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七郡明司部

《村莊函數編年史》以牧師部國家為例，記錄了永和五年（140）左右的所有村莊函數，其中，西歷的七名學生的“村莊函數”：三河、洪志和三圍。一、“州部”和“中部”司隸校尉部初置於何時,與該官何時被賦予刺史(州牧)性格,本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嚴格説來,圍繞這個課題的研究,源自近代學界對兩漢州、刺史部地理的探索。20世紀30年代,顧頡剛、譚其驤師徒爲廓清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究竟是哪十三州進行了往復討論,最終由顧先生撰寫了《兩漢州制考》一文。他引用勞榦的觀點,主張州與刺史部是同一區劃的兩種稱謂(筆者簡稱“州部同”説)。元封五年(前106)至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其他郡國分屬十三刺史部(州),七郡不在其列;元始四年王莽分天下爲十二州,七郡分別被併入各州。總之,終西漢之世,七郡之上不存在與刺史部(州)類似的司隸校尉部?！独m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條本注及“刺史”條曰:孝武帝初置,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元帝去節,成帝省,建武中復置,并領一州。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玩味劉昭的言下之意,司隸校尉在西漢並未“領一州”。顧先生分取“並領一州”和“建武十八年”,合諸兩者,認爲直到建武十八年該官始如外部諸郡的刺史一般監臨七郡越七十年,辛德勇對顧、譚的定説提出異議而撰《兩漢州制新考》。他主張,州和刺史部並非一事,而是“既有區別又相互交錯重疊的兩套區劃”(筆者簡稱“州部異”説),前者爲視察區,後者爲監察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天下分十二州和十三刺史部,七郡屬於十二州之一的“中州”(摘自《史記·天官書》),但不在十三刺史部之列。隨後這兩套區劃又經歷了若干次變動,建武十八年之後,七郡之上重疊著“中州”和具有刺史部性質的司隸校尉部似乎學者都沒有注意到史籍中最早的司隸校尉部,《華陽國志·公孫述志》:述遂稱皇帝,號大成,建元龍興……改益州爲司隸,蜀郡爲成都尹?！夺釢h書》本傳同建武六年六月辛卯,詔曰:“……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併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苯ㄎ淦吣晗乃脑氯晌?詔曰:“……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薄傲钏倦`、州牧各實所部”且將二官並舉,顯豁地反映了建武六年(公元30)已存在司隸校尉部的事實《漢書·百官公卿表》“司隸校尉”條曰: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元帝初元四年去節。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爲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侗怼贰安烊o、三河、弘農”的“察”字,以及《地理志》“屬司隸”的意思相當模糊,將留待下文分析。其中,有兩個節點和一個時間段需要注意:初元四年(前45)去節、綏和二年(前7)復置,以及嚴耕望主張的司隸部形成於成哀平三朝的觀點。關於“初元四年去節”,藤岡喜允男認爲這標誌著司隸校尉“與刺史同類”越十餘年,成帝爲表彰王延世治河的功績而改元河平(前28):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溢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焙悠皆暝t“流漂二州”指的就是“泛溢兗、豫”越五年,有顧頡剛所舉《漢書·成帝紀》的一條史料:鴻嘉元年春二月,詔曰:“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意焉。”五年後的永始三年(前14)春正月,成帝下詔曰:“臨遣大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問耆老,民所疾苦。其與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越十二年,《漢書·溝洫志》:哀帝初……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綏和二年三月孔光拜丞相、四月哀帝即位、十月師丹繼何武爲大司空顧頡剛覓得一條史料:“元始元年六月,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卑嗽滦脸?