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回本《水滸傳》的文本構(gòu)成與意義詮釋對古典小說作出詮釋，是實現(xiàn)意義的重要途徑。小說文本構(gòu)成對意義的釋有著客觀規(guī)定性，對小說的文構(gòu)成進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百回本《水滸傳》的文本受到已有事的限定，這些故事本身具時代的特定意義。在最終由某位文寫定時，其對故事的擇、補充和完善又進而定了文本的意義。因此，在對回本《水滸傳》的意義作出詮時，必須注意兩點：一、文本體與部分之間的內(nèi)在系，即文本構(gòu)成的整體性；二、文構(gòu)成對其意義的客觀規(guī)定性。只考慮到文本構(gòu)成與意義之間內(nèi)在關聯(lián)，才能對其意義作出合乎際的詮釋。一、問題提出按照詮釋學理論，文本意義的實有賴于理解和詮釋，詮釋是文學品的存在方式。如同伽默爾所說：“誰通過閱讀把個本文表達出來(即使在讀時并非都發(fā)出聲音；他就把該本文所具有意義指向置于他自己開辟意義宇宙之中。”[1](P649)這種觀點雖有定的道理，但也有其片面之處。文作品既是讀者閱讀的對象，同時對閱讀、詮釋有著客觀定性。《水滸傳》作為一部優(yōu)的古代文學作品，有十分廣闊的詮釋空間，是，這種詮釋空間又不是無限和不確定的。以往研究者對《水傳》的詮釋可謂眾說紛，莫衷一是，甚至相互辯難，歧見出。在讀者與文本的互動中其意義被不斷發(fā)現(xiàn)、不斷豐富不斷擴大、不斷更新，充分現(xiàn)了詮釋的多樣性、歷史性和時代。然而對詮釋的客觀規(guī)定性卻重不夠，因而導致了對其意義詮的主觀隨意性，似乎《滸傳》可以根據(jù)主觀理和時代政治的需要而任意解讀以至于違反了作品文本身的客觀規(guī)定性，造成了對《水傳》的誤讀和曲解文學品的客觀規(guī)定性包含著眾多因，文本構(gòu)成則是眾多因素之一。水滸傳》的成書過程較復雜，在文本最終被寫定前，已經(jīng)有史書、野史筆記、話本、戲曲及傳對其故事作了種種不的描述。因此不少學者認為，《水傳》的文本是由民創(chuàng)作與文人加工共同完的，或主張集體創(chuàng)作說，持文人寫定說。早在20紀上半葉，魯迅、適、李玄伯、俞平等學者都對此作過深入研，魯迅先生就小說中的征遼情指出：然破遼事慮亦非始作于明，宋外敵憑陵，國政弛廢，轉(zhuǎn)思澤，蓋亦人情，故或造野語以慰，復多異說，不能合符，于后之小說，既以取舍不同分歧，所取者又以話本非一而異，田虎王慶在百回本與百十回本名同而文迥別，迨亦由此已。[2]這段話有三層意思：其一，關梁山好漢的故事在社上流傳甚廣；其二，《水滸》的文本因?qū)懚ㄕ呷∩岬牟煌制纾黄淙谋镜某芍苯記Q定著文本的義。胡適先生據(jù)他當時所掌握的資料認為最早的本子大概是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臘的本子既無遼國，也無王慶田虎，這個子可叫做'X'本......也就是羅貫中的原本”。這一認識源于有關宋江的早期記載，如《大宣和遺事》等。胡又說，后來有人“硬入田虎王慶兩大段，便成了一更長的本子這本子可叫做‘Y'本”。“后來又一種本子出來，沒有王慶虎兩大段，卻插入了征遼國一大段。這個本子可叫做'Z'。”[3]這就是說，《水傳》文本因?qū)懚ㄕ呷∩嵩鰟h的同而出現(xiàn)了種種不同的版本。胡先生進而認為，明嘉靖間武定侯郭勛家中傳出的本是假托郭勛之名，此本“雖根據(jù)‘X'‘Y'等本子但其中創(chuàng)作的成分必很多。這位改作者（施耐庵或道昆）起手確想用全副精力做部偉大的小說，很想放手做，不受舊材料的拘束，故起首的四回，（從王進寫到大鬧江州）真是妙的文字。……但作者了四十回以后，氣力漸漸不佳了漸漸地回到舊材料里去草草地把他一百零八人都擠進，草草地招安他們，草地送他們?nèi)フ鞣脚D。