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皇帝詔中的民生問題

漢代皇帝的詔書中有很多關于人民生活的問題。學術界并沒有從皇權和生活的角度來理解這一點。這項工作旨在在這方面進行一些初步探討。研究的基本資料,即詔書的統(tǒng)計,以清代嚴可均所輯《全漢文》與《全后漢文》為準,因為嚴氏所輯除了把《史記》《漢書》《后漢書》等主要漢代史料書籍中的詔書囊括殆盡,還收集了散見于其他史料中的詔書片斷,基本上包羅了他那個時代能見到的全部漢代皇帝(包括皇后)詔書一、有關生活的文件中國古人很早就牢固地樹立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一)關于民生的敕令主要是祭祀。當皇帝向上帝獻祭時，他會祝福人民，并顯示他們對人民生活的關懷如文帝十五年夏《議郊祀詔》:“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于民,歲以有年。朕畿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二)《隋書》卷四布達拉宮上的巖石上,云:“清新,油氣高而興云,起事不大量,起事不實踐,導致上下結(jié)結(jié)其國家之報。”“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炎如焚。……其令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系,禱五岳四瀆,及名山能興云致雨者,冀蒙不崇朝遍雨天下之報。務加肅敬焉。”(三)實際應用的詔書是政府采取的實際措施，對全體或部分的人們生活有一定的影響這一類詔書是民生詔書的主體,又可分為七種類型。(四)民生詔的主要分類重視納諫和選拔賢能是中國古代政治的一大特點。漢代選賢求言詔具有某種象征意義,象征了皇帝的親民愛民,宣帝地節(jié)三年十一月《舉孝悌詔》曰:“故并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以上把民生詔書分為四大類若干小類,分類本不是容易之事,皇帝下詔又是針對實際問題而發(fā),而實際的問題往往是復雜的,常常是各種問題攪在一起,因而一道詔書常常包括若干方面。重視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不僅反映在勸農(nóng)詔書,還在求言、救災、省費節(jié)用、祭祀等詔書中得到體現(xiàn);求言選賢詔常常因為災害而發(fā),因而與救災救急,賑濟貧民的詔書攪在一起;救災濟貧又與重農(nóng)助農(nóng)、求言選賢、整頓吏治、清理冤獄、省奢節(jié)用等內(nèi)容難舍難分;某些禁止奢侈的詔書與移風易俗相近;賜爵多與赦詔聯(lián)系在一起,但“必然對農(nóng)業(yè)人口有所影響”二、文景年間的刑罰詔文漢初高帝時期,所下眾多詔書中,關系民生比例較少,這是因為此一時期以軍國大計為急務,民生尚在其次。但僅見的幾條民生詔書卻可謂為漢初由亂到治奠定一基礎,為漢代基層政權的特色立一制度,為漢代民生的詔書開一風氣。據(jù)《漢書·高帝紀》,高帝二年“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xiāng)一人。擇鄉(xiāng)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徭戍。以十月賜酒肉”。《漢書》沒有指明這是一道詔書,但從其內(nèi)容來看,這個“令”極有可能是劉邦所下。其時劉邦尚未被尊為天子,所以不稱詔。這個“令”中涉及民生的內(nèi)容有“賜民爵”“復勿租稅”“賜酒肉”,這幾項內(nèi)容都被以后漢代近四百年的詔書反復申明。尤其是設置三老,成為漢代鄉(xiāng)里基層組織的一大特色。高帝五年五月《罷兵賜復詔》包括五項內(nèi)容:(1)“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2)“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3)“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4)“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5)“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其中第(1)、(2)項內(nèi)容針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第(3)、(4)項與關注吏治、減輕刑罰的問題相涉;第(5)項內(nèi)容與后來眾多的大赦天下詔的內(nèi)容相類似。高帝十一年二月的《定獻費詔》體現(xiàn)了減輕農(nóng)民負擔的意圖。高帝劉邦于戎馬倥傯之際,措意民生,其顧慮所及,重在減輕農(nóng)民負擔,恢復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抓住了民生問題之關鍵。比較秦帝15年間,不曾下一道關注民生的詔書,宜乎秦之敗、漢之勃興也。