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的工業化之路——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前言在談之前，我先表明我的這個淺談內容的前提：要去意識形態化對學術研究和討論的影響，在研究和討論中不對意識形態問題進行任何簡單的兩極化評價，對以往意識形態化對研究和探討領域的影響則要去意識形態化來解釋。?在論述之前我們要明白一些概念和規律：首先，近代化和現代化的英文表述都是“modernization”，二者其實說的是同一事物。籠統地來說，它們的本質都是政治上的法制化、民主化，思想上的人性化、科學化和經濟領域上的工業化、商品化；而它們的區別在于是一個該過程在不同階段的相同表現下的不同表述，具體的表述為在近代歷史上，稱這一過程為“近代化”，而在現代歷史上，稱這一過程為“現代化”；而以上這種表述無法讓人從字面意思上很直觀地感受到其變化，于是現代學術界給予了一種新的表述：在18—21世紀期間，世界現代化可以分為兩大階段，其中，第一次現代化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第二次現代化是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工業文明向知識文明、物質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變，而當今某些學者認為，第二次現代化的過程應該稱為后現代化。而現代化（近代化）的主要標志是經濟工業化和政治民主化，但在一些先發國家和地區這種主要標志已經達到一種所謂的“高質量”，而在現代多元化的國際社會中，文化的影響力日益重要，其最主要的表現之一就是話語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于是這些先發國家和地區不得不思考，如何在實現傳統的現代化標準上，發展出一種更為先進的現代化標準標準，實現所謂的“高質量”的現代化。因此它們開始追求在宏觀上的社會現代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思想上實現現代化。它們不約而同的認為，如此做才可以體現出它們的先進于過去落后于它們的任何國家和地區，并長期保持這種先進的優勢地位；如若有特殊情況出現，它們就會用主流的話語權來攻擊“特殊”——指責其不符合如今主流價值觀來攻擊其現代化表現。它們依靠這種行為在保持自己的現代化優勢的情況下，繼續主導著現代國際社會的一切，而不允許任何特殊的現代化出現。因為在它們眼里那不是現代化，而只是一種披著民族主義與專制極權主義外衣的特殊“現代化”。其次，我們要明白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現代化（近代化）都是經歷漫長而曲折的過程，經歷這個過程的單一民族共同體或多民族共同體既是在所屬的時空上是先進的代表，又是在所屬時空中不同程度的承擔著現代化（近代化）的代價或成本。這些代價和成本的表現在過去的產業資本主義時代是有很明顯的體現，而如今在全球范圍內進入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其實準確的說應該是金融資本主義主導與產業資本主義附從的時代。而過去是產業資本主義主導與金融資本主義附從的時代，那是產生于16、17世紀的產業資本主義，在其歷經數個世紀后，在世界范圍基本上摧毀了落后束縛其發展的一切封建“鎖鏈”，在19、20世紀達到頂峰。不過這是宏觀角度上的，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產業資本主義的誕生就是帶著“掘墓人”和“先進者”的身份，其發展過程中不僅受到了原有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所建立一切事物的束縛，而且在其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它也培育出了它的“掘墓人”——金融資本主義，這是資本主義無法擺脫的內生性矛盾——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與市場經濟內生性矛盾——“趨利避害”性所決定的，二者有其一都會引發這個摧毀產業資本主義的“火藥桶”，很不幸在如今這個時代，在全球范圍內的所有國家和地區都在向這個“火藥桶”里加“料”，而且不時會有部分國家地區、個人或社會團體組織不承認其存在而去“點燃”它，當代最典型的表現就是“08年金融危機”。最后，不論是先發國家或地區，還是后發的國家或地區，現代化（近代化）都是其必然，是其不可逆的，也就是“一往直前，不可后退”。縱觀人類文明發展史，人類在有“信史”的階段中，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過渡，成了世界上任何國家或是地區的近代化過程。在經濟上實現工業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近代化的標志，而如何實現工業化成了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統治階級所思考的重要問題，這種思考伴隨著的是整個國家政治的頂層設計的變化，引導著整個國家的上層建筑變化或是經濟基礎改變，這種以一種變化帶動另一種改變的方式，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不斷發生。由于當時進行這種改變的成本比較“低廉”，于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近現代史是一個現代化“試錯史”，然而這僅僅是1840年到2000年這一段時間的“低成本試錯”，而如今科技變化如此之快，國家層面的試錯——頂層設計的改變，已經讓這種試錯的成本變得不可被一個國家所承受，因此沒有一個國家會讓這種試錯在本世紀的本國重現，而如何避免在本世紀中的現代化或是進一步現代化中試錯呢？馬克思曾言：“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從此可以看出，馬克思的思想對待歷史的認識是基于一種宏觀的角度，是一種唯物的辯證的，在馬克思的思想中的所謂可知論正是對“人類史”的可知與人類出現后的“自然史”的可知，我們所談的規律不過是在可知中發現的，而現代化就是如此。