這些部分都遠如前四十回的精采了。七十以下更潦草的厲害，把元曲里許多稚的《水滸》故事，如李逵坐衙，李逵負荊，燕射雁等等，都穿插進去。拼來去，還湊不滿一百回。王慶虎兩段既全刪了，只好把‘Z'本中篇幅較短的征遼國段故事加進去。”[3]胡適認為盡管百回本《水滸傳》的前四十、中間三十回和后三十回存著藝術上的明顯差異，卻完成于一位寫定者之手。造成這現(xiàn)象的主要原因，胡適認為寫定者“漸漸地回到舊材料去”。這就是說，由于部分情節(jié)源已有故事，因此造成了全文本構(gòu)成的不平衡至于寫定者為何要“草草地招安他”，為何要“草草地送他們?nèi)フ鞣健保瑸楹我淹鯌c田虎兩刪掉，又為何要把征遼故事進去，胡適先生沒有進一步的分析。這一觀點被后來許學者所認可，同時也認識到了文構(gòu)成的差異所造成的部分意義的不同。但也有不同見解現(xiàn)，如侯會先生推測：“《水滸》最精采的前半部大致為前四五十回）當由一位才橫溢又憤世嫉俗的層文人獨立創(chuàng)寫；小說不同凡響的想藝術成就，也是由這前半書奠定的。至于小說后半部續(xù)寫整理，則很可能如某學者所說，是由郭勛門客之流筆完成，時間當在嘉靖初年，要遲天才作家的早期創(chuàng)寫。”[4]這是說，文本完成于同編寫者之手。要之，《滸傳》的文本整體與部分之、部分與部分之間存在著明的差異，從而導致文本構(gòu)成的復化并影響著對文本意義詮釋，只有對《水滸傳的文本構(gòu)成有一個正確的識和把握，才能夠?qū)ζ湟饬x作出合實際的詮釋。實際上，無論百回本《水滸》是出于一位寫定者之，還是出于眾人之手，為了托自己的理想情懷，后的寫定者對原有的記載、故事作了必要的取舍、改。將百回本《水滸傳與此前正史、野史筆記、話本、戲曲的有關記載進行比較，明《水滸傳》對原故事作了怎樣的取舍和加改造；原有故事在寫進全書后發(fā)了什么變化，寫定為何要作這種加工改造，這些取和修改如何影響著小說文本構(gòu)成等等，對于理解把握小的文本意義具有重要作用。金嘆在《水滸傳》第一回回前評中慨嘆道：“吾特悲讀者之神不生，將作者之意盡沒，不知心苦，實良工。”[5]或許有些究者不同意這種觀點，為小說寫定者的意圖能限定小說文本的意義。但不可認的是，小說寫定者良苦用心直接決定著文本的構(gòu)成，而應成為對作品詮釋時的重要據(jù)。二、關于前十三回侯會先生過對《水滸傳》人出場詩的考察，得出一個很有啟性的看法：“前十三回嚴格地講是十二回半的內(nèi)容，是由另外的作者補寫的十二回以后的部分，才是水滸》的原始面貌。試將十三回刪掉，我們會發(fā)，擺在人們面前的是一部完整的《水滸傳》。[6]這一問題，聶紺弩先生也提出：“最早的《水滸》本子，當有宋江、晁蓋等人的故事，很可能是從時文彬升廳開始的。以前的那人物：林沖、魯智、史進，甚至楊志在內(nèi)都和晁蓋、宋江他們有關系。……所以以前差不多十三回，都可能是后加。”［7］只要把大宋宣和遺事》與百回本水滸傳》稍作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這一說法有一定道。《大宋宣和遺事》元集”開頭即寫楊志賣刀，下來便是智取生辰綱，晁蓋、宋早早便已出場［8］。回本《水滸傳》卻在前加上了王進、史進、魯智深、沖等人的故事，從使文本顯得十分獨特。樣一種文本構(gòu)成，實際對全部文本的意義都著重要影響，值得認真敲。《水滸傳》前七十回主要寫眾好漢上梁山的過程，在此之前，卻先寫了一為躲避高俅迫害而私走安府的禁軍教頭王進。對此胡適先生作出了如下解釋：郭本改作者卻看中了王慶被高俅陷害一小段，所以把這一段提出來，王慶改作了王進，柳世雄改作了世權，把稱王割據(jù)的王改作了一個神龍見首不尾的孝子，把一段無識的故事改作了一段最悲動人又最深刻的《水》開篇。”［3］王進的故事是否確胡適所說，是由王慶改編而來姑且不論。