0.012),進一步多重比較表明,一年級的人際安全感顯著低于二年級和三年級,而二年級與三年級的人際安全感差異不顯著。在初中留守兒童的行為問題上,年級和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年級(WILKS’λ=0.97,p>0.05)的主效應不顯著,而性別(WILKS’λ=0.85,p<0.01)的主效應顯著,從多元方差分析的組間檢驗可知,性別對A行為(F=5.21,p=0.025)和N行為(F=5.36,p=0.023)均存在顯著的主效應,男生(M=2.06,SD=2.124)的A行為顯著高于女生(M=1.23,SD=1.32),而女生(M=2.48,SD=1.41)的N行為顯著高于男生(M=1.78,SD=1.44)。為方便認識被試的基本特點,表1列出了本研究所有變量的平均數和標準差。由表1結果可見,初中留守兒童與對照組兒童在人際安全感與自我安全感上沒有顯著差異,但在情緒安全感方面差異極顯著,留守兒童的情緒安全感顯著低于對照組兒童;在安全感總分上差異顯著,安全感總分顯著低于對照組兒童;此外,二者在行為問題總分和N行為方面差異顯著,初中留守兒童的神經癥行為與行為問題總分顯著高于對照組兒童。3.2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以安全感總分為標準,得分在平均數正一個標準差以上者為高安全感水平組(n=22人),得分在平均數負一個標準差以下者為低安全感水平組(n=21人)。以安全感高低水平(0=較高安全感水平組,1=較低安全感水平組)作為因變量,將初中留守兒童的親子分離時間、親子分離年齡、親子會見間隔時間、親子相聚時間、親子溝通間隔時間、親子教育方式、監護類型、監護人家庭結構、監護人對留守兒童的評價等作為自變量,進行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再以單因素分析有統計學意義的“留守”有關因素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采用向前逐步引入法,納入回歸方程的水準為0.05,剔除水準為0.10,最終進入方程的變量有“親子分離時間”,見表2。根據行為問題總分,以13分為臨界值,凡等于或大于此者,被評為有行為問題組(n=33人),小于13分者為無行為問題組(n=65人)。以是否有行為問題(0=“無”行為問題組,1=“有”行為問題組)作為因變量,同理,將單因素分析有統計學意義的“留守”有關因素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最終進入方程的變量有“監護類型”和“監護人在別人面前對留守兒童的負面評價”,見表2。根據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參數的意義和自變量的賦值可知,監護類型、監護人在別人面前對孩子的負面評價是留守兒童行為問題的危險因素,隔代監護的行為問題較多;監護人在別人面前對孩子的負面評價越多,留守兒童行為問題越多。親子分離時間是初中留守兒童安全感的危險因素,由結果可知,親子分離時間在0-3年的初中留守兒童,安全感最低。進一步以親子分離時間為自變量,安全感總分為因變量的單因素方差分析(F=2.77,p=0.046)以及多重比較發現:親子分離時間在6-9年的安全感最高,高于9年以上者安全感總分又低于親子分離時間在6-9年的留守兒童。3.3安全回歸分析留守兒童a行為、n行為和a行為關于b通過相關分析考察初中留守兒童安全感與行為問題的關系,由表3所示結果可知,情緒安全感與初中留守兒童的行為問題各維度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而人際安全感僅與留守兒童A行為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以安全感的三個維度為自變量,分別對A行為、N行為和行為問題總分進行回歸分析,以考察安全感對行為問題的影響作用。由表4結果可知,在安全感的三個維度中,人際安全感對于初中留守兒童的A行為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情緒安全感則對N行為和行為總分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4討論4.1行為問題的個體特征本研究發現,初中留守兒童的安全感總分顯著低于對照組兒童,在安全感的三個維度上,情緒安全感顯著低于對照組兒童。這表明“親情缺失”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留守兒童的安全感,尤其是情緒安全感。正如貝克等所指出的那樣,當個體生活在“不安”的自然環境中,會創造條件弱化心理動蕩,包括情緒不安全感(即悲傷、羞恥、混亂、恐怖、或無助)。