漢高帝民生詔書的實行效果,聯(lián)系到漢初三老制度即建立起來,漢初社會由亂到治,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逐漸恢復,可知高帝的這幾道詔書,至少在指導思想上產(chǎn)生了效果。《令諸吏善遇高爵詔》提到“吾數(shù)詔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惠帝享國日淺,《漢書》載其詔書一篇《重吏祿詔》,呂后有《除重罪詔》,這兩條詔書屬于吏治與減輕刑罰的范圍。漢文帝是歷史上第一個下達大量詔書關注民生的皇帝,《全漢文》收文帝詔書35篇(其中有一篇《答陳武》,可能也是詔書,筆者歸之詔書類),關涉民生的詔書約20篇,所占比重超過1/2。其中農(nóng)業(yè)詔(5篇)和刑罰詔(4篇)較多。加上十五年夏所下祭祀詔《議郊祀詔》祈求“歲以有年”,后元年三月《求言詔》問及“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nóng)者蕃,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文帝重農(nóng)的原因可以從同時代賈誼、晁錯的上書中得到答案。至于產(chǎn)生的效果,據(jù)文帝十二年三月《勸農(nóng)詔》曰:“朕親率天下農(nóng),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shù)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吾農(nóng)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景帝詔書9篇,農(nóng)業(yè)詔3篇,刑罰和吏治詔6篇。重農(nóng)類詔書相對較少,這當然不表明景帝不像文帝那樣關注農(nóng)業(yè)問題。黃今言先生曾指出:“漢代`輕田租',這是`重農(nóng)'政策的具體貫徹。由于`重農(nóng)'是一項長期的政策,所以景帝元年開始,`三十稅一'便成為漢代的定制。”至于這些刑罰詔書所起到的效果,文帝《除肉刑詔》施行后,結(jié)果是“是后,外有輕刑之名,內(nèi)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武帝在位54年,民生詔書約27篇,平均兩年1篇,在西漢諸帝中比例是最低的。其中,赦詔最多(8篇),其次是求言選賢詔(6篇),再次移風易俗詔(3篇,另,遣使循行詔有2篇的主要內(nèi)容與移風易俗有關)。武帝發(fā)布赦詔較多的原因,有的學者認為:“西漢初期,階級矛盾較為緩和,政簡刑寬,用刑不繁,故頒布赦令之事較少。自武帝以后,頒布赦令之事明顯增多。”同樣的原因,也促使武帝熱衷于下達與移風易俗內(nèi)容有關的詔書。移風易俗本來就是“日新厥業(yè)”“與民更始”的一個方面。武帝用力于移風易俗,即對人民的教化,也反映了孔子思想對統(tǒng)治者的影響逐漸加強。《論語·子路》載:“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經(jīng)過文景之治,人口增殖,財富增加,由武帝來“教之”,正與當時儒家思想日興的背景契合,而就武帝的個性而言,他也非常樂意這樣做。武帝的求言詔書,與其后的求言詔書有別,不是為應對災異而發(fā),而是為了“務法上古者”昭帝的8篇民生詔書中,有6篇屬于減輕農(nóng)民負擔,可歸入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類。這反映了經(jīng)過武帝幾十年的折騰后,農(nóng)業(yè)這個關系到民生的根本問題再一次成為統(tǒng)治者關注的焦點。與文景時期的勸農(nóng)詔不同,這些詔書不是直接地勸農(nóng),而是從減輕農(nóng)民負擔的方面考慮。宣帝詔書30篇,其中關注吏治、減輕刑罰類最多(10篇),其次為赦詔(9篇)。另外五鳳四年四月《遣使循行天下詔》(《全漢文》定名為《日食詔》)下達的目的是“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元康二年正月《赦詔》也是因為“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而下。吏治刑罰詔涉及刑罰的4篇,其余6篇加上上述《遣使循行天下詔》和《赦詔》共8篇是對執(zhí)法官吏的督責。究其原因,武帝時已經(jīng)是“奸猾巧法,轉(zhuǎn)相比況,禁罔寖密”,“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元帝詔書23篇,其中赦詔最多,有6篇(如果把含有大赦內(nèi)容的初元二年三月《災異求言詔》算上則有7篇);其次是求言選賢詔,有5篇。元帝的赦詔與前任帝王的赦詔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前任下達赦詔較多的皇帝是武帝和宣帝,武帝下赦詔的原因如前已述;宣帝的9篇赦詔中有7篇是為祥瑞而下。這可能與宣帝本人熱衷于祥瑞之說有關。元帝的詔書,多因災害或社會弊病而發(fā),憂民和罪己的意味非常明顯,除了赦免罪徒和附帶的對天下的賞賜,還有如“令厲精自新,各務農(nóng)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成、哀二帝民生詔書中求言選賢詔最多,他們(以及元帝)發(fā)布求言選賢詔的原因與武帝不同,與元帝下達赦詔的原因一樣,都是因為災害或其他社會積弊而發(fā),災害求言詔實際也是他們應對災害的舉措之一。