但胡適從文的構(gòu)成入手，意識到了這種開篇“悲哀動人又最深刻”，卻很有道理至于其深刻表現(xiàn)在何處，值得們深思。王進與后來同遭到高俅迫害的林沖不同，他沒有奔梁山，而是“私走延安”。因此，王進的故事不在于示“官逼民反”、“自上作”的旨意，因為他沒“反”，也沒“亂”。王進之以要去延安府，小說交代得很白：一、“那里是用人去，足可安身立命”；二、“那是鎮(zhèn)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安身立命”。王進三番次強調(diào)去延安府的理由，就要鎮(zhèn)守邊庭，這與后來梁山好漢受招安、“奉詔破大遼”用意一。可見小說的寫定者在小說的篇就為全書的意義定下了個基調(diào)，這一基調(diào)不是“贊美民革命”，也不是鼓吹“官逼民反、“亂自上作”，而是開當?shù)赖募樨ふ壹旱挠梦渲兀瑸閲伊ΑＭ踹M故事結(jié)束后，接來是史進的故事。龔開《宋江三十贊》“九文龍史進”贊語為：“龍數(shù)肖九，汝有九文。從東皇，駕五色云？”[8]胡認為其中含有“希望草澤英出來重扶宋室的意思”[3]。《大宋宣遺事》中也有九紋龍史進名。值得注意的是，《水滸》中的史進開始時專與盜為敵。他指斥陳達說：汝等殺人放火，打家舍，犯著彌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陳達回答：“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史進卻說：“么閑話！”竟將陳達捉了，準備“解官請”。朱武、楊春為解救陳達，雙來到史進莊前，表示愿陳達一起“就英雄手內(nèi)請死”史進尋思道：“他們直恁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反教天下漢們恥笑我不英雄。”又對他們道：“你們既然如此義氣重，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不僅不將三人解官府，反而與三人結(jié)為朋友。當府聞訊前來捉拿陳等人時，史進表明了“是死時，與你們同死，活時活,的決心。四人死仇人和前來拘捕的都頭后，來少華山寨，朱武等要留史進，史進說道：“我今去尋師，也要那里討個出，求半世快樂。”史與師父王進的想法樣，也要在邊庭上“個出身”。金圣嘆對此評道：“可英雄初念，亦止要討個出身，求半快樂耳。必欲驅(qū)之盡入水泊是誰之過歟？此句是一百人初心。”由此可見，史進與王一樣，也不愿落草為，也想去邊庭立功，同在王進故事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對“義氣”的推重。高俅逼走進后，又將林沖逼上了梁山，用意或如金圣嘆所說，為了表明“亂自上作”。但有的是，在高俅設計迫害林沖之，小說講述的卻是魯深的故事，從而使小說的文結(jié)構(gòu)與“亂自上作”之間再次生疏離效應。按照小說的情節(jié)進展并非沒有魯智深出場便引出林沖的故事，這就不能不引起們的思考：在魯智深的故事中，說寫定者又寄予了怎樣的意呢？在宋元梁山好漢的有資料中，魯智深是個比較活躍的人物。南宋燁《醉翁談錄》記載的代話本小說名目中就有《花和》［8］龔開《宋江三十六贊》中“和尚魯智深”的贊語是：有飛飛兒，出家尤好。爾同袍，佛也被惱”。《大宣和遺事》三十六將領中也有“花和”魯智深，當其他三十三人都已齊時，魯智深和張橫、呼延綽未加入進來。然后說“那時有僧魯智深反叛，亦來投宋江‘。現(xiàn)存二十二種元劇劇目中雖然沒有以魯智深為角的戲，但在康進的《李逵負荊》中，魯智深被歹冒名頂替，并與宋江起下山對質(zhì)。元明間雜劇無名所撰《魯智深喜賞黃花》（存）《魯智深大鬧消災寺》佚）都以魯智深為主角，前者劇保存在《孤本元明劇》中，寫魯智深投宿黃花峪巖寺，正值梁山好漢追拿的歹人衙內(nèi)躲避在此，魯智深將其獲，帶往梁山處死。