大司徒宮下小府、安漢公大傅大司馬、大師、大保車騎“大司徒宮”是馬宮,他於元壽三年九月遷大司徒,元始五年四月遷大司馬;元始元年二月丙辰,孔光爲太師,大司馬王莽兼任太傅,後者於同年拜安漢公;元始五年四月乙未,太師孔光薨,太師之官旋罷背面一排字的右1/3處劈裂,給識讀造成了困難?！逗闲！繁孀R出了“主”前字的單人旁,實則前後兩字分別是“使”、“兵”,《元始五年十二月戊寅詔》下發對象連書“監御史、使主兵、主艸、主客”,四者蓋平帝新設的職官元壽二年(前1)哀帝改丞相爲大司徒、再次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此後二官共同行使原丞相的職責,承御史詔書下發百官,現存元始二年四月之後的詔書均由“大司徒宮、大司空少傅豐”下達四月癸未,大司徒宮下小府、大傅大司馬、大在馬宮任大司徒與王莽任太傅的重疊時間段內,惟獨元始二年四月有癸未與前舉《永始三年七月詔》相同,文書的下達對象連書“中二千石、州牧”,説明直到元始元年八月仍舊不存在司隸部。元始四年或五年,王莽劃天下爲十二州,七郡極有可能被拆開,歸於某幾個州牧的管轄之下新朝既亡,更始帝令光武“行司隸校尉”,《東觀記》言光武“文書移與屬縣”,嚴先生認爲“屬縣”一詞足證西漢末年必有司隸部綜上所考,應該可以下結論:終西漢之世,司隸校尉(司隸)一直沒有如刺史、州牧那樣“領一州”。二、“察七郡”及察校尉考證至此,一個疑問隨之浮現:公孫述建政上距新莽滅亡僅一年半,他甫建國便設置司隸校尉部,很難説完全是自出機杼。事實上,偏王西蜀的成國在恢復西京舊制上不遺餘力,本傳言公孫述“好改易郡縣官名,少爲郎,習漢家制度”釋“察七郡”關於西漢司隸校尉的職能,文獻有“繁”、“簡”兩種説法,先説前者?！栋俟僦尽酚洝罢撇彀俟僖韵录熬熃し阜ㄕ摺笔窃摴俪凶晕鳚h的職能,加之成帝時司隸校尉涓勳自稱“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第一,是否司隸校尉不察七郡地方官?《王嘉傳》的一條史料多爲學者所忽視,丞相王嘉上疏哀帝,請求寬假郡國守相的細微過錯: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司隸糾察的便是弘農、三河的太守。第二,糾察對象是否在地域、秩祿、職官等方面存在選擇性?近年有研究指出,西漢司隸校尉的糾察對象限於帝室、貴戚、部分中都官(服務於帝室的太僕、少府等)、外朝的最高領導者丞相和御史大夫,而不包括維持國家機器運作的中都官(廷尉、大司農等)和三輔(蕭育)後爲茂陵令,會課……扶風怒……(育)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身爲九卿的右扶風尊於司隸校尉,而前者的掾史如此恐懼,足證他們都是後者的糾察對象,絶不僅是攝於其皇帝使者的身份那麼簡單第三,糾察權力是否在京師與七郡存在差別?成帝時翟方進爲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再論“簡約”的説法?！栋俟俟浔怼吩弧安烊o、三河、弘農”,其中“察”字當理解爲對發生在七郡的不法行爲的糾察,不包括監督吏治,與刺史監郡有本質區別(蓋寬饒)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清。繇使的郡國吏踏入長安後成爲司隸校尉的所察對象。更好的例子是無官的列侯,他們籍在侯國,原則上不得擅“出國界”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1濯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灃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3);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爲群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引文通常被視作糾察列侯的例證綜上,“掌察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統皇太子、三公以下”等都是表現,“察七郡”才是本質,它意味著在七郡內無所不糾,負責七郡治安也是其一種內容,所以西漢司隸校尉只有“察七郡”一種性格。這一性格至遲在它罷中都官徒、成爲常態糾察官後便被賦予了,因爲當時御史中丞、司直這兩大“司察”官業已運作多年,單論糾察貴戚公卿,它同兩者在對象和手段上並不存在絶對分野降及東漢,如《百官志》所述,司隸校尉同時擁有“察七郡”的京畿糾察官性格與“部七郡”的刺史性格,其從事分兩類:“主察舉百官犯法者”的都官從事負責前一性格,以功曹從事(比刺史的治中從事)、別駕從事爲首的諸從事負責後一性格趙王良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敕邯旋,車傾,良怒召門候岑遵困辱之。