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哲學及其方法論意義

在對柏人的對話中，圣人是完美的“惡棍”，主要是因為他們善于在城市生活的實踐中使用修辭。柏拉圖同樣關注實踐，且要哲學地關注實踐。在他看來，哲學與修辭有著本質差別，哲學求真而修辭造假。這類柏拉圖式認識至今仍為一些人所接受。本文無意為智者和修辭辯護——這項工作始于黑格爾和尼采，于今早已完成，而旨在呈現這樣一個事實：柏拉圖從對智者的嘲諷中，從對修辭的批評中，提煉出哲學思維，由此造成實踐哲學形成之困境，即實踐哲學脫離實踐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柏拉圖難以形成一種與實踐相輔相成的實踐哲學在真知識基礎上對修辭予以消除柏拉圖的著作多以智者命名，這并非偶然，他的寫作自始至終貫穿著對修辭的批評，特別是《高爾吉亞篇》和《斐德羅篇》集中處理了修辭問題。本文即以這兩篇對話為主進行探討。柏拉圖特別熱衷于創造二元對立的理論框架，通過極力貶低一方而抬高另一方，知識與無知、道義與不義的二分構成其修辭批評的核心。《高爾吉亞篇》中，修辭直接被貶斥為“信念”的創造者，與“知識”相對立。知識只有真而沒有假，信念則有真假之分，但真的信念仍不是知識，特別是與修辭聯合起來的時候，信念完全成了沒有知識的虛假事物。如果把修辭理解為說服，“如果他與其他任何手藝人競爭，那么是這位修辭學家，而不是其他手藝人，能夠說服民眾選他，因為在民眾面前，無論談論的是什么主題，修辭學家都要比其他手藝人更具有說服力”由于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善，奉承通常以快樂作為說服的手段，使人們相信它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冒充那些照料身體和靈魂的善好技藝。比如烹調假冒醫學，“聲稱知道什么食物對身體最好”,但實際卻是奉承的一種形式，“因為烹調的目的是快樂，對好的事物則視而不見”,所以它無法產生一般性原則以規范它所提供的事物，也無法解釋它所能提供的本性或原因在《斐德羅篇》中，柏拉圖仍從真知和道義上做文章，對修辭鞭笞撻伐。他同樣堅持知識至上，“要想成功地發表一篇好的談話，首要條件是談話人心里對所談主題的真相擁有一種知識”柏拉圖打擊修辭，終究是要抬高哲學。他的修辭批評在某些方面確實有些道理，但也未免過于極端。他通過認識論上和道德上的批判，以二元對立的形式將修辭與哲學分開，以致修辭成了哲學的反面。修辭不僅無知而且不義，哲學則追求真知和道義，并且有真知才有道義。修辭作為人類最偉大的事柏拉圖批評修辭抬高哲學，認知與道義上的二分是核心，但這仍只是較為表面的現象。柏拉圖之所以能對修辭大加批評，在認知和道義上將修辭與哲學分開，根本在于哲學邏各斯與修辭邏各斯的區分與對立。換句話說，柏拉圖要凈化“邏各斯”(《高爾吉亞篇》關于修辭的討論一開始就是圍繞邏各斯(話語)展開。蘇格拉底質問高爾吉亞，修辭的范圍是什么?高爾吉亞認為是話語，或者說關于話語的技藝就是修辭。但醫學或體育也是有關于話語的，為何不把它們稱作修辭?這迫使高爾吉亞改口說，修辭是所有那些以話語為中介來完成的活動。但是，還有其他一些這樣的技藝，比如算術或幾何，修辭不過是完全通過話語而獲得或實現它的全部功能的技藝之一。那么，修辭的獨特性是什么，或者說它使用的話語的主題是什么?高爾吉亞認為，它主要針對的是人類最偉大和最高尚的事物。因為修辭能給全人類帶來“自由”,這種自由指它能夠給每個人帶來控制其他人的自由。也就是說，修辭學家可以用自己的話語去說服法庭上的法官、議事會的議員、公民大會的民眾或者其他任何公民團體，憑借這種力量修辭學家可以造就醫生，可以使教練成為他的奴隸，使商人不為自己掙錢，而為他人掙錢，因為他能夠通過話語來說服他們《斐德羅篇》也一樣，蘇格拉底一開始就問斐德羅，你們討論什么?