另一《梁山五虎大劫牢》中魯智深是要角色，第三折他的上詩曰：“敢戰(zhàn)官軍氣粗，經(jīng)文佛法半星無。袈影里真男子，削發(fā)叢中丈夫”［9］。在上述故事中，魯智深“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特點還不是么明顯，然而在《水滸傳》中，魯深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便是急人所難無拘無束。為救助素相識的金老父女，他三拳打了鎮(zhèn)關西，又大鬧了五山。為救助林沖而不得罪高俅，最后無處安身，好去二龍山落草。因此魯智的落草便與林沖有所不同，他的落實在有些'好漢做事漢當”的味道，是湖義氣促使他最終走上梁山。也就是說，通過智深的故事，小說肯定美的是他那“禪杖打開危險路，戒殺盡不平人”的英豪氣。一部大書，以王進、史和魯智深三人的故事開，強調(diào)的是到邊庭立功即'忠朝廷”和對義氣的推崇。顯然，傳倫理道德觀念中的'忠義”，成為回本《水滸傳》前數(shù)回要表現(xiàn)的主內(nèi)容。在現(xiàn)存梁山漢的各種資料中，尚發(fā)現(xiàn)林沖獨自一人被逼上梁山故事。龔開《宋江三十贊》中沒有林沖的名字，《大宣和遺事》中林沖是十二指使之，與楊志等結(jié)義為兄弟，后一起去行山落草為寇。在宋江得到的九天女娘娘的天書中，有了林沖姓名及綽號。在現(xiàn)存二十余種元雜的劇本或劇目中，均未見關于沖的劇目。只是在元明間名氏《梁山七虎鬧銅臺中林沖作為配角出現(xiàn)，并有一首上詩：“從在東京為教首，來山內(nèi)度時光。銀甲金盔光閃爍青驄戰(zhàn)馬紫絲韁”[9]。林的身份是“東京教首”，小說中林沖的身份極為相似。但他該劇中的作用卻微乎其微，其位并不多么重要。然而在小《水滸傳》中，林沖卻成為舉足重的人物，小說寫定者將其故事置全書前面，當然有其深用意。學界的普遍觀點是，林沖是高俅逼上梁山，因此現(xiàn)了“官逼民反”、“亂自上作”用意和題旨。但認真分析，林初上梁山并未受到應有歡迎，反而受到氣量狹的山寨頭領王倫的刁難。小說寫定安排給他一個重要務，即火并王倫。在除掉王之后，吳用要扶林沖為山寨之主林沖大叫道：“我日只為眾豪杰義氣為重上頭，火并這不仁之賊，實無心要謀此位。今吳兄卻讓此第一位與林沖坐，豈不天下英雄恥笑！……今有晁兄，義疏財，智勇足備，方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我今以義氣為重，立他為山寨主，好嗎？”十一頭領排好座次后，晁蓋命大伙“竭同心，共聚大義”。“此梁山泊十一位頭領聚，真乃是交情渾似股肱義氣如同骨肉。”因此小說定者編撰林沖故事的用意，一感嘆英雄處處被人欺侮、乃于無立足之地的不幸悲哀，揭露嫉賢忌能的社現(xiàn)實；二是通過林沖火王倫，體現(xiàn)梁山英雄義氣。三、“智取生辰綱”與蓋“智生辰綱”是《水滸傳》的大關，這一故事在《大宋宣和遺事中也是比較重要的內(nèi)容，將兩者作比較，可以看出小寫定者的用意。《大宋宣和遺事》，“北京留守梁師寶，十萬貫金珠、珍寶、奇段物，差縣尉馬安國一行人，擔至京師，趕六月初一為蔡太師上壽”。說中則首先交代梁中書乃蔡之婿，為感謝蔡京的提攜力，準備將十萬貫錢金銀珠寶送給蔡京祝，這就把祝壽與朝廷奸佞勾結(jié)聯(lián)系了起來。大宋宣和遺事》對蓋等八人的來歷未作任何代，他們劫取生辰綱是為了劫財。被官府發(fā)現(xiàn)后他們認為“劫了蔡太師生日物，不是尋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約楊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結(jié)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泊去落草為寇”，使用的中性話語。