這些詔書憂民哀民之心溢于言表,責己求言之語真誠懇切,話語之中也不時流露出對官吏偷合茍從、甚至緣奸作邪的怨恨。例如,元帝詔曰:“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群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偷合茍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蒸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于非業(yè)之作,衛(wèi)于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與宣帝以前相較,這一時期還出現(xiàn)了一些禁奢省用類詔書,元帝時奢侈之風已相當嚴重,翼奉上書元帝指出“后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shù)代之用”從這個時期民生詔書關注的重點可知,國家受自然災害的困擾,官吏因循茍且,甚而緣奸作邪,競相奢侈,貧民生活難離饑寒,皇帝已感到潛伏的統(tǒng)治危機,渴望能有賢才輔佐,妙言解危。東漢光武皇帝23篇民生詔書以減輕刑罰詔最多(8篇),其中有4篇是禁殺或免放奴婢詔,其余4篇是減輕其他罪徒、或蠲除酷法,這說明奴婢問題是東漢初年較突出的社會問題。從詔書中可知,光武時雖然天下初定,但“酷吏殘賊,用刑深刻,獄多冤人”,說明前朝司法積弊并沒有因為一次社會大動亂被沖跨,東漢歷代皇帝(尤其是章、和二帝)減輕刑罰的詔書都較多,而且明帝以后東漢皇帝詔以贖罪減刑詔占了所有刑罰詔的大半,說明他們也把減刑作為增加政府收入的一種手段。這類詔書不斷下達,反映了詔書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可能多少會取得一些實際成效。光武節(jié)省財用詔也較多(6篇),以后的東漢皇帝也大都下達過此類詔書,與贖刑詔聯(lián)系起來考慮,可能與東漢政府財政緊張有關。從和帝開始,賑災濟貧詔明顯增多(和帝29篇民生詔有12篇賑災扶貧詔)。賑災濟貧的主要措施是減免田租,還有貸種糧,扶持災民貧民恢復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賑災詔書增多一方面顯示災害頻發(fā),另一方面反映了政府還有能力和財力進行一定的救助。靈帝時不見賑濟詔,僅見熹平四年六月一條“令郡國遇災者,減田租之半;其傷害十四以上,勿收責”東漢光武至順帝間諸帝發(fā)布的選賢求言詔書也較多,光武、明、章三帝多因日食下詔,和、安、順三帝下詔因各種災害,從章帝開始,詔書語氣明顯比前二帝急切,有西漢元、成、哀帝之風。至于漢代民生詔書實行的總體效果,據(jù)《漢書·黃霸傳》,宣帝即位,“時上垂意于治,數(shù)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顏師古注曰:“不令百姓皆知也。”可見對于皇帝關注民生的詔書,官吏不但存在執(zhí)行不力的現(xiàn)象,甚至根本就加以壓制,不讓民眾知道。所以對于黃霸這樣“宣布詔書”的官員,宣帝特意下詔賜予爵秩,予以獎勵。宣帝注重吏治,史有好評,民生詔書貫徹執(zhí)行猶且如此不易,朝政衰敗時就可想而知。綜上所述,西漢文景二帝對民生問題關注的重點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與刑罰問題,武帝的民生詔則重在施行教化、顯示皇恩,昭帝著重減輕農(nóng)民負擔,宣帝更多用力于矯治執(zhí)法吏之積弊,元帝以后社會矛盾加深,急切地呼吁官吏獻言進賢,并在大赦詔中流露出“罪己”和憂民的心態(tài)。東漢皇帝對刑罰問題關注較多,把減刑作為增加政府收入的一種手段,東漢中后期災害頻發(fā),皇帝比較關注對災民貧民的救助和扶持,東漢中后期求言詔與西漢后期的同類詔書風格相似。皇帝詔書發(fā)揮的作用,取決于詔書本身的內(nèi)容,更取決于官吏對詔書的貫徹。在各種矛盾爆發(fā)、社會危機加深的情況下皇帝憂民求治的心情往往更加急切。三、西漢皇帝關注民生的思想依據(jù)漢代皇帝較多地關注民生問題,除了民生與其統(tǒng)治的長治久安利害攸關,還與漢代信仰體系有密切關系。僅就漢代民生詔書內(nèi)容本身涉及的范圍來看,支持漢代皇帝關注民生的信仰資源主要有三點:其一,神佑有德者的觀念;其二,對上古帝王德治境界描述的信仰;其三,陰陽災異學說。神佑有德的觀念古已有之。周初統(tǒng)治者尤其清楚地認識到“天命靡常”的道理。《左傳·僖公五年》記載宮之奇與虞公的對話:“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系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類似的觀念在《詩經(jīng)》和《尚書》中的某些篇章也有所反映,這說明早在周代,已經(jīng)有了很系統(tǒng)的神佑有德的觀念。