司隸校尉鮑永奏良“大不敬”……永辟平陵人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詔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壁w王良在六年前便就國,平素不受司隸校尉約束,此時爲送護來歙的靈柩而入京胡騰字子升,辟荊州部南陽從事,遇桓帝南巡至南陽,以騰爲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奏曰:“天子無外,乘輿所在,即爲京師。請荊州刺史比司隸,臣比都官從事,南陽守比河南尹,宛令比雒陽令。”帝從之。於是大將軍亡馬,西曹掾召騰。騰乃作都官從事鵠頭召掾,掾乃覺,膝行辭謝,由是不敢輒有呼召。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隨桓帝巡狩至南陽的貴戚公卿處於司隸校尉管不著、荊州刺史不能管的狀態。胡騰奏請“四比”,既是職官的轉換,又可視作政區的轉換。西漢司隸校尉“察七郡”的重點對象有二:身居長安的貴戚公卿,弘農、三河的二千石。東漢“部七郡”後,對七郡吏民的監察轉由刺史性格更好地承擔,“察七郡”事實上縮小爲“察京師”?！稘h儀》以“職在典京師,外部諸郡”概括司隸校尉的雙重性格,且強調都官從事“主雒陽百官”,即將“察七郡”等同於“典京師”若單看“察七郡”,司隸校尉有著強烈的地方官屬性,這和身爲九卿的三輔極爲類似。並且,它是惟一以七郡爲職掌範圍的獨立部門,加之皇帝使者身份王嘉奏疏所見西漢中晚期的十四個“郡國二千石監察組”西漢的丞相府統轄天下郡國。元封元年(前110)罷御史監郡制度、五年置刺史,此後郡國受刺史、丞相府的雙重監管,前者分擔了後者的工作,丞相府的重心轉爲對刺史監察呈報的案驗與處理,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司直負責首先,司隸職在“察七郡”,而七郡縣道以下吏員及鄉里豪霸基本不待其察,郡縣自己就能解決,該官在地方上的重點自然就集中在四郡二千石身上。其次,西漢有“六條詔書問事”,原則上刺史、州牧糾察郡國守相不能溢出此範圍……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苛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苛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托所監;六條,二千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對照西漢司隸校尉的糾察記録:彈劾丞相匡衡“專地盜土以自益”,是可察第二條司隸的職掌範圍在地理上補完了刺史部剩下的最後四郡,“察七郡”又覆蓋了“六條問事”對郡國二千石的監察內容,如此便不難理解司隸如刺史一般監察四郡二千石的機制。十三刺史部合之司隸所察的四郡,西漢中晚期的丞相府便接受來自十四個“組”的監察奏報。假如《地理志》郡國下所注的“屬某州”確係西漢末年的情況浩商案所隱現的西漢晚期十四個“治安大區”西漢司隸糾察七郡之不法,治安本是題中應有之義?！兜苑竭M傳》記載了成帝年間一樁捕亡案: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與豭豬連繫都亭下。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奏可。下文説時任丞相爲薛宣,知是鴻嘉年間之事就目前所能見到的全國性詔所名捕文書而言,宣、元以前下達郡國守相,成、哀以後在郡國之上插入了刺史一層建平三年五月庚戌朔己未,治書侍御史聽天、侍御史望使移部刺史、郡大守、諸侯相男子欣相賜、茂陵女子紀姣皆有罪疑,殊死以上,與家屬俱亡。章所及,姦能當窮竟有兩點需要注意:第一,居延屬涼州刺史部,部內無諸侯王國,所以木簡文書是通發全體郡國的;第二,“殊死”即斬刑,兩漢“殊死以上”不在赦免之列,可知建平三年案也是重案(天漢二年)泰山、瑯邪群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是新生的刺史須爲治安負責浩商等“往來長安中”,本地治安歸京兆尹、執金吾(及屬下的京輔都尉)、長安令、尉等直接掌管。事實上,司隸校尉在罷中都官徒後不直接實施捉捕,成帝前期的某任司隸校尉遣假佐持詔書請京兆尹王尊“發吏”捕人,後者堅持“不當發吏”,假佐便無可奈何浩商案或非特例,十四個治安大區可能是成、哀朝全國追捕的常規制度。合參《翟方進傳》和木簡文書,有三處若合符契:第一,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