小說則不然智取生辰綱成為一曲江湖義氣贊歌。先寫晁蓋“祖是本本鄉(xiāng)富戶，平生仗義疏財專愛結(jié)識天下好漢，但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便在莊上住；若要去時，又將銀赍助他起身”，可見晁蓋一位聲名遠揚的義士，并非重之人。再寫晁蓋認義東溪村，救下唐。其中出現(xiàn)的兩個都頭朱仝雷橫，皆以“仗義”聞名。劉認為生辰綱乃“不義之財，之何礙。便可商議個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為罪”。突出了劫取生綱乃正義之舉，因此金嘆連連贊曰：“可見是義旗。第十五回“學究說三阮撞籌”最能見出智取生綱的義氣。阮氏弟先是說梁山“幾個賊男女聚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擄來往客人”，因此“絕了我的衣飯”。繼而又羨慕他們“不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分金銀，異樣穿綢錦成甕吃酒，大塊吃，如何不快活！我們兄三個，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他們！”當吳用說明意后，他們又說：“這腔血，只要賣于識貨的！然后公孫勝前來應'星聚義”。可見智取生辰是出于對生活現(xiàn)狀的不滿是出于對當政者榨取民脂膏的義憤。他們顯然不是被逼上山，而是主動出擊。正如李所評：“晁蓋、劉、吳用，都是偷賊底。若不是蔡那個老賊，緣何引得這班小賊出？”著重強調(diào)的是他們的“義氣。此相關的是晁蓋在山上的地位和作用，侯會生指出：在《水滸傳》的眾多謎團，晁蓋之謎最不易解。他出場，小說作者便介紹他“人軒昂，語言灑落”第十五回），分明是一派領風度，很像要率領眾人大一場的樣子。可是他后來的表卻令人失望，不過是結(jié)交了七條好漢，劫了一宗財貨。后又火併王倫，殺了一雖說胸襟不寬、卻也是綠朋友的白衣秀士王倫。至于與官軍土豪等惡勢力的直接抗，晁天王卻總顯得力不從。……奇怪的是，對這位具一般、功勞有限的任寨主，宋江等人卻奉若神明……這個原型人物，應即洞庭軍開山領袖鐘相。[6]實際上，晁蓋名雖不見于史乘、筆記但在龔開《宋江三十六》和《大宋宣和遺事》中，卻是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宋江三十六贊》中宋江位列三十六人之首，晁蓋列倒數(shù)第三，綽號“鐵天王”。大宋宣和遺事》中，宋得到了九天玄女的天書，三十六人沒有宋江，吳加亮在首位，晁蓋位最后。宋江到梁山時，蓋已死，眾人共推宋江做了首領吳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蓋臨終時分道于我：‘政和年間朝東岳燒香，得夢，見寨上會中合得三十六。若果應數(shù)，須是助行忠，衛(wèi)護國家。'”此可見，在百回本小說水滸傳》成書之前，關晁蓋的故事已經(jīng)廣為流傳，回本《水滸傳》的寫定者既采了已有的故事，又做了兩點常明顯的改動。其一，吳加亮的介紹可以得，晁蓋為梁山確定的方針是“行忠義，衛(wèi)護國家”，是義并行。但小說寫定者卻再三突出的“義”，卻不提他“忠”。小說在晁蓋出場時便為定下了基調(diào)：一是“仗義疏”，二是“最愛刺槍使”。而宋江除了“仗義疏財”、愛習槍棒”外，又了“孝敬”一條。最為明顯的晁蓋主持的梁山議事處“聚義廳”，而宋坐了第一把交椅后的第一件事是將“聚義廳”改成了忠義堂”。因，李贄在第六十回回后評中說改聚義廳為忠義堂，是梁泊第一關節(jié)，不可草草看”。其二，小說盡量寫出晁蓋的許多弱點與不足，烘托宋江的智慧與肚量。在大宋宣和遺事》中，是晁蓋動邀了楊志等人去山落草為寇。但小說中卻寫蓋在生辰綱事發(fā)后茫然不知所措，一切皆聽命吳用。