又據(jù)《論衡·福虛篇》:“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為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不謂然。”這表明神佑有德者是當時社會的共識。可以說神佑有德者的觀念,在漢人的觀念里是天經(jīng)地義的天理,只有極少數(shù)思維超常的學者(如王充)才對這種觀念提出質(zhì)疑。筆者認為漢代皇帝是真誠地相信神佑有德者。“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后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厘,皆歸福于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xiāng)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漢代皇帝關注民生的另一思想依據(jù),來自于對上古帝王至治境界的追求。文帝十三年五月《除肉刑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文帝十五年九月《策賢良文學詔》:“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nèi),舟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武帝元光元年《策賢良制》曰:“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漢代皇帝(尤其是西漢皇帝)詔書時常稱引“朕聞之”的上古帝王事跡,并以之為效法的對象。上古的政治,本來就有重德的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被周人發(fā)揚光大。徐復觀先生曾根據(jù)《詩》《書》中的材料,歸納出:“周公及周初詩人所提出作為教誨之資的文王,是:(一)很敬謹于自己的生活行為。(二)非常勤勞,并自己參加工人制器、農(nóng)人的種田的工作。(三)用刑很謹慎,愛撫人民,惠及鰥寡。(四)承當人民怨詈之言,以人民怨詈之言策勵自己。”作為統(tǒng)一政權,漢代最有可能從離他們較近的前朝即秦或周代吸取可以效法的統(tǒng)治資源,崇尚暴力和法家治術的秦政常常是漢人批判的對象,是被漢人作為反面教材的思想資源出現(xiàn)的,而崇尚德政的周代統(tǒng)治思想就成為漢人追慕的對象,這一特征從漢初即是如此,并非等到獨尊儒術之后。漢初陸賈就是把周公作為得道者來歌頌,而把秦始皇作為無道和失敗的典型加以指責:“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nèi),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而“秦始皇……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災異學說,是天人感應說發(fā)展的產(chǎn)物,據(jù)《漢書·董仲舒?zhèn)鳌?“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自宣帝以后,君臣議事多稱陰陽。元帝23篇民生詔書中,稱引陰陽的不下7篇,并在初元三年六月《求言詔》要求“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清人趙翼早已發(fā)現(xiàn)“漢詔多懼詞”漢代皇帝這種風格,與上述三方面的思想背景有密切關系。因為相信冥冥之中確實有神靈主宰,所以皇帝戰(zhàn)栗恐懼,深怕己之不德,見責于天。這是其一。漢代皇帝追慕上古帝王,而上古帝王的榜樣就是嚴格要求自己。《論語·堯曰》(商湯)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漢代皇帝也是這樣自責的。這是其二。至于災異與皇帝的自我檢討之關系,有學者已撰文指出:“按照《易》的認識和思維方法,出現(xiàn)否卦所描述的自然和社會危機狀況時,君子須以退而修身的方法來使其得以辟解。在這種思想方法的引導下,災異產(chǎn)生的根源,在漢人看來,便是由于天地陰陽或君臣上下不交;而天子作為天地之間的主宰者,擔負著溝通天地之間關系的責任,理所當然地要承擔責任,要進行自我反省,反身以修德,予民以恩撫。”總之,漢代皇帝在神靈信仰和德治追求的思想背景下,注意時常檢討自己的行為,關注民生疾苦,然而,無論這種信仰背景的影響有多大,一般人的自律能力都是有限的,通觀漢代民生詔書中皇帝對自己的反復自責,也折射出詔書想要達到的目標、所取得的效果是有限的。漢代400年的民生詔書告訴我們,詔書中反復流露的罪己和憂民即便不是出于程式化的官樣文章,而是出自內(nèi)心的真情實感,在君圣民愚的文化背景下,無論君主作出如何的愛民姿態(tài),皇帝孜孜以求的五帝三王的盛世,都是一個神話。1.針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詔書。農(nóng)業(yè)是當時主要的生產(chǎn)部門,是關系人民生活水平的決定性因素通過給予農(nóng)民一些實惠,鼓勵從事農(nóng)業(yè)的積極性這類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