另外,初中留守兒童的行為問題總分顯著高于對照組兒童,留守兒童表現出更多的神經癥行為。這與國內的一些研究結果一致,如王東宇等人的研究發現,“留守兒童”存在各種明顯的焦慮、人際關系緊張與敏感、抑郁、情緒不穩定等心理問題。初中留守兒童安全感與行為問題的年級與性別的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安全感總分上的年級、性別的主效應和交互效應差異不顯著,在各維度上,人際安全感存在年級差異,一年級的人際安全感顯著低于二、三年級;在行為問題總分上的年級主效應以及年級×性別的交互效應差異不顯著,性別的主效應顯著,男生的A行為顯著高于女生,而女生的N行為顯著高于男生。初中留守兒童安全感與行為問題的年級與性別上的差異,較符合初中生社會性發展的一般趨勢,這也充分說明相較于“留守”因素而言,年級與性別因素對留守兒童安全感與行為問題的獨特影響作用不大。4.2監護關系方面的“守”本研究發現,在“留守”有關的因素中,親子分離時間是留守兒童安全感的危險因素,親子分離時間在0-3年的初中留守兒童,安全感反而最低。親子分離時間在6-9年的安全感最高,高于9年以上者安全感總分又低于親子分離時間在6-9年的留守兒童。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這與初中留守兒童所處的特殊心理發展階段有關,由于初中生正處于獨立性需要和社會地位、心理成熟水平的矛盾階段,所以當親子分離時間為0-3年的“留守”兒童在真正遭遇親子分離時,一方面他們的心理不安感異常強烈,另一方面“留守”也使一些留守兒童的獨立性增強;當親子分離時間高于9年以上時,安全感也比較低,可能與此時的留守兒童正處在親子安全依戀發展的關鍵期有關。而對于親子分離時間在6-9年的留守兒童安全感最高,一定程度上與這些留守兒童有比較穩定的親子教育替代主體有關。研究也發現,監護類型與監護人在別人面前對孩子的負面評價是留守兒童行為問題的危險因素。隔代監護的行為問題較大,監護人在別人面前對孩子的負面評價越多,留守兒童的行為問題越多。就留守兒童而言,隔代監護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彌補留守兒童的“親情缺失”,但留守兒童在親子教育上的父母缺席,使人們普遍認為的隔代監護的教育弊端更為突出,如隔代監護容易導致留守兒童早期教育的欠缺、溺愛、偏愛以及力所能及事務的“包辦代替”,導致隔代監護的留守兒童行為問題更為突出。監護人對留守兒童在別人面前的負面評價容易使兒童產生逆反心理,導致兒童行為問題增多,根據動態雙向作用模型的理解,行為問題的惡化又會使原先低質量的監護關系進一步惡化。誠然,“留守”現象本身是異常復雜的,因此許多有關留守兒童的調查研究經常會出現一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結果。筆者認為,這可能與父母是否讓子女“留守”的決策因素有很大關系,也就是說,父母是否外出務工,除了與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風俗等文化因素有關以外,其子女先前的心理和行為表現情況、子女的親子教育替代主體是否妥當、子女在“留守”過程中心理和行為發展的反饋就是父母“是否外出”和“是否繼續外出”的重要決策因素。一般來說,父母外出之前會對子女作一個讓自己比較放心的安排,父母是否“放心”外出受多重因素的影響,會使留守兒童的“留守”有關因素千差萬別。4.3情緒安全與n行為本研究對初中留守兒童安全感與行為問題的相關分析表明,初中留守兒童情緒安全感與行為問題各維度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人際安全感與A行為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也就是說,情緒安全感水平越低,初中留守兒童的行為問題更多,人際安全感水平越低,初中留守兒童的A行為越多。回歸分析表明,情緒安全感對N行為和行為總分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情緒安全感”這一因素對行為問題的解釋率就達到10.8%(ΔR2=0.108)。根據依戀理論,情緒安全在親子關系與兒童適應性發展之間起著重要聯結作用,情緒不安全可能增加兒童未來出現適應問題的風險,可能會增加更為普遍的內隱行為問題,本研究中留守兒童在情緒安全感和N行為上與非留守兒童存在顯著差異的結果,也佐證了這一點。因此,“留守”因素降低了留守兒童的安全感,尤其是情緒安全感受到影響,進而增加了留守兒童的行為問題,由此可見,家庭和學校對留守兒童情緒安全感以及N行為問題需要引起足夠重視。回歸分析表明,初中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