第四十七回，楊雄、石火燒祝家莊后來投奔梁，晁蓋聽說事因時遷偷雞而起，不勃然大怒，喝命將兩人斬首。其理是“這廝兩個，把梁山漢的名目去偷雞吃，因此連累我受辱”。宋江則趕忙出面相。通過一系列描寫，“晁蓋雖未死于史文恭之箭，已死于廳上廳下眾人之心一日也”。[4]可見小說所做的這兩點動，其用意是以晁蓋單一粗豪的“”來烘托宋江更為全面細心的忠、孝、義”。四、關于宋江其結(jié)局宋江不是《水滸傳》中梁山好漢的領，而且也是性格最為復雜人物。將百回本《水滸傳》中的江與各種正史、野史、筆記、話本戲曲等資料中的宋江作一比較，可現(xiàn)一些有趣的變化，從這些變化能看出小說寫定者的意。關于宋江落草為寇的起，《大宋宣和遺事》講述得比簡略：晁蓋因劫取生辰綱被官府捉，宋江星夜報知晁蓋。為答謝江相救恩義，晁蓋讓劉唐把對金釵酬謝宋江。宋將金釵“與那娼妓閻婆惜收；爭奈機事不密，被閻婆惜知來歷”。后來宋江見故人閻婆惜又與吳偉打暖，更不著。宋江一見了吳偉兩個，正在倚，便一條忿氣，怒發(fā)沖冠，起一柄刀，把閻婆惜、吳偉兩殺了”，并在墻上寫了四句詩，白說道：“要捉兇身，梁山濼上尋。”官府前去捉拿江，宋江在九天玄女廟中過，得到天書，上三十六將的姓名。于是，宋江帶領仝等九人直奔梁山，這時晁已死，眾人推讓宋江做首領。元雜劇《黑旋風雙獻功》的宋江說：“因帶酒殺閻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牢城。因打此梁山經(jīng)，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蓋某有難，領嘍啰下山，將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讓我坐第二交椅。”可見在小說成書之前，宋上梁山的過程實在是非常單。但在《水滸傳》中宋江上梁山的道路卻比任人都更加艱難。先，當他聽到晁蓋劫取生辰綱時，便認為是％犯了彌天罪”，認為上梁山“于法度卻饒不得”，對晁蓋人“落草為寇”，他既驚又懼怕。其次，他殺死閻婆惜，是情殺，而是因為閻婆惜口聲聲要到公廳上相見，他害怕犯下叛朝廷的罪名。再次，江寧愿擔驚受怕，也絕落草為寇。“大鬧清風寨”后宋江已無路可走了，這才與眾好漢起投奔梁山。但接到父親病的消息后，他撇下眾兄，要回家奔喪。官府捕獲，朿U配江州牢城，路梁山泊，晁蓋等人勸他留下，他：“哥哥，你這話休題！等不是抬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小可不爭隨順了哥哥，便是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最后，“潯陽樓反詩”，被判了死刑，梁山好漢法場將他救出，這才被逼上梁山。《水滸傳》所的這番改動，顯然要突出宋江的忠孝。小說對宋結(jié)局的安排，更可出小說寫定者的用意。南宋王偁《東都事略》是較早記述關宋江事跡的一部野史，后來脫等修撰《宋史》時基本采用了這記述。《東都事略》十一《徽宗本紀》稱，（宣和三）夏四月庚寅，童貫以其將辛興宗方臘戰(zhàn)于青溪，擒之。五丙申，宋江就擒。”卷百零三《侯蒙傳》：“宋江寇江東，蒙上書陳制賊曰：‘宋江以三十六，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shù)萬無敢抗者，其材必過人。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足以平東南之亂。'”卷一零八《張叔夜傳》：“叔夜募死士千人，十數(shù)里，大張旗幟，誘之戰(zhàn)。密伏壯士匿海旁，約候兵，即焚其舟。舟既焚賊大恐，無復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8]以上三條或云宋就擒，或云宋江投降。