呂西亞斯無疑會用他的話語款待你們，同時認為呂西亞斯關于“愛”的話語必然是優美且普遍有益的，所以也想聽一聽總之，修辭“這種話語的技藝是由追隨信念的人，而不是由知道真理的人來展現的”“哲學邏各斯”的封閉態度根據上述分析，柏拉圖修辭批評的根本在于他斷定當時的社會病灶是邏各斯出了問題，他試圖凈化邏各斯，把哲學邏各斯與修辭邏各斯完全區分開，在此基礎上提煉出哲學思維，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良方。按理說，實踐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對它所探求的人的行為相關的普遍性原理應當從哲學上加以理解，即它是關于實踐事物本性的知識，進而可以在實踐中影響和改變不完美的社會現實。在這個意義上，盡管實踐哲學在柏拉圖之后才得以形成，但柏拉圖的上述作為似乎包含實踐哲學的意味，通常也很容易因此認為這就是柏拉圖的實踐哲學思想柏拉圖要凈化邏各斯，要使話語為了真理而通向真理，以達到非個人的、無人稱的純粹理念世界。這個世界的意義是明顯的，一切都清晰明了、井然有序，這是一個理想的世界，不會有任何“事變”的發生。但在我們這個現實世界中，事變比比皆是，所以修辭邏各斯充斥于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每天都進行各種各樣的日常交流、協商、辯論、講話、說服、勸阻、激勵，甚至爭論和閑談，其過程和結果往往無法通過理性推導，反而充滿各種變數。哲學邏各斯與修辭邏各斯的區分與對立意味著將本來自由開放的邏各斯領域封閉起來，放棄充滿偶然和變化的現實世界，盡管仍可以像柏拉圖那樣，用哲學邏各斯去統籌變化不定的現實世界，取代修辭邏各斯的作用。但這樣做時，結果注定是脫離現實，造成一個真理與行動、理論與實踐之間幾乎不相關的世界。然而，柏拉圖對此抱有的期待不僅是理論上的，也是實踐上的，他提煉出這種哲學思維不僅是要解決真知和道義的問題，也是要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但他同樣為我們提供了哲學接近現實失敗的范例，比如理想國在理論設計上的完美與實踐上的難以實現。所以這種以哲學邏各斯為基礎的哲學思維在理論上可能有效，在實踐上卻可能失效而難以完成實踐的任務。而且，當柏拉圖把哲學邏各斯與修辭邏各斯完全區分開后，實際還切斷了“知(知識)—說(言說)—行(實踐)”之間的有機聯系。就是說，這種哲學思維把自己封閉在“知”的領域，不太重視“說”與“行”,特別是“說”,認為只要達到了“知”就直接可以通往“行”。對此，西塞羅就曾指出，“在此之前，‘哲學家’是同時踐行、研究和教授我們正探討的這一門類各個學科的所有人都享有的共同稱號，‘哲學’也被用于指稱整個人文學科領域的研究和實踐。蘇格拉底剝奪了[言說家享有的]這一稱號，將它非法據為己有，并在自己的討論中將對明智思維和對雄辯言說的研究硬是割裂為兩門學科，全然不顧在現實生活中二者密不可分這一事實。蘇格拉底自己雖然沒有留下只紙片言，柏拉圖的著作卻使他的創舉和學說永遠流傳。將舌和腦分裂開來這一無疑極為荒謬、不利、可惡的做法的始作俑者概出于此”據此，柏拉圖的主要問題在于，他排斥和否定修辭邏各斯所造成的哲學思維的封閉性，即封閉在哲學邏各斯的領域、封閉在知的領域。這種情況下，雖然柏拉圖的哲學來自對社會現實的反思，并試圖以此去改變社會現實，但這種封閉性只可能造成一種與實踐相去甚遠的理論的哲學，而難以形成一種與實踐相輔相成的實踐哲學。有學者認為，從《高爾吉亞篇》到《斐德羅篇》柏拉圖改變了對修辭的態度或修正了關于修辭的看法，他批評的只是“壞”的修辭而試圖建立一種“好”的修辭總之，哲學邏各斯領域內，一切都清晰明了、秩序井然，但人的實踐往往復雜多變、問題叢生，很難用這種封閉的、不變的哲學思維去統籌一切變化不定的實際事務。就此來說，或許可以把修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