再看這兩類“歷史”，我們發現它們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于自然界，那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自然史，即所謂自然界的歷史，其漫長的時間跨度和廣闊的空間維度，并不是我一言可盡，故尚且在此不談，但在之后的敘述里，“人類史”內容的敘述背景中是離不開它的。在此正如馬克思所言：“我們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類史，因為幾乎整個意識形態不是曲解人類史，就是完全撇開人類史。意識形態本身不過是這一歷史的一個方面。”如此研究歷史必然要透過表象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簡而言之是個人或者群體的思想觀念的體現。他們就像“藝術家”把歷史史實進行“繪畫”，古典主義者讓歷史史實變得神圣化，如同所述對象是眾神的凡人化和眾人的神圣化，特別是在宏大的歷史敘述上；浪漫主義者讓歷史史實變得充滿人性，讓“看客”感受到人性的光輝在歷史中的“綻放”；現代主義者讓一切歷史史實表述變得多元化，一些“涂鴉作品”混入其中，讓部分人覺得啼笑皆非。如此“繪畫化的歷史”難免讓原有史實面目全非，讓人陷入到“玫瑰陷阱”中去，而反感某種“意識形態”的人看到此種“歷史”，則會覺得歷史缺乏真實性和政治化趨勢，直言歷史不可信與“任人涂改”，厭惡與憎恨油然而生，反而讓意識形態“藝術家”的行為適得其反。故從所謂的歷史史實中所得出的“真相”，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意識形態”化的影響，其本身的客觀性真實性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難免再說其為真相。而我們要從所謂的史實中，“清除”涂在上面的層層顏料，看到歷史的本質，而不是所謂的“真相”。在歷史中，工業化的先發國家的歷史經驗成了后發國家的參考“教科書”，后人所言的“符合國情，實事求是”的“建議”，在當時卻是眾人難以看到的“上帝視角”，大部分人不可能超越時代的局限來一次“穿越“，對整個國家和地區的頂層設計進行絕對正確的建構。因此“生搬硬套”而進行的頂層設計在任何后發國家都是存在的，即國家層面的“試錯”，在不知不覺中“錯誤”可能會變得更加“錯誤”，也可能會變成“正確”，在“正確”之后也會繼續面臨正確與錯誤的“試驗”。在充滿迷霧與陰霾的近代化前夕的東亞，以原住民為主的國度，在所渲染的歌舞升平“盛世”中，對外來的事物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對于日本這樣的島國，因有漫長的內部戰爭與對外部分開放與學習史，加之整個國家體制處于名為天皇實則幕府統治的地方分權天下共主的封建模式。而在部分地方勢力已經長期接受西方影響長達數百年，外來的威脅與內部謀求變革的呼聲，讓日本接受西方的外來事物較快，迅速發生變革，在“試錯”的道路上先“正確”后“錯誤”，并日后成為亞洲唯一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中國在當時絕大部分人的眼中，是一個古老而又神秘的帝國。中外交流貿易有著長達千年的歷史，而在廣袤的亞歐大陸的兩端，誕生了古老的文明，歐洲的海洋文明與東亞的大陸文明在發展程度基本在同一水平上，雙方有諸多相同之處。而歐亞大陸的氣候變化讓中國與歐洲各國在文明與民族命運上同呼吸，如在“小冰河期”，大陸兩端的文明在不同程度上會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擾，文明發展曾一度受到中斷的危機，而東亞農業文明是受季風氣候影響較大，農業受自然災害影響極大，獨立的個體自然無法抗衡強大的自然，進而形成以村社為基礎集體生產生活的合作模式，進而產生“水利灌溉建設”的集權式國家；歐洲農業文明受大西洋海風的影響，自然災害較少，獨立個人不需要聯合成為村社集體也可以生產生活，但受北歐海盜的影響，商貿與殖民成了歐洲原住民發展本文明的模式。不論是我們熟知的古希臘羅馬文明圈，還是日后的大航海時代涌現出來的世界性帝國，都可以說是一種充滿殖民主義色彩的傳統文化蘊含于歐洲文明發展史中。即使后來出現了中央集權式的國家，不過是封建社會的末路與近代社會的前夜，總體仍是殖民主義為“意識形態”的商業發展方式。我們與歐洲自詡為文明，總體上不過是以農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為基礎的民族“意識形態”說法，游牧民族的經濟發展模式則為“野蠻”與“落后”，在仔細分析后，我們可以在文明發展的基礎上看到中西的分歧，文明的包容性與對立性是并存的，但是文明的特殊性讓包容性在中國無限擴大，讓對立性在西方無限擴大。而在西方步入工業時代之后，“文明”就是指以工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國家，而以農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國家卻成了“野蠻”和“落后”。中國便從一個文明古國變成了“野蠻”國度，“文明”一詞在大部分的西方人眼中就不再是中國的修飾詞了，除了部分漢學家還勉強認為中國曾經是文明國家，但他們也認為前近代化的中國不是文明國家，這種觀念伴隨著西方列強的武力入侵和經濟侵略，在中國社會蔓延開來。這個古老帝國的傳統意識形態——儒家學說，如同這個帝國一樣，變得腐朽不堪固步自封。在清政府中央內部，傳統的黨爭仍在繼續，自詡為“清流”的帝國官僚仍然引用陳舊觀念和古典文集中的言論來抵抗西方思想，而這種反對聲音給中國社會的近代化產生了一定的負面效果，但對西方思想的從一種一無所知到一種初步了解并且產生一定反應，說明中國人開始“開眼看世界”，盡管這個視野并不如后人所想的那么全面多樣；而“清流”所反對的正是被后人稱為“洋務派”，他們是以地方鄉勇團練來平定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運動所興起的地方漢族官僚集團，在清廷中央內部也有其支持者，而帝國實際的當權者仍局限于傳統的統治思想——群臣于黨爭中而弱，不敢自決，故臣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