但所謂降討方臘，只不過侯蒙的建議，是否實現(xiàn)，不得而知據(jù)方勺《泊宅編》卷記載，平定方臘之亂的是“童貫、德軍節(jié)度使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8]。南宋范圭《宋故武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墓志銘》“宣和初年，王師伐，公有斬獲績……方臘之叛，用第將從軍……公遂兼率三兵。奮然先登，士皆用。臘賊就擒，遷武節(jié)大夫。班師過門，奉御筆：‘捕草寇宋江'不月，繼獲，遷武功大夫。⑻根據(jù)這一記，宋江是在方臘被平后，才被朝廷捕獲，本不可能參與平方臘之役。在有些書中，又確切記載了宋江曾參與平方臘之役。如埴《十朝綱要》卷十稱：“宣和元年十月，詔招撫山東盜宋江。......（宣三年二月），知州張叔夜招撫之江出降。……（三六月），辛丑，辛興宗與宋江破（指方臘）上苑洞”[10]徐夢莘《三朝盟會編》卷五十二引《中興氏奸邪錄》稱：“宣和年，以貫（指童貫）為江浙宣使，領劉延慶、劉光、辛企宗、宋江等二十余萬往討之。”[10]楊良《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云：“三年宣和）四月，戊子。初，童貫與稟、劉鎮(zhèn)兩路預約于睦、歙間，分兵四圍，包幫洞于中，同日進師。…王渙統(tǒng)領馬公直并裨將趙許、江既次洞后。”[10]元無名氏所輯《大宣和遺事》稱：“朝廷無奈何，只得出榜招諭宋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夜，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誘宋江和那三十六歸順宋朝，各受武大夫誥敕，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平方臘有功，封節(jié)使。”除了野、正史的記載之外，民也流傳著關于宋江及十六人的故事。南龔開曾說：“宋江見于街談巷語，不足采。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畫贊……于是即三十人，人為一贊，而箴體在焉蓋其本撥矣，將使歸于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之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為，雖得自齒，然其識性超卓，有過人。立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托之記載也。古稱柳盜跖為賊之圣，以其守一至于處，能出類而拔萃。江者，其殆庶幾乎。”龔肯定了宋江的“義勇”、“號而不僭侈”、“守一至于極處”在“呼保義宋江”的贊語又說：“不假稱王，而呼保。豈若狂卓，專犯忌諱”。在其他物的贊語中，也多次提“義勇”，如“大刀關”：“大刀關勝，云長孫？云長義勇，汝其后”。再如“賽關索楊”：“關索之雄，超之亦賢。能持勇，自命何全？”見當時人們對宋江及三十六人的主評價是其“義氣”這也正是小說中梁山好漢的突特征。不同的載同時存在，關鍵在于百回本《滸傳》的寫定者作何擇。顯然這位寫定者沒有擇宋江被擒或投降等記載而是選擇了宋江受安、平方臘，并在此基上作了重要改動；首先，宋不是被動接受招安，也不是在投無路的情況下接受招安；而在節(jié)節(jié)勝利、大敗官軍的情下主動爭取朝廷招安；其次，宋接受招安后，成為朝廷的一支重要事力量，是征遼、平方的主力軍；再次，宋江屢立功，結(jié)果反被朝廷佞毒害而死。這些動尤其是最終的悲劇結(jié)局寄托著小說寫定者的深刻用。寫定者的特定立是通過文本的特定結(jié)構(gòu)安排表出來的，不顧及這一點很難對《水滸傳》作出合理的釋。被朝廷視為盜賊的梁山好漢，宋江的帶領下，打出了“替天行，護國安民”的旗號，一要歸順朝廷，為國效。在征遼、平方臘的大戰(zhàn)役中，實現(xiàn)了“護安民”的心愿。結(jié)不但沒有得到應有封賞，反而慘遭毒害。這種文本構(gòu)不僅從客觀上否定了接受招安，也僅表現(xiàn)了忠奸之爭，而且從本上揭示了社會現(xiàn)實的殘酷。這種示體現(xiàn)了《水滸傳》寫者對社會現(xiàn)實的清醒認識，具有越時空的普遍意義。五關于受招安與“征四寇回本《水滸傳》第七十二回至八十二回寫聚義后的梁山好接受招安的過程，除七十本外，這一內(nèi)容在各本《水滸傳中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元雜《黑旋風負荊》、《黑旋風喬案》被改寫為第七十三回“梁泊雙獻頭”、第七十四回“李逵壽張喬坐衙。按照水滸傳》的結(jié)構(gòu)方式，李逵的人事跡本應安排在排座次之前，小寫定者對有關李逵的元雜劇十分感趣，但又無法安排在半部分，只好將能夠現(xiàn)李逵忠義的有關容插寫于此。接下來“兩贏童”、“三敗高俅”寫梁山事業(yè)蒸蒸上，勢不可擋。但是在節(jié)節(jié)勝利的情況下，梁山漢全伙接受了招安。這樣種文本構(gòu)成是以往任何有水滸故事所沒有的，因而也可看出小說寫定者的意圖。無論宋人的野史、筆記，還是元人修正史，無論是民間傳聞還是元雜劇，宋江一伙或是被擒，是投降，或是無奈接受招安，但都有在大勝官軍的前提主動爭取招安。再看一下緊接著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詔破遼，陳橋驛滴淚斬小”，小說寫定者的意圖非常確，即肯定梁山好漢接受招安為了“護國安民”，以梁山好的委曲求全來反襯朝廷奸佞的憎可恨，從而突出了忠奸之爭。百回本《水傳》沒有征田虎、王慶的故事，明天都外臣（汪昆）在《水滸傳序》說：“故老傳聞：武初，越人羅氏，詼詭智，為此書，共一百回，以妖異之語引于其首，以之艷。嘉靖時，郭武重刻其書，削去致語，存本傳。余猶及見《燈花婆婆數(shù)種，極其蒜酪。余皆散佚既已可恨。自此版者漸多，為村學究所損益。蓋損科諢形容之妙，而益以西、河北二事。赭豹之文，畫蛇之足，豈非此書之厄乎！”[8]按天都外臣的說法，田虎王慶事乃村學究”所加。但明無涯在《忠義水滸全書發(fā)凡中卻說：“古本有羅致語，相傳《燈花婆》等事，既不可復見；乃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損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舊本，移置閻婆事，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遼國，猶是小家照應之。不知大手筆者，正不爾爾如本內(nèi)王進開章而不復繳，此所以異于諸小說，而為小之圣也歟！”[8]按袁無涯的說法，田虎、慶事則原來就有，征遼事而是后來所增加。要之，百回本水滸傳》去田虎、王慶而存征、平方臘，其用意值得研究胡適先生研究《水滸傳有一個十分明顯的思路，即把梁山事的變化與時代特點相結(jié)合早在20世紀20年，他就指出：元朝的梁山泊強盜漸漸變成“仁義”的英雄。元初龔圣與序作贊的意思，有“使一歸于正，義勇不相戾，此詩忠厚之心也'的話，那不是希望的話。他稱贊宋江等，只能他們“名號既不僭侈，名儼然，猶循故轍；”這是說他們老實實的做“強盜，不敢稱王稱帝。龔與又說宋江等“與之盜名而辭，躬履盜跡而不諱”。到了后，梁山泊漸漸變成了“替天行道救民”的忠義堂了！這一化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的招牌送給梁山泊這是《水滸》故事大變化，既可表示元民間的心理，又暗中規(guī)定后來《水滸傳》的性質(zhì)。[3]他又說：“元人借這故事發(fā)